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法律篇》（第4卷）導讀與摘要

柏拉圖《法律篇》（第4卷）導讀與摘要

----讀柏拉圖著作札記（五）

張念瑜

《法律篇》第四卷主要內容是討論為什麼要立法，怎樣才能善立良法之類的問題。

一、描繪未來的國家

一、

4.1 建立城邦或國家的前提條件（704a-705b）。

柏拉圖認為，真正的城邦既不是叫做「城市」的地方，也不是人的彙集。柏拉圖認為，建立國家或城邦的前提條件包括：

?其公民接受政體之傳統；

? 它有一位神聖的管理者，在靠海的地方建城邦，「擁有良好的港口，缺乏好多種穀物而不是自己出產每樣東西，那麼這個國家就需要有一個偉大的救世主和具有神的素質的立法者。」（柏拉圖，2016.p.109）；

? 這些公民表現出值得稱許和得讚美的道德習性與風俗；

?其領土的自然條件適合進口公民所需的物資，以及他們不可或缺的一切東西。

柏拉圖在討論新國家的設計時，特彆強調國家的地理位置問題。對話中的三人分別是雅典人（簡稱：客）、克里特人（簡稱：克）和斯巴達人（簡稱：梅）。由下圖可知，克里特是一個海島，雅典和斯巴達都靠近海。雅典離海只有9-10英里，「崎嶇之地多於平坦之地」，並不適合農業生產。

4.2 制定法律的目的（705d-707a）。

柏拉圖認為，立法不是為美德的一部分而是全部。制定法律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得到同意和遵守，而是為產生值得讚美的道德習性和令人愜意的風俗之目的。「只有當法律像一個弓箭手那樣始終瞄準唯一的目標的時候，這項法律才能制定得好。」（柏拉圖，2016.p.110）

4.3 沒有人能立法（709b-e）。

我個人認為，這裡講的「law」有法則的意義。柏拉圖認為，人類的事情幾乎都受偶然性的支配，沒有人能立法，全面控制人類事情的只有神。柏拉圖說：「人類根本不曾立法，事變與災難所發生的方式千變萬化，它們才真正是通行於這個世界的立法者。」 （柏拉圖，2016.p.114）因而，人類要根據戰爭、貧困、瘟疫、自然災害等因素，對政治制度和法制要有創新。

4.4 尋找一個懂得處理事情的正確方法的立法者（709e）。

柏拉圖認為，對人類事情的控制方面，人類只是處於輔助神的配角。另外，有「技能」的人才是十分重要的。

4.4 獨裁統治（709e-711d）。

柏拉圖認為，當公民們不是那種具有良好自然傾向的好人時，這時需要獨裁統治（The dictator）；當統治者有著獨裁的自然傾向，並且用獨裁來滿足他慾望時，即不是為公民的利益而實施獨裁，獨裁統治應該受到譴責。如果出於實際需要，統治者不得不採取高壓手段時，統治者採取獨裁統治，並為城邦建立了神聖的傳統，那麼，獨裁就是非常值得讚美和令人滿意的（709e-712b）。「如果一個國家要儘快並有效地建立起能過最幸福生活的政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獨裁者除其他品質外必須具有的與生俱來的品質。」（柏拉圖，2016.p.116）

柏拉圖認為，建立傳統的統治者，通過對公民實施獨裁，就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他們變得正直起來。相比較而言，那種不實施獨裁，而搞一些與自由方式相一致的統治者，離開了溫和的統治就別無他法，而懷柔需要很長的時間（710e-711d）。同時，柏拉圖也認為，對那些自由和高尚的人來說，獨裁和高壓極為糟糕。相反，獨裁和高壓對奴隸和壞人卻極為合適。

4.5 僭主制（710e-711d）。

僭（jiàn）主（Tyrant）是指軍事領導人、貴族或任何得到機會的人通過非法手段（政變、內戰等）奪取政權，所建立的軍事獨裁政體^[1]。柏拉圖認為：「從理想的出發點是僭主制，第二等好的是君主制，第三等好的是某種民主制。寡頭政制輪到第四，因為它有著人數眾多的有權勢的人，以致它難於形成一種新秩序。」 （柏拉圖，2016.p.117）因而，「當一個僭主想要改變一個國家的道德，他不必花費十分大的勁，花大量的時間。他只要第一個踏上他希望要公民去走的路----不管是去做善事或幹壞事----並通過樹立他自己個人的榜樣給他們一幅完整的道德藍圖。他必須讚揚和推薦某些行為路線並指責別的行為路線。在每個行為領域裡，他必須把任何不服從的人當作是可恥的。」（柏拉圖，2016.pp.117-118）。

4.6 國家體現著階級的意志（713a-714a）。

柏拉圖認為：「我們剛才所說的政治體制根本不是真正的政治體制：它們僅僅是在獨裁者統治下管理一個國家，其中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在任何一種形式下，國家的名稱都是由統治階級來起的。」（柏拉圖，2016.p.120）。這個說法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古雅典領土約2550 平方公里，人口最多時約20—30 萬（薩拜因，2008.p.31）。公元前500年左右，古雅典大約有人口20萬人，其中奴隸約佔總人口的1/3，公元前430年，公民約4.2萬人（芬納。2010.p.205），約佔21%。其餘是外邦人和公民妻子、女兒和未成年男性。顯然，作為統治階級的公民是少數。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繼承了這些觀點。恩格斯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馬克思，恩格斯，1995d.p.176）。

