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與象山、松陰——鴉片戰爭時期的中日進步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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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前：回答研究中日歷史無意義：中與日隔著的是民族，中國如何對日將是21世紀中國走向世界強國、中華民族走向世界強族必須回答的問題，解決問題不是規避問題，直面問題也需了解問題
19世紀中葉是東亞歷史上的重要轉折時期。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中日兩國先後被西方列強用武力敲開門戶，在炮口下實現了開放，被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東亞歷史進入了近代時期。通過中日文化交流，一批介紹世界史地和論述鴉片戰爭的中國著作傳入日本，很快被翻印、翻譯而廣泛流傳，在日本有識之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反響，對日本了解西方文化和維新思想的形成，都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中國鴉片戰爭時期進步思想家魏源的著作對日本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和吉田松陰的影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受到鴉片戰爭失敗的刺激，中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間一批愛國開明的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了解國際形勢，研究外國史地，總結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尋找救國的道路和抵禦外敵的方法。鴉片戰爭及戰後閉關大門的開放，也使他們能夠通過搜集傳入中國的外國報刊、書籍和地圖，以及戰爭中審問俘虜和向外國商人、傳教士直接探聽等方式，獲得許多西洋知識。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近代出現了第一批介紹和研究世界歷史、地理和現狀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魏源的《海國圖志》。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陽人。他曾就讀嶽麓書院，1822年考中舉人，長期擔任江蘇地方官的幕僚和州縣官。有大量著述和詩文傳世，是清代中葉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1841年6月，曾任欽差大臣領導廣東禁煙和抗英鬥爭的民族英雄林則徐，遭到投降派打擊陷害，在革職流放途中，經過鎮江，會見了好友魏源。兩人同宿一室，徹夜對榻長談。林則徐把自己在廣州組織人翻譯英國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而編成的《四洲志》手稿，和其他一些摘譯的外國資料，都交給了魏源，囑託他進一步研究外國史地，編纂一部新書。魏源受託後立即動手，埋頭著述，除了引用《四洲志》全文外，還徵引了歷代史志14種，中外古今名家著述70多種，以及各種奏摺等其他史料，終於在1842年12月，編成《海國圖志》50卷，以後他又陸續加以修訂增補，1847年補充為60卷，1852年又增加到100卷。百卷本全書約88萬字，並有各種地圖75幅，西洋船、炮、器藝等圖式42頁。其內容除了包括五大洲幾十個國家的歷史地理以外，還有總結鴉片戰爭經驗教訓，論述海防戰略戰術的《籌海篇》四卷，以及《夷情備采》三卷和關於仿造西洋船炮及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論述、圖說十多卷。這是近代中國人自己編撰的關於世界史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當時一部內容最豐富的有關世界知識和海防的百科全書。此外，魏源還著有記述清代歷次戰爭的《聖武記》等書。　　魏源的著作，作為清代中國赴日本貿易商船帶去出售的中國書籍傳入了日本。根據長崎圖書館保存的江戶時代進口中國書籍的原始記錄，可以查到魏源的《聖武記》一書最早是1844年由中國商船帶進一部，被老中(幕府將軍以下最高級官員)阿部正弘買去。1845年又輸入一部，為老中牧野忠雅所購。1846年，中國商船帶去三部，分別被老中青山忠良和戶田忠溫買去，可見當時日本幕府執政者對《聖武記》的重視。魏源的《海國圖志》首次傳入日本是1851年，由中國赴日貿易商船帶去三部。但是由於發現書中有涉及天主教的違禁文字，根據幕府法令要上交處理，後來其中兩部由官方御文庫和學問所徵用，另一部被關心世界形勢的老中牧野忠雅買去。第二年，又輸入一部《海國圖志》，由長崎會所保存。1854年，中國兩艘商船一共帶去《海國圖志》15部，被官方徵用七部，在市場上出售八部。到1859年，由於《海國圖志》在日本市場上供不應求，價格已經漲了兩倍多。　　魏源的《海國圖志》和《聖武記》傳入日本以後，很快就受到日本有識之士的重視和歡迎，紛紛加以翻譯、訓解、評論、刊印。