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翠 劉石：「四皓」、「南山」與陶淵明

　　 本文考辨「四皓」隱居地名及其與陶淵明詩句「悠然見南山」的關係，並針對學術界的一些觀點，就如何全面、辯證地理解陶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

　　 「四皓」是歷史上一組有名的人物，其故事最早見於西漢司馬遷的《史記》。那就是漢帝劉邦欲廢呂后所生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留侯張良為呂后支招：有四位老人，因上慢侮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若能卑辭安車，請其出山，是一助也。後果如所計。此四位老人即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①。但其所逃之山的山名商山和「四皓」的統稱，在正史中要到一百多年後東漢班固撰寫的《漢書》才出現，那就是高帝「求聘四皓」②，又「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③。至於「商山四皓」聯綴成詞，則大約以三國魏曹植的《商山四皓贊》④為較早。

　　 但「四皓」所隱之地，「商山」之外，還有「南山」一說，且其在載籍中出現的時間，甚至還較前者為早，此即西漢揚雄《解嘲》所云：「四皓采榮於南山。」⑤榮者花也，或謂名聲。不特此也，「南山四皓」成詞，似亦早於「商山四皓」。宋陳彭年《廣韻·十六蒸》「應」條下：「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征。曜獨不至，時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⑥據此，則「四皓」當時就有稱「南山四皓」的了。又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顥」字條：「南山四顥，白首人也。」⑦顥，白貌。與較早提出「商山四皓」的曹植同時的孔融，亦用過「南山四皓」的說法⑧。那麼「商山四皓」與「南山四皓」二稱究竟何者為是呢？查唐李泰《括地誌》：「終南山……一名南山。」⑨可知南山即終南山也。又考宋程大昌《雍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⑩唐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11)按《漢書》「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句，唐顏師古註：「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領象人之頸領。」(12)合此數條，又可知終南山綿延八百里，商山為其支阜(13)。是則稱「商山四皓」者為詳言之，稱「南山四皓」者乃統言之。「四皓」所隱商山的具體位置，史書及輿地書中亦有記載。《漢書》「避而入商雒深山」句，顏師古註：「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14)《水經注》卷二○「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東南過其縣南」句，北魏酈道元註：「縣故屬京兆，晉分為郡，《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為名。』……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楊守敬疏：「盛弘之《荊州記》：『上洛縣有商山，其地險阻，林壑深邃，四皓隱焉。』舊志，山在商州東八十里。《水經注》謂即州西南之楚山，非也……《地形志》：『上洛縣有四皓祠。』《一統志》：『四皓廟在商州西金雞原。』」(15)可知商山之具體所在，古人的說法早不能完全一致，但大體上的位置還是清楚的，即在漢時的上洛，今陝西東南部商洛市屬地。商洛市轄區內今尚存有多處「四皓」遺迹，如商州區南高車山、西金雞原均有四皓廟，丹鳳縣城西商鎮有四皓墓，洛南縣城西南有因四皓山而得名的四皓鄉，等等。

　　 關於這些遺迹的真偽問題，或許可以這麼來看，(一)商山雖為終南山之支阜，但其自身也是一條山脈。據商洛市商州區博物館雷文漢介紹，它西起商州區南的流峪口，並丹江東下，止丹鳳縣東，綿延亦達百餘里。雷氏並且認為，商山既如此之廣袤，「四皓」隱居之地不止一處，則完全可能(16)。(二)「商山四皓」在後代與其說是一組歷史人物，不如說是一個文化符號，後來的人們一面使用這個文化符號，一面也在用自己的想像建構這個符號。比如，「四皓」何時和因何隱居，在《史記》中，「四皓」親口對劉邦說：「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17)《漢書》既從而因襲之(18)，卻又謂：「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19)避秦還是避漢，這之間的參差可不算小。此外，「四皓」原僅有名號，其姓名漢前著述不載，是在晉人皇甫謐《高士傳》、江敞《陳留志》這些書中，完成了為其安排姓名的工作(20)，所以歧說紛紜，如東園公或姓唐或姓庾，綺里季又叫綺里季夏，夏黃公或姓黃或姓崔；另外，東園公又叫園公，又叫圈公。顏師古譏之為「自相錯互，語又不經」(21)，實亦不足怪矣。至於所謂漢高祖給太子的手敕，「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22)云云，和張良致「四皓」書「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23)云云，本來就是小說家的踵事增華，更不必較真。當年顧頡剛提出過「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命題，「商山四皓」不過是其中之小而又小者。

