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蕉風：中國人都是儒家下的蛋

　　毫無疑問的是，中華文明作為一個五千年來唯一保持延續性和完整性的文化系統，確實是少有的奇葩。同時代的埃及現在是安拉的子民，巴比倫很早就被夷為平地，印度則難稱上具有內在統一性，是斷裂的文化結構體。因此中國人常常特別自豪，就好像魯迅筆下的阿Q自謂祖上比別人闊，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可自拔。

　　不得不說，儒家傳統確實是構造中華文明作為「超穩定結構」的最重要的支點。孔老夫子的影響力不僅是在《論語》和四書五經的文本上的言語訊息的傳遞（姑且稱之為知識的傳承），更將一種源自周初甚至更早的祖先崇拜的「禮」整合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範世道人心的「內在的宗教感」。事實上這個問題談老了，儒家對於中國人而言，也許不一定是宗教，但一定是「宗教的」。明白這裡的區別嗎？也就是說，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幾大文明的代表之一，就如同林語堂說的，中國儒家的確是唯一沒有產生祭司階層的；但是中國的儒家卻是唯一一個興許能夠通過似是而非的道德訓誡以及經權思想來框架人心的，並且後代的人自覺以及自願地趨附於這種框架，身體力行，向內化為修身齊家之道，向外化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外國人總是感慨於中國人巨大的忍耐力，無論是對於暴政的忍受，還是對不公平待遇的默不作聲。中國人絕對是世界上修養最好的一群，他們是把「打破牙，和血吞」作為一種高尚的美德，永遠正襟危坐養出一身浩然之氣的正人君子。相對於愛好自由和民主的白皮膚同胞，我們絕得不會喊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因為我們的可選項目太多了：昌明之世高踞廟堂做兼濟天下憂國憂民的儒家士君子；亂離之世退居山野當餐風飲露獨善其身的道家活神仙；最不濟的還能大徹大悟看破紅塵，找個少林寺還是普陀寺出個家，混個住持或者方丈噹噹。中國的文化傳統，絕對不會出現那種類似「不怎麼樣，就怎們樣」（如不自由，毋寧死）的句式。所以當我們注意傳統文化中的特別出挑的什麼大師啊大家啊的面目和形象，總能先入為主的認為他們是鬚髮皆白，兩袖清風，仙風道骨，壽命極長，修養極好的世外高人；而西方傳統里的聖徒或者聖人，則常常是一副「為主一次交付給的真道竭力地爭辯」的苦逼樣，不是被上刀山，就是被下油鍋，不但修養看起來極差（當然是和我們的高人相比了），而且壽命也不長。當然了，中華文明的清高和自豪建立在不止這些方面，然而總體是有個概貌的。人類文明的衝突和焦灼就是如此，如同法國女人嘲笑中國男人那話兒小，中國男人嘲笑法國女人麵皮容易老一樣，其實是在自說自話著。　　近一百多年，那些被我們天朝人嘲笑是膝蓋不會打屈曲的西方野蠻人們，揮舞著槍炮和鴉片衝破了國門。外在的入侵和自身的危機逼迫人們做出調整。是的，也僅僅是調整，畢竟是天朝上國，祖上比人家闊，怎能被打了幾下屁股就動了祖宗的規制呢。於是，器物上糊弄了一下，北洋艦隊就被日本鬼子打回原型；制度上喊了幾嗓子，譚嗣同的人頭就成了守舊派的下酒菜；終於想到文化了，卻整出了激進主義，不但孔家店沒徹底打倒，還引進了盤旋在歐羅巴頭頂上的幽靈-馬克思主義。這個可悲的天朝上國，一次又一次地被踹屁股，還不悔改，端著個清高的架子，在近代死皮賴臉地活著。　　我從來把49年以後的中國和傳統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分割得很清楚。因為在我看來，這著實是中國文化傳統在「老而不死是為賊」的彌留階段莫名其妙地被針上的一股腥臭的槍葯。這葯也莫名其妙地使天朝這具殭屍回了魂，但是我們都知道，殭屍就是殭屍，終究蹦躂不久的。過個把年，大傢伙可以比較自由地說說話嘮嘮磕了，不妨學著趙本山的《賣拐》，對這具附著幽靈之魂的殭屍說：來，蹦躂蹦躂，走兩步，看看是真還是假。　　其實，我們真的掙脫開了儒家嗎？無論是洋務派的器物改革，維新派的制度改革，五四健將的文化改革，49年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有哪一個不是帶著儒家的鐐銬在跳舞呢？這些近代史上翻而覆來的偉人和智者，有哪一個血管里留著的不是兩千五百年前那個惶惶不可終日如喪家之犬的孔丘的血液呢？