僅僅從1854到1856年這三年之內，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選本就有21種，其中翻刻本(按原文刻印)和訓點本(在漢文上下旁邊加上訓讀符號或假名)有六種，和解本(日文譯本)有15種。一部著作在出版後短短几年內，竟然在另一個國家出現這麼多種版本的譯本，這恐怕在世界各國文化交流史上也是罕見的。魏源的另一部名著《聖武記》在日本也有《聖武記采要》、《聖武記附錄》、《他山之石》等好幾種版本的翻刻本。　　魏源的《海國圖志》等著作為什麼會引起日本人這麼大的興趣呢？這是因為《海國圖志》等書使他們大開眼界，不僅提供了大量世界史地知識，而且還總結了中國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不少加強海防、抵禦外敵的建議。這對於幕末不太了解世界形勢又面臨西方列強侵略、急於加強海防的日本人來說，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因此日本人士稱其為「有用之書」、「天下武夫必讀之書。」可以說《海國圖志》等書影響了日本幕末一代知識分子，尤其給予那些要求抵禦外敵、革新內政的維新志士以啟迪，從而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　　佐久間象山(公元1811—1864年)，是日本幕末著名的維新思想家、尊皇開國論的倡導者。他是信濃國松代城人，姓佐久間，名啟，號象山，據說是為了仿效中國宋朝的哲學家陸象山。他曾在江戶開辦私塾象山書院，兼教漢學和洋學，並傳授兵學與炮術。1854年，因鼓勵學生吉田松陰偷渡海外而被牽連入獄七個月，在獄中寫了《省諐〔qian牽〕録》。在這部書中，佐久間象山曾經談到他讀了魏源的《海國圖志》與《聖武記》以後的感想。他說：1842年，信州松代藩主真田幸貫任老中，管理海防之事，當時正值發生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他聽到這個消息，便向幕府「上書陳策」(即著名的《海防八策》)。後來，象山讀到了魏源的《聖武記》，發現這部書同樣也是「感慨時事之所著」。再看魏源寫的《聖武記序》，作於1842年7月，僅比他11月上書早四個月，「而其所論往往有不約而同者」。佐久間象山不禁感慨萬千，拍案稱奇：「嗚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省諐錄》)　　佐久間象山雖然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卻並不是盲目全盤接受魏源的一切觀點，而是結合日本的實際情況，提出自己的海防主張。如他不同意魏源只強調堅壁清野，嚴密防守的戰略，而主張講究炮、艦，主動出擊敵人於外海。他還批評魏源《海國圖志》一書中關於炮艦之學，談得太粗淺。認為魏源對炮學缺乏深入研究。佐久間象山大力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加強海防、改革內政、批判幕府的鎖國與腐敗，倡導尊王開國論，最後在1864年被攘夷派刺殺。魏源與佐久間象山的思想，都是在西方侵略衝擊之下產生的愛國主義革新思想，他們分別成為中日兩國維新思想的先驅，兩人真是名符其實的「海外同志」。　　另一位是佐久間象山的學生、著名的維新志士、尊皇攘夷論的倡導者吉田松陰(公元1830—1859年)。他姓吉田，名矩方，號松陰，長門國荻城人。他早年在九州遊學時曾從別人處借閱了魏源的《聖武記》一書，對魏源要對付外敵「必先洞察夷情」的觀點產生強烈的共鳴。1854年，他企圖利用美艦來日的機會，衝破鎖國鐵幕，到海外求學，不幸偷渡美艦失敗被捕，囚禁於野山獄中。松陰在獄中仍不忘探索救國之道，讀了很多書，寫了《野山獄讀書筆記》，其中多次提到讀魏源《海國圖志》一書的體會。他認為《籌海篇》所議守、戰、和，非常中肯，如果能按此執行，足以對付英法和俄國的侵略。他還針對日本當時面臨的形勢指出：當前俄、美、英、法，紛紛來騷擾日本，所以傳入魏源的書，廣泛流行，是十分及時的。　　吉田松陰對魏源的某些觀點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關於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魏源認為俄、美、法都憎恨英國，因此中國可以得到他們的水陸援助。吉田卻認為這是不可靠的，列強往往「見利舍義」，只要有利，便可以與敵人同盟，反以同盟為敵。他舉例說：如俄國與土耳其開戰時，英法就曾一起援助土耳其(指克里米亞戰爭)，可見魏源對世界形勢的分析，仍有「不當之處」。1855年末，吉田松陰雖然出獄，但仍被幽禁，他便在囚室對前來求教的青年講學。1856年才得到長州藩政府的許可，興辦松下村塾，學生來自武士、商人、農民等各個階層，培養出像高杉晉作、久坂玄瑞等著名維新志士以及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維新元勛。吉田松陰利用《海國圖志》等書提供的世界知識，結合日本實際，一方面批判幕府的鎖國政策，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尊皇攘夷討幕維新的主張。最後在1859年的「安政大獄」中，被幕府處死，就義時年方30歲。　　佐久間象山與吉田松陰是日本幕末的傑出維新思想家，他們一面熱心地從魏源著作中吸取世界史地知識和反侵略鬥爭經驗，同時又從日本實際出發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見解，這也是文化交流中的一種可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