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夏商考古十二生肖之牛剖析探索上古華夏文明史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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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河南泌陽夏墓出土的青玉陰陽八卦十二生肖拼版，它的出現證明了華夏文明的偉大遠非一般人所認識的，它的出現印證了一個事實就是夏文明遠比現在已知的殷文明高得多。事實上從殷墟發掘後考古界一直為尋找夏代費盡了心思，但在本人《實證夏代歷史》出版前，沒有任何人能把中國的夏代說清楚，而文博界把這種陰陽魚構成的陰陽符號看做是宋代以後的事，這些都說明夏末湯武的「革命」對夏代的破壞是十分巨大的。泌陽夏墓出土了許多夏玉精品我也竭盡全力地收購了一些，但還有許多精品由於資金問題放棄，尤其是一對與美國大收藏家Freer所收藏的和田白玉犀牛且尺寸大的玉件，甚為可惜，但也沒辦法。我的研究完全是個人獨立完成的，考古界和文博界的專家、學者除瞭望洋興嘆以外就是潑污水，這些都動搖不了我對夏文明研究的決心和意志，我堅信廣大網友對我的行為是支持的，因為我所作所為畢竟是對中華文明的貢獻。

夏商考古錯誤剖析及上古史新論

--華夏人謝東凌近來網上有文章介紹了「絕世古玉」，馬賀山先生轉載了這篇文章，我看到該篇文章後評論說:「都是夏代的精美玉器，非常自由，只有夏人才有這種不羈的風格，如果到了專家手裡可能被認作西周玉。」馬賀山先生命我寫篇文章證明其是夏玉,這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因為許多中間環節尚未闡述,跳過中間環節來論述這樣精美的夏玉,有點勉為其難,但當今之世完全懂夏玉的惟謝東凌一人,所以由我來證明又是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的，而中間環節是不可漏過，這裡面涉及中國考古的錯誤之源以及夏玉的一些特定組合和其出土地問題。以下特別闡述這些體制內專家錯誤之問題。

夏人用玉非常普遍，他們將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用玉來表達，包括他們曾用甲骨、龜粄來表達的夏篆。最近我研究了近幾年的玉器拍賣行情，發現在高古玉的拍賣中百分之八十（這是個保守的數字）是夏玉，不過被各個拍賣行的鑒定專家定為商末、西周、春秋、戰國甚至是兩漢的。為什麼出現這種狀況？原因在於最早對夏玉的判定失誤，美國人ChariesFreer(1856--1919)是個大收藏家，他將其畢生收藏搞了個博物館即著名的弗瑞爾博物館，他曾收藏有出自洛陽金村的精美玉器，由於當時殷墟已被發掘，Freer這位中國文化的愛好者看到金村出土的玉器比殷墟的又好又多，就把它們定為西周的玉器，這是第一次的誤判。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是1932年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美國學者）在得知當地農民清理水溝時發現古玉，遂帶領考古隊進行考古挖掘而聞名於世的。經過這次考古發掘和對出土玉器的研究，葛維漢認為「據目前這些資料，結論也許只能停留在暫時假設階段，等將來找到更多的考古證據，以及廣漢收藏品極為詳細的第一手材料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早期收藏品比較後，再來改變或確定結論。我們考慮廣漢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約公元前1100年，但更多的證據可以把它提前一個時期，其上限為銅石並用時代，我們這次在四川廣漢縣遺址發現的玉器、隨葬品和陶器均系年代很早的標本。」從葛維漢的結論中我們知道了：

1、葛維漢斷定三星堆玉器參考並依據Freer的判斷，認為玉器是周初的。

2、葛認定其它隨葬品和陶器均系銅石並用時代的器物。

顯然葛維漢由此得出來三星堆上限為銅石並用時代而其下線是周初是矛盾的，因為迄今為止在父系時代沒有一種文化遺存超過2000年而不改變的，所以葛氏也沒有將此結論說死。到了1958年王家佑、江甸朝在其《四川新繁、廣漢古遺址調查記》得到「三、廣漢中興鄉三星堆遺址從採集到出土器物看其年代：相當於殷商時期」。而在1986年由川大歷史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漢市文化局和文物管理所進行了大面積的發掘，出土有金器、銅器、玉器、陶器、石器等，由於出土文物眾多，尤其是那些有著樅目人物銅器的出現，被人稱為「20世紀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三星堆遺址的發現確實轟動了世界但結論的誤判影響卻是巨大的，其結果是把中國歷史上的夏代的器物歸為零，最後導致全球的考古界普遍不承認中國夏代的局面。

