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談中國歷史人物

講文化定要講歷史，歷史是文化積累最具體的事實。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中國人一向看清楚這一點。西方人看法便和我們不同，似乎把事為主，人為副，倒過來了。因此，西方歷史多是紀事本末體，中國雖有此體，但非主要。中國史以列傳體為主，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最難讀。一翻開，只見一個一個人，不易看見一件一件事。如讀《史記》，漢代開國，只見漢高祖、項王、張良、韓信、蕭何許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書》是古代的紀事本末體，此下要到宋代袁樞才有《通鑒紀事本末》，只便初學，進一步再讀編年史如《通鑒》，更進一步始讀正史列傳。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歷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講楚、漢戰爭，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只以事為主。有一年，我在美國親同他們一位史學家辯論過這一問題，他說：「歷史固應以人為主，但此人若無事表現，如何跑上歷史？」我說：「此事難說，因其牽涉到中西雙方整個文化體繫上面去。我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事表現而也寫進歷史，而且這類人決不在少數。」我們今天不論大學，乃至研究院，講史學，雖是分門別類，注意都在事上。如講政治制度，沒有一個絕對是與好的制度。制度總是要變，並無千古不變，亦無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講社會經濟，一切有關經濟的理論思想，及其事實，也都隨時而變。在壞制度下，有好人總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壞人總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謂人之好壞，此一標準，則比較有定不易變。此刻把歷史分類講，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等，一切完備，卻不注重歷史裡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層，成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來，某些人起來了，才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來。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講歷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們都能變成歷史人物。要來維持歷史，復興歷史，創造歷史，都得要有人。

講到歷史人物，當然要講歷史。世運與人物總是相隨而來的。時代不同，人物也跟著不同。中國人一向看歷史總要變，故說世運。歷史時時在變，世運總是不能停留在一個狀態下。我們把歷史上一切時代大體分別，不外有兩種，不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後也如此。某種時代，我們稱之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變成了盛世。某種時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亂，變成為衰世與亂世。歷史千變萬化，不外這一個治亂盛衰。當我小孩子時，學校老師告訴我，中國歷史一治一亂，西方歷史，治了不再亂。我當時雖很年幼，聽了那位先生的話，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如何使中國歷史也能治了不再亂。但我後來讀了歷史，漸認為在西方，治了也會亂，盛了也還衰。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亂。歐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切大變。特別刺激我的，如英國。當時讀世界地理，所用地圖是英國制的，只要這地方由它統治，都畫上紅色。譬如香港一個島，也畫上一條紅線，一張世界地圖，到處都有紅顏色。英國被稱為是一個太陽不會掉下去的國家，全世界有英國國旗，太陽永遠照在他們的國旗上。可是今天呢？

我年齡慢慢大了，又聽人講，可惜我們生在這時代，是一個衰世亂世。即如對日抗戰到今天，到處奔跑流亡，今天可說是只在國家偏安局面內生活。若我們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嗎？但我們讀史，好像治世盛世歷史人物該是又多又好，否則怎樣會治會盛？衰世亂世，該是人物又少並壞，否則怎樣會衰會亂？而實際並不然。但也只能看中國史。西洋史專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勝敗不同，國家強弱不同，只見了事，不見事背後之人。今天我們社會一般知識份子，慢慢接受西方影響，只論治亂強弱，卻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若使我們把二十五史來作一統計，我能先告訴你們一結論。中國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亂世衰世。所謂大人物，他不僅在當世，還要在身後，對歷史有影響，有作用，這才是大人物。影響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而所謂人物，起於衰世亂世的反而更多更大。起於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點。這不奇怪嗎？實亦不奇怪。若使衰世亂世沒有人物，或人物不夠偉大，此下怎會又變成治世盛世？中國歷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亂，正因為在衰世亂世有人物，下邊才開創新歷史。由亂返治，由衰轉盛。若我們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麼天下衰了亂了，更沒有人了，此下便會沒辦法。希臘、羅馬之沒落便在此。此刻的英國、法國何時再復興，也是問題。今天輪到美國與蘇俄，成為世界上兩強。然而從歷史過程論，治下仍然定會有亂，盛後定然會仍有衰。即如美國，但論人物，如華盛頓、林肯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國最可說是亂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卻是在衰世亂世。但孔子學生說：「夫子賢於堯舜」。此論人，不論事。乃論身後，不論生前。孔子對歷史的影響與作用，遠勝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刻是證明了。

