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裝聾作啞視而不見」，這裡有 20 世紀的三個回憶：2017 年度圖書推薦②
關於 20 世紀的三個回憶，這裡推薦了三本新書，《雷蒙·阿隆回憶錄》（增訂本）、《這就是奧斯維辛》、《動蕩》。還有幾本舊書。
嚴格地說，它們並非以「年度最佳圖書」的嚴謹推薦給讀者。我們經歷了很多的事，這些在 2017 年出版的書，恰好有助於我們思考。
我們以人文社科（除小說）、商業和科技、生活美學、小說作品四個維度推薦。
前三類候選書目來自於：20 幾家專業出版機構的推薦；《好奇心日報》編輯、記者、特約作者的推薦。小說部分，我們綜合了作家、譯者、學者、書評人、圖書編輯、文學批評家的意見，向他們約稿完成。其它部分由《好奇心日報》的編輯和特約作者完成。
我們盡量讀完了這些書，「真誠地認為它們的確不錯」——與去年一樣，這是我們推薦之前應盡的本分。
這是人文社科類年度圖書推薦的第二部分。
它包括三本新書，《雷蒙·阿隆回憶錄》（增訂本）、《這就是奧斯維辛》、《動蕩》，其中《雷蒙·阿隆回憶錄》（增訂本）的書評作者為王前，他是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が読んだ現代思想》（中國是如何閱讀現代西方思想的？）（2011），合著《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2014），《現代中國と市民社會》（現代中國與市民社會）（2017）等。
《雷蒙·阿隆回憶錄》（增訂本）欲了解二十世紀，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東京大學 王前
如果想通過書本去了解二十世紀是怎麼樣一個世紀，卻沒有太多精力和時間去閱讀大量書籍，那麼筆者就毫不猶豫地推薦一本法國哲人的自傳。這位哲人堪稱二十世紀重量級思想家裡錯得最少的一位，比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老同學薩特的政治判斷力要靠譜得多：他就是雷蒙·阿隆（1905-1983）。
對阿隆無比景仰的當代史學大家托尼·朱特稱阿隆那一代人是 Golden generation 。的確如此，那是大師天才成群結隊而來的時代，阿隆、梅洛·龐蒂和薩特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阿隆雖然不如老同學薩特文采斐然，但也是著作等身、活躍於象牙塔內外，在西方政界也是人脈驚人，如基辛格那樣的外交天才也尊他為師。阿隆經歷了二十世紀最主要的事件，除了對他影響甚大的二戰外，冷戰他也基本上經歷了，知識分子的論戰他也經驗豐富。以研究法國大革命著稱的法國史學大師F.孚雷稱阿隆是法國大學裡最偉大的教授，他對歐洲主要文化大洋兩岸的思潮也都熟悉，這樣的思想家寫起自傳來，怎麼會不精彩呢？所以讀他的自傳幾乎就是閱讀一部濃縮了的二十世紀史，既有政治外交史，也有文化思想史，收穫多少，端看讀的人了。
中譯本雷蒙·阿隆回憶錄厚達一千多頁（法文最新版也逾千頁），但我敢說一旦開讀就會放不下來。我第一次讀時對他講自己如何成長為哲學家的那個過程饒有興趣。他提到自己如何掌握不好讀與寫之間的關係，他如何讀了康德的著作而受益匪淺，讓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哲人的精神成長史。裡面當然談到他跟眾多一流人物的交往，如戴高樂、薩特和基辛格等人，你也可以讀到他對如今在國內很有名的德國公法學家卡爾·施米特和俄裔法國哲人科耶夫等同時代思想家的評價，還有他對終生研究不輟的馬克思的闡釋與評價，真可以說是卓見紛呈。跟迷戀烏托邦而不能自拔的老同學薩特不一樣，阿隆是個極為重視經驗的哲人，他為了搞清工業社會的特點，自學了社會學經濟學等多種學問，力爭使自己的發言靠譜，而不是像哲學才子文學明星那樣指點江山：因為他知道那樣太容易誤人子弟，那是知識分子的鴉片。正因為他特立獨行，他在左翼知識分子成堆的祖國長時間受到排斥，甚至有人刻薄地說「寧跟薩特一起錯，也不要跟阿隆一起正確」：說這話的人肯定最後也看到了是阿隆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在他晚年法國知識分子終於明白了誰是誰非：真可謂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美國學者斯坦利·霍夫曼說「《回憶錄》是阿隆留給他的學生和讀者最偉大的遺產，它教育他們如何思考歷史，如何思考政治，如何思考社會。