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生：為中國找回晏陽初

　　歷史確實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年是晏陽初先生逝世20周年，也是其開始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工作90周年。但綜觀國內紙媒或電媒、網媒，卻沒有一篇紀念性的文字。儘管與10年前我們開始新鄉村建設工作比起來，社會對晏陽初先生的認知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他仍然是故紙堆裡頭的一個小人物，不為人們所注意。當4年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任務提出時，人們一窩蜂地往韓國跑，去學習那裡的新村運動，卻少有人願意去注意一下供在自己家裡的韓國人的老師——以晏陽初為代表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運動早已是世界的寶貴遺產。

　　偉大的思想不能為其同時代所理解，這是正常的，因為思想在高處，而人們只在平地覓食。但可悲的是，解放後在意識形態的圍欄里，平教會、晏陽初、定縣實驗……這一思想的聲音卻在這片土地上消失了。

　　但思想是光，它總要從黑暗中透過來。晏陽初先生的思想和精神是當我們回望20世紀的中國時，能夠使心靈感到溫暖的少數幾束光中的一束。今天，中國並沒有從傳統的農業社會中走出來，廣大的農村許多地方「愚、窮、弱、私」仍是主旋律，民智尚未全然開化，民力沒有得到足夠發揮，而民主的建立更是任重道遠。因此當我們展望更遠的未來，這束光的亮度尤令人興奮不已，這一思想不應從我們的天空遁跡。

　　如此陌生的現代偉人

　　1928年6月20日，晏陽初出席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典禮，領受榮譽文學碩士學位。讚揚詞是這樣寫的：晏君自1918年在耶魯膺學士學位，今已屆十周年，極少的畢業生在十年間的成就，可與這位具進取心、富有才能，而且又不自私的人相提並論；他是中國平民教育計劃的主要負責人，他對東方的貢獻可能比戰後任何一人都偉大；當他在法國以青年會幹事與中國勞工相處時，設想出對中國文盲的教育觀念；他在中國雅禮會所在的長沙，開始作平民教育大運動，迅速擴張成為全國性事業；他自繁多的中國文字中簡要選取一千字；在這平民教育制度下，二百萬中國人已經學會讀和寫本國文字；晏君實是世界文化中一有效能的力量。

　　1943年5月24日，是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紀念日，晏陽初在這一天與愛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道被評為「現代對世界具有革命性貢獻十大偉人」，表揚狀上寫道：傑出的發明者，將中國幾千文字簡化且容易讀，使書本上的知識開放給以前萬千不識字人的心智；又是他偉大人民的領導者，應用科學方法，肥沃他們的田土，增加他們辛勞的果實。

　　這些榮譽雖是加給晏陽初個人的，但正如晏本人所說，這是給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的，是對其自1920年以來在動蕩不安的中國開展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工作的嘉許。

　　1945年秋，國民政府教育部設立全國民眾教育委員會，聘請晏陽初為主任委員，並要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在南京設立辦事處，以便與教育部隨時聯絡。

　　1945年11月，聯合國文教組織在巴黎舉行首次會議，晏陽初的助手瞿菊農是中國代表之一。是次會議以中國平民教育的經驗為藍本，制定了文教組織基本教育計劃，以在世界未開發地區推行基本教育，以掃除文盲、灌輸基本教育為目標。晏及其同仁在國內開展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事業已然獲得世界範圍內的認可並開始影響世界。

　　1989年10月25日，美國總統喬治·布希致電晏陽初，祝賀晏99歲壽辰，賀辭中稱：您一生服務於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平民，給了眾多美國人極大的鼓舞。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捨，您重申了人的尊嚴和價值。我對您通過給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機會來幫助他們擺脫貧窮所做的努力表示讚賞。您已使無數人認識到：任何一個人不只是有一張吃飯的嘴，而是具備無限潛力的、有兩隻勞動的手的、有價值的人。您是我們人類的頌歌，是你們同行的楷模。

　　70年，只做一件事

　　從1918年在一戰戰場的華工營，到1990年在美國紐約去世，70餘年，晏陽初只做了一件事，即在世界範圍內推動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

