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在冊權貴」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評傳》一書中認為：「斯大林不是靠他的個人品質，而是靠無個性的機關幫忙才掌握權柄的。不是他製造了機關，而是機關製造了他。」阿夫托爾哈諾夫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正是斯大林製造了『機關』，然後機關又製造了斯大林。在此之前，斯大林已把列寧的黨機關和列寧的黨幹部消滅殆盡。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專制。」（《蘇共野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阿夫托爾哈諾夫的說法要全面一些，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列寧對新制度的設想 十月革命前夕，列寧寫作了《國家與革命》，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對未來政權有很好的設想，這就是建立廉價政府，所有官員經過選舉產生，可以隨時罷免，各級官員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等等。列寧執政期間，在分配方面大體是堅持了巴黎公社原則的，在黨內沒有實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九大「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中明確規定：「黨員負責工作人員沒有權利領取個人特殊薪金、獎金以及額外的報酬」，「必須規定切實有效的辦法來消除『專家』、負責工作人員同勞動群眾之間的不平等（生活條件、工資數額方面，等等）。這種不平等現象是違反民主的，它會瓦解黨和降低黨員的威信。」《蘇共決議彙編》第2分冊，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把享受特權提高到有「瓦解黨」的危險的高度，可見當時對廉政的重視。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中譯 從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蘇聯和俄國出版物經常出現一個詞——「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用以表示蘇聯社會的一個特殊官僚階層或等級以至個人。這個詞我國曾有不同的譯法，但都不怎麼理想。在蘇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有兩義：其一指制度，俄共中央編製的「職務名冊」，或叫「官名錄」，俄共據此配備和任命高級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可直接譯作「職務名冊」。另一個含義是指人或群體，即擔任「職務名冊」中規定職務的官員，可以意譯為「在冊權貴」。這些人是官僚，不過不是一般的官僚，而是按照「職務名冊」任命，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官僚。「在冊權貴」的形成 1922年4月，斯大林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旋即制定一系列新的幹部制度。1923年11月8日，俄共中央通過決定，確定了中央直接管理的重要職務名冊。職務名冊共有三個：1號名冊是根據中央的決定編製的，包含約3500個最重要的職位，包括人民委員會、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部的主席團和部務委員成員，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合作社機關的領導，還有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屬總管理局局長，托拉斯、辛迪加、大工業企業的領導人。2號名冊是由中央委員會組織分配部批准的，包括總管理局、管理局副局長以及其它職務。未進入1號和2號名冊的職務，由各國家機關編製，並由中央組織分配部批准，形成3號名冊，或部門職務名冊。列入1號和2號名冊幹部的調動和任命，必須通過中央組織分配部報請中央批准，黨的地方機關不能自行調動。按「職務名冊」任命的官員，就是後來被稱為「在冊權貴」的核心。十月革命後，斯大林還算不上最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他從1919年起任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還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國家監察人民委員。