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 王曉明：尋求為生活的文學

　　二○○二年十月，《讀書》編輯部與清華大學當代文學研究中心的諸位同人舉行了座談，探討當代文學教育的問題。關於文學在當前生活中影響越來越弱這一現象，與會各位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讀書》編輯：王曉明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今天的年輕人還讀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嗎？答案恐怕是，現在的大多數年輕人，包括那些寫作的人，都是不讀的。與我們這裡的這一情況形成對照的是，在一九九八年那一屆足球世界盃的時候，美國的《紐約客》請一位作家寫文章，給不懂足球的美國人解釋這種運動是怎麼一回事。這位美國作家在文章中用了這樣的比喻：「美國體育是天堂中的遊戲，而足球則在墮落之後。連那墮落的迴音都仍然回蕩著：自己摔的還是被推倒的？最古老的問題。」他居然把對體育的評論與《聖經》這一古老經典聯繫起來了。另外，美國演員艾爾·帕西諾曾說，他特別感謝中學時的一位戲劇老師，因為這位老師讓他通過朗誦《聖經》中的讚美詩來鍛煉表達能力，他是從這一經驗里感受到了語言的激情和力量，因此他後來成了一名戲劇演員。但是，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無論小學、中學、大學，類似這樣的文學教育是沒有的，這種文學的熏陶，這種文學與日常生活經驗的聯繫是沒有的。但是，人其實在生活中總是需要這種文學的東西，因此，他們一到有類似需要的時候，就會去援引流行歌曲，或者《大話西遊》。對於年輕人的文學教育實際上存在著很大的空白。?

　　南帆：作為一名在大學教文學的老師，聽到我的兒子說，他最不愛學的科目就是「語文」，讓我很吃驚，因為在中學的課程里，其他課程如物理、化學等等都很枯燥，相比之下，語文本來應該是最好玩的，有故事性等等。問他為什麼不喜歡，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當然，語文課從來就沒有「好玩」過，你讓他怎麼有興趣得起來。我們從外圍觀察，中學的老師有一套教法，有配套的教科書、輔導材料，都把語文加以歸納化。當然影響語文教學的還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包括現在的判卷方法，比如利用計算機閱卷，按一些規範的答案判對錯。可是在標準答案之外的文學的其他方面，老師也不知道怎麼教，可學生按現行的這種學習方法就能考上大學。然後就引出另一個問題，就是在大學裡老師教的文學，與中學老師教的語文完全不一樣，因為大學裡還在強調「審美」，還在強調創新。中學這種教學方法的結局，就是至少這一代孩子不知道文學是幹什麼的，文學中好的東西是什麼。讀一篇好的文章，好在哪裡，他不知道。類似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一直積累著，事實上到今天也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當然，關於教育改革，也有好幾套方案在醞釀，關於中學語文教育的討論也很熱烈，包括一些中學語文老師都很關注這種討論。?

　　韓少功：這裡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文學是不是適合用來教學？我小時候的經驗是，語文課本剛發下來時還覺得挺有意思，先看一看；等到一學期課上完了，就覺得一點意思也沒有了。文學本身具有多義性，有豐富的聯想空間，有想像，有讀者自己的體驗、自己的讀解。它又太活，老師為了考試等要求的限制，就只好往死里摳，中心思想是什麼、段落大意是什麼，這樣分段就對而那樣分段就不對等等。因為教學必須要得出一個標準化的結果，這就限制了它，必須抹殺文學的多義性。中小學裡的數、理、化課程，作為常規科學知識，是有一定結論的，是「死」的。正因為它「死」，老師怕太枯燥，就會把這種「死」的東西盡量往活里說，讓課堂氣氛活躍，同學也就會覺得有意思。而文學本來是太活的東西，老師就只能採用一個逆向的用力方向，從而變成了這樣的結果。因此，文學本身是不是能用來教學，特別是用今天這一套模式來教學，這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光中國有，美國也有。比如美國大學裡有很多「寫作班」、「作家班」，比中國還多，教文學寫作，特別可笑。我曾問斯坦福大學寫作班上的一個人：「創作怎麼可以教呢？」「創作怎麼不可以教呢？」他反問，他認為一切都是可以教的。當然，這樣的討論不會有結果。第二個問題，是人文領域包括文學在社會上的邊緣化。現在誰文學懂得多，肯定賺不到錢，拉不到業務，做生意會更有心理障礙。在英文系的課上，就有學生說，老師，你別教什麼莎士比亞，你教我一點實用的，?