　　在法國華工營，晏陽初在服務華工中受到華工的教育，他開始認識中國的「苦力」，他們「苦」，但身上卻潛藏著巨大的力量，只因教育機會的缺失，這種力量得不到發揮。晏陽初用「腦礦」來形容他的這一發現，這種發現，對中國來說，真是不亞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因為長久以來，中國的勞動階層被天然地隔絕在知識之外，被認為是「無用的人」，這種觀念深入人心，連勞動階層本身也看不起自己，總是渴望一個「救世主」來解救自己；而以士大夫為代表的知識階層則高高在上，總是以一種「解救者」的姿態出現在勞動階層面前。

　　青年晏陽初則在這些「苦力」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乃立下志願，回國後不陞官不發財，只為發揚「苦力」的「力」奮鬥終生。

　　晏陽初1920年回國，當時五四運動之後各種思潮風起雲湧，農村在資本和官僚的擠壓下正陷入衰敗，百姓衣不飽食，革命正在醞釀之中。彼時的中國，有85%的人不識字。晏陽初的工作，就從「除文盲」開始。他首先從中國眾多的漢字中挑出1000個常用的，編成《平民千字課》作為教材，然後分別在長沙、嘉興、煙台幾個城市進行掃盲試點，成效卓著。

　　1923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簡稱「平教會」）在北京成立，晏陽初任總幹事，以後幾十年，直到中國解放，晏陽初一直以這個身份在國內開展工作。平教會成立後，晏陽初的工作重心逐步從城市轉到農村，因為農村人口佔了80%強，農村有90%的人不認字，農民普遍在破產的邊緣。

　　1926年以後，晏陽初以河北定縣（今定州）為根據地，以縣為單位，開始了綜合的社會改造試驗，史稱「定縣實驗」。「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是對「定縣實驗」較好的概括，即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聯鎖並進，學校式、家庭式、社會式統籌進行。其邏輯是，農村的問題不是某一個方面的問題，是全局的問題，不能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必須謀求綜合的解決之道。

　　晏陽初從國民性的角度，把當時中國人的問題概括為「愚、窮、弱、私」四大病症，這病怎麼來醫治，晏陽初認為教育是根本之道，所以「定縣實驗」的核心只有兩個字：「教育」。但教育不能孤立存在，必須與建設合謀，教育為建設服務，建設反過來促進教育。所以我們會看到「定縣實驗」中更多的是建設工作，比如品種的改良，灌溉工具的改良，棉花購銷合作社的組織，鄉村保健室的設立，而教育則蘊涵在這些建設工作之中。

　　解放後我國備受國際推崇的赤腳醫生制度，廣受國內NGO採用的參與式社區工作方法，以及國務院扶貧辦近些年的「整村推進」計劃，聯合國當前在世界範圍內為消除貧困所作的努力，我們都可以看到「定縣實驗」的身影。

　　在「定縣實驗」最鼎盛的時候，定縣聚集了近500位知識分子，其中有60餘位是學有專長的歸國博士、大學教授、校長等，所以當時的媒體把晏陽初領導的平民教育運動稱為「博士下鄉」運動。而讓這些既富於創造力，又特立獨行、以自我為中心的一流人物一起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晏陽初需要花費1/4的時間「逐漸讓他們明白什麼是服務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抗日戰爭爆發後，平教會撤出定縣，轉戰湖南、四川，後在重慶北碚的歇馬場落腳，創建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晏陽初領導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工作向深處發展，以定縣工作的經驗為基礎，培養鄉村建設人才，同時開闢「華西實驗區」，直到1950年。

　　「華西實驗區」時期，平教會開始進行「土改」試驗，以和平的方式從地主手中贖買土地分給農民。後來台灣的土地改革，直接借鑒了平教會在大陸的土改試驗。而台灣土改被認為是世界學習的典範。

　　解放後，晏陽初以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推廣其在國內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經驗，在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改造學院，為第三世界國家培養鄉村建設人才。

　　1990年，晏陽初在紐約去世，享年100歲。

　　愛總會找到一條路

　　延安時期及解放後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晏陽初等人的社會改良工作並不以為然，批判之聲不絕。他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在「三座大山」壓迫下的中國，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選擇。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我們會看到革命成功後，那些非革命黨基本上都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晏陽初在解放後的「頭銜」就有「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反革命」等，他留在國內的學生也命途多舛。