春秋以後有戰國，更衰更亂，但我們講中國歷史人物，戰國要佔第一位。我不能把戰國人物從頭講，但如孟、荀、老、莊這許多人，只講思想一方面，其影響後代中國實是大極了。漢代中國一統，當然是治世盛世，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漢代人物顯然不如春秋戰國。漢代之盛，還是受了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影響。

再把漢朝整個來講，東漢不如西漢，然而人物卻比西漢多，而且有大人物。姑舉學術上人物來講：東漢最偉大的經學家鄭玄，西漢便無其比。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西漢一代，經學盛起，也不能說他們沒有貢獻。然在兩漢經學家中，人物最偉大，對將來最有影響，最有作用的卻是鄭玄。鄭玄死在東漢末年。黃巾之亂，董卓到洛陽，東漢快亡了。鄭玄一生正在東漢的衰世亂世中，然而卻成為一最偉大的經學家。若使我們承認儒家經學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有大影響，大作用，那麼論其影響作用之最大的就該是鄭玄了。

說到唐朝，也是一個治世盛世。但論唐代人物，就不如後面的宋朝。宋朝縱不說是亂世，卻始終是一衰世。我說唐不如宋，不是講他們的開國時代。唐高祖唐太宗下面這一批人，這一個集團，我們暫置不講。在唐玄宗開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實不如天寶之亂以後的人物來得多，來得大，表現得更像樣。論宋代，比較太平當然是北宋，然而最偉大的人物卻出在南宋。單從學術上講，如朱子，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還當在鄭玄之上。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清代也算是一個盛世，最盛在乾嘉，而乾嘉時代人物卻較遜。論其經學，僅如此刻在圖書館裡一個寫博士論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那是明代快亡，大亂已至，人物卻競興迭起。

我們試再講衰世。春秋戰國以後有三國分崩，可說是一個亂世，可是三國就出了很多人物。又如元代，蒙古人跑進中國來，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元代只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來，他下面如劉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卻都是在元代培養起來的。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來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遠由南北朝時代培養而來。唐代興國，一切規模製度，都由北周至隋訂下。再往上推，由漢高祖到漢武帝，西漢初年人物，一切都從戰國時代人的腦筋裏醞釀成熟，到漢初才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得一結論，但這只是照中國歷史講，西方歷史似乎並不然。這一結論，便是中國文化最特別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亂世，人物更多更偉大，勝過了治世盛世的。

