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井平 | 1949 年以來我國口述歷史的發展與出版

口述歷史

1949 年以來我國口述歷史的發展與出版

◎ 顏井平

文章來源：《出版發行研究》2018年1期

摘要：現代口述史學是20世紀中期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一門新學科。追溯口述歷史的淵源，可以發現中國其實有著較為悠久和豐富的口述史傳統。1949 年後，我國口述歷史的發展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自我探索，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與國際口述史接軌，再到新世紀以來的縱深發展。口述史拓展了包括歷史學在內人文社科的研究途徑和視野，同時通過出版等傳播途徑參與到公眾精神生活的建構中。

關鍵詞：口碑史學 口述歷史 出版

現代口述史學，也叫「口頭歷史」，是20世紀中期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一門新學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亞倫·芮文斯1938年出版了《通往歷史之路》，倡導開展歷史的口述研究。十年後的1948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創建了口述歷史檔案館，這是口述史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意味著口述史學正式成為一門新的歷史分科。1978年，英國社會歷史學家保羅·湯普森的著作《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出版，這標誌著現代口述史學走向成熟。

追溯口述歷史的歷史淵源，可以發現中國其實有著較為悠久和豐富的口述傳統。這種寶貴文化傳統反映在中國文化經典《詩經》《楚辭》《論語》《史記》《日知錄》以及蒙古族的英雄史詩《格薩爾王》等的成文過程中，比如《史記》中記載的「動則左使書之,言則右使書之」。「口述歷史的實質是通過搜集口頭內容加以記錄整理，是一種對歷史記憶的保存。」[1]我國歷代各民族的知識人正是通過搜集口述資料，加工歷史記憶，才撰寫了眾多的歷史文化經典。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口述史學是從1949 年後開始發展的。

關於我國口述史學的起步時間，目前學界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1949 年後國家主導的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對近代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調查、人物訪談和回憶錄的整理出版，是我國口述史學起步的標誌；另一種說法是改革開放後隨著西方口述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引進，我國史學工作者有了明確的口述史學學科意識和方法論，我國的口述史學才真正起步。筆者在綜述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認為儘管1949年後好長一段時間我國史學工作者與西方史學界的交流較少，也沒有接觸到口述史學這一新興學科，但從我國史學工作者的史料獲取方式、整理和出版等方面看，已經屬於現代口述史學的範疇，因此本文將採納前一種說法。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自我探索階段

1949年後，中國迎來了相對和平與穩定的國內與國際環境，政治建設、 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開始穩步有序地推進。在文化建設方面，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在1949 年後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比如國家有計劃地組織一些科研文化項目。在歷史學科建設和歷史史料的發掘上，國家也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做了相對多的工作。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口述史學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發展的。

從上世紀50年代起，我國的史學工作者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收集近代以來有關重大歷史事件的口述資料，主要包括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中共建立以來的重大革命事件等關係中國命運的事件。這些口述歷史的成果最終以出版物的形式面世，比如 1956 年三聯書店出版的《太平天國起義調查報告》、1963 年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全八冊 《辛亥革命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 1961 年出版的《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等。[2]同時期，歷史學界通過訪談等形式，整理中共黨政軍重要人物的回憶錄，最主要的，也是最有名的成果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從 1958 年開始陸續出版的 《星火燎原》，該書系共 10 冊，前後經歷 26 年才出齊，包括了朱德、劉伯承、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黨政軍重要人物的口述和回憶性文字。[3]

這一時期另一項歷史影響深遠的口述歷史工作是全國政協主辦的《文史資料》。1959 年，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號召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寫自傳，並成立了文史資料館。各地政協積極響應號召，紛紛成立地方文史館，出版地方性文史資料。全國政協的 《文史資料選輯》前後出版一百多輯，包括對1949 年後留在大陸的國民黨高級官員、1949年以前的資本家和下層社會平民的口述錄音的整理文字。上世紀60 年代，毛澤東號召全社會編「新四史」：家史、廠史、社史、村史，主要方式是請老農民、 工人、老紅軍作「憶苦思甜」報告，並對這些口述、報告、訪談進行文字整理，之後全國各地彙編出版了眾多「新四史」的口述史料。這些有組織、有計劃收集的口述史料被正式出版後，已經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歷史文獻，被中外研究者廣泛使用，研究者通過這種「獨特的話語系統」解讀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關鍵人物以及社會百態。

