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演講：這多事的半生

08-02

在4月23日下午的798布睿克藝術中心，地平線「星空下的征途」系列第二場沙龍舉行，傑出非虛構寫作者、《鳳凰周刊》主筆袁凌講述了自己半生的歷程，兒時文學種子的萌芽，青年創作的迷茫，中年的苦悶與求索，點點滴滴如同一條河流緩緩流過了四十年。

30歲是很多國內記者離開的時點。而袁凌這時在法院公職人員、教師、重慶某報記者、博士生一系列身份在摸索、轉換後，重新進入媒體《新京報》，成為一個普通的記者，那段錯落於正常軌跡的媒體經歷讓他的頭髮掉了一半。

在40歲前後，當眾多深度媒體的筆杆子們漸漸離去時，袁凌仍然留守在媒體，他說自己害怕喪失了現實的經驗，他的特稿《走出馬三家》《守夜人高華》《海子，死於一場春天的雷暴》讓人們記住了他，而他卻仍如同苦行僧般的寫作。

他一直在追求對現實的把控，但似乎又被現實牢牢的控制，不得不經歷現實的煎熬和創作的苦悶。

在袁凌的創作生涯中，他有十多年未曾出版過自己的作品，從寫詩到散文、小說，最終回歸到非虛構作品，直到2013年第一部著作《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面世，袁凌才真正開啟自己的作家之門。

之後三年，袁凌相繼出版了《從出生地開始》《我的命就這麼土》《在唐詩中穿行》，如同一個經歷漫長生長季的收割者，他只是獲得了早年的稻子，而新一輪的播種季已經來臨。

袁凌，一名傑出的非虛構寫作者，如何走過來時的路，又將歸於何處？以下為袁凌在地平線「星空下的征途」第二場沙龍的演講《此半生，全非虛構》全部內容。

此半生，全非虛構

袁凌

演講全文：

這半生全非虛構，說半生也符合事實。我17歲上大學，13歲上初三，是不是初三就開始正兒八經有創作不清楚，但是高一開始了。在一個窮山溝什麼也看不到，老爸是一個醫生，教我了七個字——大海航行靠舵手，老師勸我們讀文學，印象最深的是鄭淵潔老師。

初中趕上了80年代的文學潮，當時我已經從出生的鄉村來到一個小鎮子上，文學潮熱到什麼程度，就是在小小的醫院裡就能夠找出來三個文學青年，文學青年訂的刊物，有《人民文學》，有《當代》，有《小說界》，我看最多的是《小說界》和《中篇小說選刊》。

我就整天抱著這些看，有時候看不懂，但還是能夠領會一點。我記得有一個文學青年訂了一本詩刊，裡面有一首普希金的詩《跳蚤之歌》，覺得很奇怪。我接觸文學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我的作文寫得比較好，正式有了文學的自覺是從高中開始。因為成績比較好，我從鄉下中學考到市一中，就正兒八經地有意識去寫東西了。一開始當然是寫詩，有一個大人物就是席慕容的詩當時特別流行，非常唯美、浪漫。高中生領會的是詩裡面過於多的感情，高中生的胃口是很大的，再多的柔情也吃得下，當時特別喜歡她的東西，我記得當時明信片也比較流行，裡面也有她大量的詩。

如果說有自覺創作這樣的一種意圖，開始寫就是14歲，高一的時候。剛開始自己感覺還挺不錯，走的路子很純情，但是真正遇到問題是在我大學一年級到二年級。剛開始老師稱讚還可以，但是莫名其妙地，大學一年級下半期我就失寵了，老師對我非常失望。我是學生會文學部的主任。為什麼呢？因為我碰到了第一次困難。我開始對現代詩產生了反感。我覺得現代詩是以意向和象徵為立足點，追求的是一種言外之意的意向，它需要這個東西，尤其中國從朦朧詩以來到後來第三代詩人，他們追求的是詩歌本身的意向豐富性，甚至是象徵性，但我是排斥這個的。

