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處富貴死處齷齪的南宋權奸賈似道(圖)

　檔案——

　　姓名：賈似道，字師憲，號秋壑

　　籍貫：台州天台(今屬浙江)

　　所任官職：右丞相、平章軍國重事

　　生平大事記：鄂州大戰、買公田、貶於循州

　　非正常死亡方式：被鄭虎臣殺死廁所中

　　非正常死亡原因：權奸誤國，惡貫滿盈

　　存照——

　　宋朝，無論北宋還是南宋，都是一個讓人困惑的時代。

　　宋朝，歷史上稱為積貧積弱，卻在強敵環伺的情況下，維持了三百餘年。蒙古帝國的鐵騎彪悍無比，橫掃亞歐大陸，卻花費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來消滅宋朝，而滅西夏、金和大理卻只用了極短的時間。

　　有歷史學家認為宋朝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它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哲學家，它把中國的文治推向了頂峰，後世之人無不仰慕其「鬱郁乎文哉」，但它的文藝復興卻沒有產生十四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那樣的深遠影響。

　　宋朝在開國之初，就立下最開明的國策，使宋朝成了士大夫的樂園。在這個朝代，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被立為國君應當恪守的最基本的準則。然而，卻發生了最讓人痛心不已的冤案——冤殺岳飛。

　　宋朝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宋朝以前的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而其後的時期則被認為是最恥辱的時代。而後世人大都認為，宋朝對於宋以後的恥辱，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

　　宋朝的積弱讓後人感到不齒，明朝以後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對它持批評態度，但王夫之認為它「鬱郁乎文哉」，並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媲美的「治世」。陳寅恪認為「華夏文明曆數千載演進，盛極於趙宋之世，其後勢衰，終必復振」。鄧廣銘認為「無論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絕後的。」

　　西方的漢學家對宋代更是羨慕得不得了，給與宋代莫大的讚譽，他們說宋代超越了漢唐，是「東方的文藝復興」、「最偉大的時代」、「最令人激動的時代」。

　　凡此種種，使得宋朝的面目變得撲朔迷離。古往今來的歷史學家，國內國外的研究者，所得的結論大多都是截然相反的，更讓人迷惑。那麼宋朝究竟是怎樣一個朝代呢？

　　宋朝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內部以士大夫作為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外部則遭遇了空前的民族危機。這個特徵自宋朝建立到宋朝滅亡一直存在。

　　宋朝最基本的國策就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階層在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禮遇和重用。宋太祖曾在宮中立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否則，將遭天譴。這條誓言奇蹟般地被宋朝歷代帝王所遵守。這條誓言的意義在於為士大夫參政提供了寬鬆的環境和安全的保證，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覺意識高漲，參政意識特彆強。

　　宋朝還採取了各種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強他們的自豪感。例如讓宰相上朝時站在親王的前面，在東華門外「唱狀元」，在啟蒙書中開宗明義地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種種措施使得士大夫們在其他皇親國戚面前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自信。

　　為什麼宋朝的統治者選擇了士大夫來治理天下呢？

　　選擇什麼樣的人才來治理天下，是每一個奪取政權以後的君主面臨的首要問題。古代的政治體制是皇權至上，如果碰上一個英明的君主，或許能夠舉用賢才，但如果碰上一個昏君，則各種小人會乘機佔據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為離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竊取高位，專政擅權。而軍人則因為有實力，往往也容易割據一方，禍亂國家。

　　即便強如漢唐，雖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極為黑暗的時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種勢力禍亂一時，給政權和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權的統治。

　　宋太祖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訓之後，做出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決策，並將這個決策上升為國策。

　　士大夫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治理能力，忠君思想濃厚。在中國歷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卻沒有士大夫纂位。他們出身社會的底層，能進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王室自然感恩戴德。並且他們沒有強有力的政治背景，一旦將他們罷官，影響力就會消失，沒有尾大不掉之虞。這些足以讓宋朝的統治者傾心。

　　宋朝確定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後，士大夫進入了歷史的黃金時期。可以說，歷史發展到宋朝，中國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為現實，「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社會見慣不怪的現象。

　　宋朝的士大夫「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一種高度的責任感關注著天下蒼生的福祉和朝廷的安寧。作為王室來說，當然欣賞這種對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後的忠勇奮發，所以對這種精神大為宣揚。

　　所以，宋朝能取得「鬱郁乎文哉」的成就，離不開士大夫的盡心儘力。不過，辯證地看待宋代厚遇士大夫的政策，也不能忽視或是逃避它的負面影響。宋朝一貫的重文輕武的政策是導致其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根源就在於宋太祖建國後的一系列削弱武將權利，加強皇權的措施。

