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１９０】楊絳王學泰陳冲三人談：《論語》到底是本什麼書？

陳冲

有那麼一檔節目，一本書，講的是一些做人交友、待人接物的道理，而欄目名、書名，卻叫做《論語心得》。

問題是：《論語》是一本什麼書？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傻到說《論語》是一本專講如何做人交友、待人接物的書。但是一面要講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一面又要打著《論語》的旗號來說事兒，就不能不對《論語》是本什麼書有個說法。於是我們看到了兩種說法，一種是易中天教授說的，說《論語》的精神就是「讓世界充滿愛」；一種是于丹教授說的，說《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渴望的那種快樂生活」。

這兩種說法，聽上去都挺好，大概也會得到一些人的認同。但是肯定也有人不同意。今天的張三或李四同意不同意，沒法挨個兒去問，我比較有把握的，是我們的老祖宗顯然不同意。老祖宗已經把話明明白白地撂在了那兒，叫做：「半部《論語》治天下」。半部夠不夠用暫且置而不論，有一點卻是明白無誤的：《論語》是一本講如何「治天下」的書。

一本講「治天下」的書里，會不會涉及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我的回答是：不僅會涉及，而且必定要涉及。我以前講過，中國的古代聖賢，是有嚴格標準的，那就是必須做好兩件事，一是勸皇帝當明君，二是教百姓做良民。不僅要把這兩件事做好，還得除了這兩樣其他的事一律不做。有弟子請孔子教他怎樣種莊稼、種菜，孔子就斷然拒絕，說那不是我乾的活兒。但是這裡面又有一個問題，就是勸皇帝當明君，是個特難侍候的活兒。聖賢們都是極聰明的人，這麼簡單的事理怎會不明白？所以在各種講「治天下」的書里，講到這一節時，一律都是只務虛不務實，無非是「仁政」、「德政」一類的空話，對於皇帝們為什麼幾乎個個都不喜歡實行仁德之政，則一概避而不談。這方面不好多說，功夫自然就用在了另外一面，那就是教百姓做良民上。所以，講治天下講得好的書，在勸皇帝做明君上未必有什麼突出之處，但在教百姓做良民上必有出類拔萃的地方。誰好誰差，就在這上頭見出了高低。

那麼，這個高或低又是由誰來「見出」的呢？聖賢們都是些言論家，既沒有加以實行的能力，更沒有這個權力。勸皇帝做明君，皇帝聽不聽他的，他左右不了。教百姓做良民，百姓聽不聽他的，他同樣左右不了。孔子在自己家鄉講學的時候（《論語》就是這類講學的結果），本來有不少人聽，不料忽然出了個叫少正卯的，在離他不遠的地方，也開課講學，孔子的聽眾中忽喇喇便有一批人跑去聽少正卯的課，不聽他的課了。他一點辦法都沒有，直到後來當了官，有了權，上任後所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少正卯殺了。也有人不認賬，說沒有這回事，那麼這只是幾種說法當中的一種吧。同樣作為幾種說法中的一種，還講到人們為什麼更願意聽少正卯的課，皆因為少正卯的課比較講道理，而孔丘的課往往只講道不講理，即只講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不講或很少講為什麼應該，為什麼不應該。所以我說他們只是些言論家，連理論家都不夠。從歷史上看，在有那麼幾百年的時間裡，很出了幾個聖賢，也寫了好幾本講治天下的書，且主張各不相同，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誰也不比誰更高一頭或更低一等。惟一的相同之處，就是他們在世時都混得不怎麼樣。孔丘死的時候，葬於泗水之上，「墓而不墳」，連個墳頭都沒起。現在的孔林佔地3000畝，那是後來的事。這當中，真正的拐點，真正讓孔丘從眾多聖賢中脫穎而出、鶴立雞群的，是漢武帝。

