東方有一個說不盡的陶淵明

編者按作者：范子燁《光明日報》（ 2017年10月30日13版）維克多·雨果說：「誰要是名叫詩人，同時也就必然是歷史家和哲學家……任何詩人在他們身上都有一個反映鏡，這就是觀察，還有一個蓄存器，這便是熱情；由此便從他們的腦海里產生那些巨大的發光的身影，這些身影將永恆地照徹黑暗的人類長城。」陶淵明是集詩人、歷史家和哲學家於一身的文化巨人。他的每一首詩都閃耀著璀璨的心靈之光，流溢著天才的靈智之波；他的每一首詩都是千錘百鍊、百鍊千錘的藝術結晶；他的每一首詩都有特定的藝術任務——傳達崇高的觀念，抒寫神聖的情感。偉大藝術家的慘淡經營與偉大詩人的曠世奇才，使陶淵明創造了永恆的不朽的輝煌。如果說西方有一個「說不盡的莎士比亞」（歌德語）的話，那麼，東方則有一個說不盡的陶淵明。陶淵明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巨大的闡釋空間。為此，本期推出了三位學者的短論。「偉大的詩人從來就不是只屬於一個國家，他的光芒必然輻射到世界各地。」卞東波教授不僅提出了這樣一個饒有趣味的文化與學術命題，而且以簡潔凝練的筆墨展示了陶淵明「走出去」所結出的累累碩果，真是令人愉悅和自豪。李劍鋒教授深入揭示陶淵明其人其詩在中國文學史上逐漸被接受、被經典化的過程，即從不入主流到第一流的複雜歷史過程，這種文學現象值得人們反思。鍾書林教授則重點彰顯陶淵明其人其詩令人永遠涵泳不盡的藝術魅力，特別是古往今來嗜陶者對其人其詩的不同解讀，指出讀陶過程中的「多稜鏡」與「哈哈鏡」現象，即歷代高人雅士都從陶淵明身上看到不同的鏡像，實際是自我鏡像的折射。這三位學者對有關陶淵明的文獻都是非常諳熟的，並且已經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學術業績，因此，其理論思考乃是在長期讀陶研陶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切實體悟，對其文章精義我們應當給予特別關注。（范子燁）「走出去」的陶淵明

元代錢選《歸去來辭圖卷》 資料圖片20世紀以來，西方漢學界對陶淵明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出版了多部陶詩的翻譯著作和研究專著。我們說陶淵明是西方漢學界最關注的中國古典詩人，這絕非誇張、溢美之詞。西方研究陶淵明最早的形式是翻譯陶詩。較早翻譯陶詩的是英國著名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Waley，1889—1966），其所著的《一百七十首中國古詩選譯》（AHundredandSeventyChinesePoems，1918），收入了其翻譯的12首陶詩。美國較早的陶詩譯本是張葆瑚（LilyPao-HuChang）和MarjorieSinclair所譯的《陶潛的詩》（PoemsofT"aoCh"ien，1953），此書以《四部叢刊》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為底本，翻譯了所有的陶詩，這可能是最早的陶詩全譯本。而阿格（WilliamAcker）的譯本《陶徵士：陶潛的60首詩》（T"aotheHermit：SixtyPoemsbyTaoCh"ien［365—427］，1952）最具有詩味，可能因為阿格是詩人，所以其所譯的陶詩在形式上採用了現代詩的形式。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系海陶瑋（J.R.Hightower）教授所譯的《陶潛的詩》（ThePoetryofTaoCh"ien，1970）是西方陶詩譯本中較有影響的一部，此書前有海陶瑋所撰的《導言》，向西方讀者介紹了陶淵明詩的特色以及陶集的版本。該譯本除了譯詩之外，還有不少注釋，對詩中的典故和背景加以解釋，對西方讀者理解陶詩有較大的幫助。戴維斯（A.R.Davis）的譯本《陶淵明：他的詩歌及其意義》（TaoYuan-ming，HisWorksandTheirMeaning，1983）是西方規模最大、也是最有學術性的一個譯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漢學界出版了數部關於陶淵明的研究專著，使得陶淵明成為美國漢學界研究最多的詩人。鄺龑子（CharlesYim-tzeKwong）的《陶淵明與中國詩學傳統：文化身份之追尋》（TaoQianandtheChinesePoeticTradition：TheQuestforCulturalIdentity，1994），主要從魏晉的時代氛圍與陶淵明的詩歌藝術兩個維度，研究了陶淵明與魏晉玄學以及陶詩與六朝文學傳統，特別是與玄言詩之間的關係。哈佛大學東亞系田曉菲教授所著《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TaoYuanmingandManuscriptCulture：TheRecordsofaDustyTable，2005）從手抄本文化的視角，揭示了陶集文本如何因後世讀者的趣味和需要而被重構與改造的情況。