大體上說，歷史有上層，有下層。我們當知，歷史不是一平面。像一條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層。浮面易見，底層不易見。如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也上了軌道。社會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上面政治人物都從下面社會起來，我們可以說，底層比浮面更重要。我們講歷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在當時，以及此下歷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可能他們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如讀《左傳》，那是春秋時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極詳盡的歷史。但孔子在《左傳》裏不佔地位。《左傳》裏講到孔子，可說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論語》中所稱讚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後面有子產，都是在當時有表現的。我們讀《左傳》，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產。大國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齊。小國也有人物，如子產之在鄭。若論人物價值，子產並不定差於管仲。大國人物有表現，小國人物一樣有表現。孔子卻像是一無表現的人物，縱說有表現，也是微不足道。但《左傳》裏還找得到孔子，卻找不到顏淵。顏淵雖不見於《左傳》，對將來中國歷史仍有他的大影響，大作用。孔子、顏淵的影響作用，還勝過了管仲、子產。因此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管仲、子產是一個時代人物。歷史上不斷有時代之變，秦變漢，隋變唐。但時代變了，歷史仍不變，至少一部中國歷史是如此。所以我們講歷史，不要太著重其上層浮面的，我們還該更著重其底層下面的。我們講《左傳》，不要只知道有管仲、子產，更要當心，那時還有孔子，甚至有顏淵。只是孔子、顏淵沒有在那時的浮面上層參加過大事情，所以不入歷史記載。若把整部中國歷史來看，孔子地位，遠在堯舜之上。而顏淵雖一無表現，對後來中國有影響，有作用，也並不比管仲、子產弱了。所以所謂有表現與無表現，也只就狹義來講。如果沒有表現，怎樣在歷史上直傳到今天？他表現的便是他這個人，而非表現在他做的事。此所謂事，也是狹義的，只是歷史上浮面上層的事。

再講三國，烏七八糟，可說是亂世，而且亂極了。但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戰國，中國人最喜歡讀的應是三國史。今天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些三國史。也許是因為有羅貫中作了《三國演義》，但羅貫中為何來作《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為何能如此流傳？正因為三國時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即如曹操，那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響，有作用，只是些反影響，反作用。像近代袁世凱，也是反面人物，把他與孫中山先生一比便知。在當時，大家有表現，但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歷史人物，袁世凱只是一個時代人物，而且是一個反面人物。此刻再來講三國時代的正面人物，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個諸葛亮，全部三國歷史就光明了，一切都變成有色彩，有意義。但中國後來人品評三國人物，卻推管寧為第一人。管寧在那時一無表現，天下亂，他跑了，流亡到遼東。曹操也是了不起，聽說有個管寧，無論如何要他回來。管寧不得己回來了，但絕不在曹操政權下有表現。說是病了，不能出來做事。曹操派人到他家裏去察看，回來把管寧的日常生活作一報告，這一報告卻記載在歷史上。曹操說：「既這樣，我們也不必勉強他。」管甯年輕時，與一朋友華歆共學，門外有車馬聲，華歆說：「什麼人經過呀」，出門去看。回來，管寧與之割席而坐，說：「爾非我友也。」後來華歆做了魏國大官。由此可知，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現。有表現的，或許還不如無表現的。我們下面且慢慢講。

所謂表現，有表現而成功的，也有表現而失敗的。普通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表揚失敗英雄，其實失敗了還有什麼值得表揚？我們當認識失敗的無可表揚，也不該表揚。國家民族要成功，歷史也要成功，可是歷史上確有失敗的人，這等人或許也有人稱他為人物或英雄。如西方歷史上，古代有亞力山大，近代有拿破崙，都不曾成功。更如近代德國希特勒，更可怕。不只是他個人失敗，而且其遺害於國家民族，乃及四圍人群者亦不小。這等人何該學。所以失敗英雄不該表彰。但是，在法國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設，以拿破崙作中心，環繞凱旋門八條大道，四面分佈，形成了巴黎市區。另一部分，以拿破崙墳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拿破崙。好像法國人認為拿破崙還是他們的第一號人物。今天的戴高樂，就想學拿破崙，失敗顯然放在面前。今天大家希望德國人不要再學希特勒，連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復活。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切市容建築，模仿巴黎，由國會法院一條大道直往華盛頓銅像，這是整個市區的中心，白宮只是旁邊一個小建築。華盛頓是一個成功人物，但華盛頓市容，究是以國會為主，這是西方人重事業表現更重過於人物完成之一證。但美國究比法國前途有希望。只以兩國首都建設為例，即可說明。英國倫敦又是另一樣，西敏寺代表著神權時代，白金漢宮代表著王權時代，國會代表著民權時代，三個建築並存，這是英國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則可知。雖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裏，究已是第二等。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宮與國會，是一些物質建設。