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會不喜歡，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我在作品裡希望導入一種東西，我要的是真實的經驗，在詩裡面我需要看到的是一個真實經驗的傳達，而不是象徵和意向。但是當時我並沒有在詩里直接表達經驗的能力，所以我開始用古典詩歌寫詩，強調韻味和抒情。所以老師很失望，認為你怎麼退到了幼稚的層面了。

過去我幾乎沒有發表過詩，除了在《中國作家》上有一組詩，沒有在別的地方發表過。我後來自己出了一本詩集，自費出的，沒有在書店公開去賣，只是作為自己的一個紀念，但是詩歌我一直寫，這是我寫作路子最長的文學形式。

在我繞了很多彎子以後，後來老師又看我的東西，說你終於走出來了，因為我找到了怎麼在詩里直接表達這個經驗。現在，詩歌已經變了，到楊建，包括北島，以及一些最新的詩人，他們已經拋棄了朦朧詩的筆法，開始寫作當下的人生經驗，而我最後終於找到了這樣的詩歌筆法，這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

後來，我開始轉向寫散文，一開始發現很適合我，篇幅不長，不受束縛，可以自然表達我自己的感情，但是我當時還是很不滿足。一個是詩歌高潮剛剛過去，詩人很吃香，只要會寫詩，長的像二師兄也有姑娘喜歡的。90年代寫小說已經是高峰了，像莫言那時候已經很有名氣了。

在散文上，余秋雨也出來了，但是當時沒有被當成主流文學，覺得寫散文怪怪的，所以，我一方面寫散文，另一方面還是想怎麼把小說寫好。所以，大學開始嘗試寫小說。

但我發現特別不適合。小說就是更講究了，我後來領悟到，寫小說不是需要真實的經驗，而是需要一種特別精選的經驗，要看特別性。所以，對小說而言，經驗並不重要，它講的是經驗的表象，一個很特別的故事，由此形成特別敘述的語調。就比如，在一個圓桌旁邊，大家的生活經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圓桌里擺出你的東西，這是個技巧。但我一寫小說就掉入坑裡了。

我剛上研究生的時候，我寫的小說一開始模仿別人，發表是比較順利的，但在我漸漸成熟的時候，我開始按我自己想法寫小說，有十年時間我的小說一篇也發不了。那時候沒有網站，沒有公號，大家的閱讀就是靠文學雜誌，我一個字都發不了，那段時間我研究生畢業分配到重慶晚報工作，一邊寫新聞稿，一邊寫小說。可在文學上一片黑暗，心情是灰暗到了極點。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的很多非虛構多作品都是那個時候寫的，那個時候我不知道它叫非虛構，我叫了人家也不認，人家說你這個寫的騰好的，我很受打動，但是它不像小說。當時快把我逼瘋了。後來，五年前，《我的第99次死亡》是做了最後一次努力。此前我已經讓編輯很失望了，他自己願意投，但是都是被主編拿下來，這個我又拿給他的時候，他說，你又來了，我們這裡不發這種東西。然後，我就拿回來了。

我記得在那個十年之內寫了哪些東西呢，一個是我的《第99次死亡》，完成了初稿，有人說這是我最牛的東西，但是拿出去的時候，文學雜誌的人完全不承認。

另外我寫了一個長篇作品，叫《在唐詩中穿行》拿出去給《重慶文學》，他們說，你怎麼這麼幼稚，初中生寫的吧？覺得我寫的太純了。如果某個東西是嚴肅的、純潔的，你一定是害羞的，你一定把它掩飾得不那麼單純，很玩世不恭的話會好一點。

我還寫了一個長篇小說叫《我在重慶的世界》，這個小說到現在還沒有出來。所以，回頭看我當時寫的東西，為什麼出版不出來，後來我的導師跟我講，寫生活經驗，我是直勾勾地寫，我不希望裡面有給你回味的東西，我很討厭讓你回味，或者讓你覺得裡面有一些空間。我覺得這個空間應該關閉，就是這樣的生活經驗。所以，我當時沒有意識，實際上我寫小說的時候寫的並不是小說的東西，我掉到一個很大的坑裡。

我討厭以後小說中所有的題材，我覺得他們好矯情，假假的，他給你一個死胡同，進去之後按照他的敘述走來走去，就不是正常人，怪怪的人，怪怪的動作，怪怪的話，但非要按他的邏輯弄完，我特別討厭這個東西。