羅格斯大學東亞系田菱（WendySwartz）教授的《閱讀陶淵明：陶淵明接受史之範式轉變（427—1900）》（ReadingTaoYuanming：ShiftingParadigmsofHistoricalReception［427—1900］，2008）是西方第一部研究陶淵明接受史的專著。本書不但探索了陶淵明在歷代如何被閱讀，而且努力探討其背後的文化機制，特別是對關注比較少的明清時代的陶淵明接受史做了探究。美國漢學界最新一部陶淵明研究專著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系的羅秉恕（RobertAshmore）教授所著《閱讀之轉輸：陶淵明世界中的文本與理解》（TheTransportofReading：TextandUnderstandingintheWorldofTaoQian［365—427］，2010）。本書認為陶淵明是六朝最有「讀者性」的詩人，故從六朝的閱讀傳統，來探討陶淵明的閱讀與其思想以及詩歌的關係。除了這些專著外，西方漢學界還有大量研究陶淵明的博士論文和期刊論文。如耶魯大學東亞系林葆玲（PaulineLin）教授的博士論文《獨立的空間與新的自我》（ASeparateSpace，ANewSelf，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論文，1999）。她在《哈佛亞洲學報》2009年第1期發表的《重審應璩與陶潛之間的詩學聯繫》（RediscoveringYingQuandHisPoeticRelationshiptoTaoQian，見筆者中譯本，載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編《古典文獻研究》第16輯）一文，進一步證實了鍾嶸《詩品》關於陶淵明詩風出自應璩的論斷。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東亞系的倪肅珊（SusanE.Nelson）教授則從藝術史的角度來切入陶淵明的文學世界，如其所撰《覺今是而昨非：繪畫中表現的陶淵明的歸隱》（WhatIDoTodayIsRight：PicturingTaoYuanming"sReturn，JournalofSong-YuanStudies28，1998）、《悠然見南山：陶淵明、廬山與隱逸的圖景》（CatchingSightofSouthMountain：TaoYuanming，MountLu，andtheIconographies ofEscape，ArchivesofAsianArt52，2000—2001）、《重訪東籬：陶潛之菊》（RevisitingtheEasternFence：TaoQian"sChrysanthemums，TheArtBulletin，Vol.83，No.3，2001）、《虎溪之橋：陶淵明與中國藝術中的儒釋道》（TheBridgeatTigerBrook：TaoQianandtheThreeTeachingsinChineseArt，MonumentaSerica50，2002）等論文。她的研究拓寬了陶淵明研究的空間，將陶淵明研究引向了文學與藝術交融的領域。近年來，我國政府明確提出實施中國文化「走出去」計劃。從西方漢學界近百年的陶淵明研究來看，陶淵明不但早已「走出去」，而且成了西方漢學界重要的研究對象。中國學術要在21世紀世界範圍內的中國學領域發出更多的聲音，必須加強與海外漢學界的對話，充分借鑒海外漢學界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新成果。（作者：卞東波，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陶淵明的另一面

《畫淵明歸去來辭》（局部） 資料圖片魯迅先生說陶淵明飄逸得很久了，又說他並非整日整夜飄飄然，有「悠然見南山」的一面，也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倘若有取捨，便非全人。陶淵明宛如一汪深泓的碧波，讓人無法領略它的深邃，驟然間的一陣微風波瀾，也只能掠起它的冰山一角。陶淵明給人的印象是深邃、神秘。他的辭官歸隱、他的飲酒乞食，其人、其詩，都耐人咀嚼而又永遠咀嚼不透。蘇東坡青壯年時期不喜歡陶淵明詩歌，老年尤其是在被貶謫海南島的漫長歲月中，卻日益酷愛陶詩。晚年的蘇東坡，陶詩幾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食糧。他每天讀陶詩，還給自己規定，每天只能讀一首，害怕讀完再無可讀了。他將每一首陶詩都唱和一遍，留下了和陶詩109首之多。蘇東坡說陶詩「外枯而中膏」「質而實綺，癯而實腴」。這份神奇經歷，幾乎成了所有嗜陶者的共同體會。陶淵明的詩文，語言表面平淡樸實、淺顯直白、質樸無華，有時甚至感覺味同嚼蠟，但是當你細細品味、慢慢咀嚼時，卻分明有洌洌甘泉、縷縷清香、絲絲愜意。在東晉時代，陶淵明人微言輕。雖然他的祖輩陶侃軍功蓋世，但在講究門第出身的時代，在世家大族的眼裡，仍不過是「奚狗」而已。幾世幾輩後的陶淵明，就更沾不上那份榮耀了。