　　２９比如怎麼填支票。現在確實是一個追求實利、比拼實力的時代，這是一個大的趨勢，我們就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能夠幹什麼？文學最核心的靈魂還是一種精神價值觀，而當今文學所提供的這些精神價值觀，與目前的實利主義傾向是格格不入的。

　　葛兆光：還是應該澄清幾個概念。各位都是搞文學的，所以會帶著各位關於文學的概念來討論大學、中學裡的語文教學。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學裡教的是「語文」，不是你們所說的文學課。它教生字、生詞、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等，實際上已經把你們所理解的那個文學，轉化成一種知識性的、可以計量、可以重複、可以考試的東西了。在這一點上要區分清楚，否則就沒法談文學教育的問題。文學教育在現在的中學教育中基本上是被徹底趕出來的，也被徹底趕出了所有的教學。我們各位所理解的文學，在教學中實際上被變成了近似於數、理、化的一種知識教育，在這個時候，文學是消失的。?

　　李陀：這就需要對中國的教育史做一個回顧。我們回想一下，當「五四」以後，開始有新式教育的時候，有相當一個階段，我們的小學中學裡所教的課是叫「國文課」。「國文課」變成「語文課」，這裡面有一個歷史發展，當然，還有一些別的概念摻雜其中。國文課的稱呼，與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是有關係的。為了建立民族國家，這一課程才被叫做「國文」，但是，它並沒有排除德育、美育在文學和國文中的內容，當然，德育、美育的教育是服從建立民族國家這樣一個歷史任務的。可是，後來，也許是以一九四九年為象徵的民族國家建設的最終完成——當然這是需要認真討論的——同時也隨著革命所帶來的教育變革，國文課被改變了，好像基本變成了語文課。但是，最初，語文作為一門課程所涵蓋的內容還是與今天很不一樣。那時候，作文就很重要，語文好與作文好這兩個概念是有密切關係的。另外，那時老師在教學時，鑒賞是很重要的內容，與今天純粹教授語文技巧和語文知識是很不一樣的。這裡有一個很複雜的演變過程，但恐怕還是與三百年來科學主義對人文主義不斷征服的過程有關。葛兆光指出得很尖銳，現在的語文教育不是文學教育，不是以文學教育為目的，現在的觀念是，我們所需要的是工程師、科學家、技術人員，而這些人有語文表達技能足矣，至於他懂不懂《紅樓夢》、李白，背不背唐詩，根本無關緊要。?

　　葛兆光：看一看我們的高中語文課本，什麼時候語法變成很重要的部分，語文教育就開始變味了。有兩樣東西是最典型的：一是拼音對於文字的識別，二是語法對於句子的分析，這兩樣東西一進入，你就會知道，語文教育已經變了。?

　　黃子平：一旦引入語法，就是把語文當作外語來教學了。其實，我們小時候學的課文都是很美的：「秋天來了，天氣涼了，一排大雁往南飛。」美文哪，這是！根本不用去分析什麼句子結構、語法，背誦下來就可以了！?

　　葛兆光：中學教育與大學教育是打架的，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打架。這裡有這樣一個問題：用現有的教材和教學方式，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是，我教你，正確永遠在我這裡，錯誤永遠在你學生那裡，老師控制得了學生。假定是用非常文學式的教育方式，老師未必比學生高明，不一定能控制得了學生。?

　　南帆：是的，比如對一首唐詩，本來可以有五種解釋，但如果規定只有一種是正確的，這就很好管理。這就是標準答案的作用，利用計算機來判卷，就是要達到這樣的效果。?

　　《讀書》編輯：中學語文教育的問題其實有一個歷史的過程，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五四時期。晚清以來，隨著「文學革命」等等，發生了觀念的變化。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教育得到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到受教育的行列，教育的目的當然也不再是培養秀才，而真是在於培養實用人才，因此那時的中學課本里就有很多內容講授如何做應用文。葉聖陶就反覆講，中學裡的語文教育不完全或大部分不是文學教育，而是要告訴學生各種各樣的文體都是怎麼寫的，讓他把這些文章寫順、寫好，符合這一文體的要求。這是作為二三十年代中學國文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而作為其文學教育的部分，主要就是新文學教育，五四以後，大量新文學作品出現，一些名家的作品迅速進入中學教材。但這些作品被講述的時候，並不完全是作為文學來講，而是作為文體變化、價值觀念變化的例子，與舊文體作為對比，展示新文學與舊文學有什麼不一樣，裡面所寫的「人」有什麼不同。當時的教育里就是滲透了很多這種分析，這就給當時的青年培養一個基礎，讓他們有可能去接受新文學。因此，這一直是中學教育里很重要的傳統。?

