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辯論如何變成了撕逼表演?
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第二次總統大選辯論,可能讓所有人都大失所望——對於想看到一場嚴肅政治辯論的選民來說,這場辯論充滿了人身攻擊而不是政策競爭;對於想看到激烈撕逼的吃瓜群眾來說,現場的對撕遠沒有事前期待中那樣過癮。當然,後一種失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TOWN HALL MEETING的辯論形式所限。
當地時間2016年10月9日,希拉里與特朗普展開第二場電視辯論,現場火藥味十足。網上流傳的「惡搞」圖片政治辯論的初衷政治辯論是有其特定目標和為此所形成的一系列固定法則的。本次辯論所採用的TOWN HALL MEETING(市政廳會議)的形式,是在傳統的英國議會式辯論、美國國會式辯論和美國俄勒岡式辯論(法庭辯論)之外,美國社區政治層面經常採用的一種公共政策辯論形式。
這種聽眾參與和主導型的政策性辯論,最初是以殖民地時期新英格蘭小鎮會議為藍本,要求政治家不但相互辯論,更要正面回答利益相關者和民眾的質疑。強調辯論者各自的政策闡發、就政策談政策。是效率較高的政策闡述平台和政治溝通工具,屬於典型的直接民主範疇。
在近年的美國政治中,TOWN HALL MEETING辯論表現最好的政治家,就是現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雖然奧巴馬面對萬千公眾的現場演講能力,被認為在歷任美國總統中排在前3位,但其真正的政治家名望,則是在這種面對幾十人的小鎮會議中積攢起來的。
資料圖:奧巴馬和羅姆尼進行激烈辯論。這種能力的養成和奧巴馬出身社區有很大關係。當時奧巴馬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芝加哥的社區中工作,年薪只有1.4萬美元,但卻讓他有更多的機會和底層民眾打交道,發現和解決他們的問題。
本來,TOWN HALL MEETING式辯論的初衷就是降低辯手之間相互攻擊的力度,而著力於他們和民眾(評委)之間的互動。本場辯論的後半程之所以從激烈撕逼轉化為政策性辯論,正是由於觀眾和網路的問題開始拋開對人品的關注,而轉向對具體政策的質疑,讓辯手也不得不轉向政策辯論。
但是,由於在辯論前突然爆出特朗普騷擾已婚女性的對話,給了對手寶貴的攻擊彈藥,導致本場辯論的前半程仍然是以對撕為主。不過,相對於人們對兩位政客的期待來說,這半場對撕顯得既無水平,也無驚喜,所有的對撕點都太老、太熟悉了。
正如事前很多人所預料的,希拉里在辯論中花了將近1/3的時間攻擊對手的人品,試圖將特朗普塑造為一個歧視女性者、種族主義者和卑劣的逃稅者。而特朗普也不甘示弱,在回答每一個問題時都攻擊一下希拉里,當被問到性騷擾已婚婦女時,回應說自己只是言語騷擾,而希拉里的老公比爾·柯林頓卻真正性侵了多名女性,希拉里則是幫凶。
不僅如此,特朗普還帶了四個曾經指控比爾·柯林頓的女性來到現場,試圖激怒希拉里,但除了幾位中老年婦女看著她們竊竊私語外,似乎也沒有什麼現場效果。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與多名柯林頓性醜聞的女主角共同出席新聞發布會。東方IC供圖柯林頓與女兒切爾西現場助陣。東方IC供圖雖然無論是作為辯論還是對撕來說,水平都嫌不夠,但本場總體來說更傾向於個人撕逼而非真正的政治辯論。因為政治辯論是有其特定目標和為此所形成的一系列固定法則的,以便於不同政策之間的邏輯對決和事實比較。但這種花大量時間在人身攻擊上的做法,已經毀掉了TOWN HALLMEETING 的設計初衷,讓嚴肅的政治辯論變成了一場撕逼表演。
那麼,辯論和撕逼有何不同?首先,辯論是向真理的接近,撕逼則是偏見的對決。