經過300多年時間的檢驗，孔丘的價值終於被漢武帝發現。漢武帝是個什麼樣的皇帝，史學家從不同角度出發，自會有不同的看法。說他大有作為也好，說他窮兵黷武也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據我所知，還沒有一位認真的歷史學家，說他是一個實行「仁政」、「德政」的皇帝。那麼，他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決不是因為他看上了孔丘主張當中關於勸皇帝做明君的那一部分。他這個皇帝怎麼當，那是需要由他、也只能由他自己來決定的事，即便是做錯了，也只能由他自己來下「罪已詔」，倘若某個臣子自以為高明，硬要出頭來曆數他的種種罪狀，他是絕不會對這種臣子講仁政的。他對司馬遷的態度，代表了一個皇帝容忍度的底線。當然，公平地說，一個古代的皇帝，能有他這樣的容忍度，能在認識到自己有錯時下個罪已詔，已經很不容易了，稱得上是鳳毛麟角了。這也表明他確實是一位有頭腦、有眼光的皇帝，而這種頭腦和眼光，也突出表現在他對孔丘價值的發現上。具體講，就是他最先看出，在所有聖賢當中，把教百姓做良民這個活兒幹得最好、講得最透的，孔丘排第一。他這個看法，不僅在後來的兩千年的時間裡被證明是正確的，也得到了這兩千年里絕大多數的皇帝的認同。如果說這兩千年里偶有例外，也就是元朝初期。蒙古人入主中原，一開始不明白孔丘的價值，他們把漢人分為十等，其中「儒」被排在第九等，只比排第十等的「丐」高一等，是名副其實的臭老九。但也就是在那些年裡，中國出了個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郭守敬。

即使今天，我仍然佩服漢武帝的眼光。孔丘把教百姓做良民這個活兒，真正干成了一個系統工程，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把為人處世之道，也就是做良民之道，講得非常全面非常具體，但是這些具體的道，並不是一盤散沙，而是各有所屬，處在不同的層次，有的是小道理，有的是大道理，最後是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管著小道理。這裡面有的是「目」，有的是綱，要做良民，先得舉綱，綱舉而後，才有目張。什麼是孔丘心目中做良民的綱？那就是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後來人們把這個加以歸納並略做發展，就是那明明白白標明為綱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之外，還有兩個核心：一個叫「存天理滅人慾」，一個叫「克己復禮」。兩個核心，歸根到底說的還是一件事，克己就是滅人慾，復禮就是存天理。翻開《論語》，開宗明義第二條，就是：「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句話，條理清晰，邏輯嚴謹，目的明確：講孝弟，講仁，歸根到底一個目標，就是讓老百姓從「務本」上解決「不犯上」、「不作亂」的問題。

前不久，有一張報紙幹了一件刁事，以12年一個輪迴為藉口，翻出了一樁舊案，即1994年12月8日發生在克拉瑪依的大火。大火奪去了323個鮮活的生命，其中有284個中小學生。舊案當中又有舊案，就是當大火初起時，有沒有人喊過「讓領導先走」。12年後，真相併未變得清晰，仍是有人堅稱聽到過這一聲喊，有人則說沒有聽到過。這篇報道的刁鑽之處，就在於它避開了這個說不清的聽見過或沒聽見過，而是直接引用多個目擊者對當時現場的描述，給出了這樣一個場景：學生們出於本能站起來以後，又被要求「不要亂，坐下」。而與此同時，坐在中間前幾排的領導們「慢慢地往兩邊散開，從過道慢慢往後走」，「等學生陸續坐下的時候，領導席已經空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理解，那意思就是「讓領導先走」這個話有沒有人喊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上就是這樣做的！

在那個情形下，應不應該「讓領導先走」？很明顯，人們抓住這個不放，就是因為它不僅是錯誤的，簡直就是荒唐的。然而這又的的確確是現在人們的道德判斷標準。如果證之以《論語》，無論是它的「精神」，還是它的「真諦」，「讓領導先走」都是天經地義的！無論是從「尊卑有別」的角度，還是從「長幼有序」的角度，學生們的確都應該「不要亂，坐下來」！