　　 「商山四皓」與「南山四皓」長期共存並行，但更為人所知的還是「商山四皓」的說法。所以沈從文看到「近半世紀新出土兩件文物」，一是過去日本人在朝鮮發掘的漢墓中出土的竹筐，另一是河南鄧縣南朝墓中出土的畫像磚，上面的兩幅「四皓」圖旁都有「南山四皓」的題識，就感覺非常新鮮。他初見前一件文物，還懷疑是「商」、「南」形近，乃題識者之筆誤。當再見到後一件文物，才敢於肯定「南」字不是誤書。這說明傳世文獻中屢見的「南山四皓」，他可能未曾注意及之，這就難免要影響判斷的準確了。比如他說竹筐的年代大致在兩漢之交，「可證那時民間工師是叫這四個人作『南山四皓』的」。但從上述可知，把這四個人叫作「南山四皓」的，何止「那時」，又何止「民間工師」而已！至於他結合畫像磚的年代，說「原來史傳上的『商山四皓』，漢代和六朝人通說是『南山四皓』」，就又似乎表明他對那時傳世文獻中與「南山四皓」並行的「商山四皓」注意得也不夠(24)。

　　 二

　　 陶淵明《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是一首名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其中的名句(25)。歷代關於這兩句詩的爭論頗多，但多集中在下句第三字作「見」還是作「望」上(26)。到了沈從文的文章出來，又增添了一種饒有意趣的見解。沈從文說：「多少年來學人論陶詩時，歡喜引『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對於這兩句詩的解釋，大致多以為這十個字顯得陶淵明生活態度多麼從容不迫，不以得失縈懷累心。東籬採菊是實，所見南山也不盡虛。我慚愧讀書不多，不能明白千多年來講陶詩的，有沒有人曾提起過這兩句詩，事實上是不是也還有些感慨，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發生聯繫，用事雖不同，立意卻相近。原來淵明所說『南山』，是想起隱居南山那四位輔政老人，並沒有真見什麼南山！何以為證？那個畫像磚產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淵明寫詩年代相差不多。」(27)此見解雖新穎，存在的問題卻是明顯的，現在讓我們來討論。

　　 「商山四皓」又稱「南山四皓」，誠然。但何以陶氏所見之「南山」指的就是「四皓」所隱之南山？何以陶淵明就是想起了那座南山中的「四皓」呢？文章中並沒有直接給出解釋。夷考陶氏一生行實，其足跡未曾踏及北地，故其「悠然」所「見」者若為實寫，則必非北地之商山，是可必也。而凡讀陶詩者，實不難判斷其為實為虛也。謂其為虛寫者，豈不見緊接其後的「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二句乎？且由歷史上辨為「見」為「望」者之眾可知，歷代讀此詩者亦多解為實寫。如蘇軾這段有名的評論：「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28)又清方東樹云：「此但書即目即事，而高致高懷可見。」(29)王國維云：「寫景如此，方為不隔。」(30)以上「境與意會」、「即目即事」、「寫景如此」云云，是其意皆以陶詩所寫為實景也。又南宋洪邁云：「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31)范子燁深韙此說，並「為補充與『孤松』至為相似之一例」，那就是《和胡西曹示顧賊曹》詩：「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與《止酒》：「好味止園葵。」謂園葵即西園之葵(32)。按，淵明詩文是否「率」皆紀實自可再論，但古今學者拈出的二例，證明了淵明詩歌的寫實特徵，那是無可懷疑的。這對於我們理解「南山」的寫實性，也自具有啟發意義。

