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豫冀晉行記之十一 —— 殷墟發掘史

上接http://www.douban.com/note/39515361/水清兄：弟少年時常立志願，至今記憶猶新的有，一，讀懂《小邏輯》；二，讀通《尤利西斯》；三，要會寫甲骨文……後來才發現，這些志願可用錢鍾書先生的所說的「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來概括，當然，明知道全是妄想，但偶爾還是心嚮往之，比如見到甲骨文的相關，難免徘徊留意，既踏上了「甲骨文」發現地，不得不舉大鼎般與我兄聊聊甲骨及甲骨文，而說這些，則要交代下相關的點滴。

殷墟博物苑內「甲骨文發現地」紀念石

說來離奇，一切源於一味中藥。《神農本草經》為本國本國最早的一部中藥專著，是書按藥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分為上中下三經，上經為「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其中有一味藥名曰「龍骨」，其味甘平，可治咳逆、膿血，小兒大人驚癇瘨疾狂走、心下結氣、不能喘息等病症，久服能「輕身通神明，延年。」這龍骨其實是遠古時代大象，犀牛等哺乳動物的骨骼化石，而荒郊野外里的這類化石少之又少，在河南安陽一帶，當地人就以田地中挖出的龜甲牛骨代替「龍骨」，在清末，市場上出售的冒牌「龍骨」有兩種，一是磨去帶有「刻符」的整塊，二是錯成粉狀的粉末，而這種粉末，又有止血的功效，俗稱「刀尖葯」。

1899年，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大約也是患了心下結氣，不能喘息一類的病，在從藥房抓回來的中藥「龍骨」上，這位清朝中央大學校長發現了契寫刻畫的字元，由於學養深厚又善識金石，此公當下判定這「龍骨」上的刻符為上古的一種文字，至此，甲骨文才為人所知。

葉恭綽編印《清代學者像傳》中王懿榮像

然而，甲骨文雖在光緒己亥年前出土，也有人審定或為殷商故物，但是，沒有人能夠識讀。其實，考古發掘中有大量的證據可以確認，早在隋代，深埋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已為人所發現，只是當時不知道此為何物，我兄是理想主義者，必定怨恨祖先不耐心仔細，否則一千五百年前，世人就可以開始解讀甲骨文了，於此不免要大潑冷水，如同沒有承認私人財產之堅定性、司法沒有獨立、民法沒有展開以前，北宋王安石「商業化」變法不可能成功一樣，智識的普及和深刻化，也須有多重的條件基礎，並要遵循某種規律。在清朝，考據學大盛，在一種精審進取的學術精神帶動下，諸多學者陸續對古代經典逐一進行重新檢驗和全面審查並且獲得了輝煌成果，也因為如此，已有的傳統文獻資料和治學觀點已無法滿足當時學界的渴求和需要，這樣，甲骨文才具備了被識讀的條件，甲骨之學也才適時地誕生。首先，《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將他苦心搜羅的有字甲骨結集為《鐵雲藏龜》拓印出版，而當時剛完成十三經中《周禮》的註疏的孫詒讓，機緣湊巧底讀到了此書，這位晚清最有學問的學者由衷地感嘆「不意衰年睹此奇蹟，乃愛玩不已」，於是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寫出了第一本釋讀甲骨文的著作，是書分為日月、貞卜、卜事、等十篇，並識讀解釋了將近二百個古字，其中雖有不少錯誤，但孫氏為解讀甲骨文的開山第一人。

劉鶚著《鐵雲藏龜》光緒年石印本書影

葉恭綽編印《清代學者像傳》中孫詒讓像

孫詒讓著《契文舉例》書影

接著，「甲骨四堂」中的雪堂羅振玉出場了，1915年，羅氏親自走訪安陽，確定了甲骨真正的出土為洹濱之小屯村，而不是原先謠傳的湯陰，同時，通過不斷研讀，受孫詒讓的啟發，羅振玉在甲骨刻辭中找到十餘個商代帝王謚號，於是其恍然領悟到這些「龍骨」實為殷王朝遺物，以此為基礎，羅氏出版了劃時代的著作《殷墟書契考釋》。我兄也知道本國文字的權威著作是為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其說解漢字的主要依據是秦時的小篆，而小篆舉例殷商差不多有一千三百年時間，這段時間內中國文字的變遷，沒有人能夠交代清楚，而《殷墟書契考釋》一書，大致講解了殷商到後漢《說文》出世前這個時段內，中國文字的源流發展，也考釋一些刻符為數字、天干地支、動植物、地名等，識讀出了五百多個甲骨文字，結束了殷墟卜辭「書既出，群苦其不可讀也」的局面。清末民初最後一位國學天王章太炎曾說羅振玉為「非貞信之人」，羅晚年也曾為偽滿政府奔走，但對甲骨文的貢獻上，羅雪堂可謂功不可沒。