我承認，拿這個事兒來說《論語》，也含著一點刁鑽的故意。要求2500年前的孔丘具有今天我們每個人都該有的良知，其實是不公道的。

實際上，我們原可以更簡便地把這個道理說清楚。有一些我們今天已被普遍認同的待人接物之道，一些常識性的禮貌，一些最起碼的教養，都是《論語》里沒有、也不可能提供的。比如，如果你要求《論語》里給你提供「女士優先」的觀念，或者官員應該是公民的公僕的觀念，或者「人慾」其實原是「天理」的一部分的觀念，更或者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那可能嗎？

面對今天的現實，講一講、學一學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確實很有必要。然而，既然是講給今天的活人聽的，自然就得按今天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來講。今天的問題，需要的是今天的答案。如果這裡面還有什麼說不清、吃不準的地方，那就更應該到現實生活中去找答案，而不是看看2500年前孔丘是怎麼說的。「我們心靈所渴望的那種快樂生活」，前提應該是做一個21世紀的合格公民，而不是封建皇權下的良民。從這個意義上講，拿《論語》說事兒，是捨近求遠。而《論語》原是一本講治天下的書，是教百姓做良民的書，它的「綱」，今天已是完全要不得的糟粕。今天我們聽到的那些在《論語心得》大標題下的待人接物之道，其實並不是《論語》所主張的道，它們不僅完全避開了《論語》的「綱」，也不是全部的「目」，只是「目」及其以下的比較具體又比較抽象，因而今天還能用，或者還能變通著用的那一小部分。這種東西，從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文字中都可以找到，不僅可以從《論語》中找到，極而言之，也能從「新生活運動」中找到。從這個意義上講，拿《論語》說事兒，是捨本逐末。那麼，看上去挺聰明的人，為何偏要干這種既捨近求遠、又捨本逐末的事兒呢？這就不是外人可以亂猜的了。不過，若是不考慮主觀動機，只論客觀效果，那麼一個可能的答案是：混淆《論語》的根本性質，以實現封建主義世界觀價值觀的暗度陳倉，借屍還魂。

最近有一個話題：中國需要一次文藝復興運動。我對那個文藝復興運動沒有研究，惟一能說得出來的疑惑，就是有多少中國人，真能弄明白五、六百年以前那場發生在歐洲的運動。若要簡便、直捷，倒不如把我們自己已經搞了快90年的「五四」運動接著搞下去，直至「進行到底」。也不用提什麼新口號，原來的就好：要德先生，要賽先生，打倒孔家店！

《論語》是本有趣的書 楊絳

我很羨慕上過私塾的人，「四書五經」讀得爛熟。我生在舊時代的末端，雖然小學、中學、大學的課程里都有國文課，國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數學、理科和英文。我自知欠讀的經典太多了，只能在課餘自己補讀些。