　　宋朝的邊境危機十分嚴重，重文輕武固然可以穩定內部，卻也削弱了抵抗異族入侵的力量。在強敵環伺的情況下，宋朝武備鬆弛，接連得遭受恥辱，與武將的地位不高有很大關係。宋朝的經濟成就，據後人調查考證，曾達到佔世界經濟總量一半還多的水平，可是經濟的強大並不能為民族的強大、國家的強盛帶來福音，相反經濟上在強大，武備跟不上，最終也會喪權辱國。這一點對如今的現實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再看宋朝的外部。宋朝與其他民族政權的矛盾空前激化。宋朝碰到了多個空前強大的敵人，兩漢的對手就只有匈奴一個，唐朝的對手也就是突厥，明朝時候的對手是蒙古和滿族，而宋朝時候的對手多達四個：契丹、党項、女真、蒙古。而且，每個對手都是空前強大的。相較之於漢唐，宋朝的處境異常艱難。漢唐時的匈奴、突厥是純粹的游牧民族，其力量在於彪悍的體魄，強健高大的戰馬和快速的戰鬥反應機制，其目標在於搶劫，所以相當於一群強悍的武裝強盜。而宋朝的情況就不同了。在韓侂胄一文中，我曾經談過，宋朝是一個民族意識、國家意識凸顯的時代。為什麼這麼說呢，就在於宋朝與其他民族政權之間有完整而清晰的界線，族群認同感強烈提升，這些和現代國家沒什麼兩樣。契丹、党項、女真、蒙古不僅保持了游牧民族的特點，而且有比較穩定的經濟基礎、堅實的國防設施以及善於運用兵法的軍事領袖，其目標在於土地甚至統治全天下，所以他們已經超越了前者而成為一個強大的有極大野心的掠奪型國家。

　　宋朝自始至終都面對著這樣的國與國之間的深刻矛盾，並最終滅亡於這種矛盾的激化。公元1279年，士大夫陸秀夫抱著南宋末代皇帝趙昺，在崖山滔海自殺。另外兩個士大夫，張士傑和文天祥繼續抗元，直到身喪國滅。

　　南宋在走向毀滅的過程中，不得不提一位人物。此君號稱「蟋蟀宰相」，直接導演了為南宋王朝送終的最後一幕。他就是賈似道。

　　賈似道在南宋末年的當權，絕非偶然。南宋彼時內外皆腐，全身已經布滿毒瘤，賈似道不過是一個典型，但卻擔當了致使南宋滅亡的所有的道德譴責。其實，假使沒有賈似道，南宋也是要亡的。

　　南宋末年，奸臣一撥接著一撥，他們當權誤國，終於使南宋半壁江山在泥潭中越陷越深，無法自拔。這一時期，雄才人傑不是遭害，就是遠引避禍，以求全身，只有那些奸佞之徒，如蠅而聚，遮蔽朝廷。賈似道就是其中一位。

　　賈似道從小嬌生慣養，是名副其實的紈絝子弟。不料富貴無常，在賈似道十歲的那年，他父親賈涉忽然病死，賈家失去了依憑，立刻落入了困頓之中。賈似道也由於家道中落，無人管教，從十幾歲開始，便不務正業，終日在社會上遊盪，以吃、喝、嫖、賭為樂，史書說賈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按現在的話說就是不良少年。

　　不過，賈似道走狗屎運，依靠「恩蔭」在嘉興謀得個管理倉庫的職位。在宋代，朝廷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往往對那些做過高官或立過大功的官吏的子孫授以一定的官職，叫做「恩蔭」，所謂澤被後世、蔭及子孫。賈似道雖然只做了一個管理縣級糧倉的小官，但畢竟能供他衣食，使他從流氓階層中脫離出來。

　　但要想從倉吏熬到當朝宰輔，恐怕是連想都不要想的事情，然而賈似道卻偏偏做到了，倒不是他很有才能，越級擢升，而是他有一個美貌的同父異母的姐姐。賈氏不僅人長得超眾脫俗，心思也靈慧乖巧，深受理宗的寵愛，被立為貴妃。賈氏得寵後，便念念不忘她這位兄弟，成天給理宗吹枕邊風。理宗被賈氏搞得暈頭轉向，也不管賈似道人品如何，一味提拔。數年之中，賈似道的職位一升再升。