同一時期， 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也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口述史工作。比如，1956年成立的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就與上海工人運動資料委員會展開合作，通過實地調查、面對面訪問以及座談會等形式，搜集和整理了有關上海工人運動和工人生活的大量口述資料，這些口述資料有一部分通過內部出版的形式面世。上世紀60 年代前後，山東大學歷史系、南開大學歷史系等院系專門組織師生在山東、天津等地訪問曾經參加過義和團運動的老人，通過老人們的回憶收集了關於義和團運動的寶貴史料。這一時期，儘管美國歷史學家定義的口述歷史還沒有進入中國歷史工作者的視野，這一學科在中國還被稱為「口碑史料學」，但科研院校的歷史學實踐已經表現了口述史學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是口述史學正式傳入中國前的寶貴探索和實踐。

「文革」期間，1949年後開啟的口述史的實踐受到嚴重影響，不得不中止，上述 《星火燎原》 在「文革」前出版了8 冊，最後兩冊在上世紀 80 年代才得以出版。回顧1949年到1966年這一階段我國口述歷史的發展，可以發現這一階段的口述歷史實踐具有以下特徵：第一，實踐成果較多，但口述只是被用作歷史資料的收集辦法，缺乏口述歷史理論的支撐，這些口述史成果很少有按照現代口述史學的工作規範、法律規範和技術規範的操作完成的。第二，政治色彩濃厚，國家意志明顯，研究範圍局限於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和戰爭等幾個領域。第三，大多以資料的形式得到出版，可讀性較弱，只有《星火燎原》《紅旗飄飄》 等少數幾種口述史被轉化為公眾讀物，受到大眾歡迎。

二、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與國際口述史接軌階段

進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整個國家的全面正常化，口述史學的發展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裡所說的「新」是指我國的口述歷史開始與國際口述歷史界接軌，我國口述歷史開始按照國際口述歷史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實踐。

第一，「口述史學」正式被我國學界採用，長期被使用的「口碑史料學」 結束了其使命，成為一個歷史概念。此後，各種以「口述」命名的著作名稱、文章名稱、項目名稱開始被大量使用。

第二， 西方口述史學的理論和方法被人文社科學界引介過來。比如《國外社會科學》1981年第1期刊登了兩篇有關口述歷史的譯文《面向過去之窗：口述歷史入門》與《哲學詮釋學和經歷的交流：口述歷史的范型》， 這是新時期以來我國史學界第一次譯介西方口述史學。《西北大學學報》 在 1986 年第 3 期發表了署名為箐舜的《口碑史學的方法評析》 一文， 這篇文章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口碑史學（即口述史學）的價值，即搜集史料、研究歷史和歷史教育方法，同時指出口碑史學方法實踐過程中的三個步驟及口碑史學面臨的問題。文章還側重介紹了英國社會史學者湯普森的口述歷史觀——「人民的歷史」，這是大陸歷史學界最早系統介紹現代口碑史學的學術文章，使 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學界對口述史學的認識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度。這之後，國學者楊立文、孟慶順等以文章和著述的形式也對口述歷史進行了論述。1987年第 4 期的《史學理論》刊登了英國口述史學家約翰·托什的《口述的歷史》一文，這是最早的關於口述歷史的翻譯文字。

第三， 中外學者開展口述歷史的合作。1986年,我國最早進行口述歷史研究的學者鍾少華受美國哈佛大學學者何海詩的邀請，開始對我國的一批生物學家進行採訪，鍾先生先後採訪了一百多位生物專家，這些專家口述了各自經歷的重大事件，介紹了自己的治學經驗。1984年，美國康涅狄克大學斯蒂文受富布萊特獎學金的資助到北京講授美國史，同時進行「中國城市歷史和發展的口述史研究的計劃」，北京大學楊立文、張寄謙等歷史學者與斯蒂文在口述史學上進行了交流和合作。這些中外學術合作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我國口述史學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正規化。

第四，口述內容由革命和戰爭話題轉向文化領域。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也影響著口述歷史的選題，這一時期的口述歷史以文化事件、文化人物為核心，重點挖掘文化人物身上的個人化歷史經驗，為新時期的文化工作者作學習參考。總之，這一時期我國口述史的發展大大區別於前一時期， 開始按照世界口述歷史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實踐和探索。

第五，歷史學界、文學界和社會科學界在對精英群體進行口述史料收集的同時，也開始把訪談對象轉向社會的邊緣群體，比如王慶祥對末代皇帝溥儀的口述記錄。他前後採訪了溥儀的弟弟溥傑以及李淑賢、杜聿明等同溥儀有關係的各色人物，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資料。由李小江負責的「20 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項目也是一個較為典型的口述歷史的轉型案例，該項目先後有一千多人參與，收集的「訪問個案」達500多份，較為客觀地反映了我國婦女的歷史地位、觀念變遷等。