和其他領袖人物不同，他不討厭書記秘書的工作，不厭煩組織工作，反而熱衷於行政手段，為此還受到過列寧的批評。斯大林領導了黨的機關，實際上是「在冊權貴」的締造者。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談到必須讓共產黨人掌握所有管理部門和全部工業的領導，黨藉此掌握機關和實現自己的領導。「在冊權貴」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人。在「在冊權貴」體制形成中，「為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的運動」起了重大作用，其間俄共突擊徵收了約25萬人入黨。1923年俄共十二大有黨員38.6萬，到1924年5月俄共十三大，人數劇增至73.5萬人，突擊入黨的新黨員佔1/3。十四大為108.9萬，十五大為120萬黨員。1924年，最高領導集團92%的人是1917年以前入黨的職業革命家。到1939年，1924年選出的中央委員有94%被清洗出統治集團，取而代之以1924年為紀念列寧而徵收入黨的人。在1920年代，任何一個中央委員都有權出席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會議，有發言權，可以看任何文件，到1980年代已經完全不可能了。1920年代存在兩個傾向：擴大職務清單，即增加官位；擴大中央委員會的人數。這導致1928年底決定，每3個月修改一次「在冊權貴」名單。從1932年起，「在冊權貴」的名單作為絕密文件保存在中央檔案室。「在冊權貴」靠提拔和任命，而不是通過選舉產生。起初，優先考慮的是擁有革命前黨齡的，但這樣的人很少，不超過1萬。俄共的基本黨員是在國內戰爭期間及以後入黨的工人、農民和職員，他們逐步被提拔到領導崗位。黨內受過教育的幹部非常少，多數專家都在黨外。據當時黨員登記統計，90%以上的黨員即使受過什麼教育，也不超過初小的水平。早在內戰年代，已經出現對政委和登記分配部特派員瞎指揮的異議。對「在冊權貴」的不滿最早最強烈表現出來的是那些需要專業知識的部門，如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財政人民委員部、教育人民委員部等。1920年代下半期，曾採取措施來加速對「在冊權貴」的職業培訓和繼續教育。為此動員了全部黨校系統、工農預科和短期訓練班，黨員大學生被分配到黨的系統工作。這樣就形成了「在冊權貴」的再生產機制。1920年代中期，國家管理系統的工作人員數量比革命前增加2倍，而國家經濟管理機關增加了9倍以上。確定「在冊權貴」的方式，主要是填寫和審查各種各樣的表格，同時經過國家政治保衛局對其忠誠和信奉黨的路線情況的審查。這種方式是違背黨內民主原則的，所以對一般黨員保密。黨的機關制定決定過程也是秘密的，並不經過黨內討論和交換意見。「在冊權貴」實質上是黨和蘇維埃官僚的上層，是一個封閉的等級，只有展示自己對「黨的總路線」的絕對忠誠才有可能留在「神聖的」隊伍中。不聽話的人會受到嚴重的懲罰，丟失原先的地位和特權。斯大林建立的「在冊權貴」體制消滅了民主的基本原則——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堅持的各級官員一律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向選民報告工作，並隨時可以撤換的巴黎公社原則，也就是說，消滅了國家權力機關由選舉產生的原則。除中央外，各級地方黨政組織相應地也有自己這一級別的「職務名冊」。這樣就構成一個龐大的全國規模的「在冊權貴」金字塔，從而形成一個享受特權的官僚階層。「在冊權貴」是斯大林權力機制的基礎，斯大林控制著1、2號名冊的官員，往往還有3號。「在冊權貴」的物質待遇 與「職務名冊」制度相配套的是提高幹部的物質待遇。1922年7月，俄共中央組織局通過「關於改善黨的積極工作人員的生活」的決定，其中明確規定各級黨的工作人員的工資等級。最低級——企業和村支部書記的月工資為300盧布，中央委員、中央監委委員和省委書記為430盧布。在蘇維埃和經濟機關工作的領導人員的工資大體相當。同時規定，有3名家庭成員的黨的工作人員工資提高50%，有兼職工作的加50%的工資。高工資的扣稅完全是象徵性的，從645盧布起征。對領導人來說，工資和收入不是一個概念，除工資外，領導幹部及其家庭成員還獲取糧食配給，無償的住房、醫療服務，有時還有專門的交通工具。例如，蘇維埃中央機關黨員領導幹部在1922年夏每月獲得12公斤肉、1.2公斤糖、4.8公斤大米等。省一級的幹部定額略少：4.6公斤肉或魚、1公斤油脂、400克糖、162支香煙、3盒火柴等。這是一個剛剛走出1921~1922年饑荒的國家，這些措施大大拉開了官員同群眾的距離。蘇聯長期存在供應短缺現象，為解決領導幹部的生活需要，各地開設了特供商店，裡面各種優質的國產和進口商品應有盡有，且價格低廉。