　　當時南宋的情勢危如累卵。蒙古大汗蒙哥出兵三路進攻南宋，自己親率一軍進攻合州，不幸中途負傷身亡。其弟忽必烈率另一路大軍圍攻鄂州，一圍就是數月，但守將壓住警報，不使理宗得知。後來大臣們慌了手腳，準備出逃，理宗才知有蒙古人來攻。理宗這個糊塗皇帝，不僅不思抗擊，反而準備遷都逃亡，這一舉措立刻引起了正直朝臣的強烈反對，在文天祥等人的強烈要求下，理宗只好貶逐鄂州守將，讓賈似道主政，抵抗蒙軍。

　　賈似道便堂而皇之地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帶兵出征，這是他專權誤國的開始。這個人玩蟋蟀的確很有一手，但軍事上卻是個酒囊飯袋。理宗昏聵，不進行考量，只任用親信，南宋不亡才怪。而賈似道邀得權力的重要法門，就是謊報戰功。

　　賈似道本是個不學無術之徒，同時也是個惜命怕死的傢伙，一見到敵人的刀槍就如同老鼠見到貓。賈似道被驚嚇得不敢與蒙古軍交兵，便迫不及待地暗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起先並不同意罷兵，但是不久南宋合州守將派人告知賈似道蒙哥已亡的消息，蒙古軍也因蒙哥汗身亡而人心浮動。

　　這時，若賈似道趁機驅逐蒙軍，或可名垂史冊，然而他不但不敢伺機反抗，反而再次派人前去求和。忽必烈由於急於返回漠北爭奪汗位，就順水推舟同意了賈似道的求和要求。賈似道許諾的條件是——「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

　　賈似道就靠這種妥協投降的伎倆，為南宋又爭得幾年苟延殘喘的時間。荒唐的是，賈似道趁著蒙軍撤退之機，派兵追打蒙軍殿後的士兵，還大言不慚地謊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

　　昏庸的理宗皇帝偏偏對這位小舅子謊話信以為真，把賈似道視作「王室有同於再造」的大救星。賈似道也頂著「少傅」、「右丞相」的頭銜風光地班師回朝，次月又進為「少師」、「衛國公」，被皇上親切地視作「股肱之臣」。

　　賈似道為了進一步沽名釣譽，在國家內部加緊了輿論宣傳，標榜所謂的豐功偉績，例如他指使門客爪牙廖瑩中、翁應龍等撰寫文章，名曰《福華編》，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頌德，肉麻至極。

　　南宋贏得了虛構的「鄂州大捷」之後，以理宗皇帝和賈似道為首整個統治階層很快又重新過起鶯歌燕舞的日子，而全然不顧這種歌舞昇平不過是這個病入膏肓、行將就木的腐敗王朝的迴光返照而已。

　　到了理宗晚年，南宋已脆弱不堪，史書上評論這一時期的形勢是「猶如用壞膠爛紙糊起來的紙罈子，只要用力一戳，便會碎成萬片」。但理宗還算幸運，享樂了幾十年撒手而去，終於未做亡國之君。理宗之後是度宗，度宗本是理宗的皇侄，因過繼為理宗子而即位。後代史學家認為南宋真正的亡國君是度宗，而不是帝昺，而帝昺卻一直頂著亡國君的帽子。

　　度宗上台之後，曾一度親理政事，限制賈似道的權力，顯得幹練有為，也確實幹了幾件好事，朝野上下為之一振，覺得度宗給他們帶來了希望。當賈似道的權力開始受到限制時，一些正直的大臣紛紛上書彈劾賈似道。這使賈似道意識到，如果這樣下去，自己將會有滅頂之災。於是他又開始耍弄手腕，向度宗要權了。

　　賈似道以退為進，棄官隱居，然後讓親信呂文德從湖北抗蒙前線假傳邊報，說是忽必烈親率大兵急攻下沱，看樣子勢不可擋，有直取臨安之勢。度宗正欲改革弊政，勵精圖治，沒想到當頭一棒。他立刻召集眾臣，商量抗蒙之事，可萬萬沒有想到，滿朝文武竟沒有一人能提御兵之策，更不用說為國家慷既赴任，領兵出征了。

　　正當度宗心急如焚的時候，賈似道卻歸隱林下，悠哉游哉地過著他的隱居生活。度宗無可奈何，只好借皇太后的面子，請求賈似道出山。謝太后寫了手諭，派人恭恭敬敬地送給賈似道，賈似道先是搪塞不出，繼而又要度宗大封其官。度宗萬般無奈，只好給他節度使的榮譽，尊他為太師，並封他為平章軍國重事，自此大權再握。