1989年考古界又有了重大發現，就是江西新干大洋州墓葬，本來這是個重新認識夏代的機會，但按過去的思路及比照三星堆又把其定位為商代墓葬。這就是60年來中國國家考古取得的成績——不斷地否定了夏代。至此

中國國家野外的夏商考古已經走上了死路，其實是由一群沒有獨立思想的「社會科學家」們把一個鮮活的夏代人為地判處了死刑，無怪乎他們找不到夏代的遺物。

至於《夏商周斷代工程》更是個世界性的大笑話，其思路是集結了各學科的精英，由國家出大筆資金，由某個學術權威統一思想來構想和論證出夏代。這種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思想運用到軍事上是可以的，因為那是不擇手段地消滅敵人是毀滅；而用在自然科學和與之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是行不通的，因為這些領域的研究是在創建和發現，毀滅和創建是完全相反的事情而用一種辦法完成是難以想像的。許多中國學界的專家、教授不懂這個道理，把一個建立在實物分析基礎上的歷史研究作為按預定工期和達到預定目的的工程來做，本身就是不懂科學的表現。再如把科學和技術等同來看也頗有問題雖然它們緊密相關，但科學和技術畢竟是二個層面上的事情，科學定律是自然規律它產生於研究者大腦運用以前的知識進行推算、推理而來；而技術是在科學定律指引下由動手完成的工作，簡言之，科學是思想的結果；而技術是熟練手工的動作。而對一個科研項目任命首席科學家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偉大的艾薩克·牛頓發現了運動三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而英王不過授予其爵士算他是貴族而已，相比之下由國家領導人來任命某個他未必搞清楚的科學項目負責人是多麼可笑且無知的。

今年3月由《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副組長、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李伯謙教授寫序出版了《早期夏文化與先商文化研究論文集》稱「2008年7月18～20日和2009年7月27～29日，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分別與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主辦了「早期夏文化學術研討會」和「先商文化學術研討會」，這本論文集即是兩次會議與會代表提交會議的論文結集。在這裡我要特別說明的是，與會代表很多，會上且有精彩的發言或新材料的披露，但因未來得及整理成文或其他原因未能全部收入論文集中，是頗為遺憾的。」華強君與我論及此事說北大這個舉動很無聊，因為以社科院和北大之能力不會就一個論文集修改了三、四年才第一次發表，且關於先商部分有許多觀點是抄襲他的；我認為社科院、北大的專家、教授不是無聊而是無恥，他們這麼做是想搶實證夏代的話語權，但卻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代表文明標誌的銅器和文字他們有但不認得且將之歸為商代，是謝東凌憑著一己之力為這些夏代的銅器恢複名譽的。不過李伯謙序言第一段後邊為其有材料時插入新的文章留下話口，這就是此等專家、學者的學品和能力。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已被世界考古學界否定之後，他們無視民間對夏代研究的成果，還繼續在那條不歸路上前進，實際上他們不但做不出什麼成果反而在歷史上留下不可洗去的污點。

另外在運用考古材料上，體制內的專家有著野外考古挖掘的材料，但由於中國考古界的傳統是在古代墓葬已存有盜洞時才能進行考古挖掘，所以他們只能根據田野考古挖掘出的陶器等生活用具劃定若干文化區域，這隻能證明在相當於夏代時那裡有人居住，並沒有涉及到有國家和王權的直接證據。因為沒有實物證據他們又靠流傳數千年的文獻和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判斷，這種輾轉流傳數千年的文獻附會著許多猜想和誤判；而對前人的考古誤判的繼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如Freer對洛陽金村玉器的誤判、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劃定夏的範圍和葛維漢對三星堆遺址的誤判都被體制內專家而繼承是其沒能實證夏代的原因。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其實馬克思的史學理論與一般的西方史學理論是共通的，不同的是馬克思把它加進了階級鬥爭的分析，證明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就與人類歷史發展的實際過程是相違背的。體制內專家、學者套用這種西方外來學說非得找出個比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諸文化高而低於殷商文化的夏文明也只能是盲人摸象而已，其結果當然是徒勞無功的。