最高領導幹部每年還可以到國外休養度假（1至3個月）。這種國外療養，經常帶著家庭成員和保健醫生，費用均由國庫開支。根據1922年5月5日中央書記處的決定，支付100金盧布作為去休息或治病的路費，100金盧布作為第一個月在療養院的開支，還有100金盧布作為「安頓和零花錢」，以後每月支付100金盧布。金盧布是沙皇時期的盧布，每一金盧布含純金7.774235克，不受蘇維埃紙幣貶值的影響。1932年，斯大林廢除了黨員幹部工資最高限額的規定，大幅度提高了高級幹部的實際工資。斯大林時期還有一個發「紅包」制度。由於公開提高工資會引發群眾不滿，於是採取另一種途徑，每月發給高級幹部一個專門的「紅包」，內放工資外的「獎金」，是按照級別和「貢獻」發放的，通常為月工資的1~2倍。這一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魯曉夫取消。高工資和特權特供實際上是一種收買。有一個文件說，斯大林經常給省委書記發去大致如下內容的條子：「卡巴科夫，懇請在代表大會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會忘記你的。」斯大林的特權 斯大林本人的工資不斷上漲，起初是有關部門確定的，斯大林主政以後，就由他本人規定了。斯大林本人的月工資如下（盧布的幣值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所以這裡的數字大概是折算過的）：1921年到1935年為225盧布。1935年500盧布。1936年翻一番多，1200盧布，是當時工人平均工資的5倍。衛國戰爭末期為2000盧布。二戰結束後，就在需要重整家園，恢復國民經濟的時候，斯大林給官員們大幅度提高工資。1947年底，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資加到10000盧布，當時工人的月平均工資為480盧布，最低工資為220盧布。對斯大林來說，從1930年代起工資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他本人連同家屬的一切開銷均由政府包干。他的工資袋堆得高高的，都沒有打開過。他從來不花錢——沒處花，沒有需要購買的東西。克格勃專門成立一個部門管這件事，設有專門的會計室。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拉娜回憶說，1947年貨幣改革後，政治局委員的親屬的吃穿不再由國家開支，斯大林開始給她錢，但他並不知道新幣值多少，或者物價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盧布的舊價值，那時候給100盧布已經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當他遞給女兒2000或3000盧布的時候，並不知道這筆錢能用多久，還以為給的錢值100萬呢。據統計，斯大林在全國各地有20多處別墅。有的別墅是專門為斯大林建造的，但他一次也沒有住過。有的別墅他自己不住，就用來送人，例如送給伏羅希洛夫、雅羅斯拉夫斯基等。我們講斯大林的特權，不僅僅是斯大林一人的問題，這是一個標杆。斯大林工資10000盧布，他的手下就可以拿9000或者8000盧布的工資，斯大林有20處別墅，他的手下就可以有多處，至少一處別墅。舉莫洛托夫為例，其職位最高時為人民委員會主席。他同丘耶夫談話時說，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領多少工資：「不知道，我從不關心這個問題。幾乎沒有限制，按需要領。夠用，僅此而已。就是這個限度。」「到我們這一級就特殊了，一切由國家包了，還可以拿工資。實際上國家什麼都包了。我現在無法準確說出我多少工資，因為變了好幾次。而且戰後根據斯大林倡議，採用了紅包制。用這種封口的信封給領導人們送錢，很多的錢。數目不僅太大，而且過分。斯大林得多少，誰都說不清。他有幾所別墅……怎麼算得清多少呢？斯大林僅在莫斯科郊區就有4座專用別墅！」直到被逐出權力核心之後，莫洛托夫才關心起養老金，知道他起初每月養老金是120盧布，1967年提到250盧布，後來又增加到300盧布。這時他的別墅已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給領導寫信要求別墅，結果把位於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長會議的別墅給了莫洛托夫。別墅里的餐具打碎後，只要出示碎片，就可以免費換新的。每年可以在療養院休養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盧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宮食堂吃午飯和晚飯。