　　賈似道風光無限地奔赴「前線」，到「前線」逛了一圈，無事而回，度宗和朝臣見是一場虛驚，額手相慶尚且不及，哪裡還顧得上追查是謊報還是實報。賈似道就是憑藉這樣的鬼把戲，再一次充當了救國於危難的英雄。

　　這樣，賈似道「出征」回來，度宗便把大權交給了他。滿朝文武大臣也爭相趨奉，把他比作是輔佐成王的周公。通過這場考驗，年輕的度宗對朝臣完全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熱情，把大權往賈似道那裡一推，縱情享樂去了。

　　這些發生在南宋末季的荒唐事，宛如夢境一般。權臣靠欺瞞的方式獲得榮顯，有見識的士大夫卻受到排擠，有勁使不上。整個統治階層都在吸食「鴉片」，藉以麻醉原本就不清醒的神經。國破家亡，事不關己，統治階級掩耳盜鈴的舉止，即讓人可悲，又讓人可笑。

　　腐敗的官僚體系使得南宋積重難返，究其根源卻在封建專制集權的制度本身。賈似道這樣的人，無甚可說之處，卻偏偏能爬上高位，成為能左右王朝歷史命運的權臣，這難道不是對專制集權制度的一種反諷嗎？

　　往事不堪回首。但南宋的統治者不思進取，只一味地自欺，竟忘記了附著在身體上的民族劇痛。蒙古人已經牢牢盤踞了中國的半壁河山，時刻準備發起摧毀南宋統治的戰爭。此時，權傾朝野的賈似道為了彌補捉襟見肘的政府財政，補充虧空的軍糧，開始推行「買公田」政策。

　　所謂的「買公田」，就是按級別規定占田限額，超限的部分由官府購買作為公田出租，租種公田者需要向政府上交租米，租米充作軍糧。

　　表面上看「買公田」只是官家強行購買大戶地主的農田，與小戶人家和普通農民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有權勢的大戶往往隱瞞占田數量，或者乾脆拒不賣田，各級官吏便轉而強行向占田數量並未超標的中、小地主甚至普通農民以極低的價格「買」田，而且給付的是十分貶值的紙幣，有時甚至是連揩便紙都不如——「度牒」和「官誥」；所謂的「度牒」和「官誥」說白了就是今天的白條子。

　　此外，各級官吏通常還想盡各種手段大幅度提高承租者需要上交的租米數量，而且如果後者不堪負擔租米而欠租逃亡，則租米轉由土地原來的主人代為賠償，結果不但使許多人淪落至破產失業，還動輒施以肉刑，並有逼人上吊的事情發生。

　　如此，賈似道等人把持的「買公田」法，實質上成為轉嫁經濟負擔和社會矛盾，敲詐與魚肉人民的剝削工具。除此之外，賈似道還開展了清查民間土地的運動，即「經界推排法」，目的是假借田稅地租搜刮民脂民膏，而且各級官吏在實際清查的過程中，經常擅自增加無權無勢的小農戶的稅賦，使得「經界推排法」成為又一害民之舉。

　　賈似道不僅通過「買公田」、「經界推排法」之類的手段從民間搜刮財富，而且通過連年濫印紙幣，造成貨幣極度貶值，形成通貨膨脹，使城市工商業、農業直至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國力從此日益衰微。　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賈似道「買公田」這段歷史的時候曾精闢地說：「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這癥結由於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著重於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形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於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里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賈似道之犯眾怒，並不只是由於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於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後兩年，倡議「買公田」，等於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並且由他主持發行最後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可見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痛恨他入骨……」

　　由此可見，賈似道的買公田政策，使貧者更貧，使富者受到搜刮和剝削，兩面都不討好。買「公田」法推行的結果，導致許多人家破產失業，使南宋王朝與中小地主以及自耕農之間的矛盾也激化了。

　　彼時，蒙軍嚴重威脅南宋統治，民族矛盾十分尖銳，賈似道不顧民族的大義，國家的安危，不僅消極抗戰，而且竭力加強對人民的剝削，此等漢奸之舉，大大激化了國內矛盾。

　　與人民受到剝削的情況相比，賈似道本人卻揮霍無度，驕奢的程度較之於晉代的石崇，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西湖的葛嶺，有皇家賞賜給賈似道的一座園林。這座園林府第「前楫孤山，後枕葛嶺；兩峰映帶，一水橫陳。樓閣堂觀數十處。」當時有人獻詞：