政治辯論最重要的功能,是通過辯論使得雙方的立場和意見全部展現,並剔除那些因無法承受攻擊而站不住腳的謬論,從而更接近全面的真理,而非片面的真理。例如,2008年奧巴馬和麥凱恩的辯論,使得美國國家安全重點和伊拉克戰爭的是非功過更加明確地呈現出來;2000年小布希和戈爾的辯論,則讓選民更加關注和理解氣候變化問題。
而在今天這場辯論中,缺乏就事論事的傳統,而充滿了各種偏見,包括對女性、對穆斯林、對說謊政客的先入為主的定論。尤其是特朗普,並不掩飾甚至試圖增加對於特定宗教和外來移民的偏見。當一位現場的穆斯林聽眾問兩位候選人如何幫助她克服伊斯蘭恐懼症時,特朗普不但不支持她的問題,反而宣稱「要重新命名現在的反恐戰爭,加上伊斯蘭的名字」。
對偏見的死不認賬當然會有現場效果,但在多元文化和多元觀念的體系中,如果恐懼和偏見戰勝政治正確而大行其道的話,不僅政治辯論和政治溝通無法進行下去(越辯論偏見越深,越辯論鴻溝越大),甚至建基於平等之上的美國政治規則都有被腐蝕的危險。
其次,辯論分享同樣的標準,撕逼則以立場決定標準。
在政治辯論中,由於辯論的是可執行的政策,因此辯論的雙方和他們的裁判者聽眾,必須分享一個共同的標準,在底線問題上有著一致和共識,才可能開展辯論和評判勝負。但撕逼的立場各異、標準歧義,撕逼者相互之間只能進行攻擊,而無法進行交鋒式的交流。這在今天導致雙方一直到開場了20多分鐘,兩個人還在彼此互撕,沒有進入政策層面進行辯論。
辯論現場圖片,東方IC供圖即使在政策辯論層面,共同的標準依然缺位。稅收問題一直是美國總統大選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特朗普回答稅收問題時說,希拉里會給你們加稅,很高的稅。而希拉里立刻反擊:我的稅會加給富人和公司;而特朗普的「減稅」則只給和他一樣的富人和公司減稅,這等於加重了你們的負擔。關於減稅內容的爭議已經明確地顯示出這場辯論缺乏統一的標準。
缺乏統一標準的辯論無法辨明是非,只會增加彼此的惡感。此前有文章將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第一場政策性辯論與郭德綱和曹雲金的撕逼相提並論(詳見《榮筱箐:川普VS希拉里,和郭德綱VS曹雲金是一樣一樣的》),緣於對辯論和政策性辯論所知不多。第一場總統辯論還是以政策性辯論為主,真正的類似郭曹二人的撕逼,是第二場辯論,才是完全站在相反立場所進行的言辭之爭。而對於撕逼來說,是沒有什麼客觀真理標準可言的。利益相連則情同骨肉,立場不同則宛若仇讎。
最後,辯論對事,撕逼對人。
由於前兩天爆出巴士對話事件,希拉里不可能放過這個攻擊特朗普的機會。因此一上來就指責特朗普沒有對他所傷害過的人道歉,沒有對孩子道歉,沒有對國家道歉。她和很多政治家進行過辯論,雖然觀點不同,但從未質疑過那些人當美國總統的資格。但這一次,她認為特朗普這樣的人絕不適合當美國總統。
而特朗普則在每次遭遇類似話題的時候,都會降低音量,表明認錯態度,但也要解釋那只是私下的談話,自己不是那樣的人。每次也都話鋒一轉,指責希拉里和她的老公才真正傷害了婦女。自己只是言語上冒犯了婦女而已。而希拉里立時擴大打擊面,說特朗普就是這樣的人,許多證據和言論表明,特朗普歧視的對象不僅僅是婦女,還包括非裔美國人、穆斯林等等。
而聽眾也似乎對人比對政策更有興趣,在辯論的上半場,各種揭短和攻擊性問題不一而足。不但希拉里和特朗普,就連主持人、提問觀眾和FACEBOOK問題也是火力全開。TOWN HALL MEETING的現場,情緒的硝煙瀰漫、言辭的子彈亂飛。
顯然,特朗普更擅長攻擊,而不是防守。所以在這場辯論中,其表現明顯比上一場更有進攻性,現場思路也比希拉里更敏捷。不過,其辯風只會比上一場更差:在現場不但多次打斷希拉里,也多次打斷主持人的講話。而受到攻擊的希拉里在回答郵件門事件時,明顯看出情緒激動,嗓子都有點沙啞。
直到下半場,在主持人的引導下,辯論才回歸政策討論,但人身攻擊仍然佔據大部分內容。並且,與豐富多彩的人身攻擊相比,選舉的政策性辯論缺乏深度。
