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應講社會擔當

「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 「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的這些名言，深刻闡明了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歷史是我們最好的老師。研究歷史可以提高我們的認識，豐富我們的思想，幫助我們掌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只有對歷史進行深入研究，才可能清醒地洞察現實、把握未來。清末思想家龔自珍所說的「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然歷史研究關乎社會發展之「大道」，史家就必須講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

　　談到史家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不免想起近代中國世界歷史編纂的先行者林則徐和魏源。19世紀中葉，林則徐編譯的《四洲志》較為完整地介紹了亞非歐美四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史地、文化、民族和宗教等。魏源在林則徐被清廷以「別生事端、誤國病民」的罪名謫戍伊犁時，接受林則徐的囑託，在《四洲志》基礎上補充了大量文獻，編成《海國圖志》，使閉塞已久的中國人有了全新的世界觀和世界歷史概念。《四洲志》和《海國圖志》至今在海內外被公認為「影響中國近代歷史」的名著。之所以如此，並不僅僅是書的內容，更是林則徐和魏源率先摒棄「天朝上國」的拘囿，力主「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實現救亡圖存之目的。他們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精神，將自己的著述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這種求真求實、經世致用的治史傳統和擔當精神，其實一直流淌在我國史家血液里。近日閱讀20世紀上半葉兩位研究世界史的前輩的作品，對這一點感觸頗深。一位是何炳松。他早年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1916年7月回國後曾在北京大學等校執教。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何炳松同年7月便發表《人類史上的慘殺案》，痛斥英帝國主義製造的慘案。另一位是楊人楩。他1934年進入英國牛津大學研讀世界史，1937年全面抗戰後回國，曾在四川大學等校任教。其間，楊人楩編寫有《高中外國史》上下卷。在「太平洋時代」一節中，他對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嚴厲抨擊，認為「政治上的紛亂，經濟上的落後，社會上的不安定以及學術上的遲緩，使中國做了帝國主義的犧牲者」。何炳松、楊人楩的世界史研究，並沒有因為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求過學而仰人鼻息、食洋不化，而是自覺擔負起作為中國學人的社會責任。

　　我國世界史研究的主流自19世紀中葉萌生時就表現出鮮明的特點：從來不曾脫離時代主題，總是和時代脈搏一起跳動，為國家和民族發展貢獻學術力量；關注現實，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回應社會的關切。也正因為如此，我國世界史研究才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今天的世界史研究無論在研究隊伍、研究視野上還是在理論建構、方法手段上，都遠非昔日可比。不過，令人憂慮的是，一些研究者的社會擔當精神卻減弱了。史家在研究中如何回應當代中國發展需要、更加自覺承擔起社會責任，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有些研究者刻意躲避現實，認為服務現實就是奉承、就是迎合，把歷史研究弄成書齋里的悲歡；有些研究者脫離我國現實，習慣用西方史學理論裁剪我國的歷史和現實，習慣將自己的研究結論刻意用西方的概念和術語來表達，仰人鼻息。這些做法與當下中國發展對史家的要求相去甚遠。

　　在不同時代，史家的社會責任和擔當有著不同的內容。今天，從大處說，包括史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關係中華民族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的提高，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在這樣一個時代，史家自當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為國家和民族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從世界史研究小處說，今天的中國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國與世界關係出現了歷史性變化，世界史研究在這個進程中可以大有作為，也必須有所作為。這些都是史家不可推卻的社會責任。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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