塔尼婭（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領回食品，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當然領的食品實際上大大超過60盧布，至少超過1倍。保姆塔尼婭由國家付工資。讓這些根本不知道盧布實際價值的「在冊權貴」來領導國家，怎麼會去關心民生，關心群眾的疾苦呢？特權、特供、高工資、紅包等制度使各級官員依附於上級官員，他們的升遷、生活福利以至生命安全，全都依靠上級領導，而最後的決定權則掌握在斯大林手中。赫魯曉夫破除終身制的失敗 赫魯曉夫上台後，開始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最著名的當然是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平反冤假錯案。這就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黨內仍然有鬥爭，但已經不是以肉體消滅為結局。這是幹部政策上的一大進步。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反黨集團」失敗後，莫洛托夫曾打電話給赫魯曉夫，希望保住性命。莫洛托夫等人只是降級使用，並沒有丟腦袋。赫魯曉夫採取的一項措施是取消幹部的某些特權，廢除了斯大林的「紅包制」，降低工資，他本人的月工資從任中央書記時起至下台一直是800盧布（幣制改革前為8000盧布），除此之外沒有其它收入。後來的勃列日涅夫雖然也堅持800盧布的月工資，但他從寫作三本書《小地》《墾荒地》和《復興》（實際上是由他人捉刀的）就獲得巨額稿費和列寧獎金。據統計，他執政18年共獲得50萬盧布的收入，相當於一個鄉村教師500年的工資。在幹部制度上，赫魯曉夫採取了一項重要措施，廢除幹部終身制，實行任期制。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對各級幹部任期制和每次選舉的淘汰比例作了規定：每次例行選舉，中央委員和主席團委員（即政治局委員）至少更換1/4，主席團委員至多連任三屆，加盟共和國黨中央、邊疆區委、州委成員每次選舉至少更換1/3，再下一級至少更換一半。這些黨組織的領導成員連任不得超過三屆，基層黨組織的書記連任不得超過兩屆。這些措施廢除了蘇聯長期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赫魯曉夫給自己留下了一個後門：二十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某些享有公認的威信，具有高度政治、組織等品質的領導人，可以在更長時間內連續選入領導機關。不過赫魯曉夫本人還沒有享受這一特殊規定就被趕下台了。赫魯曉夫的這一幹部體制的改革——幹部任期制、輪換制、取消終身制等，觸犯了大批「在冊權貴」的切身利益，成了他被趕下台的重要導因。1964年10月，「在冊權貴」趁赫魯曉夫不在莫斯科，發動「宮廷政變」，解除了赫魯曉夫的第一書記職務，參與密謀的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克格勃主席謝列平、有「灰衣主教」之稱的蘇斯洛夫等。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把他們聯結在一起，推翻赫魯曉夫，中斷改革進程。由此可見，這時候「在冊權貴」已經成為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其能量之大足以左右政局，甚至通過陰謀手段打倒黨的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的倒行逆施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穩定幹部隊伍，不輕易更換幹部，特別是政治局委員一級的幹部。結果勃列日涅夫統治的18年間，出現老人治國、病夫治國的可悲局面。在赫魯曉夫時期，中央委員連選連任的佔49.6%。勃列日涅夫取消定期輪換制後，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時中央委員連選連任的比率為83.4%，1981年蘇共二十六大更上升到90%以上。政治局、書記處成員的變動更小，幾乎都是連選連任的。勃列日涅夫政權是舉世聞名的老人政權。1981年蘇共二十六大產生的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超過70歲，書記處書記超過68歲，最核心的成員超過75歲。勃列日涅夫本人到執政後期年老多病，曾有退休的打算，但他周圍的親信不允許他退休，這些「在冊權貴」需要這位病夫支撐門面，維持領導層的穩定，保住自己的職位。大家抱成一團，過著太平穩定的天堂般的生活。勃列日涅夫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去世，繼任者安德羅波夫也於一年後在總書記的崗位上去世，其繼任者契爾年科又在一年後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去世，三人都是名副其實的終身制的樣板。