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禁書題解(金瓶梅)明-蘭陵笑笑生

明代長篇小說。署名作者蘭陵笑笑生。關於《金瓶梅》的作者，沈德符在萬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1619—1620）時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晚出的欣欣子《新刻金瓶梅詞話序》：「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至今，蘭陵笑笑生的真實姓名和生平已不可考，學術界對此有幾十種說法，其中主要的有王世貞說、李笠翁說、屠隆說等，多屬推測之說。　　據資料推斷，《金瓶梅》大約是在明隆慶二年至萬曆三十年（1568—1602）之間寫成的。在小說刊本出現前，社會上已有抄本流傳，但未能傳世。《金瓶梅》初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但初刻本不傳。現存世最早的刻本，為東吳弄珠客序《新刻金瓶梅詞話》一百回，系初刻本之翻印本。此後崇禎年間（1628—1644）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一百回比較重要，有圖一百零一幅，另外對初刻本作了大量刪改、增飾工作，結構也有調整，如把《新刻金瓶梅詞話》第一回「景陽岡武松打虎」改為「西門慶熱結十兄弟」，此本傳世數種。　　《金瓶梅》表面寫宋代事，實則寫明事。從書的具體內容看打上了鮮明的明代印記。如第七回，孟玉樓說：「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著起來，朝廷爺一時沒錢時，還問太僕借馬價銀子來支使。」據《明史》載，太僕寺之有馬價銀，始於明成化年間。朝廷為渡過財政困難挪借馬價銀，最早見於嘉清十六年。《金瓶梅》假託宋朝，寫的是明代社會現實。明中葉以後，政治黑暗，宦官掌權，能擁立或廢除皇帝；吏治腐敗，官吏「掌公用而任情科斂」，司法機關「富室之賄賂通神」、「人命輕於酷吏」。社會風氣頹敗，注重物質享受，追求官能刺激。傳統的重農抑商，重本輕末、商人被視為重利輕義之人的局面已經大為改變，商品經濟發展，商業城鎮繁榮。而傳統的道德難以維繫人心。　　金錢成為衡量人生價值的準繩，正所謂「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社會病態日趨嚴重。小說借宋朝的腐敗表現了明代社會的黑暗現實，對廣闊社會進行了「刻露而盡相」的反映。　　《金瓶梅》是從《水滸傳》中「武松殺嫂」一節衍生出來的，與《水滸傳》中西門慶作為打虎英雄武松的陪襯，只是個浪蕩小丑不同，《金瓶梅》里的西門慶是中心人物，躍升為社會的「英雄」，春風得意，恣意橫行。通過他一生的發跡變泰、興衰榮枯，小說揭示了處於封建主義制度末世的明代社會的真實內幕，上至權臣、酷吏，下至流氓、地痞，形形色色，無惡不作，寄寓作者憤世嫉俗的創作主旨。西門慶「本系市井棍徒，夤緣升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先開著一間生藥鋪子，因為善於經營和巧取豪奪發了跡。他深得「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靠鄧通成」的處世秘訣，不惜一切謀取錢財，通過娶婦謀財和吞占落難女婿陳經濟財物的方法，短短几年就蓄積了萬貫家私，謀得一官半職，錢財乃謀官升遷之道，為官是攫取財錢之路。　　西門慶的錢買通了蔡太師、朱太尉、宋御史、夏提刑、周守備、賀千戶等，在他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官僚互相利用的關係網。而他也腰直氣壯，左右逢源。有了官僚的保護傘，他仗勢經營，以權謀私更加暢通無阻。如買通稅官，偷稅漏稅；經營鹽業，買通巡鹽御史，比其他商人提前一個月支取鹽銀，牟得大利，他還貪贓枉法，草菅人命，中飽私囊，如苗青謀財殺主，本該治罪，西門慶因得他賄賂五百兩銀子，就把他無罪開脫。作者通過西門慶的作為，揭露官僚機構沆瀣一氣，腐敗不堪，對這些醜陋的現象無情揭露和鞭笞。