陶淵明的園圃里，六朝人看重他的隱士風度、他的名士風流，唐朝人看重他的酒、他的官。在唐人的視野里，陶淵明是個酒鬼、狂徒兼縣太爺，引來不少著名詩人的青睞與傾心。「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是王維的情愫；「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是李白的仰慕。宋朝人就開始看好他的詩文了。讀點陶詩，似乎成了宋朝有身份文人的標誌。北宋楊萬里品出了平淡，南宋朱熹讀出了豪放。到了明清，陶淵明似乎被裝進了多稜鏡里。寧靜的時代看他，他是個飄逸的田園隱士；國家多災多難的歲月再看他，那簡直就是忠臣烈士了。龔自珍就曾經把陶淵明比作諸葛亮和屈原。他說：「陶潛酷似卧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或許出於其祖乃晉室忠臣的家風，也或許出於「空負頭上巾」的愧疚，陶淵明在他的晚年，始終都堅守著一顆東晉遺民的忠貞之心。他在劉宋王朝生活了八年，但他寫詩文，不願意使用新朝的年號。他拒絕了劉宋新朝廷的幾次徵辟，而朋友們都歡呼雀躍地離他遠去了。他痛感子期已死，伯牙絕弦，在知音不遇的時代孤寂與哀傷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旅程。這或許是明清忠勇之士屢屢提及他的原因吧。歷史已經遠去，我們駐足昔日的彭澤，久久回眸、凝望。陶淵明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思索。陶淵明宛如一面哈哈鏡，千百年來的讀者、評論家，無不在這面鏡子里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身後的那個時代。他們在給陶淵明「拍攝特寫」的時候，似乎無意中也被陶淵明「抓」進去，與他「合了影」。儘管如此，每個時代，各個國度的人們，還都禁不住來讀他。唐代人鄭谷說：「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宋代人蘇東坡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韓國人車柱環說：「環雖不能無愧於淵明之人德，亦竊愛其詩。」日本人一海知義說陶淵明是「一個複雜而難解的詩人形象」，他聲稱要把解讀陶淵明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然而，古往今來，對於陶公及其詩文，誰也沒有真正讀透過。或如朱光潛先生說：「凡是稍涉獵他的作品的人們對他不致毫無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卻也不是易事。」顧隨先生也說：「我不敢說真正了解陶詩本體。讀陶集四十年，仍時時有新發現，自謂如盲人摸象。陶詩之不好讀，即因其人之不好懂。」這樣的言說，更增添了幾分神秘，幾重誘惑。（作者：鍾書林，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從不入主流到第一流

董其昌行草陶淵明詩《飲酒·結廬在人境》 資料圖片陶淵明在世的時候，文名並不顯赫。當時，他有一位忘年交的「小朋友」顏延之，是比陶淵明小十九歲的著名作家。陶淵明去世後，顏延之作了一篇《陶徵士誄並序》，對陶淵明的文學評價只有八個字：「文取指達，賦詩歸來。」陶淵明的詩文平淡質樸，而顏延之則追求藻麗典雅，代表了當時文壇的主流傾向。陶淵明由不入主流的作家最終變為第一流的作家，經歷了一個各種機緣相繼成就的過程。陶淵明在世時就是著名的「尋陽三隱」之一。連新上任的郡太守檀道濟都不能忽視他，拿著糧食和肉親自登門拜訪。可見陶淵明在世時並非默默無聞，而是聲名顯赫的地方賢達。大隱士的聲名大大幫助了陶淵明詩文的傳播，為其獲得被推崇的機遇奠定了良好的人緣基礎。所以南朝宋梁間沈約所撰《宋書》有一篇專門的《陶潛傳》，這是其《隱逸傳》中最長的一篇隱士傳記，奠定了後世讀者把陶淵明看作高尚隱士的基本印象。之後唐修《晉書》《南史》中的陶淵明傳記基本繼承了《宋書》，陶淵明主要作為一個高士、隱士的形象而傳播。這個印象在北朝隋唐時代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如賀襄、王績效仿陶淵明，看重的是他的好酒與放達。唐人雖然同樣喜歡淵明飲酒放達的魏晉風流，但因為積極進取的時代風氣影響，並不理解陶淵明隱逸避世的選擇，所以李白說「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杜甫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這個印象一直到宋代才完全改觀。宋人因心性學說的浸潤，評價古人略形跡而重本質，輕事功而重道德。所以，陶淵明成為聞道忠義之士，經由朱熹、真德秀等理學家拉入符合「大倫大法」的儒家來。又經韓子蒼、湯漢等人的文本闡釋，陶淵明「不事二姓」的忠義思想受到讀者的普遍認同，歷經遼金元明清而沒有根本的改變。