「四書」我最喜歡《論語》，因為最有趣。讀《論語》，讀的是一句一句話，看見的卻是一個一個人，書里的一個個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個一個樣兒，各不相同。孔子最愛重顏淵，卻偏寵子路。錢鍾書曾問過我：「你覺得呢?孔子最喜歡子路。」我也有同感。子路很聰明，很有才能，在孔子的許多弟子里，他最真率，對孔子最忠誠，經常跟在夫子身邊。孔子一聲聲稱讚「賢哉回也」，可是和他講話，他從不違拗(「不違如愚」)。他的行為，不但表明他對夫子的教誨全都領悟，而且深有修養。孔子不由得說，「回也非助我者也」，因為他沒有反應。孔子只嘆恨「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路呢，夫子也常常不由自主地稱讚，例如「由也兼人」「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子路無宿諾」等。子路聽到夫子的稱讚就喜形於色，於是立即討得一頓訓斥。例如孔子說：「道不行，乘槎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孔子接下就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子曾稱讚他假如穿了破棉袍兒，和穿狐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能沒有自卑感，引用《詩經·邶風》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子路終身誦之。孔子就說，這是做人的道理，有什麼自以為美的。又如孔子和顏回說心裡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就想挨上去討夫子的稱讚，賣弄說：「子行三年，則誰與?」夫子對子路最不客氣，馬上給幾句訓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孔子對其他弟子總很有禮，對子路卻毫不客氣地提著名兒訓他：「由，誨汝知之乎?……」子路對夫子毫無禮貌。孔子說：「必也正名乎?」他會說：「甚矣子之迂也。……」孔子不禁說：「野哉!由也。」接著訓了他幾句。顏回最好學，子路卻是最不好學，他會對夫子強辯飾非，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對這話都不答理了，只說他厭惡胡說的人。但是在適當的時候，夫子會對他講切中要害的大道理，叫他好生聽著：「居，我話汝。」(坐下，聽我說。) 夫子的話是專為他不好學、不好讀書而說的。一次，幾個親近的弟子陪侍夫子：閔子是一副剛直的樣子，子路狠巴巴地護著夫子，好像要跟人拚命似的。冉有、子貢，和顏悅色。孔子心上喜歡，說了一句笑話：「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子如果知道子路果然是「不得其死」，必定不忍說這話了。孔子愛音樂，子路卻是音樂走調的。子路鼓瑟，孔子受不了了，叫苦說：「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孔子就護他說：「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以上只是我的見解。據《孔子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因為他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我認為剛勇的人，作樂可以中和，子由只是走調。)

子游、子夏，孔子也喜歡。「吾覺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指的可能就是以文學見長的子游、子夏。子游很認真要好，子夏很虛心自謙。夫子和子游愛開開玩笑，對子夏多鼓勵。 子貢最自負。夫子和他談話很有禮，但是很看透他。孔子明明說「君子不器」。子貢聽夫子稱讚旁人，就問「賜也如何?」孔子說：「汝器也」，不過不是一般的「器」，是很珍貴的「器」，「瑚璉也」。子貢自負說：「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我亦欲無加之人。」夫子斷然說：「賜也，非爾所能也。」孔子曾故意問他：「子與回也孰愈?」子貢卻知道分寸，說他怎敢和顏回比呢，回也問一知十，他問一知二。孔子老實說：「不如也」，還客氣地陪上一句：「我與爾，勿如也。」子貢愛批評別人的短處。孔子訓他說：「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子貢會打算盤，有算計，能做買賣，總是賺錢的。孔子稱他「善貨殖，億則屢中」。

孔子最不喜歡的弟子是宰予。宰予不懂裝懂，大膽胡說。孔子聽他說錯了話，因為他已經說了，不再責怪。宰予言行不符，說得好聽，並不力行。而且很懶，吃完飯就睡午覺。孔子說他「朽木不可雕也」，又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說他是看到宰予言行不一而改變的。宰予嫌三年之喪太長，認為該減短些。夫子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父母死了沒滿三年，你吃得好，穿得好，心上安嗎?宰予說「安」。孔子說：你心安，就不守三年之喪吧。宰予出，夫子慨嘆說：「予之不仁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予有口才，他和子貢一樣，都會一套一套發議論，所以孔子推許他們兩個擅長「語言」。

《論語》里只有一個人從未向夫子問過一句話，他就是陳亢，字子禽，他只是背後打聽孔子。他曾問子貢：孔子每到一個國，「必聞其政」，是他求的，還是人家請教他呀？又一次私下問孔子的兒子伯魚，「子亦有異聞乎?」伯魚很乖覺，說沒有異聞，只叫他學《詩》學《禮》。陳亢得意說，「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遠其子也。」孔子只這麼一個寶貝兒子，伯魚在家裡聽到什麼，不會告訴陳亢。孔子會遠其子嗎？君子易子而教，是該打該罵的小孩，伯魚已不是小孩子了。也就是這個陳亢，對子貢說：你是太謙虛吧?「仲尼豈賢於子乎?」他以為孔子不如子貢。真有好些人說子貢賢於孔子。子貢雖然自負，卻是有分寸的。他一再說：「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陳亢可說是最無聊的弟子了。