再論在中國史上的所謂失敗人物，其實是並未失敗。即如南宋嶽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復興，然而嶽飛失敗了。但嶽飛只在當時是失敗，他在後世有成功。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將是一部中國歷史的大失敗。蒙古人跑進中國來，出來一個文天祥，他雖無助於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維持中國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還是未失敗。換句話說，就他的個人論，他是失敗了。從整個歷史論，他是成功了。所以我們說歷史人物中，還該有時代人物和歷史人物之分別。

今再說成功失敗關鍵何在？我可說，失敗是由於他的外在條件，而不在他本身內在的條件上。嶽飛事業之失敗，不是失敗在嶽飛本身之內在條件，不是他自己這個人失敗了。宋高宗、秦檜，一切外在條件，使嶽飛失敗。而嶽飛個人之內在條件，則使岳飛成功了。成功的乃是嶽飛這個人。文天祥的外在條件根本不能講，比起嶽飛來更差了，他當然要失敗。蒙古軍隊來，當時的南宋，是無法抵抗的了。然而文天祥還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這個人是成功了。他的內在條件並沒有欠缺，留下他這一個人在歷史上，對將來中國貢獻大，有大影響，大作用。單只一件事，事是留不下來的。因歷史一定要變。孔子若做了魯國宰相，當了權，他的成績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許孔子可與周公相比。然而縱是周公政績偉大，也只表現在事上。一切都得變，西周仍變了東周。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遠存留，永存不變，那麼也沒有了歷史。從前人的事業都做好在那裏，我們將無可再表現，更沒有什麼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沒有事可做，又要這些人何用？人到沒有用，歷史自然也斷了。所以我們並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遠留傳，我們只希望不斷有新人，來做新事，有新的成功。歷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則是永可以存在的。西方人能在歷史上永遠存在的，比起中國來是太少了。耶穌釘死十字架，他是一個失敗的人，然而耶穌實是永遠存在，所謂的十字架精神也永遠存在。到今天，信耶穌教也好，不信耶穌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認耶穌之偉大和他的成功。最成功的還是他自己這個人。他說他死了要復活，他這一個人永遠流傳到今天，還是存在，不是他復活了嗎？我們也可說，嶽飛的風波亭精神，嶽飛是復活了。到今天，嶽飛還在這世上，至少我們中國人瞭解岳飛，嶽飛還在我們中國人心裡。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有一個最高要求，就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成功有許多是要外在條件的。而我們有一個辦法，使一切外在條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內在條件便得。若說不要內在條件，這也無所謂成功與失敗了。上帝生人也有條件，若說不要一切條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為人。做人不能無條件，我們希望的，只講內在條件，不講外在條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只生我們一個可能，每個人都可能做孔子與耶穌。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是他的內在條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給他的，是他的外在條件。但只有這一個基本條件是外在的，而同時又是內在的。難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凱，就天生他是一個不忠不信的人嗎？中國人不承認這句話。生下來都一樣，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內在條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們都嫌外在條件不夠，我們生在衰世亂世，外在條件當然不夠。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條件還是會不夠。我們今天說要改造環境，就得充足我們的內在條件，你先得成一個人物，才能來改造環境，來充足一些外在條件。若你沒有成一個人物，內在條件不夠，一切外在也沒有法改，縱使有了外在條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著重外在條件的，然而我們看西方歷史，還是和中國歷史一般。耶穌時候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我們讀耶穌的《新約》，他沒有講到羅馬統治，似乎外在條件不在他腦筋裏，不在他考慮之列。然而外在條件畢竟在書中也講到，譬如稅吏，是羅馬派來的，耶穌便無奈何他們。所以耶穌說：「凱撒的事讓凱撒去管。」這是當時猶太人的一項外在條件。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穌的人，更沒有了耶穌，而凱撒則仍可到處遇見。你若說，定要打倒了凱撒，才能完成一耶穌，也沒有這回事。我們還可以另換一句話來講，還是美國人爭取得了自由與獨立，才有一個華盛頓的呢，還是由華盛頓來為美國爭取到自由和獨立的呢？照中國人想法，則更有進者。應該是拿去了華盛頓的事業，還有華盛頓這樣一個人，他還可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這也不是中國人看輕了事業。即如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倘使他沒有能創造成中華民國，即就他個人來說，如他的思想和言論，還是一個孫中山先生，或許他會更偉大。因把一切事業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這個人就圈在他事業功名的裡面，為他的事業功名所束縛，他所表現的好像就在這範圍內。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別處，只在周公其人，為周公的事業所限，限在這事業裡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樣會有他這一番事業，在他事業背後還有他這個人。如此來真瞭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這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外在條件不夠。在政治上，在歷史上層，孔子等於無所表現。然而後來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縛，一範圍。而孔子之為人，卻因此而十足表現出來，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們來講周公，自然要講周公這一番事業。但講過他的事業就完了，在其事業背後之這個人，反而忽過了。來講孔子，孔子無事業可講，就只得講他這個人。然而人的影響勝過了事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後來歷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來講歷史人物，特地希望我們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教訓新的刺激。可以感發我們，使我們大家各自來做個人。有了人物，哪怕會沒有歷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許多人試為分類，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亂世人物，有有表現的人物，有無表現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敗人物。但讀者不要認為我只講某一邊，不講另一邊。今試再來講中國的歷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從外面看，此下當從人物之內面看。我認為中國歷史上人物，大體說只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直到今天，中國人一路講聖賢，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聖人與賢人，其間自有不少爭論，此刻且不講。再講第二種，中國人所謂之豪傑。我們看歷史人物，無論其在政治上層或社會下層，有表現與無表現，成功與失敗，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亂世，得成為歷史人物的，大體說來只有兩種，即聖賢與豪傑。豪傑又與英雄不同，如拿破崙與希特勒，可以說他們是一英雄，但並不很合乎中國所想的豪傑人。朱子講過「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同時陸象山極稱此言以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語再略修改，因我們說聖賢，並不像說聖人。單說聖人，似較嚴格，兼說聖賢，則較為寬泛。我想說，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其實聖賢豪傑也和我們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則謂之聖賢。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我們此刻來講中國歷史人物，請讀者不要太重看了聖賢二字，我們且先重看豪傑二字。我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尤其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做豪傑，便是做聖賢的一條必由之路。不從豪傑路上行，絕不能到達聖賢地位。聖賢就是一個豪傑，只讓人不覺其為一豪傑而已。我在下面將慢慢講出豪傑如何是聖賢，聖賢如何是豪傑的道理。