　　李陀：但當時還有蔡元培等人提倡的美育、德育等，這種指導思想也被貫徹在國文教育中，對這種僅在技術層面上傳授語文知識的實用教育起了一定的平衡和減緩作用。?

　　王曉明：那時對「現代國民」的理解還比較多樣化，後來的發展過程，實際有把對人本身的定義越來越單向化的傾向。?

　　《讀書》編輯：提起人文與科學主義的關係，有一部很商業的好萊塢電影里，一位物理教授鼓勵他的學生去修莎士比亞的課，理由是：核物理學家應該懂莎士比亞。我們的大學目前處處學歐美，但實際上，在歐美大學中，比如在哈佛，學物理等理科專業的學生，他們的參考書單上一開頭就是《奧德賽》、《神曲》這類書，文學類書佔了三十多種，這些書所有的學生都要讀，而不是說僅僅人文專業的學生才讀。?

　　葛兆光：在目前的大學中文教育中，文學概論是按照哲學理論的路子講，文學史則是按一套歷史敘述的概念來講，這兩門課在大學裡成了必修課。在我看來，現在大學裡來考文學專業的碩士、博士的學生，他所面對的考卷，其實是沒有文學內容的，而是按所謂理論來講的文學概論和一套歷史敘述的文學史。我曾經提出過，把文學史的課程縮短到一年，然後大量地開選修課。但是，現在大學裡的中文系，文學史課要上三年，每個老師都預備了自己負責的那一段文學史來講。?

　　黃子平：結果是很多重要作品沒讀，記了一部文學史在肚子里。我們的中文系學生，大部分都對文學倒了胃口。?

　　葛兆光：他們對文學的真正興趣其實表現在網路上。如果去北大的中文系和歷史系的網路上看一看他們的寫作，我都感到很吃驚。我知道有一個學生要考中文系的研究生，他在答辯、考試時，按照老師教的文學史的那一套進行，顯得特別呆。但是，一看他在網上寫的東西卻非常好玩。?

　　南帆：聽這些孩子們自己講話，插入廣告用語等等，運用巧妙，非常靈活，非常有表現力，但一學課本的時候，就變得很呆。真不知道是他們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

　　王曉明：今年，在上海大學，我開了一門文學作品的閱讀課，「文學導讀」，就選了十部作品，這裡頭我做了一點試驗，就是把文學的範圍擴大一些，從史記的《刺客列傳》開始，到馬爾克斯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結束。另外還選了《聊齋》的一篇、李白的幾首詩、沈從文的《邊城》，當代的史鐵生的散文《我與地壇》等。在課上完全不講文學史的背景這一類知識，就是精讀。每一次課上來先請學生講，他對這部作品怎麼看?結果非常有意思。其中有一篇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吻》，我們一再要求學生貼著作品講，但是，一個學生上來就講：這是一個關於小人物的悲劇；另一個學生則是完全相反的解釋：這個主人公要向上爬。他們似乎不習慣貼著作品本身講，總是一下把它上升到一個很大的、往往也是「公認」的概念上。這就看出中學教育的後果了。但是，隨著課程逐漸展開，也看得出，慢慢地，學生在自己的討論中，逐漸地被這些作品本身吸引住了，這就是說，優秀的文學作品自有它的力量，能一點一點地打破刻板的教育在人內心造成的乾枯。因此，我覺得陳思和等人目前在大學中的做法(開設原典精讀課)是對的，撇開圍繞著作品的那些一套一套的解釋，直接將學生領到作品面前。?

　　李陀：析讀作品是一個好辦法。王曉明：現在還是有一些做事的空間的。像陳思和他們改革中文系課程的做法，我在很多大學都聽到了正面的評價，都覺得不錯。但是現在也有一個問題，如果抽象地提倡在大學中文系的課程里增加作品精讀的內容，阻力不會很大，但要真做，困難就來了，因為大學教師當中，我覺得已經有相當一部分，由於多年不關心這一類問題，已經不同程度地喪失了帶領學生深入文學經典的能力。?