陶淵明詩文得以逐漸被人接受和喜愛，與相對理解陶淵明作品的先行者密不可分。宋代以前，這些讀者，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鍾嶸、蕭統和白居易。鍾嶸《詩品》雖將陶詩列於中品，但對陶詩藝術成就的評價極高。這與劉勰等論者對陶淵明的忽視相比已經顯示了超拔俗流的文學史評判眼光。梁代昭明太子蕭統是使陶淵明進入一流作家的里程碑式的關鍵人物。蕭統「望陶以聖賢」，不但在為人上給陶淵明以崇高的讚揚，而且在詩文上給他以前所未有的極高評價。他為陶編集、作序、作傳，並於歷代文人學子必讀必究的《文選》中選錄了陶潛詩文。因此，在陶尚被忽視的時代，蕭統在陶前期的接受、傳播史上寫下了最有價值的一頁，為陶的被接受開通了重要的渠道。尤其是他編訂的《陶淵明集》奠定了後世陶淵明集的堅實基礎，成為後世陶集最原始的學術祖本；蕭統《文選》成為後人接受陶的一個重要而特殊的途徑，這在陶淵明詩名未盛而《文選》廣為人知的唐代尤其如此。可以說，唐代文人士子接觸陶淵明首先得益於《文選》的普及。白居易很喜愛陶詩，他說：「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把陶詩標舉為一種典範，開啟了宋人尊陶的先河。隨著宋詩追求平淡風尚逐漸形成，陶淵明進入一流作家的契機也終於到來了。這要首先歸功於宋詩的先行者梅堯臣和宋詩的里程碑式作家蘇軾。在宋代，首先打開陶淵明接受史新局面的是「變晚唐卑陋之習，啟盛宋和平之音」的梅堯臣。他是第一個大力倡導並深入學習陶詩的宋代詩人，第一次對陶詩的平淡美學價值有清醒的理性認識，並奉之為詩美的極致，從而開啟了陶淵明接受史的新局面，為蘇軾全面而深入地接受、解讀陶淵明奠定了直接基礎。陶淵明接受史在一代文壇宗師蘇軾手裡被推向高潮，陶淵明也最終成為一流作家，且逐漸成為時代的共識。蘇軾在晚年幾乎遍和陶詩一百多首，傾其精力學陶、崇陶，並以陶自許，不僅為世人描繪出一位代表宋人理想人格、任真飄逸的陶淵明形象，而且對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美學價值首次作了明確而深入的理性揭示，把陶詩推到了詩美理想的典範地位和無人能及的詩史巔峰，從而牢固地奠定了陶淵明在中國詩歌史上的獨特地位，開闢了陶淵明接受史的輝煌時代。他甚至說陶詩「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把陶詩推為平淡美的最高典範。作為一代文壇宗師、精神領袖，蘇軾對陶詩的摯愛和闡釋，直接、深深感召和影響了同時代及稍後的文人士子。錢鍾書《談藝錄》指出，「淵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為貴」，「淵明文名，至宋而極」。縱觀接受史，我們不難看出，隨著陶詩價值的凸顯，明清時期幾乎每一個詩歌流派都把陶詩作為創作學習和詩論闡發的典範之一。陶淵明是一位影響力巨大、再生力強盛的優秀作家，一千多年來，已經廣泛滲透到中國文學、文化和藝術等領域，成為融匯到中華民族血液中的生機和活力。（作者：李劍鋒，系山東大學文史學院教授。本文系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現代陶淵明接受史」相關成果）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是傳統的優勢學科、山東省強化建設重點學科，它在漢魏六朝文學、唐宋文學、明清文學、中國文學批評史等主要研究方向上都有國內學界知名的優秀學者，其研究成果在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且薪火相傳，代有傳人。以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為代表的一代學人開創了該學科的第一次輝煌。馮沅君先生培養的袁世碩、郭延禮先生，陸侃如先生培養的龔克昌、張可禮先生，高亨先生培養的董治安先生，蕭滌非先生培養的張忠綱先生等再續輝煌。目前在崗的鄭傑文、王小舒、孫之梅、廖群、李劍鋒、劉培等第三、四代傳人，保持了從馮、陸、高、蕭形成的學術格局。這一格局在全國高校以及學術機構中十分醒目而突出。該學科在文學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完成多項集體合作的大型著述，如在袁世碩、張可禮先生帶領下，編寫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四卷本，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新編中國文學史》（二卷本）等教材；在馬瑞芳教授帶領下，撰寫了九卷本「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研究叢書」。（作者：李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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