反觀我們這些民間的學人從一開始研究就落地於實證。馬賀山先生根據家藏的甲骨文和象牙文與流傳的《禹王碑》的文字相近，研究結果證明他的家藏品上的文字是夏篆，這個發現使得馬賀山先生成為發現夏篆的第一人，其功績比當年王懿榮尤勝，因王懿榮發現了甲骨文但他並不識之而馬老卻是即發現又研究。魏文成君提出的漢字的「反切拼音說」是根據從古到今中華文字研究而來，文字構成我是外行，不加妄評。華強君從事甲骨文研究二十餘年，在甲骨文的辨識、考證上下足了功夫，非但如此他還糾正了許多體制內專家的謬誤，在地理考古上華強君更是令人仰止，他的夏代都邑考為夏代以及先夏時期地理的研究作出了貢獻，最近他又研究出中華文字系統是個表音系統，其成果馬上得到了體制內專家最嚴厲的批判有如以前這些專家對我的批判一樣，這正說明他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謝子展先生在夏篆的破譯上立下不朽之豐功，他的《禹王碑全譯文》、《萊丘銘譯文》和《

宰豐骨匕刻辭譯文》、《遂公盨譯文正誤》以及對劉漢根、張益群和我的玉版的破譯都是今後之學人研習夏代歷史及夏文的必讀範本。至於我除了《實證夏代歷史》和《夏玉鑒定方法》，還推薦自己覺得可以傳世的作品是：

1·《世界馬車出現的歷史》

2·《實證夏代考古新結論》

3·《夏玉文字實證指出中國考古的錯誤結論》

4·《夏代歷史顛覆馬克思主義史學觀》

5·《商氏族源流考》

6·《實證服牛之辨》

1·是篇證明馬車產生於中國,而當時的文明傳播方向是由東方指向西方的而不是西方人提的華夏文明西來說。

2·給出了曾被專家學者誤判為商代的墓葬、窖藏、城址是夏代的。

3·通過一個夏玉璧上的夏代法律條文引出夏商考古中的「打破地層」是錯誤的，證明「打破地層」是不科學的，並恢復了這些打破地層的器物的正確判別。

4·以夏代遺文《萊丘銘》和夏玉為證，證明夏代是封建社會，以往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只適合古代歐洲；並不適合古代華夏。華夏第一王朝是統一的氏族封建聯邦制國家，與歐洲有所不同，不能統而論之。

5·利用為人熟知的甲骨文卜辭排出了商先祖之序列，解決了王國維沒有解決的問題，同時證明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是錯誤的。