我上大學因為喜歡文學，報的中文系，但一進去上當了，因為中文系從來都不培養作家。後來就上了社會系，但90年代社會學系非常小，不知名，這也可能也是我反叛中文系的態度。

後來抱了一個很空洞的想法，上中文系錯了，我應該接近生活，就到家鄉的法院待了一段時間，但被人排擠，人家說你一個重點大學的學生跑我們縣城來幹什麼，又不是這個專業，後來他們就想，你上過大學沒有，你上得是大專吧？我自尊心有點強。實在受不了，我就走，實際現在挺後悔的。

然後我就考了研究生。研究生畢業以後又覺得這怎麼辦，我本來不想上中文系，結果又上了研究生了，後來跑到重慶晚報當記者，待遇還可以，做新聞記者也是彌補自己沒有生活經驗的短版。

四年之後，我在重慶待不下去了，因為待的太久了，想去南方周末，當時《南方周末》的大人物看不上我。後來，我就考博了。

我不想考中文系了，考了歷史系，當時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葛老師是我的導師，他說你不要做現代史，你只能做古代史，我一看這不行，後來就退學了，很猶豫，當時一方面上學，一方面在新京報當深度報道記者。

2003年新京報籌備，我在那兒的第一篇報道是《北京SARS後骨壞死患者不完全調查》，也是他們第一篇深度報道。我當時也還要去清華大學上學，感覺累死了，然後頭髮都掉了。怎麼辦？開始我提個因病休學，他們不同意，後來說不去了，後來導師同意了，給我批了一句，與其多一個不情願的學者，不如多一個有良心的記者。他後來到了我們復旦大學做院長，後來我在復旦大學還碰見過他。

到新京報的時候我已經30歲了，開始大量的職務寫作。剛開始當校對，後來跑街，我們也拿不到熱線，自己找線索，當時很辛苦。搞了半年，差不多適應了，就到經濟部跑經濟新聞，然後又到國際部，我通宵值班，搞的我得了肺結核。當時的領導說，你寫一篇我和肺結核吧，我還真的寫了，最後還發出去了。

我都得病了，怎麼還能讓我干這個？後來調到周末版。這一年雖然很辛苦，錢也很少，但他們總用理想忽悠我們，其實是個「血汗工廠」，不過是個有理想的「血汗工廠」。那一年，感覺太辛苦了。一個稿子接著一個稿子的出差，我一般在北京只能待四五天，人都是臭的，那時候我就強烈的想回家，我有鄉愁情節，想彌補我回鄉的經歷，總覺得自己虧欠了生活的經驗。

記者職業也可以得到一些生活，但都是「廠」裡面的生活，人家生活好久，你去寫一個稿子就走了，好像很生動，你叫生動嗎？人家生活了一輩子，你寫了五天，這叫深度報道么？這個事情我感覺特別不好，一直有愧疚，四五天寫了個深度，而且還一稿成名，覺得特別牛。那個年代就是這樣的，總有一種傾向，我一定要搞出一篇很有深度的東西來，追問到制度，我們是嚴肅的。當時同事極力的挽留，說你干管理試試，但我最後發現受不了，中間一度還到了新浪。

所以，我還是選擇了回家鄉。回家鄉一年多，我寫了《我的命就是這麼圖》小說集中的大部分小說，主要寫鄉土。回去一年多，感覺變化非常大，對家鄉也有一些細節觸動了我。比如，農民廁所過去是儲水，很環保，但是後來改成沖水，衝到河裡。以前河裡的水可以喝，現在都成糞水，非常受不了。

半年裡，我寫的還挺多，20多篇，都是中篇。我寫的不是很精巧的，很多是不是小說的小說，農民的生活很單調，你沒有辦法搞出一個情節來。如果有這麼一個情節，像上廁所看見白白的屁股，那一定是編的。農民80%在勞動，勞動、吃，農民一切的世界觀都跟這個有關係，我寫他們慢悠悠的走來走去。所以，我的文章在文學雜誌上發表很不順。