　　黃子平：因為他們是教文學史的呀。在這方面，倒是有體制外的例子，比如在香港有一種寫作工作坊，招的不是學生，而是一些家庭婦女。一旦脫離了考試等等體制之後，她們其實有很多心裡話要說，要表達出來。寫出來的東西很讓人感動，當然不是說一定要夠在文學刊物上發表的水平，但她們找到了一種表達的形式。這種體制外的文學教育也很重要，讓人們不至於喪失掉對文學的感覺。國外也有很多這種形式。?

　　王曉明：如果討論大學的文學教育，那麼這個問題不僅存在於中文系，也存在於外文系。中國學生到外文系去學外語，當然要學語法，但語言本來是通過大量的作品展示和變化的，因此，更重要的往往是多讀文學作品。所以，以前大學裡激發學生的文學興趣的，一是國文系，再一個就是外文系。可現在你看看我們的外文系，還有多少文學的氣氛?葛兆光：說到語法，那麼，現在的教學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把語法當作事後的總結呢，還是當作事前的規則來教給學生，這其中有很大的差別。語法應該是對大多數相同情況的一種總結，而不是說把語法當作指導的規則，讓我們按照它來講話和寫文章。如果那樣做的話，那麼得出來的結果，基本上就會像翻譯軟體所做出的那種英文翻譯。?

　　王曉明：也許過不多久，那就成標準語言了！?

　　《讀書》編輯：現在確實是把傳統語言拋開，訓練人們學習應用語言，那種接近計算機語言的標準化的東西。這裡涉及的問題還是，大學裡文學教育的目標是什麼？現在大學裡所要教育出來的「人才」，其實是技術應用人才，是「文學工作者」，是要解決就業問題。是不是大學現在還有培養博雅之士的任務？傳統里有一個所謂教書育人的觀念，現在則越來越強調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技術人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人文與單純追求技術之間的張力就開始顯現，越來越緊張，現在則有意識地一定要培養科學人才，於是二者之間的距離就變得很大。

　　王曉明：我把話題拉開一點：現在流行的看法，是把接受教育當作一種獲取謀生技藝和資本、「改變境遇」的捷徑，而不是將其看做人的自我發展的天職和權利。如果把讀書當作一種謀生的手段，那麼教育收費就理所應當了，因為這是「投入—產出」的關係嘛，因此，目前普遍的觀點是，教育收費是正當的。在這樣的邏輯下，文學教育又怎麼進行?因為受教育是為謀生，而文學教育能幫你謀什麼生呢?討論任何一個教育問題，最後實際都要回到教育的意義這一點上。?

　　李陀：關於文學教育，還有一個問題。我們那一代，在課堂上受的文學教育還是有限的，主要是當時讀了很多文學鑒賞的文章。記得當時那些老先生們寫了很多這樣的文學鑒賞文章，比如茅盾的《夜讀偶記》，今天來看它很有局限，但在當時對我們在文學鑒賞上產生的影響很大。而今天這樣的文章找不到了，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王曉明：其實這是一個更大的文學教育問題。別的方面不談，就說當代文學，它在社會上起的作用，或者說作品本身對讀者起的作用，可能要比中學和大學裡的語文教育大得多。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這些做文學批評的人，在寫批評文章的時候，本身也就是在參與文學教育。如果做文學批評的人，自己的文章就寫得很難看，本來很有生氣的作品，你卻把它解讀得枯燥晦澀，令人讀了只想打哈欠，這就很糟了。昨天我們也討論過文學批評的文體問題。以前，比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那些批評家，許多都可以寫很漂亮的文章。?