6·利用夏玉辨清了服牛之意義，糾正了數千年的錯誤認識。

人類發展的歷史既是與大自然鬥爭的歷史，也是人群之間相接觸解決相互之間矛盾的歷史。在後一點上遠古時表現出東西方的差異，西方是進行戰爭如希臘對特洛伊的戰爭，戰爭產生了大量的奴隸，所以古希臘歷史一開始就是奴隸社會，在國家建制上採用的是城邦制度即以城市為中心的國家，所有的國人全部居於城市的城牆之內，包括奴隸；而中國夏商考古在商以前發現許多聚族而居的村落，這些村落呈現出一定的地域性充分說明其居住民有著某種共同的社會生活的習性，這樣的現象被學者們定義為某某類型文化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齊家文化、下七垣文化等，這種沒有城池的大片村落能夠相對穩定存在幾百年,不正說明當時社會穩定,沒有戰爭的存在及有個強有力的政權維繫著這種局面。大部分的專家、學者想不到這一層，他們往往引用古籍中敘述商周時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來證明中國先商時代處於戰爭狀態，把一個龐大的夏王朝想像的與小殷王朝一樣四面受敵的形態。以後論前是中國考古界在無能力判斷夏代存在的思想方法。當然我們不能否定所有考古學家的能力，如首先提出二里頭遺址為夏代遺址的鄒衡先生，因為在鄒先生之前，考古界認定二里頭是商遺址；還有四川的趙殿增先生他認定三星堆出土的銅輪轂是馬車用的遭到首席科學家的否定，但體制內這樣的人物畢竟是鳳毛麟角的，而且他們的提法往往在最初是遭到否定的。由於夏代的疆域是如此廣大以至於很難被人們認同，現在我們知道夏代是氏族聯邦制國家完全來自夏玉和夏青銅器提供的實證。西方關於古代文明的三個要素是城市、文字和青銅器，這些年來中國考古界也在努力追尋這三要素，但由於以上的誤判，使得以上三要素沒有被他們尋著，看到那麼大且多的所謂文化區域竟一籌莫展，這就是中國考古界的判斷水平——不得已只好要麼抹殺夏代；要麼在那瞎編夏代。其實西方的古代文明的三要素是根據古希臘所具有的特徵總結的，並不是完全能適於中國的情況。為什麼要強調城市呢？因為奴隸制國家只有建了城市之後，才能保證奴隸的存有量。中國的夏代有奴隸是肯定的，但對整體而言只是個別的（就是這樣不多的奴隸，也是上次中原大戰所遺留的）所以作為夏王朝根本不需要有城牆的城市來作為國家的標誌，我認為西方關於古代文明的三要素應該改為政權、文字和青銅器。所以解決以上問題是證明夏代存在的關鍵，這些都被謝東凌所論證。如夏玉版上的夏篆就是夏代文字，夏代的青銅器也是廣泛存在的如藏在日本出光美術館的虎食人卣、長沙博物館所藏的夏代人面鼎、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廣漢三星堆青銅器和江西新干大洋州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等比比皆是。防範其他氏族侵犯的有城牆城市不存在只能說明夏代是個以氏族聯合為基礎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不需要有城牆的城市，事實上這些部族居住區從規模上看遠遠大過古代西方文明所謂的帶城牆的城市，如二里頭遺址就有制玉作坊和碼頭、倉庫等遺迹充分說明了這些沒有城牆的居民區的功能相當於古希臘的城市。這些巨大的居民區就是氏族國家的標誌也就是古代典籍中的「邦」。