　　幻出蓬萊新院宇，

　　花外竹，竹外山。

　　軒冕倘來，人間閑最難，

　　算真閑，不到人間！

　　一半神仙先佔取，

　　留一半，與公閑。

　　可謂神仙福地。賈似道在此處闢建了別墅，但他仍嫌不夠奢華，不惜大加工本修繕，改名「後樂園」，無恥地標榜自己有「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風範。後樂園距離鳳凰山下的南宋大內皇城將近二十里，賈似道為了能赴大內辦理公務來去快捷方便，特命人製作了一隻纜船。纜船的進退不全憑人力的撐竿和船槳，而是用大纜繩絞動裝在岸上的盤車，牽動船快速前行。每當催喚臣屬上朝的鐘聲敲響之際，賈似道便坐上纜船穿過西湖水面上朝。據說，寶石山上的天然巨石「大佛頭」，便是賈氏的纜船用來系纜繩的石樁。

　　賈似道有一癖好，酷愛鬥蟋蟀，曾專門寫了一本《促織經》講述自己養蟋蟀和鬥蟋蟀的經驗。一日他又與群妾一起趴在地上鬥蟋蟀，身邊有個狐朋狗友開玩笑逗他說：「此軍國重事耶？」賈似道不僅不羞愧，反而相當歡喜。

　　賈似道腐敗墮落，而且腐敗得十分霸道。賈母去世時，賈似道返回老家台州以國葬為母治喪，全國彷彿死了國母一般，太后以下的皇親國戚和朝中大臣都要家家設祭，有的家把祭台搭到數丈高，為裝祭品還跌死了好幾個人。度宗皇帝親往祭奠，百官也陪著奉喪，不巧操辦儀式那天恰逢大雨磅礴，山洪猛漲，眾人站在水中被大雨淋了一整天，竟沒人敢挪動一步。賈似道把喪事安置完畢，便跑到紹興私宅住下不肯回京料理國事，直至同年七月，才在度宗的再三懇請下返回臨安上朝。

　　而這個時候，抗蒙前線戰事早已告急，國家正處於生死存亡之秋。遠在北方的忽必烈已然確立了牢固的汗位，並且再次將兵鋒轉向了南宋。

　　忽必烈侵宋前，也曾先禮後兵，派密使郝經敦促賈似道履行承諾。沒想到賈似道翻臉不認賬，把郝經秘密關押起來，只當先前的妥協投降不曾發生過。忽必烈很震怒，率大軍圍攻襄陽和樊城。

　　忽必烈定國號為元後，加緊了進攻南宋的步伐。

　　不久，元軍攻破樊城，襄陽危在旦夕。但在廣大愛國軍民的誓死抵抗下，元軍圍攻襄陽城長達五年而不下。襄陽城內糧盡援絕，城中拆屋當柴燒，縫紙幣做衣穿，守將呂文煥不斷向朝廷告急。軍情如此危急，賈似道不能不有所表示。但他又很怕死，因此他一面假惺惺地向皇帝要求親臨前線，一面又暗地裡指使諫官上奏皇帝，把自己留在朝中。

　　呂文煥萬般無奈，獻出襄陽城投降元朝。消息傳來，賈似道對度宗說：「如果早讓我去前線，決不會造成今天這種局面。」這樣，賈似道既巧妙地把襄陽失陷的責任推給了別人，又乘機表現了自己的「愛國熱忱」。同時，賈似道又假裝十分著急地說，若再不讓他去前線，後果將不堪設想。膽小無能的度宗偏偏死死地拖住賈似道。這正中賈似道下懷，於是他便在宰相衙門中建立了一個所謂「機速房」，居中「指揮軍事」。

　　元軍佔領襄陽後，很快便攻下鄂州。太學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賈似道親自督師抗元。賈似道不得已，只好在臨安設立都督府。但他很懼怕元軍威勢，遲遲不敢出兵。最後實在拖的沒辦法再拖了，才抽調各路精兵十三萬，從水路出發。

　　賈似道帶了大批輜重，船隻首尾相接達百餘里。途經安吉，他的座船因過於龐大擱淺在攔河壩上，雖千人下水，也無法拖動，只得換船繼續前進。隊伍開到蕪湖，賈似道便又做起賣國的勾當。他與元朝江州知州呂師羹聯繫議和，又從蕪湖放回元朝俘虜，並送荔枝、黃柑給元朝丞相伯顏，同時派宋京去元軍，請求稱臣輸歲幣。伯顏以賈似道曾經失信，拒絕議和，並繼續進兵至安慶、池州。