最傲的是子張。一門弟子間唯他最難相處。子遊說：「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於並為仁矣。」 我們看到孔門弟子一個人一個樣兒，而孔子對待他們也各各不同，我們對孔子也增多幾分認識。孔子誨人不倦，循循善誘，他從來沒有一句教條，也全無道學氣。他愛音樂，也喜歡唱歌，聽人家唱得好，一定要請他再唱一遍，大概是要學唱吧！他如果哪天弔喪傷心哭了，就不唱歌了。孔子是一位可敬可愛的人。

去妖魔化，去神聖化，還原《論語》

王學泰

1、從內容上看：《論語》是本紀念冊

《論語》在過去是《十三經》之一，被視為是記載聖人行跡的經典。其實就《論語》的原始意義而言，它應該是本紀念冊，是孔子去世後弟子（包括再傳弟子）為追念恩師所編纂的恩師言行錄。

孔子不僅是歷史上第一位名師，他也把教育學生視為頭等大事。他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獻給了學生，與學生情同父子。試想，他的離去在弟子心底會形成何等的波瀾？一些弟子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讓外貌像孔子的弟子有若扮演老師。可見弟子對老師思慕之深。後來他們找到了追念老師的最好辦法，就是編一本紀念冊，把孔子與他們的談話、對他們的教導記錄下來。這就是《論語》的雛形。我們讀《論語》突出感受到的是書中感情的力量。即使記錄批評孔子的話（如「四體不勤」之類），我們仍然能夠從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這是因為記錄者的感情在左右著讀者。由於「紀念冊」中所記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說是「菩薩心腸」的一面，其為政時「霹靂手段」的一面則付諸「闕如」（如孔子為司寇時「誅少正卯」，齊魯兩國會盟誅「侏儒」等，主張「治亂世，用重典」之類）。因此，《論語》中的孔子不能說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們心目中的孔子。

視《論語》為紀念冊不僅僅是我的推測，自古以來也這樣看待。《漢書·藝文志》說：

《論語》者，孔子應答子弟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論語》。

從這段話可知《論語》內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問。②孔子回答當時人之問。③弟子們互相傳的孔夫子語言。④弟子之間的語言。當時弟子們各有所記。《論語·衛靈公》中記載子張問孔子出遠門應該怎樣做，孔子告訴了應該注意的事項。子張馬上「書諸紳」，寫在自己的衣帶上，免得忘了。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當時孔子是公認的哲人，魯國的大老，魯哀公的「誄文」都表現出過度的哀痛。其弟子們悲慟更可以想見，每個弟子都把自己的記錄拿出來，經過篩選，編輯在一起，寄託哀思。

漢代把這類有關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記錄的書都稱《論語》。《漢書·藝文志》中著錄《論語》流行本和《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記》（孔子朝見魯哀公）《孔子徒人圖法》（孔子弟子圖像）之後說「凡《論語》十二家」云云。可見凡與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關，對於孔子有紀念意義的當時都稱為《論語》。

我們現在所讀的《論語》不是孔子弟子編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眾多，「紀念冊」不一定就是一種。後來經過多次篩選和編纂，其中留下孔子再傳弟子的痕迹。另外，這種形式的「紀念冊」不止《論語》一種，「郭店楚簡」「上博楚簡」中一些「語叢」也近似《論語》。