　　 因對陶淵明享年的看法和對詩句的理解不盡一致，古今學者對包括此詩在內的《飲酒》組詩的系年出入頗大(33)，但無論何種，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認為作於閑居潯陽故宅時(34)。按東晉時潯陽故地在今九江市西，廬山正在其南，故論者多謂「南山」即「廬山」(35)。查陶詩中「南山」凡三見，除《飲酒》其五的本條外，另二條為《歸園田居》五首其三：「種豆南山下。」《雜詩》十二首其七：「南山有舊宅。」此外還有《游斜川》提及的「南阜」等，亦均顯指廬山，前人亦固已言之矣(36)。「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句前人評論紛如，根據理解深淺的不同，我們可以將之分作三層。偏於表層者謂其「境與意會」、「即目即事」，已見前引；探其中層者謂其「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37)、「閑遠自得」(38)；悟入深層者謂其「知道之言」(39)、「深入理窟」(40)。而此最後一層，亦有舉以解其全詩者。知什麼道？入什麼理？但憑意會，出語則落第二義矣，但這裡仍願舉兩則以供讀者參考。明郎瑛云：「夫《飲酒》第五首，膾炙人口者也。嘗往來胸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心境渾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充溢，表裡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辨已忘言』，正未由也已。可見陶公心次渾然，無少渣滓，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41)清王士禛云：「通章意在『心遠』二字。『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從古高人只是心無凝滯，空洞無涯，故所見高遠，非一切名象之可障隔，又豈俗物之可妄干。有時而當靜境，靜也，即動境亦靜。境有異而心無異者，遠故也。心不滯物，在入境不虞其寂，逢車馬不覺其喧。籬有菊則采之，採過則已，吾心無菊。忽悠然而見南山，日夕而見山氣之佳，以悅鳥性，與之往還，山花人鳥，偶然相對，一片化機，天真自具，既無名象，不落言詮，其誰辨之？」(42)人多稱陶詩隱居田園之作「平淡沖和，瀟洒脫落」(43)，「天機和暢，靜氣流溢」(44)，這首詩就是這類詩的典型代表。所以，魯迅雖於陶淵明其人持「倘有取捨，即非全人」說，被選來作為與其「金剛怒目式」相對立的「渾身靜穆」類代表的，卻正是「悠然見南山」這一句(45)，因為他的理解與常人是同樣的：「在東籬下採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地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46)

　　 三

　　 「四皓」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其核心內涵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並且是相反的兩個，就是肥遁避世和出山輔政。古人多有綰合二者而頌詠之者，如三國魏曹植《商山四皓贊》：「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47)白居易賞識其「出處兩逶迤」，表達「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懷之」、「何必長隱逸，何必長濟時」(48)的傳統思想。但也有不以為然者，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就針鋒相對，譏諷其出處兩失宜，所謂「舍大以謀細，虯盤而蠖伸」(49)。晚唐人蔡京《責商山四皓》：「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50)則轉而嘲其不能終隱。這可說是「四皓」接受史中一種特別的聲音。「四皓」給予後世更大影響的，似乎又還是其作為隱者的品格。唐李華《四皓贊》：「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鶴潛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龐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51)雖然意涉二端，重心卻顯然落在功成身退、出而終隱。

　　 還有更多純粹將「四皓」視作隱士而加稱頌的文獻，如《漢書》將其與之前的伯夷、叔齊和之後的鄭子真、嚴君平等逃世者並舉，並謂「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52)。漢光武帝劉秀亦有詔曰：「自古堯有許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齊，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聖王皆有異士，非獨今也。」(53)東漢末荀悅：「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54)三國魏阮瑀：「四皓隱南嶽，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55)又《後漢書》分逸民為若干類型，其中一類是「或去危以圖其安」，唐李賢註：「四皓之類也。」(56)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們硬要將陶句中的「南山」理解成虛寫，南山確指「四皓」所居之「南山」，「見南山」確是想起了「南山四皓」，那麼想起的又是「南山四皓」的什麼呢？其意又偏在何端呢？