　　賈似道計窮，只得命孫虎臣統領精兵七萬屯駐池州下流的丁家洲，又命夏貴領戰船二千五百艘橫列江上，他自己則率領後軍駐紮在魯港。此時，夏貴毫無鬥志，元軍統帥伯顏令軍士全力衝擊孫虎臣的部隊，又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猛轟。孫虎臣、夏貴一見敵軍攻勢猛烈，毫無戰心抱頭鼠竄。賈似道驚慌失措，宋軍一潰千里，被殺和落水溺死者無計其數，軍事物資和武器全被元軍搶去。

　　賈似道只好鳴鑼退兵，並在夜晚召集夏貴、孫虎臣商議退路。夏貴倒也乾脆，表示無力應戰，解舟離去。賈似道就與孫虎臣乘小船，狼狽逃往揚州。宋軍也全部潰散。

　　賈似道逃到揚州後，不僅不思重整旗鼓，而且上書朝廷，建議遷都，要求皇帝往海上逃跑，結果，因朝臣們的反對而未成。

　　當時元朝使者郝經尚被拘留在真州。在賈似道驚魂未定之時，元朝又派人前來責問他扣押郝經之罪。賈似道非常恐懼，就立即派人將郝經禮送回去。

　　賈似道兵敗之後，元軍主力順長江東下，很快逼近臨安，趙宋王朝巳處在滅亡的前夕。賈似道魯港兵敗，喪師辱國，朝野震動，群情激憤。原來依附賈似道的樞密使陳宜中，見賈似道失勢，便上疏請誅賈似道。太皇太后謝太后竭力庇護賈似道，只罷免了他的平章軍國重事和都督諸路軍馬的官銜。

　　賈似道罪大惡極，謝太后對他的從輕處分，不足以平息眾怒。七月，太學生及台諫、侍從官紛紛上疏請殺賈似道，謝太后不許。這時，賈似道也送來奏表，一面將責任全部推給夏貴、孫虎臣，一面乞求活命。朝廷便削降他三級官職，命他回紹興私宅去給他母親守喪。可是賈似道卻死死賴在揚州不肯回去。左丞相王粵認為賈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應下詔嚴厲責罰。

　　賈似道沒有辦法，只得回紹興，但紹興的地方官關起城門來不讓他進去。於是朝廷改命賈似道去婺州居住，婺州百姓聽說賈似道要來，就貼出通告，把他趕走。賈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

　　又有御史孫嶸叟等請求處斬賈似道以正國法人心。謝太后百般庇佑，只命將賈似道請居建寧府居住。當時，朝臣中有人認為，建寧是朱熹講道的地方，理學盛行，雖三尺孩童，聞賈似道的臭名都要嘔吐，更何況見到其人。為此，朝臣建議將賈似道流放到廣南的遠惡荒州。

　　由於眾多朝臣的強烈要求，謝太后見包庇不得，只得將賈似道貶為高州團練使，派人監押到循州安置，並抄了他在臨安和台州的府邸。

　　派誰押送賈似道去循州呢？會稽的地方官鄭虎臣，因為父親曾經受到過賈似道的處罰，便主動請求承擔押送任務，以便伺機報復。此時，賈似道雖然謫居建寧仍不忘享樂，身邊還帶有幾十個侍妾供自己消遣，不過鄭虎臣一到，就把這些女子悉數趕走，只允許他留下兩名最漂亮的侍妾。

　　啟程之後，鄭虎臣又讓人拆去賈似道乘坐的轎子的頂蓋，讓他「暴行秋日中」，並讓轎夫用方言小曲辱罵賈似道，把曾經不可一世的權相賈似道戲謔得苦不堪言。

　　某日，一行人來到一座古寺，看見牆上題有早年被發配，路經此地的吳潛的手書，這個吳潛當年正是被賈似道迫害致死的。鄭虎臣藉機挖苦賈似道說：「賈團練，當年吳丞相是因為什麼來到這裡的啊？」賈似道尷尬得無言以對。還有一小段插曲也是無巧不成書。當賈似道一行走到泉州的洛陽橋時，正好碰上十一年前被他刺字流放漳州的臨安學子葉李，結束流放生活返還路過這裡。葉李也挺幽默的，不但沒有掌他的嘴巴，還把他領到客舍落座，並贈詩一首，賈似道趕緊接過題贈鞠躬致謝。