於我而言，阿隆就是世上之鹽」。筆者完全同意這樣的判斷。在一個複雜而動蕩的世界生活，本來就需要高度的洞察力與判斷力。阿隆是經歷了二十世紀這個人類史上最極端的世紀的哲人，他在那樣紛紜複雜的世界裡竟然能夠做到對當下及歷史有清晰而精準的判斷，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 我想答案都在這本回想錄里了。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五十年的政治反思」，對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件基本上都有筆墨涉及，阿隆的敘述與論斷能幫助我們理解過去不久的那個極端世紀。
當今世界也頗有些知識分子走在前往敘拉古的道上，如果能讀一點阿隆的著作，對他們來說肯定是很好的解毒劑。而對我們這些普通讀者來說，讀此書是進入阿隆的精神世界的最好途徑，在書中阿隆對自己的重要著作也都有說明。在後冷戰時期世界依舊不太平，如今民粹主義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在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時阿隆也可以提供不少睿見。等你讀完了，肯定不僅能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紀，也會用新的眼光來看待今天的世界了。朱特說「現在閱讀阿隆可以提醒我們在二十世紀的重大衝突中究竟是什麼面臨了危險，同時知道為何它是那麼重要」：讀完這本回憶錄你就能明白為何朱特這樣說，他說得一點也不誇張。
「它未能成功地征服人的良知，但它成功地麻痹了人的良知」
好奇心日報
普里莫·萊維每隔幾年的紀念日都會發表文章，回憶，提醒公眾不要忘了奧斯維辛。
作為最著名的奧斯維辛記錄者，萊維之所以還有機會回憶，是一系列巧合組成的：
首先，他一向吃得少，所以集中營里定量供應的食物，儘管對他來說也不充足，但不像對其他許多人來說少得可怕，遠遠不足以維持身體的需要；
另外，他早先經受過山裡生活的磨鍊，所以他更能抵禦寒冷；
他懂一點德語，「單憑猜測要弄懂別人的話是很不容易的，比如，一陣拳打腳踢突然把你們打翻在地，就只是因為你們穿的上衣有四顆或六顆紐扣，而不是五顆；或是因為寒冬臘月里，他們看見你頭上戴著帽子就躺在床上了」；
德語又讓他在最冷的 1944 年的冬天，不用從事過分艱辛的勞動。；
巧合還在於他在整整一年中幾乎沒有得病，而在 1945 年 1 月 10 日，就在聽得見蘇聯人的隆隆炮聲之際，他患上了猩紅熱，住進了營地的醫務室；
而這個時候，倖存的奧斯維辛囚犯——有 15 萬人之多——被強迫遷移，活下來的不超過十分之一；
留下來的病人本來是要全部處決的，但蘇軍空襲把黨衛軍趕跑了；
最後的十天里，他們找到了一點土豆；
即使這樣，在蘇聯人到之前還是有一半人餓死或病死；
而萊維挺過來了。
奧斯維辛沒有記憶才是正常的。
萊維說，他所在的莫諾維茨是幸運的——它的人均生存時間可以長達 3 個月，因為這是一個給法本提供勞務的勞動營，而奧斯維辛其他集中營的人均存活時間可能只有一到兩周。也就是說，可以記憶的人死絕了。
集中營的管理者當然不會記憶。齊澤克在《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中說，「目擊奧斯維辛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納粹有一個著名的犬儒式論點：「我們對猶太人的處置實在是恐怖至極，它是如此的難以言表，以至於即便有人從集中營里倖存下來，那些沒有集中營待過的人也不會相信他說過的話。他們會直截了當地宣布，他撒謊，或他有精神病！」
記憶是一個多麼值得珍惜的東西！
我們對記憶很多時候是粗暴的。我曾經遇到過一些親身經歷過 1980 年代末的事件而不能走出的人，我自己的疑問就是：他們一輩子跟別人講這段往事，沉浸於此，不能自已，值得嗎？一生就這麼被一件事羈絆？