我並不想去種地，我想了很多嘗試，但是還是沒有決心，因為我沒有經濟基礎。人家說，你回來幹什麼，我不是作家，連作者都不是，人家問我，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說寫小說，人家覺得這不是個理由，因為你沒有發。

一年之後我還是出來了。到了好幾個雜誌社輾轉，當了幾年編輯，這幾年特稿的概念已經出來了，我就嘗試編特稿，我基本是改寫的，出來都是署別人的名字，感覺特別難受。其實當記者這個年紀大了，但後來想想，還是再當記者吧，所以繼續當記者。

我當是就是鳳凰周刊的主筆，當時主要做編輯。那是我已經38歲，我有四個月時間左右碰壁，我聯繫過所有知名雜誌，都不要我了，雖然我在業內還有一點小資歷，但是資歷不夠，年紀又這麼大，怎麼辦呢？當時覺得好悲催，這段時間我也寫了一系列的長散文，都在《從出生地開始》那本書裡面。

終於到第四個月的時候，昌平兄救了我。我跟羅昌平是多年的兄弟，在新京報時，我和他有著睡在上鋪的兄弟般的感情，在新京報時，我先去，他後去。後來，他是《財經》法制組的頭兒，他說你到我這兒來吧！我當時挺矛盾的，怎麼現在干法治了？但是沒有地去，就做法治，反正什麼也做過。

那時候，我也兼著寫一些其他類型的稿子，寫了生平第一篇特稿，那就是《血煤上的青苔》。

為什麼以往不寫特稿？包括在新京報，我擔心一邊寫小說，一邊寫詩，又一邊寫新聞，會不會把我的文學新聞化了，會不會把我的新聞文學化了，這樣變得都不是了。所以，我自己一直做防火牆，腦子裡邊分幾塊，該寫文學寫文學，該寫新聞寫新聞，寫新聞就是嚴格的調查報告，寫文學不跟新聞沾邊，相安無事。

隨著年齡大了，我又開始寫特稿，是很不情願的，但這個時候為什麼會寫？我覺得可以把新聞和文學性的東西做一些結合，也不讓他們失去各自的特徵。我經過這麼多年的經驗，也有一點自信了。所以開始寫特稿，《財經》領導看後，就讓我轉正了，本來我還要試用期三個月的。

當時感覺，怎麼混得這麼慘，因為你想，昌平是我的副主編，而另一個曾經跟我睡同一個屋的是我的主管編輯，所以，我的心態上還是很需要調整。當然，這些後來都不是事了。

從《財經》開始，我真正寫特稿了。寫特稿以後我發現這個比寫調查報道省事多了，那個沒有好大的影響，人家也不覺得你的文筆好，也不當成藝術品來看。可是寫特稿，人家當作特別寶貴的東西，而且現在沒有以前那麼累了，到了這個年紀也只好寫特稿了。

所以開始寫，也許這個題材確實更適合我一些。後來寫高華、馬三家，寫海子，同時，我要寫很多法治的稿子。寫了寫一系列法治的稿子，關注的也跟法治史有關，所以題材涉及到監獄史了，最後形成了一本書。這本書以秦城監獄為核心，延伸到現在的很多監獄，涉及到監獄的制度，把口述史和資料結合起來成了一本書，叫《秦城國史》，但現在轉了六七個出版社，太敏感，出不了，現在還沒有找到準確的下家。我還寫了好多右派以及一些知識方面，雖然當時我清華沒有讀了，但我對思想史的興趣一直有，這是我一系列的東西，但現在出來非常困難。

在我快離開《財經》的時候，我寫了一個特稿《走出馬三家》，其實是有一個調查報道的版本，當時財經壓下了，說太敏感，先在《LENS》試一下用特稿的形式發，就是現在大家只看到的那篇。好多人質疑它的調查性夠不夠，我的調查到底扎不紮實，但沒有發表的那個版本都是沒問題的。後來我從《財經》離開了，寫點自己的東西。