今試問：聖賢與豪傑，既然有此兩個稱呼，則其分別究在哪裡？我想這個分別，簡單地講，只在其表現上。聖賢一定要能「明道」「淑世」。這個世界在他手裏，他就能把這個世界弄好，這叫淑世。要淑世，當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揚於世。如我們生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你要來明道淑世，做一個董仲舒，當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時代，來做一個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也較省力。因外在條件配得上。這些人，縱不能說他們便是聖人，但至少也該說他們是賢人。可是在某種環境下，外在條件配合不上，種種不如意，那麼你至少要有一本領，能「特立獨行」。不論外面條件，我還是我，這樣他便是一豪傑了。孔子、孟子，何嘗不從特立獨行的路上過，不然也不成其為孔子與孟子。要能特立獨行，從外面看，便是「尚氣立節」。人總得要有一股氣。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個豪傑，正為他有一股氣。這氣字，不能拿現代的科學生理學或物理學來講。中國人普通講話，常說這人有志氣，志下連帶一氣字，其實氣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只恨外面條件不夠。如此之人，則是雖有志而沒有氣，所以志也不立，就沒有了。又如說勇氣，勇也要有股氣。沒有氣，怎能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中國人講智、仁、勇三德，智與仁之外，還要有勇。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直到他老，孔子正為有一股氣，所以這個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聖人身上，比較不著痕跡。一個豪傑之士，則顯然看出他的一股氣來，隨時隨地隨事都見他尚氣，又比較顯露，或比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傑。有志有勇，所以能立節。節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傑。因此豪傑必講氣節，能特立獨行，到得圓滿周到處便是聖賢。聖賢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從氣節來，氣節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說人身生理，有血氣，有骨氣，從血氣中有勇，從骨氣中見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動物軟骨漢，人之死生，也只爭一口氣。天下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道德，也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聖賢。我們也可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道德性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精神，也可說是一種道德精神。中國的歷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傑性的。