萊維自己也恐懼這樣的生活。「如今，談論集中營是粗俗之舉。往最好的方面設想，會被人指責為弘揚犧牲精神，或是偏執於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議題；往最壞的方面設想，會被人指責只不過是純粹的謊言，甚至是對廉恥的褻瀆。」
所以，與他同時進入奧斯維辛，又同時幸運獲救的貝內代蒂醫生去世之後不久，他自己也墜樓自盡了。
這位叫萊昂納多·德·貝內代蒂的醫生是《這就是奧斯維辛》的合著者。這本在中國最新出版的萊維作品是他們從 1945 年到 1986 年的 40 年間各種證詞的合集。與以往萊維作品不同之處在於，這本書更多在於「作證」，而且是重複的作證——到周年紀念日的時候，有法西斯分子的女兒質疑的時候，納粹分子即將受審的時候，人們即將忘記的時候……
因此，你會反覆看到那一串數字：
600 萬猶太人死於大屠殺；
350 萬人死於奧斯維辛；
萊維所在的那列開往奧斯維辛的列車上有 650 人，其中除了 96 名男子和 29 名女子被編入莫諾維茨勞動營，其餘人都直接送往毒氣室；
96 名男子最後倖存 15人，29 名女子倖存 8 個，只有 23 個倖存者，存活率是 3.5%。
……
記憶的好處，或者說拒絕遺忘的價值，除了讓人記住人類所存在的罪惡，更在於這罪惡是如何產生以及如何漫延的。人類何以至此？
這甚至不能完全記在納粹德國頭上。從一個受害者角度，萊維在獲救 16 年後的 1961 年，反省中包括了自己和義大利猶太人當年的處境：「那是一種裝聾作啞和視而不見的氣氛」——它讓整個人類陷入到悲劇命運當中，而不僅僅是「惡人」行惡，好人蒙難這麼尋常。
種族主義的法令頒布時，我 19 歲。當時我在都靈大學讀化學專業一年級。……應該承認，在當時大學裡那種令人窒息的環境中，我過得還不壞。大學生中激進的法西斯分子為數甚少，而且一般也不是危險分子。面對那些新的法令，他們也感到相當困惑，那些法令從一開始實行就顯得是愚蠢之舉，無非是效仿德國人的那些更為兇殘的法律；不過，當時抱一種懷疑主義態度的人佔上風，我本人也受其感染：那是一種裝聾作啞和視而不見的氣氛，人人都順應著這種氣氛，無論是大學生還是教授，無論是法西斯分子還是反法西斯分子，抑或是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
人們感到戰爭正要來臨，而戰爭也真的來了；然而，對於我們來說，事情並沒有發生很多變化。我在大大小小法令的欺壓、蹂躪之下，繼續我的學業，不過，找到躲避的途徑並不難。
有一點我得承認，在那些歲月里，無論是我，還是跟我處境相同的年輕人，腦海里都不曾掠過一種積極對抗的思想。在這一點上，法西斯主義是卓有成效的：它未能成功地征服人的良知，但它成功地麻痹了人的良知。法西斯主義曾經炫耀自己深刻地影響了社會風尚和人的品行，而實際上，它促使人們產生一種嚴重的懈怠，一種精神上普遍的、隱秘的空缺。我們當初自稱是反法西斯主義的，但與追求民主精神的前輩之間的關係已經被割斷了。我們得過且過的學習、工作、開展政治討論——經院式學術性的討論，它們是貧乏的、充滿空想的。
而另一方面，對於加害於人的納粹德國——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同謀者的普通德國人來說，一個更大的人類悲劇也越發清晰。在萊維的另一本著作《再度覺醒》中，他控訴了德國人的角色：
儘管信息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可能性，但大多數德國人不知道是因為他們不想知道。因為，事實上，他們希望不去了解。當然，國家恐怖主義肯定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武器，非常難以抵抗的武器。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德國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甚至沒有嘗試抵抗。一條特殊準則普遍存在於希特勒的德國：那些知道的人不說，那些不知道的人不問，那些問的人得不到答案。通過這種方式，典型的德國公民贏得並捍衛了他的無知。而他的無知，似乎讓他對納粹主義的支持有了充分的理由。閉緊自己的嘴巴、眼睛和耳朵，他為自己營造了一種「不知道」的錯覺，並借為發生在他門口的罪行而洗刷了自己的同謀罪。
沒有記憶，不但發生在 70 幾年前的人類醜行會淡漠消失，而且產生這醜行的悲劇根源也會視而不見。很多時候我們都與萊維在大悲劇醞釀之初一樣——想到會有壞事情發生，只是沒想到會這麼壞。