我跟鄧飛（原《鳳凰周刊》記者部主任）關係很好，因為以前在《鳳凰周刊》時，他寫，我編。後來他搞了公益組織，以鄉村兒童為主題的公益，後來我跟他和攝影師合作一個項目，為期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對鄉村各種兒童進行系列訪談，方式是去到當地去家裡去同吃同住，為期15天。一個月下去一次，這個項目搞了一半，差點把我搞死了，因為太累了。老是奔波，而且同吃同住比較麻煩，比如到地里去，一頭豬養到屋裡面，晚上豬的氣味讓人很難睡著，打完雷房子就漏雨了。那地方是高原，海拔快3000米，門口全是豬屎街，吃的土豆，沒有筷子，沒有碗，沒有毛巾，沒有「洗」這個字了。吃的這個東西直接放在上面，心理壓力很大。沒辦法，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搞這個，它沒有統一的主題，但是要先把它搞完再說，眼下就搞了這麼一個項目。

我寫死亡特別來勁，包括海子之死，有一段時間寫了七八個長篇死亡，搞的腦子有點轉不過來了，但我還是對這個有興趣，所以我有一個計劃，想了解關於中國生死的非常實質性經驗。我的寫作到現在，還是在強調一個東西，我需要傳達可靠的、可還原的生活經驗，這種經驗里沒有抒情，沒有想像，沒有象徵。

為什麼我要這樣？建國以後國內寫作中有很多都是象徵、比喻、敘事，當你從那些年代走過後，你發現自己的記憶被騙了。跟他們論戰，我不是那種人；做一些理論，又早就傳播過了，我做什麼呢？當一種文化徹底要毀滅的時候，比如古羅馬文明、印度文明，在衰亡期的時候可以保留的是人們對於生活經驗真實的傳達，這個東西是不騙人的。我盡量做到不騙人，我就想做這個。

但是這個最費事，因為這個時代大家重視的不是真實經驗，大家很煩、很累，大家看到的是情趣。你怎麼調動我的情趣，讓我舒服一下，或者發泄一下，或者自我滿足一下，不要讓我感到不適應，哪怕今天一錢不值，但是就紅了，現在是網紅文化，情緒性的文化。而我這種真實性的生活經驗最不討好。但是沒有辦法，我只能幹這個。

既能夠有生活經驗，還能夠有情趣，還是拿生死說事，以後會寫系列的生死的小文章。現在我還在《鳳凰周刊》，前面還寫了《北京局外人》，我也是特稿記者，但是我對特稿沒多大興趣了。我認為，特稿在非虛構裡面是很暫時的，很局部的。你用幾天跟蹤，或者幾個月，你能夠把人家真正的情緒傳達出來嗎？

我認為很多特稿記者不要對這個有自我迷醉，這不一定就是好的，更好的東西肯定是更真實的，比如關軍老師跟人家一塊住好幾個月，我覺得這個是好的，何偉也是多年的積累，而且不是以特稿的形式出來的，包括陳徒手老師的長篇，我覺得還是要寫真實，只是「真實」這個詞被用爛了，才說「非虛構」。

特稿還是很初級的東西，但我為什麼還要寫？雜誌有個好處，始終讓你被迫接受新信息，在信息當中選擇，如果成為一名專業作家，離開了這樣一個新聞行當，可能對現實的感覺似是而非，你跟現實已經是隔了一層玻璃了，我害怕自己有這種東西。

三十年走的很遠，但是內心深處還是不安的，為什麼在媒體這麼衰的時候我還待在媒體，就是被迫的，我們被迫的時候會發揮我們的潛能，當然也有別的原因，比如有點經濟保障。

我什麼都寫，長的短的什麼都寫，很不好歸類，跟半吊子一樣，但是我覺得只能這麼寫吧，還有半輩子，先寫著看。

責任編輯：承夜

排版：韓柯

攝影：葉丹艷

場地提供：布睿克藝術空間

特别致謝：薛健先生

演講者簡介

袁凌

1973年生於陝西平利縣。作家、媒體人，現任《鳳凰周刊》主筆。發表《走出馬三家》、《守夜人高華》、《血煤上的青苔》等調查、特稿作品，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從出生地開始》、《我們的命是這麼土》等書。騰訊文學獎2015年度非虛構作家，南方傳媒兩屆年度致敬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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