只要他是個聖賢，可不問他的功業。只要他是一個豪傑，也可不論他的成敗。中國最大聖人孔子，他的品評人物，也是雙方面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則是孔子講到吳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稱許吳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級了，甚至社會人群無法稱讚他。孔子共說了兩個民無得而稱的人，一是吳泰伯，另一個是堯。「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的偉大，無事可舉，說不出來。舜則有好多事可舉。但堯、舜同為大聖。孔子當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吳泰伯。吳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吳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曆，王季曆的兒子就是文王。吳泰伯三兄弟的父親太王，很喜歡這個小孫，說他將來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吳泰伯對他的二弟仲雍說：「我們跑了吧，我們跑了，父親可把王位讓給三弟，將來可以傳給小孫，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們兩人就跑了。孔子對吳泰伯十分稱讚。父子各行其是，說孝卻不像孝，說讓也不見讓。道大無名，無法稱讚他，孔子就把吳泰伯來上比堯。

第二個孔子稱讚的是伯夷、叔齊。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輕易用仁字來稱讚人，但卻稱讚了管仲，又稱讚了伯夷、叔齊。他們是孤竹君之二子，父親要把王位傳給叔齊，父死了，伯夷說：「父親要你繼位，你繼位吧！我跑了。」叔齊說：「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讓給了中間的一個。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齊從路上大軍旁站出，扣馬而諫，說：「你不該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親剛死，該守孝，不該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兩人拿下，幸而姜尚說：「這兩人是義士，放了他們吧！」放了以後，周朝得了天下，可是這兩人說：「我們不贊成。」但大勢已定。他們不吃周粟。到山上採薇而食，終於餓死在首陽山。孔子大為佩服，說他們是「古之仁人」。孔子也並沒有反對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極尊崇周公，自己還要復興周道，曰：「吾其為東周乎。」可是孔子又講那一邊，直從吳泰伯到伯夷。當知要做吳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氣有節，特立獨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樣在歷史上有影響，有作用。漢代太史公司馬遷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來寫《史記》。《史記》裏有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世家第一篇，不是魯、衛、齊、晉，而卻是吳泰伯。吳國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時代才見到歷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列傳第一篇則是伯夷。中國人的歷史人物觀，孔子以下，經太史公這一表揚，一面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同時另一面還有吳泰伯、伯夷。其實孔子自己，正是兼此兩面，所以成為中國之大聖人。

上面說過，中國人重人更重於事，西方人重事更重於人。如西方人說，這人是政治家，或哲學家，或科學家，或宗教家，或藝術家。總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來規定著這人。中國人則向來不這樣說。如說聖人，這聖人究是一政治家呢？軍事家呢？外交家呢？經濟家呢？卻沒有一個硬性規定。又如說賢人，君子，善人，都是講的赤裸裸的一個人，不帶一些條件色彩在上邊。但中國人卻又把人分等級，善人、君子、賢人、聖人，其間是有階級的。西方人用事來分等，便沒有人的等級觀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還是中國人看人平等？中國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標準的聖人。然而為何人做不到聖人，這責任在個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條件，要機會，要環境。這是雙方顯然的不同。

本文選自《國史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