　　不過，賈似道本性難移。由於他的誤國行徑，導致兵敗魯港，使江山社稷指日可亡，如今淪落到連喪家犬都不如的地步，卻仍不思認罪悔改。反而在生日那天，為自己寫青詞，詞中為自己的遭遇鳴冤叫屈，還厚顏無恥地表揚自己為人正派，有功於國家。此等不齒的行為，使賈似道在青史中罵名永垂。

　　可喜的是，一代巨奸終於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而且賈似道臨終的地方，也如同他卑污骯髒的一生一樣，充滿了讓後人所厭惡的氣息。我們姑且稱之為「亡命茅廁」。

　　一日，賈似道一行走水路至南劍州。俯視水質清澈的黯淡灘，鄭虎臣想讓賈似道來個自己了斷，就提醒說：「水清甚，何不死於此？」賈似道哪裡捨得自己的身家性命，答道：「太后許我不死。」就這樣他們過了黯淡灘。鄭虎臣一路上羞辱賈似道，並時常找機會讓他吃苦頭。

　　到漳州後，賈似道做了一個惡夢，夢到自己身陷淤泥之中，周身上下污黑不清，濁臭的泥水使他窒息，他揮舞四肢在淤泥中狂亂地掙扎。賈似道醒後，除了一身的冷汗，預感到自己陽壽已然不多。

　　他們離開漳州城，剛剛南行五里，便到了一個叫做木綿庵的所在。停下來後，賈似道自忖必死，就服了大量冰片企圖自殺，不料他吃下冰片後上吐下瀉頻繁如廁，一時不死。鄭虎臣氣憤不過，於是說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說著索性就到廁所里抓起賈似道的胸襟，連續往地下猛摔，致使肋骨折了數根。賈似道疼得狂叫，怎奈無人理睬，半個時辰過後，賈似道終於疼死於廁所之中，結束了他惡貫滿盈的一生。賈似道一生為人行事卑鄙而骯髒，死在這裡也算是死得其所。

　　鄭虎臣畏罪，搶奪了賈似道隨行而帶的金銀財寶，逃至潮州，成為那裡的鄭氏鼻祖。

　　賈似道死後不久，陸秀夫背著九歲的皇帝趙昺在崖山蹈海自殺，連同腐朽沒落的南宋王朝一起葬身大海。南宋王朝在屈辱中，化作海中細沙，淹沒在滾滾的浪濤中。

　　朱鈿寶玦，天上飛瓊，比人間春別。江南江北曾未見，漫擬梨雲梅雪。淮山春晚，問誰識、芳心高潔？消幾番、花落花開，老了玉關豪傑！

　　金壺翦送瓊枝，看一騎紅塵，香度瑤闕。韶華正好，應自喜、初識長安蜂蝶。杜郎老矣，想舊事、花須能說。記少年，一夢揚州，二十四橋明月。

　　這是一闋周密的《瑤華慢》，是一首以詠物來諷喻政治的力作，約作於南宋度宗咸淳年間。時值賈似道專權壞政，政治黑暗。宋軍在敗軍之際，賈似道暗中與蒙古屈膝議和，答應割地納款。蒙古退兵後，賈似道又謊報大捷，騙賞邀功。咸淳初，蒙古大軍捲土重來圍攻襄陽、樊城，情況非常危急。而度宗皇帝卻日日沉湎於酒色之中，對前方戰事不聞不問，賈似道將告急邊書匿而不報，卻去西湖邊大造樓閣亭館，日日升歌縱酒。《瑤花慢》詞就是在針砭這樣的現實。

　　沉思……這樣的王朝能不亡嗎？在封建社會，實行君主專制，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君王高高在上，掌握著全國的一切。在帝王集權的體制下，重視人才，固然是好事，但其結果可能事與願違。用的人難免良莠不齊，作為皇帝稍有不慎，便會誤中奸人奸計，不能洞察是非，造成危害國家的後果。奸人最會鑽空子，賈似道的當權誤國就是例證。

　　京劇中有一齣戲，叫《紅梅閣》。其故事很簡單，說的是賈似道的一則往事。

　　南宋末年，奸相賈似道有個歌姬名叫李慧娘，甚得他的寵愛。有一天，他和李慧娘等一班歌姬游西湖，岸上有個姓裴的少年書生來不及迴避，被李慧娘看見，她贊了一句「美哉少年」，賈似道回去就把她殺了。賈似道又查出這個裴生是個「太學生」，曾經上書議論朝政，反對過他的。於是把裴生抓起來，囚於紅梅閣。其後得李慧娘的鬼魂回府搭救，始得逃出生天。