認識到《論語》是眾弟子、再傳弟子為懷念師尊而編纂的，就可以明白為什麼其中一些淺白的話（如《鄉黨》篇中關於飲食和君子行為的話）、自相矛盾的話（如既說《詩三百》的特點是「思無邪」，又說「鄭聲淫」「放鄭聲」之類）、不太高明的話（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會記載、流傳下來的緣故。弟子各出自己記錄下的言行，更多是要從中溫習老師和自己相處日子的溫馨，並非要造神、造聖，把孔子搞得一貫正確。又由於記載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動輒千百言，可以把話語的環境背景說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師所言記下來，弟子們就能想像當時的情景，就可以回到當時的氛圍。對於後世的讀者來說，由於不清楚背景，讀《論語》則不免如盲人摸象一樣地胡猜。我們讀《論語》更多的是要體驗，注釋者責任在於盡量詳盡提供當時的背景資料，而不是依靠荒誕的想像，以補經文的不足。

2、從裝幀形式上看：《論語》是袖珍本

漢代書籍大多是寫在木簡和竹簡上，高級一點的寫在絹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中引漢代經師鄭玄《論語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此則專之簡策，當復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

這裡所說是指漢代儒家經典的「開本」情況。《春秋》屬於「經」，簡長二尺四寸（漢尺，合48公分），《孝經》為漢人所著。

文中所說的「專」即「傳」，這是解經文字，用六寸的簡來書寫。而《論語》則用八寸的簡書寫。凡是官家所發布的典籍都寫在二尺四寸的竹簡上，「經」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就連馬王堆漢墓所出土的簡策，其規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兩種。即使是書寫在絹帛上也分為48公分和24公分兩種，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橫放直寫。可見，當時書籍雖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寫也要遵從社會上共同遵守的格式。

與社會流行的長達二尺四寸的大書比較起來，《論語》只是個「袖珍本」。當時這類記錄孔子言行的小書當有多種流行，上面提到的「語叢」也用近漢尺八寸的短簡書寫，包括不少孔子或其傳人的語錄。它們與《論語》不僅在形式上相同，語句上也有相近之處。

為什麼這裡強調《論語》是袖珍本？作為官方發表的文書和「經」長達48公分，與現代書桌寬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沒有桌子，看書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長達半米的書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當時的「坐」接近現代的跪）地看。而「袖珍本」則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論語》僅16.2公分，比現在的小32開的書還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兩腿成八字坐著）都可以看。雖然其莊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們現代的話說它更「人性化」了，接近消遣一類的讀物了。

3、從作用上看：《論語》是小學教科書

楚簡研究者認為「語叢」是語錄的形式教科書，是「東宮之師」（郭店一號楚墓的墓主，楚宮太子的老師）對學生講課的話題集，言簡意賅，都是三言兩語述說一個問題。

漢代《論語》確實也是小學的德育課本和學習經學的入門書。崔寔在《四民月令》講十一月「硯水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農閑時小學生上冬學，《孝經》和《論語》是小學生的入門書。從《論語》的內容也可見這個判斷是不錯的。顧頡剛先生說：「我們讀《論語》便可知道，他的修養的意味極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因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陰謀陽謀、攻佔殺伐，不利於兒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發展。《論語》中不僅充滿懷念的溫馨，就是在傳播儒家思想觀念時也多挾有感情色彩，正適合兒童閱讀學習。不僅漢代用它做兒童教科書，古代社會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遺》中就說「男子六歲，教之放名（辨別東西）；七歲讀《論語》《孝經》，八歲誦《爾雅》《離騷》，十歲出就師傅」。

宋代朱熹把《論語》定為「四書」之一，此後兒童入學先是三本小書「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然後是《神童詩》《幼學瓊林》《龍文鞭影》《千家詩》一類通俗讀物。如果上學正規，兒童聰明，這些不用兩年就能讀完，跟著就讀「四書」，從《大學》《中庸》開始，接著就是《論語》。這時學童一般還沒有到十歲，《論語》對他們還是很艱深的。那時學童就有：「上論下論難死人」（《論語》分上下卷）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