嚴肅的政治辯論為何變成撕逼?實際上,這種情形在去年10月開始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黨內辯論就已經開始了,當時10名候選人站在台上,大部分時間內彼此揭短。甚至議員保羅在正式辯論開始前,主持人還在介紹候選人的環節,就忍不住開始攻擊特朗普,說他收買了很多政治家,和希拉里沆瀣一氣等。特朗普則反唇相譏:「是啊,我給了你一大筆錢。」
政治辯論變成撕逼的第一個原因是非常明確的,就政治家們自己為對方提供了足夠的撕逼材料。
從以往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演講和辯論表現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真正如何解決美國所面臨的問題其實是心裡沒譜的,其所提出來的政策,不是特朗普式「邊境修長城」的不靠譜,就是希拉里式的「執行了30多年」的沒效果。
缺乏讓選民信服的政策解決方案,是這一代美國政治家最大的短板。而在政策上的無能表現,卻沒有讓他們去精研政策本身,而是從選舉的短期效應出發,把更多的競選精力轉向對對手人品的攻擊。這正是競選策略中所謂的「政策不夠,人品來湊」的惡劣表現。
更令人失望的是,不但在政策上鮮有突破,較諸以往,美國的這一代政治家多多少少都有道德上的硬傷。傑布·布希背負了家族政治的負面資產;克魯茲被指婚外戀;保羅在國會裡立場多變;特朗普撩妹、種族歧視劣跡斑斑;希拉里雖然自己政治經歷豐富,但太豐富的經歷必然伴隨問題和缺陷,基金會、郵件門讓選民產生信任危機。
政治家道德缺陷的普遍化,促使美國政治中充滿了人身攻擊。如果說黨內初選辯論中的撕逼還只是把對手以往的言論拿出來批判這種初級階段的話,總統候選人辯論的撕逼則升級到了要把對手送上法庭、置之死地的程度。希拉里指責特朗普的稅收問題、特朗普指責希拉里的郵件門,如果都坐實的話,別說競選總統了,這兩個人恐怕都要在牢里待上三年五年。同時也標誌了這次正常的選舉變成了比爛大戰;無人再關注至關重要的政策走向。
政治辯論變成撕逼的第二個原因是——所謂總統大選辯論,越來越向電視娛樂節目靠攏。
儘管為不同觀點而進行的政治辯論,在19世紀林肯和道格拉斯為奴隸制而爭辯的時代就已經存在,並廣為人知。但候選人辯論成為美國大選的核心環節,則是在20世紀後半期電視發明之後的事情。因為電視賦予了辯論以現場感,人們在電視上不但可以同步看到政治辯論的內容,更可以切近觀察候選人在短兵相接的肉搏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切特性,並做出判斷和選擇。這比紙媒時代在政治辯論後,去閱讀發表於報紙邊緣的一則短短的消息要立體很多。
不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政治辯論藉助電視而得以重現直接民主的「廣場效應」,卻也因此沾染上了電視節目的色彩。特別是電視直播的方式重新塑造了政治辯論本身,使其更像是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表演,而非認真的邏輯對撞和交鋒。
原本辯論的聽眾只是小場域的聽眾(數百人規模及以下),以精英為主,如國會辯論的聽眾是有投票權的國會議員們。就算是TOWN HALL MEETING的辯論,也是當地最關心公共事務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居多。
而這次即使採取TOWN HALL MEETING的形式,但還是同時向數億觀眾電視直播。辯手們必須要服從大眾的好惡。而電視觀眾早已習慣了各種娛樂節目中的撕逼,而對於政治辯論也慣性地如此期待。還有學者說電視辯論更加適合那些明星型候選人。當然,民主政治本就要求政治家具有親和力和受到群眾認可,所以指摘候選人明星化,是沒有意義的。還不如指責使這些明星得以浮現的選民的淺薄化。
而這也涉及政治辯論變成撕逼的第三個原因,就是聽眾的變化。而政治辯論的質量最終是由聽眾、而非辯手決定的。