　　而晏陽初卻在心裡認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練兵、不是辦學、不是開礦，也不是再革命，我們全國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爛心革去，換一個公心。有新心而後有新人，有新人而後有新社會，有新社會而後有新國家。」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有一段話論及法國大革命：結果，民主革命雖然在社會的實體內發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沒有發生為使這場革命變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應變化。這段話用在中國的革命上，大抵也是可以的吧。

　　100多年前，梁啟超作《新民說》，他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新政府、新國家。晏陽初無疑對這句話有頗深的印象，他說：一切問題自人而生，欲求問題的解決，自當在人身上來下功夫。所以平教會自始至終，都把「做新民」作為目標。中國要在真正意義上擺脫宿命般的治亂循環歷史，在根本上發生變革，唯有走改良的道路。

　　晏陽初將雙腳邁進了飽受欺凌和戰亂之苦的中國鄉村，他的手裡沒有槍，只有《平民千字課》，腦子裡也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有民眾的疾苦和西方的民主理想。他就這樣和他的同志們在河北定縣農村一呆10年，在湖南、四川農村一呆又是10幾年，以後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村一呆又是40年。

　　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在推動著晏陽初70年如一日地行走在平民中間？這條路布滿了荊棘，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走的，而晏陽初卻一走70年，直到生命末了。「具有真正和完全的愛心的人不求自己的益處」，晏陽初的一生正是背著十字架在愛中行走的一生。沒有一種從內心深處發出的強大力量，沒有人可以持續地如此邁出腳步。更重要的，晏陽初並不是在痛苦中行走在平民中間。在《九十自述》中他說：我願意化苦為樂，化敵為友。

　　晏陽初選擇了悲憫作為他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解釋他對其時代的貧窮者及其他弱勢人群所採取的行動。在這悲憫中，我們看到的是晏陽初舍己的愛。愛總會找到一條路，這是當我們回望歷史時，晏陽初留給我們的啟示。

　　晏陽初與今日中國

　　很多人會以「時代不同了」這句話簡單地把晏陽初們的努力對今日中國的啟示帶過去，認為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這些先輩們僅僅屬於過去。所以我們會看到，即使是在新農村建設的政策倡導中，也沒有這些先輩們的任何身影。

　　如果把晏陽初們的工作簡單地理解為「掃除文盲」，確實，這時代是大不相同了，今日中國已沒有多少人不識字。如果把晏陽初們的工作簡單地理解為「在農村扶貧」，確實，這時代是大不相同了，今日中國的扶貧工作已得到聯合國的嘉獎。晏陽初們提出並踐行的計劃大大超越這些目標，而且這些計劃經過實踐的檢驗，切實可行。這些計劃的目標被概括為：啟迪民智，開發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生。

　　今天的中國，「人的建設」工作還遠未完成，而這恰恰是晏陽初的工作核心。「我不知道中國人是否適合民主，但我知道他們想要民主……在中國，各種力量（包括好的和壞的）正在進行較量。只有人民大眾有機會接受文化和公民品德教育的時候，中國才能實現民主。」今日中國，距離晏陽初的理想有多近？

　　我們這個時代，發現問題的人很多，解決問題的人太少，特別是知識階層，這個理應天然具有社會使命的階層，頻繁出沒於資本和官僚的觥籌交錯之間，把自己的「根」——大眾——拋諸腦後。80年前的「博士下鄉」盛況，已難覓其蹤。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作家賽珍珠女士在《告訴人民》的結尾呼籲：這是一個宏偉而永恆的事業，這個事業的無比正確和晏陽初及其同事制定的實用的計劃的確令人信服。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像一個已經成熟的思想觀念那樣有力量。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的時刻已經來臨，我們必須以更大的熱情和決心向前邁進。

　　晏陽初曾這樣描述與他在艱難困苦中始終相伴的妻子的一生：「那美好的仗，她打過了，並始終持守自己的信仰。她留給人們的是一種祝福，她的一生，對很多人來說就是一種激勵。」這也是晏陽初生命的真實寫照。

　　（作者為北京晏陽初平民教育發展中心總幹事、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