而到了夏末由於所謂的「湯武革命」大規模地侵略其他氏族的邦土，把順從商邦「暴力革命」的國家作為附庸；不服從這種「暴力革命」者滅掉。這種「解放戰爭」獲取了大量的奴隸，使得商必須建造很大的城市來容納那些被俘的奴隸，只要是奴隸制國家都必須是建有城牆的城市，在這一點上中國古代和西方毫無例外，只不過西方是貿易之城；東方是農業之國罷了.這些城市的出現從人文的角度來看並不是代表了文明反而是野蠻的標誌。奴隸戰爭的性質從來沒有被專家、學者認真考慮過，其實由「奴」字來看其左邊是個女字；右邊是個又字,其意義不言而明就是女人做了兩次，在父系時代是受了二茬罪了且第二次更為悲慘，羅馬人攻克了迦太基城將25萬人口殺得僅剩5萬人且全部變成奴隸。發生在華夏大地上的奴隸戰爭絕不會比古羅馬奴隸戰爭更仁慈，以殷末征服鬼方的戰爭為例就可以看出這種奴隸戰爭一點不比現代戰爭溫和，鬼方被殷征服後，其君主的頭顱被作為戰利品並刻上字。殷甲骨文也記述過一次就殺掉三百的羌人戰俘的事。這樣血淋淋的事實證明持續幾百年的戰爭對人類文明的破壞性，這使得第一次的華夏文明結束而在歷史進程上倒退了一千年。這種氏族之間的奴隸戰爭是非常殘忍的，勝者的成員可以有獲得多個女性配偶的機會；敗者之男性淪為隨時作祭品而無絲毫自由的奴隸，所以戰爭是非常激烈的，雙方都在竭盡全力地作戰，唯恐自己被奴役。殷紂王時對人方的戰爭就進行了幾年之久。夏末邦的意義因為城牆而有所改變被人們稱為「城邦」。既然是城邦就可以確定大小。商這樣的農業奴隸制城邦國家的大小是完全可以判定的，從城牆邊上留有數米的道路，然後由持工具的奴隸從早做到中午其實就是這種農業城市國家的控制範圍，因為幹活的奴隸在日落之前要趕回城裡。從湯武「革命」戰爭開始，才有符合於古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事實，甲骨文卜辭大部分是表示這種情形的事情，要麼是哪方敵國來犯；要麼是因某事而占卜。可以說占卜是商代貴族的頭等大事。整個商國五百多年間還有一件大事就是盤庚的遷城或者說遷都，其實與其說是遷都不如說是遷國。所以這是商殷史上的大事。遷都的原因有許多說法，我認為主要是夏代商之地域在今河北易縣一帶也就是有易故地，而商在夏末對夏政權的黑虎掏心雖然擊潰了夏王朝，但也為自己樹立了許多敵人，這些敵國阻礙了商的向北發展。對這些敵國的戰爭沒有帶來實際利益，盤庚最終認識到這點，才能最後遷往殷墟。在此之前幾次的遷國在河北（黃河之北），而河北地域有限不足以養活商民，最後才有遷國於洹淇之地的殷墟。洹淇之地有兩條河的夾帶，可以少修兩面的城牆，從而減少了維護城牆的費用，即令如此商始終把修城牆作為大事，武丁的賢相傅說就是個修築城牆的奴隸，說明從始至終商人是重視修築城牆的。而歷代商君、殷王的墓葬全部集中在洹河北岸，也說明被稱為殷墟之地的重要。在商早、中期國之規模上，我與華強君有所探討。我認為在盤庚之前，商只是個稍微大點的諸侯國且其主要活動範圍在河北之境；華強君根據甲骨文判斷出在商代凡是敵國都呼之為某方而附庸之國皆稱國名為某字。我認為這些方國都是有城牆的城市國家，它們大部分是商的敵國，這裡敵字有兩個意思，一是敵對之國；二是在規模上也是與商匹敵的。在盤庚最後遷都之前敵國的侵擾是很嚴重的，以致得不斷遷都來避免敵國的侵擾。這種侵擾是要消耗國力的，今天割了你西鄙田的莊稼；明天燒了你東邊的植物，讓你青黃不接，自顧不暇。考古與史書都表明當盤庚把國家最後遷往洹淇之間的殷墟，這時的殷才有點王朝氣象。據華強君考證，甲骨文也是始於盤庚後的小辛，這一切都說明只有在此時方可以稱之為殷文明雖然它遠遠趕不上夏文明。許多專家和學者在論到商代時，為證明商領土的廣大而引用《詩經·玄鳥》中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奇怪的是他們從來不在文章中翻譯這些古文，其實由於對古文理解易產生歧義，翻譯古文猶如「鬼神易畫、牛馬難為」，而這些專家由於水平有限，不敢對古文進行解析，使得他們發現不了問題。為什麼說「宅殷土茫茫」而不說「宅亳土茫茫」或「宅奄土茫茫」呢？只能說明商人在舉國搬遷到殷墟也就是洹淇之間的地區之後，才有了土茫茫的局面，且這種「土茫茫」也是指在洹淇之間有足夠的土地而已，而此時在殷墟的殷民是可以像夏人一樣散居在自己可耕種的土地旁邊，使得殷貴族有更多可以自由耕種的自家土地，這樣的結果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增強了國家的經濟總量。在此之前商不過是眾多方國之一罷了。所以中國歷史界定的商滅夏後就是商王朝是錯誤的，而且商王朝其實應該被稱為殷王朝，《史記》中論述的是《殷本記》而沒有《商本記》，故殷王朝建立時代應該從盤庚遷殷以後記起。到了武丁時期，由於武丁在位時間長，加上任用曾為奴隸的傅說為相，國力始得大張，其墓葬（被稱為婦好墓，在父系的奴隸制時代，女人的地位有那麼高嗎？由此可見專家、教授們的判斷能力）由於出土大量青銅器、玉器為殷代出土器物最多的，使得專家認定殷人生產力之高、文明程度之高。其實這又是謬上加誤，細觀婦好之玉器有不少是舊玉改制的，也有夏代遺存的更有可能是戰爭掠奪而來的.總之婦好墓出土的玉器給人有雜亂無章的感覺，不成系列。到了殷紂王時期，殷的影響區域是黃河、長江中下游之間地區，這時殷統轄區是最大的，因為殷終於影響到原來不歸屬於它的東南沿海地區，這得力於紂王的親征，但由於新的佔領區普遍存在著不服從的趨向，使得數萬殷兵滯留在佔領區，以至於當周兵進攻時只能組織奴隸去作戰，雖然經一天的苦戰然而終究失敗，殷王朝終於在奴役了二百七十多年的中原地區後而轟然倒塌。而根據史書記載，殷紂王的存玉全部被周人所獲。綜上所述，我們知道（1）最早帶有城牆的城市是因為奴隸制國家形成而產生的，這點夏商考古所挖掘出的所謂鄭州商城證明了是這麼回事,而這種只有一個城的國家是沒辦法王天下的，所以湯武雖然擊潰夏朝沒有也沒能力王天下，而據華強君考證稱為方國的有70餘個，它們都是商的敵國。（2）原來說的商王朝（殷王朝）的起點應該從盤庚遷殷算起，這裡的證明來自最早的史料《尚書·高宗彤日》，殷高宗武丁是個著名的君主，按舊時禮制王朝或皇朝的前幾名君主被稱為太祖、太宗、高祖和高宗，從盤庚算起，武丁正是第四代君主，所以《尚書》中稱之為高宗。佐證的就是清代乾隆皇帝被稱為清高宗，從清兵入關的愛新覺羅·福臨算起，經玄燁、胤禛到弘曆恰是四代，所以記載當時情形的史書《尚書》不會錯，殷人自己都認為盤庚是殷王朝的開國之君。（3）司馬遷的《史記》寫得也是《殷本紀》。(4)春秋時殷人後裔宋國人的《詩經·玄鳥》中的「宅殷土茫茫」也同樣如實表達了他們先祖盤庚在遷國以後國家的情況，跟遷殷前相比是有些王朝氣象。（5）周人稱商人國家為「大邑商」而不是「多邑商」證明在盤庚以前商只是一個城市的方國而已。這樣我們應該為後人搞混的上古三代重新排序命名，其順序應該是：