因此我想說的，器物和制度的改革，還是在儒家的範圍里打轉，證據之一就是曾左李張這些飽讀詩書忠孝節義的「中興名臣」，以及康有為苦心積慮給孔教主打扮化妝的《孔子改制考》；新文化的推倒和破壞，也沒有跳脫出儒家思想規定的範疇，不過是歷史上俯拾可見的文化更新周期，如同宋明理學應對佛教的威脅而攝取智識等觀念的變換而已；領導49年的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領導人身上有深厚的儒學修養，西方式樣的階級鬥爭被改裝成中國式樣的權謀權變，而文化狂熱和皇權崇拜更是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可悲！可嘆！如果說共產主義是盤旋在歐羅巴頭頂上的揮之不去的「幽靈」，那麼至少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之後，這幽靈已經蜷縮在有限的四個旮旯里不敢出來了：但是儒家和孔子的幽靈，卻一直陰魂不散，任你怎麼催，怎麼趕，它都如附骨的蟲，深入骨髓，隔著歷史朝代給中華的軀體注入隱隱的冷。並且頑強地幾乎不可能被滅絕。　　關係和操作性，是儒家的兩大法寶，是中國保持超穩定結構的法寶，也是阻礙中國和中國人進步的最大障礙。人和人的關係，畢竟是互相平視，人性本惡，只要有人存在，怎麼可能有真正能「推己及人」的傻逼。再說「推己及人」，高估人的本性，是以人性善為出發點，結局只能是可悲的失敗。不懂得愛的「衰減效應」，還自以為這一套極具操作性，是「放之四海皆準歷萬代而常新」的普世真理，是儒家最愚不可及的地方。我深為之嘆。特別是當我們狂妄地宣稱「人人可為堯舜」的時候，其實也是給人定了一個可以隨意胡來的、自我稱義的所謂「高標」；而西方社會是以基督教「原罪」概念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權力互相制衡監督的「三權分立」，是給人定一個最低最低的道德底線；果效是看得出來的，如之自信的中華文明到了現在，已經墮落到需要由領導人來告訴國民什麼是「八榮」什麼是「八恥」的地步。而如之不自信的西方，已經一騎絕塵，大踏步把我們甩在後面，並且隨時有餘力來踹兩下天朝的屁股。　　2年前，孔子的塑像被立中國權力中心的象徵天安門廣場上，新儒家和新新儒家們歡呼雀躍，以為傳統文化要回潮了；1年前，曲阜由於當地基督徒的需要準備建基督教堂，全國各界的儒生前所未有的團結，簽名吶喊，誓要保護孔教聖地，擊潰基督；半年前，中國在全世界廣為播種和授精的孔子學院被不識抬舉的美帝國主義一腳踹回，從政府到民間，從國家漢辦到民間書院一時間如喪考妣；更早的，國際儒商協會因為涉嫌賬務欺詐而被摘牌調查，又打擊了一批儒家士君子們的自尊。我覺得很難過，也很奇怪，因為我不知道這種藉助公權力在背後推動的儒學復興是否真的有必要？因為在我看來，儒學根本不需要復興，儒家的幽靈和孔丘的血液一直都飄蕩在我們上空，流淌在我們血管里。只要中國人的民族優點還不至喪失，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還未徹底盪除，那麼儒家和孔子就一直與我們同在，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　　儒學根本不用推的，我農村老家，就有最正港的儒學。每天爺爺奶奶準時打電話叫你回家吃飯，那就是最正牌最正宗的儒學。儒家從來是自信的，一如中國人現在老是談大國崛起和中國模式那般自信。只是我總是在這一片山呼海嘯的狂熱也好樂觀也好麻木也好墮落也好之中，覺察到一點非常難聞而且難看的東西。我更希望中國社會能出產一些為了正義和公理能夠挺身而出撕破臉皮拔刀相助的「修養不好」「壽命很短」的聖人和聖徒，而不是大批量生產一些滿腹經綸卻蠅營狗苟的儒家軟骨蛋。我敬重儒學至剛至大的一面，我極其願意相信這些都是好的，卻又極其鄙視它那種自以為是，自我稱義的驕傲和清高。我們都是儒家下的蛋。儒家是中國的蠱，慢性中毒，病入膏肓，卻僵而不死。　　我極其希望，以後當法國女人嘲笑中國男人那話兒短小的時候，中國男人不要再端出一副修養很好的正襟危坐的儒家士君子樣，然後說：「親愛的法國小姐，其實，按照我們中國人的標準，我那話兒是小的。即便我那話兒真的短小，我的內心卻很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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