1916年羅振玉及其長孫羅繼祖攝於日本京都

然後，「甲骨四堂」中的王靜安先生，於1917年發表了著名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

王國維著《觀堂集林》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書影

觀堂以他的非凡才智和深厚學養，從甲骨刻辭中成功識讀出了商朝歷代國王及其先公的廟號和世系，當時史學界有種疑古思潮，不少學者認為中國上古的三代中前兩個朝代夏和商是不存在的，王國維運用甲骨文，確認了《史記·殷本紀》中商王朝的真實性，從而使學界對太史公著作中資料的可靠性恢復了信心。

正是在王國維這些學術成就以及他力倡的「二重證據法」，學界逐漸接受了「地下材料」的概念，也意識到甲骨文的出土地殷墟的發掘是迫切緊要的任務，可是，自甲骨文發現到1928年間，經過在中外搜集者重金競相大肆收羅，歸入私人藏家及流散海外的甲骨達十萬片左右，世人差不多都認為至此殷墟所埋藏的珍品幾乎都已被發現，另外，當時大部分傳統學人對待古物往往缺少一種理智的態度，常以藝術欣賞代替論證考訂，在他們看來，很多地下出土的古物是一種難得的「古玩」，他們常常忽略其所蘊藏的各種歷史信息，而只是欣賞關注古物本身的美，在這種觀念的影響，天壤間的古物往往是「所得者一，所損失者千矣」，學術研究也因此遭受重大損失。也就在那一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五四運動學生領導人傅斯年當選為所長，這位具有卓識遠見且最具有管理能力者，在「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新觀念的驅使下，委派河南人董作賓到安陽小屯考察，目的就是了解有字甲骨是否仍存在，董在詳實周密的考察中得出結論，小屯村附近地下的有字甲骨並沒有被挖盡，殷墟遺址也仍值得發掘，傅在收到報告後立時決定對小屯進行發掘。1928年10月，一代甲骨宗師董彥堂組織了一個六人工作隊奔赴安陽，這一次發掘通稱安陽殷墟第一次發掘，這樣的考古發掘在1949年共進行了十五次，不但發現了大量的甲骨、青銅器、玉器等等大量古物，更是發現發掘了殷商時代的宮殿宗廟以及商代王陵，舊而畸形的「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時代「的也就此終結。

常有人說什麼中國是光輝燦爛有五千年歷史的古國，這不是超然的樂觀就是甚深的虛妄，中華文明自是源遠流長，可誰又說得清夏朝在哪一年創立？！而且，大約六十年前我們甚至連中國的歷史是如何開始的都不知道。上一個百年，本國有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如兵馬俑、馬王堆、法門寺等，但這些發現僅只是對本國已經瞭然的歷史有所增益，而殷墟的發掘不但確鑿證明了三代之商的真實性，更把中國有文字記錄的歷史玉史前文化聯貫了起來，此外，民國時期的安陽發掘是由中國學者和中國學術機關第一次自發自主的考古工作，當時主持及參加發掘的都是一流的學者。

日後從事考古工作的大家幾乎是也都是他們的徒子徒孫，比如最後的甲骨巨匠胡厚宣，當時只是董作賓的助手，而中國科學研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則是1935年第十一次發掘時候的一位見習生。

1931年殷墟第三次發掘時，董作賓、李濟、傅斯年、梁思永四人合影。

我曾見過一張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在殷墟發掘地的一張合影，這些風塵僕僕學者土氣地並排站在那裡，動蕩時代里的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作為有多大功績，也無法預知會給後世留下多大的影響，然稍有學術之心的人都能從他們眉宇之間看出他們的抱負，很多年以後，傅斯年，梁思永都去世了，董作賓也暮年力衰，無法再鑽研甲骨了，垂垂老矣的李濟先生寫信給弟子張光直：「每一個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託的這一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據我個人的看法，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不僅工程師或醫師。中國民族的稟賦，備有這一智慧；適當的發展，即可對現代科學工作做若干貢獻。你們這一代是負有大使命的。我很高興，有這一機緣幫助你走向學術之路。」他們雖為泰斗崑崙，可都曾為求真求實處處碰壁，他們內心有讓人扼腕的苦痛，但他們至始至終都恪守他們的信念和職責，一柱心香，正是這樣的學人這樣的付出和燎原，中華文明才薪盡火傳，綿綿不盡，八十年來，我們很少知道這些學術大師的訊息，即使在已是世界文化遺產的殷墟，也難得見到這些殷墟真正的發現人與研究者的資料，可我想，還是有很多人是知道紀念並懷念他們的。草草。朱衣拜二零零八即殷墟發掘八十周年下接http://www.douban.com/note/4210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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