夏王朝——方國雄峙時期——殷王朝——西周王朝

在血腥殺戮的奴隸戰爭五百多年後，新成立的周朝大地實際上是草木蓁蓁，野獸出沒的荒涼局面。新王朝鑒於殷代小王朝四面受攻的局面採用封子弟、功臣的方法，形成諸侯與王朝的眾星拱月局面即在政治制度上恢復了夏制。這是個進步，但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總是對這種封建制是加以否定的，因為這樣的制度妨害了專制的大一統，其實封建制搞得好易於形成一種多元化的政治結構最後趨向於民主政治。中國的社會發展史的研究總是把專制社會說成封建社會其實是不對的，而口號的反封建其實也在維護某種專制制度的機制，這樣的統一思想造成中國學術的萎靡，以至於出現中國社科學界否定中國歷史中的夏代的後果，這不能不讓人做深刻的反思。周王朝的分封制是基於宗族的想法，首先將膏腴之地的山東平原封給了周公由其長子姬伯禽治理；而把王朝尚未控制到的地方封給了對商作戰功勛累累的呂尚——民間稱為姜太公。《史記》有「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這一段記載了姜太公等一行人（連家眷帶親兵大概百十來人）在赴封途中走得慢了些，聽見別人的議論，不及更衣（身著睡衣），連夜行進，黎明到了封地。恰好碰上離營丘較近的萊侯也來爭地盤。這一段清楚地說明姜太公帶著為數不多的人眾就封，而周給他的封地是難以控制之地，使得太公不得不夜行趕路。須知齊還是大國之封，也不過百十來號人，所以周初的分封不過是武裝開拓殖民地而已。可以說由於這種格局，在西周時期各路諸侯基本上是非常孱弱的，這種情形與由商湯開始對四鄰的五百年戰爭有關；也與夏末開始的氣候變冷有關。這種孱弱的諸侯是優先發展的是與民生有關的經濟，像玉這樣與民生無直接關係的奢侈品當然不是當務之急需要發展的。周代文字資料較多，但西周所記載的全部與王室有關，也說明當時諸侯還唱不上主角。

本文除了對上古三王朝作出新的排序結論外，還提出二個新的推論：

推論1 鑒於殷王朝王族的墓葬都在殷墟且大部分已經被發掘，對於青銅器和玉器來說，凡不在殷墟出土的器物均非商器，而在殷墟之地的器物也要考慮地層關係。道理極其簡單對於一個專制王朝來說，不可能其非王畿地區之器物會好過王畿地區王室用的，中國文博界、考古界連這個簡單道理都不懂，致使他們不能證出夏代和誤判殷代。