另一方面，小說也為邪惡找到了反襯：由苗青一案引出的安童，為主伸冤，不辭辛勞；山東巡按御史曾孝序主持正義，上章彈劾西門慶，卻被罷黜為陝西慶州知州，榮升的反而是西門慶。善良與邪惡的鮮明對比，是最強烈的控訴和呼號。　　《金瓶梅》所寄寓的憤世嫉俗的主題，更多的是通過客觀事件的藝術描繪來表現的。第四十八回，寫西門慶生子加官，雙喜臨門，就要禱告祖先，感其蔭庇，於是舉行一個隆重的祭祖儀式。西門大院里的眾妻妾，家丁僕婦傾巢而動，連同親戚友好，清河縣裡的頭面人物等都被邀請，場面甚是風光。然而，作者在此卻有意用調侃的筆法，把祭祖肅穆莊嚴的場面和李瓶兒的殯葬描寫作了對比：李瓶兒只不過是西門慶的小妾，在寫其出殯埋葬時，足足用了六十三、六十四兩回書的文字加以渲染；而西門慶祭祖，卻只是淡淡幾筆虛寫，筆力都放在描繪潘金蓮與陳經濟的調情戲謔上。在最講三綱五常的封建社會裡，女婿調戲小丈母的亂倫行為已是大逆不道了，而小說有意的把這種不可容忍的行為置於封建社會最為隆重的祭祖場面的背景之下，既是對西門家族最無情的嘲弄，也是對禮崩於前的社會的抨擊。　　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歷史人物，英雄傳奇、神魔為寫作對象不同，《金瓶梅》的中心人物西門慶是個集惡霸、豪紳和淫棍於一身的人物，而小說就是圍繞這樣一個人物的家庭生活展開的。西門慶「專一飄風戲月，調戲良人婦女」，除正妻吳月娘明媒正娶外，或買或哄或奸占，先後納了五妾，而他仍不滿足，上至官僚太太，下至妓女、仆奴丫頭都是他追逐姦淫的對象，書中與他有關係的婦女足有二十來個：來旺媳婦宋蕙蓮，夥計之妻王六兒，奶奶如意兒、妓女鄭月兒，閥閱之家寡婦林太太……等。可以說除了賺錢謀官外，西門慶的其餘精力都放在貪色上，但他對女人是無情的。一旦弄到手，便施加淫威，肆意擺布，使她們徹底馴服，成為他洩慾的工具。他是一個「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比如對李瓶兒，李瓶兒在前夫花子虛死後，西門慶因事故顧不及去娶她。她竟在短時間內招贅了醫生蔣竹山，又嫌這個醫生不愜意逐出門去，巴巴的嫁到西門慶家裡。　　一入西門府，便受到西門慶的折磨，花轎落在大門，半日無人迎接，進了門，三日不見西門慶，到第四日晚，西門慶來了卻是袖著馬鞭氣洶洶要李瓶兒脫衣跪下。長期的縱慾使西門慶變為縱慾狂和性虐待狂，他吃春藥、使淫器、逼使女性說穢語，甚至用香火燒炙女性身體，獸性在他身上有著明顯的體現，最後他終因縱慾過度而亡。應該說，無論在情場、商場還是官場，西門慶都是那個時代的「英雄」，不論錢、權還是女人，他要得到的都得到了，在所有對手面前他勝利了。但在自己的貪慾面前他失敗了。《金瓶梅》似乎獨罪財色，通過西門慶從發跡興盛到毀滅的人生歷程，告誡人們慾壑難填，貪慾無盡，縱慾是自取滅亡。小說並沒因他死而結束，繼續寫西門大院的衰敗。昔日爭風吃醋，勾心鬥角的妻妾們或通姦被趕、或官賣、或改嫁，獨有吳月娘儘力支撐門面，正應了樹倒猢猻散的俗語。故事結局是這混亂不堪的醜惡世界上只剩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作者對西門大院內生活的褒貶隱含其中。　　《金瓶梅》的書名取書中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各一字而得，「金」字打頭可見潘金蓮之受作者重視。《新刻金瓶梅詞話》第一回中說：「如今這部書，乃虎中美女，後引出一個風情故事來：一個好色的婦女，因與了破落戶相通，日日追歡，朝朝迷戀，後不免屍橫刀下，命染黃泉……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波天哄產業。」顯然，這「虎中美女」指的是潘金蓮。雖然這段話與作品的實際並不太符合，但是，顯而易見，這個定性了的人物是作者選擇的主角之一。潘金蓮是個淫蕩狠毒的女人，這是歷來被道德家公認的，《水滸傳》中她可名列「四大淫婦」之首，而在《金瓶梅》中，她的品性更是被細細的鋪染開來。在西門大院里，她打罵吵鬧，欺壓眾人而且牙尖嘴利。　　小說中寫道，有一回，她的丫頭春梅與奶媽如意兒爭執，她跑去罵如意兒，反遭譏諷，她就動手揪人家頭髮，打人家肚子，十分潑辣。