這才是我們強調記憶和真相的價值的本意。
記憶本身當然是艱苦而且很有可能是讓人討厭的，但如萊維在 10 周年時所說：「忘卻是不容許的，沉默是不容許的。如果我們都沉默了，那誰站出來說話？當然不是那些罪人和他們的同夥。倘若沒有我們的證據，當初納粹分子的殘暴獸行，由於它們本身的異乎尋常，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被棄置在傳說之中了。因此，需要站出來說話。」
事件在過去了 30 年之後，疲憊的孤獨的普里奧·萊維還沒有放棄，「現在我們已減少成幾十個人。也許我們人數太少，以至於沒有人聆聽我們說話了；另外，我們經常覺得，自己是令人厭煩的講述者。有時甚至在眼前出現一種象徵性的夢，好奇怪，那是在我們被囚禁期間夜裡經常做的夢：對話者不再聽我們在說什麼，他聽不懂，心不在焉的，然後就走掉了，留下我們自己孤零零的。」
我們還需要多說什麼呢？
已經有那麼大的悲劇發生過，用 600 萬人的生命代價換來的，我們不能裝聾作啞視而不見。
它在另外的空間里，比如蘇聯的大清洗，比如中國的大躍進，它用另外的幾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記憶，我們不能裝聾作啞視而不見。
親愛的，你做這一切的時候，到底在想些什麼？
好奇心日報
80 多歲的恩岑斯貝格爾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發現若干本筆記，記錄中那些曾經遇見過的人已經變得陌生，記錄中他自己看起來也像是另外一個人。「我認為只有用唯一的一個方法去接近他」：一種與他的分身對話的形式，「他就像是我的弟弟，而我很長時間沒有想到過他。我想問個究竟。但是，我既不想審訊，也不想懺悔。我並不在意，當時這位快 40 歲的人是否處在內疚或尷尬的境況，他的所作所為是對是錯。這是他自己應該想明白的事。我唯一感興趣的是他對我提出的問題的答案：親愛的，你做這一切的時候，到底在想些什麼？」
我一直還滿喜歡左派人士的文字，雖然我對他們到底為什麼有這樣的人生選擇充滿困惑。這裡有必要解釋一下左派是指那群生活在歐美的左派知識分子，他們對蘇俄和共產主義有過至少一段時間的迷戀，有些飽含熱情地去了，然後目瞪口呆地回來了，有些去了之後依舊不改初心，左派依舊。
喜歡看他們的文章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生活夠跌宕，語言飽滿，快意恩仇，還有懵懂不諳世事的純真，出人意表，往往還是個戲精，用另一位貼著馬克思主義標籤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話說，足夠 interesting。中文版把霍布斯鮑姆的自傳翻譯成「趣味橫生的 20 世紀」，也不能說不好——左派的 interesting，也是要重新琢磨一下的。
恩岑斯貝格爾的提問應該沒有 80 來歲的老者責備 40 來歲年輕人的意思。首先分解這一句話，你要先理解「你做這一切」的含義。
「這一切」可比我們的生活豐富多了。
恩岑斯貝格爾在這本小書里隨便講起個故事感覺都大有來歷：在古巴跟卡斯特羅掰掉；愛上法捷耶夫的女兒（成為冷戰時期最轟動一時的跨國戀。法捷耶夫是《青年近衛軍》的作者，蘇聯作家協會主席，1956 年自殺了）；看聶魯達如何因為錯失諾貝爾獎而沮喪到暈倒；看西哈努克親王如何犬儒如何吐槽（他對我說：「雖然我是國家元首，但這又意味著什麼呢。我只是想要拯救一個沒有朋友的國家。」）；聽安娜·阿赫瑪托娃朗讀詩……
這裡可以插一段左派寫作的迷人之處：
……這與幾年前在同一個講台上，安娜·阿赫瑪托娃的出場無法相比。我沒有忘記她出場的樣子。75 歲的她是以怎樣的姿態登上講台，一個驕傲自豪的美女，她的詩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坎坷之後戰勝了她的仇敵斯大林！她曾經熟背這些詩歌，並燒毀了它：「手，火柴，煙灰缸——美麗而痛苦的儀式。」
義大利人終於例外地以他們老式的排場，做出了一次正確的決定。兩年後，這位俄羅斯詩歌的不可接近、從未退位的女王在多莫傑多沃去世。
有一種說法，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應該做幾年左派。如果沒有左派身份，大概恩岑斯貝格爾也沒有這麼漫長而迴腸盪氣的青春期：哈瓦那，柏林，莫斯科，當然也有美國，英國……如果這世界有一些地方充滿了鬥爭和鬥爭的其樂無窮讓人心嚮往之，他又打心眼裡藐視平庸的中產階級世界，不做個左派，難道要做導遊嗎？