4.7 偽法律（714c-716b）。

柏拉圖認為：「政府機關里勾心鬥角。勝利者完全接管了國家事務。他們壓根兒否定失敗者繼承人可以分享權力。」（柏拉圖，2016.p.123）。因而，雙方都在相互注視著，互相提防著。因而，柏拉圖說：「我們認為，不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是偽法律（The inferiors of law）。當法律僅僅有利於共同體的特殊部分時，它們的制定者就不是公民，而是黨派分子。那些說這些法律應該得到遵守的人是在信口雌黃。」 （柏拉圖，2016.p.123）。由此，柏拉圖指出：「在法律服從某種其他權威，而他自己一無所有的地方，我看，這個國家的崩潰已為時不遠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並且政府是他的奴僕，那麼形勢就充滿了希望，人們能夠享受眾神賜給城市的一切好處。這就是我的看法。」（柏拉圖，2016.pp.123-124）

4.8 法律是由強權者所制定的（714d-e）。

柏拉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由國家中強權者（Powerful person）制定法律法規。」（柏拉圖，2016.p.122）這個判斷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無論是斯巴達還雅典，法律都是由執政官或僭主、獨裁者所制定的。中國古代也是如此。如周武王、周公旦建議完善的封建政治體制，秦始秦、劉邦建立以郡縣製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等等。

二、立法要借鑒醫生看病的方法

將法律灌輸到人們心裡要像醫生一樣（719e-720e）。柏拉圖根據當時的情況，將病人分為奴隸和自由民兩類。奴隸生病了一般由奴隸醫生診治。奴隸醫生像僭主一樣，只是根據自己的經驗直接給病開具他認為最好的藥方；自由民醫生處病則相反，他通常通過詢問後確診，並徵得病人同意才開具藥方，並給病人必要的指導。這重的方法和單一的方法都可用於立法。

三、法律中雙重處罰和單一處罰問題

柏拉圖討論到，城邦只有在與婚姻和生殖相關的法律的後果中，才能開始繁榮。因此，那種法律必須極其精練和嚴謹。他提到了某些事情，諸如那個時代眾所周知的傳統所包含的罰款和懲罰720e-722c）。

按照雅典法律規定，一個男子年齡在30和35歲之間必須結婚，如果不結婚，他被處以罰金和不名譽罪。「通常法律或者把說服和威脅加起來至少跑"雙程』，或者只用威脅一法而只能跑"單程』。」（柏拉圖，2016.p.131），這與上述醫生看病是一樣的，自由民醫生用的是「雙重」方法，奴隸醫生用的是單一方法。

柏拉圖認為，立法者在立法時可以採用強制和說服兩種方法。但事實上，他們從不把強制混合在說服力中（柏拉圖，2016.p.132）

四、法律的序言問題

柏拉圖解釋，若要讓傳統紮根於公民的心裡，必須在建立傳統以前，先制定「序曲」（722c-723b）。就這些序曲而言，有的是偶得的，取決於好運道；有的是強加的，還有的是天然的。偶得的序曲好比一場降臨於公民身上的災難，會破壞他們之間的關係，結果他們被迫接受一種傳統，這種傳統會把他們團結起來，並統一他們的興趣和觀點。天然的序曲好比是一種出於漫長而遙遙無期時間流逝所產生的衰敗，也出於人們天然傾向於這種序曲而對之產生的厭倦。強加的序曲就好比是在爭論中通過討論和澄清而形成的公告。這樣一來，如果這三種序曲都發生了，那麼人們遵循傳統的願望就會是出於真心的，他們也會被迫趨向於那種傳統，結果當他們認識到那種傳統時，也就會欣然接受之。

附註：

[1] Tyrant在中譯文獻中通常譯「僭主」。「僭」的本義是「假」（《說文?人部》），也指超越身分,冒用在上者的職權、名義行事。《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諸侯僭於天子」；《漢書?五行志》：「庶位逾節茲謂僭。」牛津英語詞典提供了另外的定義：統治者；非法統治者（篡奪者）；一個絕對的統治者（專制）或一個壓迫的、不公正的或殘酷的統治者。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筆下，在許多情況下，Tyrant並無貶義。僭主政治最初出現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城邦，如哥林斯、阿爾戈斯、麥加拉、雅典等。就目前所知，古希臘的第一位僭主是阿爾戈斯的斐冬。僭主大多是貴族，在人民的幫助之下，不是按照法律程序取得執政權，可以世襲，但不稱王（巴西琉斯），他們往往謙稱為「終身執政官」、「全權將軍」等。亞里士德認為：「僭主政體為王制的變態，…，以一人為治，凡所設施也以他個人為依歸。」（亞里士多德，2012.p.137）僭主獨立於貴族和平民兩大階級之外，壓制貴族的利益，給平民施以一定的好處，從而縮小兩大階級之間的貧富差距和其他利益上的差距。僭主執政後，按照法律辦事，不搞特權（亞里士多，2011.p.36）。這種政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像商湯、周武王、劉邦、朱元章等沒有按照法律程序而是在人民的幫助下，通過暴力取得政權。他們奪取政權之後立即稱王，並以他們為首形成了一個新的貴族階層與人民利益相對立。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1995d.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

柏拉圖，2016.法律篇[M].張智仁，何勤華，譯.商務印書館。

（古阿拉伯）阿爾法拉比，2010.柏拉圖的哲學[M]. 程志敏,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英）芬納，2010. 統治史:卷一[M]. 王震,馬百亮，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美）喬治?薩拜因，2008.政治學說史[M].世紀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亞里士多德，2012.政治學[M].商務印書館。

亞里士多，2011.雅典政制[M].上海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