末了她還專門跑到孟玉樓那裡去揭如意兒為了混飯吃，隱瞞自己有男人的短處，孟玉樓問她怎麼知道的，她回答：「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裡消死屍，自然消他出來。」孟玉樓又問她：「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金蓮道：「天不著風兒晴不得，人不著慌兒成不得！他不憑攛瞞著，你家肯要她？想著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兒寡瘦的，乞乞縮縮那等腔兒。看你賊淫婦，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她上頭腦上臉的，一時捅出個孩子，當誰的？」一溜的快言快語勾畫了潘金蓮厲害、不饒人的性格。潘金蓮生性狠毒，在眾妻妾中總想壓著所有人，所以她視得寵的李瓶兒為眼中釘，當李瓶兒生下小孩後，她更是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甚至想出了用紅絹裹肉的方法訓練了一隻貓，害死了孩子，其狠毒可見一斑。　　潘金蓮的淫邪在《金瓶梅》中進一步發展。她「把攔漢子」，和西門慶「淫慾無度」，還私通小廝琴童，女婿陳經濟，被趕出家門後還拿王潮兒「解渴」，可見其最後為武松殺死的結局是必然的。然而，小說中的潘金蓮不僅僅是個淫婦的形象。她步入那個世風淺薄的社會時還是一個聰慧美麗的少女，在宣孝府作婢女使她感染了林太太之流的風騷作風，及至被張大戶姦汙，又被強配武大郎為妻，她都是個身心受到摧殘和損害的弱女子。但她並不逆來順受，成了一個爭強好勝、毫無顧忌的女性，以獲得男子的追求為幸事，把封建倫理道德對一個女人的規範和禁錮拋諸雲外，在西門大院里成了爭風邀寵、淫蕩放縱的首選人物。而《金瓶梅》由於圍繞潘金蓮等與西門慶的淫亂描寫，長期以來被視為「壞人心術」的「穢書」，戴上了「淫書」的惡名。　　《金瓶梅》文字約達百萬字，其中關於性的描寫大描大寫三十六處，小描小寫三十六處，一筆帶過三十三處，從篇幅看約佔全書百分之一二。從內容上看，小說中的性描寫，除了韻文部分意在渲染，可以全部刪去之外，都與人物性格刻畫密不可分。西門慶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圍繞他的性生活展開的。西門慶不單是個市井惡棍，同時又是十六世紀一個新興的雄心勃勃的暴發戶，小說把他對女人的佔有慾同他占有權勢、佔有金錢緊緊結合在一起，達到三位一體的境界，因此寫西門慶床第之私不僅停留在性虐待和性迫害的內容上，而是有著更深刻的社會內容——通過「性」的手段攫取權勢和金錢的目的，實際上從側面反映了時代的黑暗。　　如果刪去西門慶性生活的描寫，必然破壞了這個形象的完整與豐滿。而小說中眾多女性的性格特點，如潘金蓮的狡詐、李瓶兒的溫順、王六兒的貪財、宋蕙蓮的「佔高枝兒」都是在性生活描寫中鮮明展現的。以宋蕙蓮為例，她是小說中除金、瓶、梅外著墨較多的女性形象，她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行為放蕩與善良心地、覺醒與抗爭是在多層次多側面，包括與西門慶的幾次性關係的描寫中展現的，她是特定歷史條件下下層婦女複雜性格的體現。如果抽掉她性生活的一些描寫，這個「辣菜根子」的性格塑造將黯然失色。《金瓶梅》成書於中國封建社會大轉折時代，代表資本主義經濟利益萌芽狀態的新興力量，朝一切維護舊秩序的宗法道德觀念，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針對禁錮人慾的封建禮教，情與性就是兩把鋒利的匕首，鋒芒直指「存天理，去人慾」的虛偽道學，從此意義上說，《金瓶梅》從肯定人的性慾出發，肯定人的生存價值，帶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當然，肯定《金瓶梅》對情與欲的肯定，並不是要對小說的嚴重缺陷曲意回護。《金瓶梅》中為寫性而寫性，純動物性的刻露描寫確實存在，這是小說的敗筆。　　其關鍵在於作者的欣賞情趣低下，一涉及性就把人的價值降低到一般動物的層次，沒有美的升華。明中葉後期，淫風熾烈，皇帝貪淫，代不乏人。