這一時期的大多數口述歷史研究成果得以公開出版，閱讀群體也走出專業研究領域，進入公共閱讀領域。1996年，鍾少華對科技老人的訪談成果由山東畫報出版社以《早年留日者談日本》為名出版，該書生動再現了柳步青、 鄧友梅等一批早期留日學子們的留學經歷和感受，在讀者中引起不小的反響。王慶祥根據李淑賢的口述整理撰寫的《溥儀與我》一書，由延邊人民出版社於1984 年出版，隨即成為暢銷書，該書同年還被改編為電影 《火龍》上映。2003 年，起步於上世紀 90年代初的「20 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項目成果由三聯書店出版，分別為《讓女人自己說話： 文化尋蹤》《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讓女人自己說話：獨立的歷程》和《讓女人自己說話：民族敘事》，這些作品記錄了女人的歷史記憶， 贏得了不錯的口碑。在女性口述方面，1999年，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的 《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一書，堪稱經典，出版後很快斷貨，成為稀缺書；2016年，商務印書館以《十六名旗人婦女口述》 為名再版了該書。199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口述傳記叢書」，收入了蕭乾、何滿子、朱正、侯波、徐肖兵、冀朝鑄等文化名流的口述傳記。總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口述歷史研究成果大多通過出版形式轉化為大眾讀物，參與進大眾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成為大眾閱讀市場上不可小覷的一分子。

三、 新世紀以來的縱深發展階段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大眾傳媒的發達，口述歷史的研究和傳播也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新世紀以來，我國口述歷史的發展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口述史不再是個別學者或機構的學術興趣點，而是向 「規模化」 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於 2003年成立了全國首個「口述史研究中心」， 這表明口述史正式進入學術體制。 中心成立後，先後組織策划了《口述歷史》叢書和《口述自傳叢刊》；一些人文報刊則專門開設口述史學專欄， 比如 《光明日報》《當代中國史研究》《史林》等。2004 年，以 「中國口述史學會」成立為標誌，表明口述史學在中國有了統一的學術組織機構，這是一門新興學科走向成熟的標誌之一。在學會的組織協調下， 我國形成了以京、滬、吉、蘇、浙、川為核心的中國當代口述史研究重鎮。另外，一些高校開始開設口述史的相關課程，比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楊立文、劉一皋等教授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設了 「口述史研究」「口述史理論與實踐」 等課程。在這些因素的帶動下，我國的口述史研究人員、 研究機構正在形成緊密的學術共同體。

第二，口述史的參與者正由歷史學界向文學界、社會學界、人類學界等人文社科領域拓展。隨著口述歷史的成果以圖書（往往是較為暢銷的圖書） 等形式進入大眾及文化教育界的視野，人文社科領域的其他學科也開始借鑒口述史學的方法和理論，拓寬研究的視野和素材獲取的渠道。 在文學界，有一部分傳記作家通過訪談等形式收集傳主的口述資料，其他非虛構作品也積極利用口述來獲取素材或豐富文本內容。社會學界 （包括人類學、民俗學，在田野調查中也開始利用口述，把口述內容作為重要的一手資料進行佐證學術認知和觀點。人類學學者王銘銘認為：「人類學家是一群將當地人的口述史轉化為文字史的人。」[4]口述歷史搶救了一些很快隨著當事人或旁觀者自然生命的消逝而消失的資料，彌補文字、 音像資料短缺造成的缺陷，拓展了其他人文社科學科的研究空間。

第三，口述史的成果以多種形式得到傳播。隨著大眾傳媒的發達、新興媒體的普及，口述史研究成果不再以出版物一種形式與大眾見面，而是藉助各種形式進行傳播。電視媒體是口述史成果最積極的呈現和傳播平台， 中央電視台專門策划了《口述歷史》欄目，同時《見證》《大家》《面對面》等欄目也採用了口述歷史的方法。在中央電視台的帶動下，多家地方電視台也積極地探索口述歷史與電視欄目的結合。比如北京電視台的《人民記憶》作為一檔口述歷史類節目，意在「追憶能喚起廣泛群體記憶的， 被廣泛關注和炒作的重大歷史事件，尋找到被歲月消磨、塵封甚至淹沒的人和事，感懷最終照亮人心的鮮活歲月」。媒體人崔永元從 2002 年起策劃製作的《我的長征》《我的祖國》《我的抗戰》等電視紀錄片就是在採訪 3500 多人，收集600萬分鐘口述素材的基礎上完成的。網路媒體上也出現了「口述歷史」的影子，比如民國春秋網的「口述」 欄目、人民網和雅虎網的「口述歷史」欄目都刊登了各種人物的回憶性口述文字。另外，一些大眾類期刊也介入口述歷史的傳播，而且贏得了大批讀者，比如 《三聯生活周刊》「口述歷史」專欄、《瞭望東方周刊》 的口述歷史專題就是典型代表。