　　 魯迅說：「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57)他多次提到陶淵明「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58)，「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59)。這種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宏觀把握是正確的，陶淵明的入仕軌跡俱在，他的詩文包括集憂憤孤傲、激昂感慨與閑情高致於一體的《飲酒》組詩俱在，皆能證明這種對陶淵明的判斷也是符合事實的。不過這並非魯迅的獨得之秘，宋末元初王應麟就說：「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60)清代顧炎武也說：「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61)近代龔自珍的詩句則云：「陶潛酷似卧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62)至於王國維還舉過陶淵明的「終日馳車走，不見問所津」，稱為「詩人之憂世也」(63)。從學術的角度說，這類見解顯示了研究者視野的全面和立場的辯證，是其可貴之處。但亦因如此，我們在研究陶詩時就不能一以這類見解為依歸。如果這樣，這類見解就成為我們全面考察和辯證理解陶詩的障礙了，就和它們體現的精神背道而馳了。宋人黃徹說：「世人論淵明，皆以其專事肥遁，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64)清人譚嗣同說：「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無意於世者，世人惟以沖淡目之，失遠矣。」(65)但我們要知道，「皆以其事肥遁」和「惟以沖淡目之」的問題出在「皆」和「惟」，而不出在「事肥遁」和「沖淡」。「事肥遁」和「沖淡」自是陶淵明其人其詩不可否認的另一重要特色，而且，是基本特色。陶淵明一生享壽有六十三、七十六歲等多說，較正式的入仕時間滿打滿算不過八年(66)。他臨終所說的「壽涉百齡，身慕肥遁」(《自祭文》)既非虛語，梁鍾嶸稱之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67)，則亦可稱良有以也。「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68)唐人孟浩然的這種理解也就不能算不對。至於他少仕多隱的原因，自然有道紊世亂、不偶於時的無可奈何，最根本的還是出於其「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歸去來兮辭序》)的天性和「廉深簡潔，貞夷粹溫」(69)的胸襟。然則其詩中多隱逸之作、靜穆之篇如《飲酒》其五之類，就不僅是理之所當然，而且必得如此，方可稱名實相符。

　　 陶詩中確有明確詠及「四皓」的作品，相對於一百幾十首的全部詩作來說，數量還不算少，卻無不指向「四皓」高邈絕塵、避隱遁世一點。第一首為《桃花源詩》：「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語意甚明，無庸贅言。第二首為《飲酒》其六：「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毀譽。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黃綺。」詩句體現了作者的感憤之心、康濟之念、憂生之情，證明了魯迅的那句話，「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70)。但這些懷抱、念頭和心緒竟歸於一，就是「且當從黃綺」，所以王叔岷箋證云：「第六首言超然於世俗之是非，自甘退隱也。」(71)第三首為《贈羊長史》：「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采，深谷久應蕪。」詩為贈羊松齡銜命出使秦川稱賀劉裕破後秦平關中而作，秦川為四皓隱地商山之所在，故詩句道及之。宋吳仁傑謂此數句「與《飲酒》詩『且當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72)。可知，即使在送官員出使的時候，一個歸園田居者表達的，依然是對異代不同時的另外四位歸隱者的禮讚！第四首為《蠟日》：「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二句意晦，潘重規、王叔岷認為，章山即商山，奇歌即四皓紫芝歌(73)。若果屬意於紫芝歌(74)，則自亦屬意於隱遁矣。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陶淵明對於「四皓」確實是心馳神往的，但其心之所屬並不在其輔政一點，而在其隱遁一點，就是王叔岷所說的：「商山四皓之隱遁，固陶公所嚮往者。」(75)而其所以嚮往之原因，上引宋人吳仁傑數句既早作出了分析，王叔岷亦云：「四皓處秦、漢易代之交，退隱商山；陶公處晉、宋易代之交，退隱田園。其境遇相似。」(76)因而，這首被宋人稱為「擺落世紛」(77)、「超然邈出宇宙之外」(78)的詩，其中的「南山」不應與「四皓」相涉(79)。果若相涉，其嚮往於「四皓」者亦決非在其出山輔政，而在其高蹈避世。就是說，不是「想起隱居南山那四位輔政老人」，而是「想起南山之中的那四位隱居老人」；不是「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發生聯繫」，而是體現了陶淵明追慕「四皓」、翛然絕塵的心情。

