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經濟學的四個確定性

好消息是，我們其實面對的是一張白紙。隨著此前的假定、偏見和禁忌被一掃而空，我們有可能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

邁克爾·斯賓塞/文

成功的經濟全球化需要國家具備相當成功的增長模式。可以說，「二戰」後的30年是全球化的黃金歲月。

全球化在20世紀70年代及以後仍滾滾向前，但其增長模式已經改變。儘管GDP增長依然強勁，但受經濟全球化所隱含的勞動套利以及破壞性數字技術的推動，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級製造業崗位紛紛消失，中位收入停滯不前，職業和收入極化加劇。這一新模式貫穿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進入21世紀後更是不斷加速，導致不平等性急劇升高，破壞了全球化的基礎。

各國對此的反應各不相同。一些國家採取措施降低不平等性，如通過稅收制度實現的再分配、社會保障和教育制度、各種社會保險，以及支持有效的再培訓等。

在抑制性力量較弱的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收入、財富和機會不平等最為嚴重。由於缺乏高效的政策應對措施，加之經濟議價力量得到提升的群體對此漠不關心，受影響最大的群體憤怒不已。

除了分配問題，部分歐洲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還面臨增長萎靡和失業率高企。在歐洲，這些問題的根源是制度設計缺少「安全閥」和調整機制。

持久的非包容性增長最近正在改變經濟。在這樣的狀態下，能打破循環的是政治因素，並且場面通常十分戲劇性。在發達民主國家以外，包容性的長期缺失，總是會破壞長期增長和發展，並常常導致暴力和內亂。

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中，這出政治大戲通常仍局限於選舉和公投範疇，比如英國投票脫離歐盟以及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不滿的選民拒絕接受帶來倒退的制度，這是正常的反應。

現在再去說服選民不要拒絕當前的制度可能為時已晚，但仍有時間構建有效的替代方案。世界各地的人們紛紛感到未來的不確定性巨大，但好消息是，我們其實面對的是一張白紙。隨著此前的假定、偏見和禁忌被一掃而空，我們有可能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

以美國為例。新的增長模式和政策可能是多向的，包括拒絕多邊主義、支持雙邊主義或保護主義、移民政策改變、擴大公共投資和財政刺激、監管變化、稅收改革，以及教育、培訓和醫療的供給側措施。所有這些領域都有風險和潛在的收益，結果將取決於整個政策組合。

當前階段，可能的組合仍不清楚，但有些東西是明確的。首先，在投資、消費支出和就業增長方面，預期和信心很重要。特朗普政府暗示將做出更穩健、更平衡的政策響應，會帶來相當大的積極效應，儘管可能只是暫時有效。而預期的上調將體現在金融市場中。

其次，儘管政策組合情況尚不清楚，但美國的名義增長很可能上升，這會影響到美聯儲的反應，進而影響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資產價格。

美國新增長模式的第三個特徵，也許是大公司面臨更大的壓力維持自身在美國的名聲。特朗普曾試圖影響企業對製造工廠的選址，包括威脅要對在墨西哥製造的產品徵收進口關稅。儘管特朗普成功地將一些崗位留在了美國，但他更有力的策略是威脅企業的品牌形象。

在我看來，特朗普似乎正在釋放有關企業決策的更深層信號。儘管特朗普過去在商界的表現不佳，但現在他有可能在試圖改變維護資本、企業和股東利益，而視勞動力為可有可無的商業和投資文化。

可以肯定的第四個趨勢是數字技術繼續突飛猛進。但確定性到此為止，特朗普政府還沒給出它將如何解決支持勞動力適應問題的信號。

未來數月，我們將看到當前經濟日漸樂觀的趨勢是否強勁；特朗普打擊離岸化、刺激增長和就業的措施能否帶來長期影響；保護主義是否會勝出。屆時我們才能確定特朗普是否真是憤憤不平的美國工人正確的經濟選擇。

作者為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編輯：許瑤）

（本文首刊於2017年3月6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