在辯論中,聽眾的角色比我們想像中要重要許多。成就一場高質量的政治辯論,雙方辯手的表現是核心內容。但如果沒有第三方聽眾,辯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正常的辯論中,你無法指望說服對手,你要說服的只能是聽眾,讓聽眾,而不是對手更接近真理。至於美國的辯論聽眾群為何如此廣泛,那是教育體系從小培養的結果。
辯論在美國教育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基本上達到了「不會辯論,就別想好好上學」的地步。在20世紀初之前,博雅教育是以培育領導人為目的的精英式教育。在美國從小學到大學的博雅教育體系中,辯論是最基本的教育形式。到了20世紀中期,博雅教育的形式漸漸平民化,校際之間的辯論賽也成為檢驗各個學校博雅教育成就的重要方式。
辯論不但對參與辯論的政治家有意義,對於聽眾更有價值。在美國,辯論教育是提升公民的理性思維能力的重要工具。20世紀30年代,黑人學生為主的維利學院戰勝全美大學辯論冠軍,並在各種關於政治、種族等問題的論戰中保持十年不敗,促使更多的美國白人接受了種族平權的觀念,成為黑人平權運動中的傳奇一幕。但自小布希時代以來,現下美國的教育體系,包括學校辯論教育的質量整體下降,廣受抨擊,已是不爭是事實。
而且,當下的社會問題和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都過於複雜了,超出很多選民的理解能力。相比之下,選擇人比選擇政策還更容易點。去年共和黨初選辯論中,當傑布布希在辯論中做減稅的政策陳述時,明顯觀眾反應冷淡。是因為選民無法將經濟恢復和布希的減稅政策之間建立起邏輯關係。即傳統的共和黨政策已經不足以獲得選民的認同,甚至不能被理解。
由上述聽眾的變化情況可以理解,為什麼美國過去這數十年的政治辯論。已經不大理會政治辯論的基本規則了,也經常會出現出人意料的評判結果。辯手一般會認為邏輯這個單一元素就會帶來辯論的勝負,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邏輯並不是最有說服力的論證形式。
如果單純從邏輯的角度來評斷2016大選中各位候選人的演說和辯論質量,根本就不能解釋為什麼特朗普會出現在總統候選人辯論的場地上。
不過,在這場辯論中,最終還是美國的選民聽眾表現出了相當的素質。辯論現場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觀眾提問這兩個撕逼90分鐘的競選者,有無尊重對方的某一方面?聽到這個問題,全場哄堂大笑。而特朗普和希拉里立刻意識到,其實真正負責任的選民並不喜歡看到他們的領導人赤裸裸地撕逼。於是希拉里表示尊重對手對家庭孩子的貢獻,而特朗普則表示尊重對手永不言敗的精神。活生生地把撕逼大戰往正常辯論的方向拉回了一點點。
一場本該嚴肅的政策辯論最終變成了人品撕逼大表演,所能傳遞給我們的重要信息是:在當代美國,政治家們解釋和解決問題的手法和百年前沒有太大不同,但他們的聽眾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就在美國選民對整個精英階層、華盛頓建制派,包括他們提出來的改革方案都充滿了不信任時,曾經壟斷政治權力的精英階層卻不時出現脫離民眾的政治想像。這是傳統的政治家如傑布·布希等落敗的直接原因。
在今天,技術手段的進步使得普通人參與政治的機會和手段都更多。他們越來越多地走向前台,在電視、互聯網、彈幕上發出自己的聲音。至關重要的辯論第三方的變化,導致辯論本身所使用的語言、內容、風格、目標都比小圈子辯論發生了偏移。
所以,政治辯論、包括這次總統大選辯論質量的下降,表面上看起來是由於美國政治家們在解決社會問題上的無能和道德水準的下降,實際上則是政治競爭遊戲及其參與者,對於從精英民主向大眾民主的時代轉換的強烈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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