　　 關於「悠然見南山」，除文博學家沈從文外，訓詁學家徐復又有一種解釋。《晉書·隱逸傳》：「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80)徐復據此謂「見」當作「望」：「望南山，指翟湯言。望謂注仰，有嚮往義……作『見』義無可說。」(81)此說與沈說一樣別開生面，但也與沈說一樣全然未作論證。因此，雖然陶淵明的繼室出於潯陽翟氏(82)，雖然嚮往隱士比嚮往輔政與全詩的基調來得相合，結論卻同樣顯得倉促，穿鑿不足以服人也。又王瑤釋「採菊」二句：「相傳服菊可以延年，採菊是為了服食。《詩經》上說『如南山之壽』，南山是壽考的徵象。」(83)這些都屬於化空靈為質實，變悠遠為執著，變理趣為看似有理而其實無趣了，故統不取。清人沈德潛對於陶詩有一種看法：「晉人多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84)應當說，晉人放達的外表下也有豐富複雜的內心世界，沈語於此似稍有未達一間之憾，但他指出陶淵明詩歌內容和情感的多樣化，確實是很有見地的。

　　 注釋：

　　 ①(17)《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047頁，第2047頁。

　　 ②③(12)(14)(18)(19)(21)(52)《漢書》，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77頁，第3056頁，第1681頁，第3056頁，第2036頁，第3056頁，第3056頁，第3058頁。

　　 ④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頁。

　　 ⑤張震澤：《揚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頁。

　　 ⑥陳彭年：《宋本廣韻》，中國書店1982年版，第179頁。

　　 ⑦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九篇上「頁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頁。

　　 ⑧(56)《後漢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08頁，第2756頁。

　　 ⑨賀次君：《括地誌輯校》卷一，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7頁。

　　 ⑩程大昌：《雍錄》卷五，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05頁。

　　 (11)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五，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7頁。

　　 (13)清顧祖輿稱商山為「終南之支阜」(《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四《陝西三·西安府下·商洛山》，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594頁。按，標點者將此句闌入皇甫謐語，似非)，是。由此亦可知，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謂：「南山曰商山，又名地胏(同肺——引者)山，亦謂楚山。」(《叢書集成初編》第3701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39頁)清段玉裁亦謂：「曰藍田山，曰商洛地肺山，曰終南山，東西相接八百里，實一山也。」(《說文解字注》九篇上「頁部」，「南山四顥」條下，第420頁)謂諸山為一山，則不甚準確了。終南山與其他諸山的關係，不是異名同指，而是以大涵小。

　　 (15)楊守敬、熊會貞：《水經註疏》卷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7頁。

　　 (16)雷文漢：《商州四皓廟四皓墓稽考》，載《商洛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1期。

　　 (20)周密：《齊東野語》卷五《四皓名》(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5頁)，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三《四皓考》(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48頁)，《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顏師古注(第3056頁)。

　　 (22)(23)殷芸：《殷芸小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卷一第4頁，卷二第54頁。

　　 (24)(27)沈從文：《「商山四皓」和「悠然見南山」》，《花花朵朵，罈罈罐罐》，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88—89頁，第89頁。

　　 (25)本文所引陶淵明詩文，皆據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版。為省篇幅，略去頁碼。

　　 (26)程千帆：《陶詩「結廬在人境」篇異文釋》，《程千帆選集》下冊，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9頁。

　　 (28)蘇軾：《題淵明飲酒詩後》，《東坡題跋》卷二，《叢書集成初編》第1590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8頁。

　　 (29)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頁。

　　 (30)(63)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頁，第6頁。

　　 (31)洪邁：《容齋三筆》卷一二「淵明孤松」，《容齋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頁。

　　 (32)范子燁：《悠然望南山——文化視域中的陶淵明·詩人的騁望與還鄉》，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361頁。

　　 (33)或謂其作於終隱之前的晉安帝元興二年(403)，見宋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許逸民輯校《陶淵明年譜》，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5頁)，或謂其作於終隱之後的安帝義熙十二三年(416-417)，見宋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304冊，第121頁)。王瑤、袁行霈定在義熙十三年(分別見《陶淵明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頁；《陶淵明年譜匯考》，《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頁)。又，鄧安生定於義熙十一年(見《陶淵明〈飲酒〉詩作年考辨》，載《天津師院學報》1981年第6期)。