安德羅波夫雖然想改變現狀，但有心無力，而契爾年科則病病歪歪、渾渾噩噩地混過一年，毫無建樹可言。對「在冊權貴」來說，他們不需要好折騰的赫魯曉夫，而需要無為而治的勃列日涅夫，至於國家的停滯、國計民生的惡化，統統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錯過了世界科技革命的大好時機，錯過了改革斯大林模式以挽救蘇聯和蘇共的最好時機，使蘇聯陷入走向衰亡的絕境。戈爾巴喬夫再遇「在冊權貴」的政變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想改變現狀，所以有改革之舉。他面臨大量積重難返的政治、經濟和民族問題，有些改革措施是他設計的，有些措施是被迫的，實際上他的改革多半並沒有預定的路線圖。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在冊權貴」集團，戈氏改革遭遇的最大一次反抗就是「8·19政變」。「8·19政變」是一幫「在冊權貴」策動的反改革政變。如同當年反赫魯曉夫的政變，出頭露面的都是「在冊權貴」的頭面人物，國家的重量級人物，其中有副總統、蘇聯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總理、國防部長、內務部長、克格勃主席等。當然也有所不同，反赫魯曉夫政變用的是陰謀手段，是上層的「宮廷政變」，而這一次政變是公開向改革叫板。但時代不同了，這一次他們遇到了強烈的抵抗，起而抵抗的有他們手下的武裝力量，更有莫斯科的廣大市民，還有藉助群眾力量的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派。蘇聯人民已經不再是沉默的羔羊，他們按照自己多年的經驗教訓，採取自主的行動，維護自己的權益。反觀那個政變集團——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他們搞了一場不像政變的政變鬧劇。首先他們沒有制定出一個有號召力的綱領，師出無名。第二，這些人純屬烏合之眾，沒有能夠形成一個緊密的戰鬥司令部，在政變過程中有人喝得酩酊大醉，有人臨陣脫逃，他們唯一的目的是阻止改革的進程。但是改革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政變的結局是早已註定了的。20世紀俄國歷史上有兩次不成功的政變。一次是1917年下半年科爾尼洛夫將軍發動的政變，試圖阻止革命的進程，復辟王朝，結果被布爾什維克利用，在粉碎科爾尼洛夫政變中壯大了自己的力量，最後推翻了臨時政府，奪權執政。第二次是「8·19政變」，它沒有能夠推翻戈爾巴喬夫政權，卻給激進派葉利欽提供了壯大力量，推翻蘇共，解體蘇聯的機會，這是那些「在冊權貴」始料不及的。蘇聯解體後的「在冊權貴」 蘇聯解體並沒有給「在冊權貴」帶來災難，反而給他們提供了化國有資產為私有資產的大好機會。葉利欽本人就是「在冊權貴」出身，他上台後使用的大部分人員仍然是原先的那些「在冊權貴」。許多「在冊權貴」是既得利益者，他們首先要做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財產，不允許改革打亂自己的生活，損害自己的權益，而最後給他們帶來好處的恰恰是葉利欽的「改革」，這樣，原先由他們掌管的國有財產就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合法地」轉化為他們的個人私產。俄國的寡頭多數都是由原共產黨的「在冊權貴」演變而成的。據俄科學院社會學所精英研究部的調查資料，在葉利欽時代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界精英來自「在冊權貴」。來自「在冊權貴」的人，在總統周圍佔75％，在政府中佔74.3％，在政黨領袖中佔57.1％。這些數字是頗能說明「在冊權貴」在劇變中以及劇變後的作用的。蘇聯解體、蘇共垮台時的情景與斯大林病危時的情景極為相似。1953年3月初，斯大林病危，對斯大林的死亡原因有各種說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當時的領導人中沒有一人希望斯大林活下來，因而面對瀕死的領袖，採取了「不作為」的態度。面對蘇共垮台，同樣沒有人希望它復活，因而人民群眾也採取了「不作為」的態度，袖手旁觀，甚至叫好，實際上這是最大的作為。此情此景相當可悲，卻是實情。（作者系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俄羅斯研究中心顧問）同舟共進2016年第6期文章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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