權臣仿效，世風日下，而文人學士，也參與其中。《金瓶梅》第六回，描寫西門慶把杯子放在潘金蓮鞋子里飲酒，就是時尚的真實寫照。江南名士、戲曲家何之朗就曾脫下妓女的鞋子行酒，當時的文壇泰斗王世貞還「作長歌以紀之」；此外如孌童「遊樂」在湯顯祖、錢謙益筆下被視為美談；屠隆得花柳病，無傷品德，反被視為風流韻事。可見，《金瓶梅》中雜有淫穢描寫是不難想像的了。同時，《金瓶梅》中的婦女觀與傳統的視婦女為「尤物、禍水」的觀點一致，只不過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把婦女變成了反對禁錮人慾的洩慾工具。　　正因為明代中後期的社會現實不可能為《金瓶梅》創造出一幅美的藍圖，故而小說作者以不同一般的審視生活、反思生活和呈現生活的觀點，用畸形的、混亂的、變態的、扭曲的描寫反映了一個失去價值支點和越來越趨於解體的文明系統。小說中幾乎沒有一個正面人物，主要人物都由邪惡走向死亡。朝廷腐敗、宦官專權、官吏的交通受賄、下層奴僕們的灰色生活，人與人間的金錢關係乃至歷代作家不敢揭示的放縱性慾、性狂亂等等，無論是社會生活的還是個人生活的種種醜陋現象都集中在這部書里加以揭示。「丑」成了具有審美價值和意義的審美對象。　　《金瓶梅》大膽而無情地撕下了封建社會的溫柔面紗，暴露了它的真實面目——社會的黑暗與腐敗，這是小說積極價值所在。但它也有不足。作者對腐朽生活、骯髒人物採取欣賞態度，對被欺凌者缺少同情，常加以嘲弄，對性行為描寫過於放縱恣意。　　《金瓶梅》是中國小說史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寫實主義長篇小說，它「寄意於時俗」，寫「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描寫世情和注重生活細節的刻畫，開後代人情小說之先河。小說不再是按類型化方式來勾勒人物，而是打破單一的性格色彩，出現多色調的人物形象。如李瓶兒既有冷酷、惡毒的一面，又有溫順多情之處，立體透明，真實可信。加之《金瓶梅》的語言，多系口語，並善用諺語、歇後語，新鮮口潑，耐人咀嚼，也使人物格外鮮明生動。　　小說結構不再是一個個人物或單一事件生硬連綴，而是以西門慶為中心，輻射到社會的四方八面，既勾連了社會上、中、下層階級，又演繹了家庭複雜矛盾，情節上波瀾迭起，一環緊扣一環。圍繞官哥兒生病和瓶兒之死，是全書精采篇章之一。　　《金瓶梅》對清代兩大巨著《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影響極大。《紅樓夢》繼承了《金瓶梅》所新辟的寫家庭生活來顯現社會現實的境域，並深化其現實主義傳統。脂硯齋在評《紅樓夢》時道：「寫個個皆到，全無安逸之筆，深及《金瓶》壺奧」。而《儒林外史》則學習《金瓶梅》「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的藝術手法，作者褒貶不露，只將人物的行為與語言的矛盾揭示出，讓人自見其醜行。《金瓶梅》對後世也有不良影響，後代淫穢小說多取其性描寫加以伸發、構思而成。魯迅對此有評價：「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至於末流，則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　　《金瓶梅》是中國古代小說中著名巨制之一，對中國小說發展影響深遠，但其中性行為描寫突出，雖一再被人刪改，仍被公認為「淫書」之尤，以致成為公認的「禁書」。明末已有人主張「決當焚之」。清代此書一直處於被禁狀態，道光十八年（1838）江蘇設局收毀淫書，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設局查禁淫詞小說，同治七年（1868）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公布的名單中，《金瓶梅》無不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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