而霍布斯鮑姆，簡直趕上了一個左派的所有好運氣：他出生的地方和時間，恰好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崩潰的時候；然後去的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也是正在崩潰中，見證了一點「千年帝國」的 12 年很短的一部分。
在英國過了大半生，眼見這個殖民帝國消失了。
信了一輩子共產主義，蘇俄帝國也消失了。
在他晚年寫傳記的時候，他篤定地試圖與人打賭，美國世紀在他的現在讀者的有生之年肯定也是要結束的。
（他有可能說對了。
他的炫耀方式是這樣的：
「我一生中面對的情況多半就是這副模樣：出生於埃及而被烙印標籤，可是埃及與我一生的歷史並無實際關聯，我就像是來自其他地方的人。我曾經依附於一些國家並覺得賓至如歸，還在其他許多國度實地看見了不少事情。然而在我待過的所有地方，甚至在我生而擁有國籍的那個國家，我雖然未必是外人，卻都並非純正的當地人——置身於中歐人之間的英國人，英國來自歐洲大陸的移民，不管到哪裡都是猶太人（而且在以色列特別如此），專家世界之中的反專家，一個通曉多種語言的世界人，一個將政治撰述與學術著作奉獻給非知識分子的學術人。尤有甚者，我一輩子大多數時候都是共產黨員當中的異數，而共產黨員在我了解的那些國家又一向是政治上的少數。這一切都讓我的私人生活變得複雜，卻是歷史學家這個行業的寶貴資產。 」
接下來再分解的就是那個句子的後半部分，「你到底在想什麼」。
左派們當年對蘇俄和共產主義不管不顧的愛，尤其是這其中還包括了很多睿智的頭腦，薩特什麼的就不說了，霍布斯鮑姆這種通透的人也是如此。「到底在想什麼？」
恩岑斯貝格爾有一句話倒不掩飾：「在目前的憲法中，左派是極其依賴他們的基本理論的，他們甚至寧願否認證據，而不願將他們固有的想法或習慣扔進廢紙簍。有時『解放』是穿著一件緊身胸衣走來的。」
這句話貌似可以解決很多問題，通俗點說就是嘴硬。這種解釋方式雖然簡單粗暴，但可能是真的。當然，左派們作為理想主義者，眼見得你們搞民主的搞自由的把世界搞成這個樣子——你們又不是沒試過，已經證明你們錯了，那我們用左派的方式試試怎麼了？自由派不爭氣，難免讓左派心猿意馬——左派誕生於三百年來的啟蒙大潮流當中，這個千真萬確。（再多說一句，在法國的那些左派知識分子看來，美國那種功利的資本主義是違背啟蒙精神的，與歐洲的傳統價值觀漸行漸遠，不值一哂，蘇俄的共產主義實驗才是與姆們伏爾泰、狄德羅、盧梭一脈相承的。）
而且，理想主義者多多少少有點急性子，怎麼讓理想快點實現——霍布斯鮑姆在左派的方法論上給出了一個答案：列寧主義政黨的成功秘訣，並不在於夢想自己將站在街頭障礙物後面進行抗爭，甚至不在於馬克思主義學說。那可用兩個用語加以總結：「決策必須貫徹執行」，以及「黨的紀律高於一切」。霍布斯鮑姆說，「共產黨吸引人之處，在於它能夠完成別人辦不到的事情」。
我得說，當蘇聯的波將金把全世界都唬住的時候，當中國分分鐘就煤改氣，天就藍起來的時候，對於很多人來說可不是一般的誘惑。
當然了，這其中的負產出——有的時候左派們可能根本就沒看到，有的時候被「寧願否認」掉了，他們在對此表達認可的時候，不管怎樣，他們似乎都有意識地選擇了……一個安全的地方來表達認可。就連布萊希特都不例外。
恩岑斯貝格爾在《動蕩》這本書中虛擬了他和年輕時候的他的對話：
——（80 歲版本的恩岑斯貝格爾）你沒有什麼更多的事要對我說嗎？
——（40 歲的恩岑斯貝格爾）沒有了。1968 年，現在只是一個虛構的年份數字，一些混亂的回憶，自我欺騙，經驗的總結和這幾年發生的事情在某個地方的投影。那些經驗被埋葬在媒體、檔案材料、專題討論以及已經不可想像的老兵的經驗程式的糞堆下。
——（80）你是不願提供一份簡歷的吧？
——（40）我親愛的老夥計，你和我一樣清楚，動蕩從未結束。它只是在其他地方繼續著，在摩加迪沙、在大馬士革，在拉各斯和在基輔，幸運的是，我們並不在那裡生活。這只是一個視角問題。
——（80）似乎你是不記仇的。
——（40）但願不是。我並不願像你那樣，很幸運，我們兩個根本沒有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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