　　這個故事當然是虛構的，但劇中寫賈似道的「權奸誤國」則是真的，賈似道喜歡鬥蟋蟀，在西湖建有「半閑堂」等等，也都是實有其事。

　　賈似道做的是南宋度宗的宰相，而南宋實亡於度宗朝，臨安被元兵攻陷後，陸秀夫和張世傑攜宋度宗的兩個幼子逃亡，已是連偏安的局面都不能維持。在蒙古兵南下的時候，賈似道寧可和愛妾蹲在地上鬥蟋蟀，也懶得理會國事。

　　有一次宋度宗問他：「襄陽被圍三年，奈何？」他仍然硬口欺矇皇帝，反問宋度宗：「北兵早退，陛下從哪裡聽來？」度宗道：「剛聽宮女說起。」賈似道竟然借其他事就把那宮女殺了。凡朝臣談及戰事的，也都一律被他貶到州縣，不許在朝為官。他連宮女都敢殺，殺一歌姬，更是平常事了。《紅梅閣》雖是虛構，也是有根據的。

　　南宋之亡，原因甚多。賈似道的粉飾太平也是原因之一。從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開始，元兵圍攻襄陽，守將呂文煥先後苦守六年，告急文書上了無數次，賈都置若罔聞。最後呂文煥投降元朝，襄陽陷敵，南宋藩籬盡撤，國運已是無可挽回了。當時有人仿李義山的「北齊」體寫了一首詩諷刺他：

　　江上樓台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

　　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

　　可見，賈似道的漢奸行徑確實對南宋的滅亡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人們不禁要問，宋朝因何而亡？難道就因為賈似道專權誤國嗎？

　　非也，賈似道的誤國只是表面現象而已，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隱藏在表徵之下。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克頓曾說過，絕對權力滋生絕對腐化。這個「腐化」，未必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那個貪污腐化的「腐化」。

　　宋朝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制度，很大程度在於校正前朝的弊政。唐、五代的歷史給了宋朝統治者很大的教訓，他們取得天下後，便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於如何防範文武重臣的篡奪之禍，如何防止人事、財政、軍政等大權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間憑藉種種因緣相互朋比為黨，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存在或潛在的割據勢力，以致構成為中央集權制度的離心力量等等關係國家根本的問題。

　　因此，在整個朝廷人事工作的層面上，處處設置掣肘，利用「摻沙子，丟石頭，挖牆角」的策略，防止一人獨大。任用官員，貫徹文武相制、內外相危、上下相軋的原則，都分明體現出宋代統治者「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的良苦用心。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當時高端決策層理性行政及其經驗哲學的結合與折衷，體現著宋朝皇帝們基於那個時代而產生的「政治智慧」。

　　但事情都一定的限度，超過了限度，本來是好事的也可能適得其反。越是對臣下嚴於防範，越是可能出現奸黨佞臣。更何況，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此一代已不再是勵精圖治的彼一代，故而心愿是美好的，而結果卻令人失望。歸結到一點，還是君主專制制度的怪圈在起作用。

　　賈似道作為南宋最後一個重要的宰相，他雖有流氓一派的作風，但不可否認是一個有心計的人物。現實決定他既無力作戰，也缺乏實力講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態度使人民不致恐慌。

　　在宋朝的最終階段，軍需問題惡化，因為抽稅與印鈔兩種辦法都用到極端，賈似道最後採取了一個方法，即由政府強迫購買民間私田，雖說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購田的計劃仍如期完成。而這項措施使南宋朝廷又支撐了大約十二年。

　　說句公允的話，賈似道遭千古唾罵，實有其無可奈何之處。當時以及後世之人，大多不明了彼時技術上的複雜之處。賈似道確實有污點，諸如在忽必烈之兄蒙哥死於四川合州，蒙軍後撤，忽必烈北返奪取汗位的時候，賈似道卻因虛張聲勢宣稱宋軍大勝而居功。傳統的歷史家借著這個錯誤和其他小事指斥他為奸臣，雖然事實也是如此，但殘酷的現實已不允許他挽狂瀾於既倒了，南宋已經腐朽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後來的文天祥抗元失敗即可說明此點，賈似道明知如此，還上下敷衍塞責，內外張羅，著實也讓人堪悲。

　　不過，無論怎麼說，賈似道其人可鄙的行徑到什麼時候，都應該受到唾罵。其賣國妥協的漢奸作為，直到今天，還有警示和警醒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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