推論2 同理不在周原出土的青銅器和玉器也不是西周器，西周時諸侯沒有能力自己生產玉和青銅器。

以下物證是對夏王朝的王權和國家提出的實證。

這是我最早認識夏玉時傳為河南寶豐的玉件，這應該是座帝王墓葬其中有幾千件玉器出土，因為是無意聊天而知的，所以是可信的。在夏代人們把美石都看成玉，所以這些瑪瑙是夏代的美玉，其中最上面的是一條龍從蟬腹中躍出其意思是蟬氏族中出了龍或蟬氏族就是龍氏族的意思。左邊是一蟬抱著一龍玦（即所謂豬龍）表明龍玦代表的氏族屬於蟬的，其寓意是太昊氏屬於蟬氏族（國家）的。下面的是一個小鳥與個大蟬相交嘴說明了蟬氏族與這個鳥氏族相鄰且鳥氏族小於蟬氏族。右邊是個長著羊角有著鷹嘴背部還生著蟬翅膀的合體動物表明了鷹氏族與羊氏族相鄰且與蟬氏族相關的意思。歷來認為《尚書》中四岳是一個人而這些夏玉清楚地表明所謂「四岳」不過是當時四個氏族的首領罷了。這四個氏族是夏氏族（蟬圖騰）、太昊氏（龍玦或鷹）、羌氏族（羊氏族）和少昊氏（鳳鳥氏族）。當然這種表達方式在其它夏玉中同樣存在儘管有時表現形式不同。

這是件出自二里頭墓葬且鑲有綠松石的面具，表現的是一個頭戴鷹冠且其翼鑲松石，人面的眼睛也鑲有松石且為樅目。從同墓葬中的鷹冠來看應該是王者。國家夏商考古在偃師二里頭發現有夏人加工綠松石的作坊遺址，說明售賣者傳達的此物來自二里頭的信息是正確的。考古是應該這樣分析，這就是利用器物可以進行考古的道理。此物一出現我馬上聯想到三星堆的樅目銅器，開始有了三星堆是夏王族後裔的想法。由於鑲松石是個相當複雜的工藝過程，需要加溫使得此玉存在燒裂紋，所以聰明的夏代藝人將硃砂塗於器表美化器物。

出自偃師二里頭墓葬的蟬首人身像，表明蟬為一氏族的圖騰，而其左翼上的橢圓圈中間有一個橫杠表明的是女陰；右翼上同樣有一橢圓但有一折線穿過表明的是男陽。這件玉器充分表明了夏的圖騰是蟬，且有陰陽都歸於夏的意思，非但如此它還說明陰陽——五行學說來自夏代而不是以前傅斯年等人認定的陰陽——五行學說起源於春秋戰國之際。

這也是來自偃師二里頭墓葬的玉器，它同樣表達了從蟬腹中生出個龍的意思，也即蟬氏族出了個龍或蟬即是龍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龍頭上戴著的羽冠表明龍為王權所專斷。這是一個王朝的標誌而不是那些專家想像的一定要帶有城牆的城市來證明夏代文明。

來自偃師二里頭墓葬的玉器清楚地表明一個人為創造的圖騰，或許也是一種龍的表示方法。上面的兩個角上有字，中間的腹部上也有字，下圖為同一器物上的側面照片看到該物有四個角，在自然界還沒有發現四個角的獸，由此我認為四角代表組成國家的四大部落聯盟即夏氏族、太昊氏、少昊氏和羌氏族。

同樣來自偃師二里頭的四角的圖騰動物，其目也是樅目，頭的樣子像狗，其實它與上面的圖騰動物表達的意思差不多都是代表夏的圖騰，這種樣子的玉器以前被專家稱為「太陽神」，他們認為「太陽神」是夏的圖騰，根據是《尚書·湯誓》的「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譯文是：這時的太陽何時滅呀！我願意跟你一起滅亡）這是湯自編自導的話，當然也有當時夏地大旱的原因。從下圖背面有個蟬表明這個帶有四角的圖騰是蟬氏族的另一表達方式同樣代表的是夏氏族（國家），其四角有點區別證明四個大部落聯盟不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