　　 (34)其實《飲酒》組詩序開頭即雲「餘閒居寡歡」，已自言明矣。

　　 (35)如丁福保：「南山指廬山而言。」(《陶淵明詩箋注》卷三，上海醫學書局1927年版，第13頁)傅東華：「南山，指廬山。」(《陶淵明詩》，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23頁)

　　 (36)如楊勇注「種豆南山下」：「淵明所指南山，則是廬山。」(《陶淵明集校箋》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頁)逯欽立注「南山有舊宅」：「南山，指廬山。」(《陶淵明集》卷四，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19頁)古直注「南阜」：「南阜，謂廬山也，凡詩中南嶺、南山，亦即廬山。」(《陶靖節詩箋》卷二，上海聚珍書局，1926年版，第4頁)

　　 (37)晁補之：《題陶淵明詩後》，《無咎題跋》卷一，《叢書集成初編》第1565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頁。按「累」字一作「景」，又作「心」。

　　 (38)(78)蔡啟：《蔡寬夫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引，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頁，第16頁。

　　 (39)(40)(77)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卷三引蘇軾語第43頁，卷四第53頁，卷四第53頁(「擺」字原脫，據周本淳校點《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五補，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頁)。

　　 (41)郎瑛：《七修類稿》卷一六《淵明非詩人》，第238—239頁。

　　 (42)朱燮輯《古學千金譜》卷一八，清治怒齋藏板，第21頁。

　　 (43)歸有光：《陶庵記》，《震川先生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頁。

　　 (44)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2頁。

　　 (45)(59)(70)魯迅：《題未定草(六)》，《且介亭雜文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頁，第213頁，第205頁。

　　 (46)(57)(58)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而已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頁，第112頁，第112頁。

　　 (47)《藝文類聚》卷三六歸入「隱逸」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49頁)，味其所詠，顯然包含入世內容。

　　 (48)白居易：《答四皓廟》，《白居易集》卷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4頁。

　　 (49)元稹：《四皓廟》，《元稹集》卷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1頁。

　　 (50)《全唐詩》卷四七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362頁。

　　 (51)《全唐文》卷三一七，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27頁。

　　 (53)袁宏：《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卷五》，《兩漢紀》，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4頁。

　　 (54)荀悅：《申鑒·雜言下》，《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8頁。

　　 (55)阮瑀：《隱士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三，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81頁。

　　 (60)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7頁。

　　 (61)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辭欺人」，黃汝成《日知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5頁。

　　 (62)劉逸生：《龔自珍己亥雜詩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83頁。

　　 (64)湯新祥校注《X（上「鞏」下「石」）溪詩話》卷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頁。

　　 (65)譚嗣同：《致劉淞芙書》，《譚嗣同全集》卷三，三聯書店1954年版，第379頁。

　　 (66)袁行霈：《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陶淵明研究》，第78—100頁。

　　 (67)陳延傑：《詩品注》卷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頁。

　　 (68)孟浩然：《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頁。

　　 (69)顏延年：《陶徵士誄》，《文選》卷五七，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91頁。

　　 (71)(75)(76)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卷三第296頁，卷三第371頁，卷三第296頁。

　　 (72)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義熙十三年條下，《陶淵明年譜》，第20頁。

　　 (73)分別見潘重規《陶詩析疑》，載《清華學報》1968年新7卷第1期；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卷三第371頁。

　　 (74)皇甫謐《帝王世紀》載：「四皓始皇時隱於商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叢書集成初編》第3701冊第39頁。

　　 (79)從「黃綺之商山」、「路若經商山」兩句可知，陶淵明凡明確提及四皓隱居之地，均稱「商山」而不作「南山」，這也足夠成為我們理解「南山」含義之一助。

　　 (80)《晉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45頁。

　　 (81)徐復：《〈陶淵明集〉舉正》，《徐復語言文字學論稿》，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頁。

　　 (82)蕭統《陶淵明傳》：「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陶淵明年譜》，第252頁)王質《栗里譜》「太元九年」條：「妻翟氏偕老……當是翟湯家。」(同上，第2頁)

　　 (83)王瑤注《陶淵明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1頁。

　　 (84)沈德潛：《說詩晬語》，《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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