　　蔡翔：剛才談了那麼多，都是圍繞著大學教育。但是，從基礎上考慮，是不是首先年輕人本身對我們所說的那種文學有閱讀障礙。很多大中學生，雖然有學習壓力，但利用業餘時間也閱讀，讀很多別的東西。比如，我認識的有些年輕人讀古代、外國的作品，包括魯迅等，但不讀當代的作品。我想，也許是因為古代或外國作品在語言上與今天的語言不同，有新鮮感。另外，與他們的語言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他們也有興趣，包括港台作品就有這個特點。因此，可能語言對年輕人的閱讀也起了作用。這在教學中間都應該是可以解決的。所以，我覺得該談一下當代文學作品的閱讀問題。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沒有提供一個好的選本。我覺得，有時候，閱讀就是應該有一定的強制性，比如《唐詩三百首》這樣的選本，就要規定學生去讀。關鍵是我們沒有好的選本提供出來。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年輕人為什麼愛看《泰坦尼克號》？因為他們能夠接受裡面闡述的那些普遍性的東西，如普遍的愛啊，普遍的人性啊等等，這都是他們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進行「去蔽」，把這些蒙蔽性東西去掉，他們就不能接受。儘管他們也是生活在真實的環境當中，但是他們已經接受了那樣一整套的觀念。年輕人對《泰坦尼克號》很能接受，這類的小說也很能接受，因為它們與目前整個社會大環境，包括大眾文化，包括飲食消費——現在是娛樂經濟時代，肯德基、麥當勞，不僅是經濟行為，還是文化行為——等等，是完全配套的文化工程。在這樣的文化工程中，如果出現一個真正優秀的當代文學作品，這個作品就會與它所處的環境產生很大的距離，當然會受排斥。而現在的許多大學教師所掌握的那一套嚴格說起來與目前的這個文化環境沒有大的差異性。因此，當要進行文學教育的時候，就牽涉到如何運用當代文學批評理論，運用一整套新的解釋機制來取代那一個配套工程所宣揚的觀念，來說服學生。?

　　李陀：我們所有的這些憂慮，都有一個大的背景，就是大眾文化和消費主義的興起帶來的新圖景。?

　　蔡翔：文學教育的過程，按我的理解，就是一個文學作品再解讀的過程。這個過程，好像是不是在大學的中文系教育里已經被拋棄了？如果沒有這個過程，那麼當然就只能是個文學史的過程，就是個死的過程。比如，如果我給學生講當代作家的作品，例如汪曾祺的作品，是不是還按照十年前評論家們的說法教？如果不是的話，那麼作為一個教師，我又發現了什麼？因為只有在不斷產生新刺激的過程中，文學教育才有可能是一個真東西。文學作品原本提供了一個可以不斷重新解釋的空間，因此，你怎麼來重新解讀？如果對汪曾祺還是按十年前的觀點教，談什麼道家、老子，那學生聽也聽不懂，他讀這些作品的認識肯定與你不同，而且也不能說學生的感覺就一定不對。面對作品，他們會有新鮮感，而我們是沒有這種新鮮感的。現在的學生一方面有「幼稚化」的傾向，但同時拒絕性也很強。?

　　李陀：現在的年輕人主體性意識比較強，因此，要求有一種探險性。可惜的是，我們的中學和大學語文教育恰恰是取消了探險性，先把結論告訴給了學生，然後要學生背下來。?

　　《讀書》編輯：有一位外國青年立志到貧窮地區去教書，於是就到了四川一個縣城中學教英文。他用莎士比亞、用戲劇的方法來教，讓當地的孩子來表演一個個片段，要求學生去體會人物，有些孩子體會不出來，他就去「導演」啟發。他就通過這種辦法教授了《哈姆雷特》。這等於是把文學本身滲透到教學當中，讓學生去體驗、感受到文學，其實說到底文學教育本來就是一種感受能力的培養。如何讓學生儘快地接觸到文學的精髓，接觸到我們之所以讀文學作品的那種東西，比較有效的方式是什麼？今天，在我們的學校里，在教學上好像沒有什麼辦法和手段的變化，儘管課程、講義等等很齊全。?

　　李陀：我們還應該探討，未來的文學教育應該是什麼樣？楊小彥寫過一篇文章《讀圖時代》，受到了很大注意，確實，我們應該考慮，讀圖時代的文學將是什麼樣的？?

　　黃子平：所以，我們剛才強調的戲劇教育還是很重要，讓學生直接進入文學中去體驗。?

　　《讀書》編輯：文學教育背後的問題其實是，在這樣高度理性化、技術化的時代，如何繼續給人提供一種仍然有意義的生活方式。馬克思曾經講到，生活的改善，是閑暇時間增多，有時間搞藝術，人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把人變得像一台機器。如果把人變得像機器，藝術在生活中消失了，文學也沒了位置，那麼在這個意義上生活質量反而下降了。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就是文學仍然可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它不僅是文學家、文人的專利，而與普通人的生活相聯繫在一起。韓少功談到「文學怎麼教的問題」，這當然是個很重要的問題，但眼前就有的例子是，歷史上幾千年來詩歌一直就是教育最基本的內容，而且慢慢地就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在今後，這樣的文學教育是不是還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