20世紀末至今 ，在市場的刺激下，我國口述史的出版和閱讀熱度明顯超出了口述歷史的研究進度，口述史出版和閱讀開始帶動和促進口述歷史的研究。這一時期口述歷史出版的特點是：有影響的口述史叢書增多、口述史著作的暢銷書和常銷書並存，口述史學術著作走進公眾閱讀視野。從 2004 年起，當代中國出版社策划出版了「當代中國口述史叢書」，先後有 《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師哲口述：中蘇關係見證錄》《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共和國大審判》《中韓「劫機外交」：卓長仁劫機案與漢城談判內幕》等著作被收入叢書。該叢書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整理自親歷者的口述資料，內容多是當代影響深遠的大事件，可讀性強，是新世紀以來頗受讀者歡迎的一套口述史叢書。在口述史叢書之外，一些新聞記者和作家群體通過新聞採訪的方式收集材料創作的口述史作品也成為出版和閱讀熱點，比如《非隱私訪談錄：成功女性的獨白》《中國底層訪談錄》《太平湖的記憶：老舍之死》《無罪釋放：66 位知識分子 「五·七」幹校告白》等作品就進入暢銷作品的行列。另外，一些社會學者、 人類學者通過口述史方式獲取資料撰寫的學術著作也突破專業領域，進入公眾閱讀視野，比如曹錦清教授的《黃河邊的中國》出版後成為常銷書， 郭於華教授分別於 2011 年和 2013 年出版的《傾聽底層》和《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贏得了多領域學者和普通讀者的好評。

四、 結語

六十多年來，中國口述歷史的發展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自我探索，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與國際口述史接軌，再到新世紀以來的縱深發展，口述史已成為學術研究的新熱點和公眾閱讀（包括收視）的火爆點。口述史拓展了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社科研究途徑和方法，也通過出版等傳播途徑參與進公眾精神生活的建構中。

儘管成績顯著， 我國當代口述史的發展和出版還存在一些問題， 其中主要有：

第一，口述史理論薄弱。我國口述史的理論仍然處於譯介和評述西方口述史理論的階段，沒有發展出中國的口述史理論。口述史圖書市場和影視市場的火爆，也主要是為了滿足大眾對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好奇心。第二，口述史實踐的規範性有待提高。在口述史料的獲取過程中，還存在很多隨意性，這影響了口述史料的客觀性；口述史研究過程中的法律問題和倫理問題也較為突出。第三，口述史研究的資金短缺。目前，我國的口述史研究還沒有完全取得學術體制的全面認可，因此學者的研究往往缺乏資金支持；另外，按照市場需求定製的口述史研究又保證不了研究的客觀性和嚴肅性。第四，口述史出版過程中尚存待完善之處。比如一些口述史叢書收入的作品不全是受訪者口述，有的是受訪者自己寫作完成的回憶， 有的是作者採訪相關人士或根據二手材料整理而成，有的作品是通過採訪但整理出來已沒有了口述的痕迹。

儘管口述史發展和出版面臨許多問題，我國的口述史對學術發展、文化積累、公眾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使口述史在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正如英國社會史專家保羅·湯普遜所講：「口述歷史是圍繞人民所建構的歷史。它給歷史本身帶來了活力，拓寬了其範圍……它把歷史引入共同體，又從中引出歷史。它幫助較少有特權者，尤其是老人漸漸獲得尊嚴和自信。它有助於社會階級之間、代際間的接觸及由此而來的理解。」[5]

參考文獻

[1] 劉冰.口述史的現狀與未來[D].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院，2009．

[2] 周新國.中國口述史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3] 黃濤，胡安.大型革命回憶錄叢書《星火燎原》誕生記[J].百年潮， 2007（7） ．

[4] 王銘銘 .口述史·口承傳統·人生史 [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2008（2） ．

[5] 保爾·湯普遜．過去的聲音：口述史[M].覃方明等，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常熟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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