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與現代人——沈敏特教授在嶺南大講壇的演講

思想者小傳沈敏特江蘇蘇州人，1957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 現任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新聞傳播系教授，主授媒介文化評論及相關課程。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安徽大學教授、《新世紀》雜誌執行主編、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現改名南方出版社）總編輯等。1959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評論集《春鬧集》、文化隨筆集《提前15年給兒子的信》、新世紀評論選集《敏特言》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等。「真」「假」現代人你很年輕，但可能是一個「年輕的古代人」；我年紀比你大，也許是一個「年老的現代人」。年輕與否和是否現代，不是必然的正相關關係。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比較大，它可以鋪陳出一本厚厚的書。我要在兩個小時之內和大家討論這個問題，必須「投機取巧」，找一個角度，切入關鍵或者說核心，力求使大家多少能獲得一點點啟發。我首先要和大家確立一個前提，即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標準。今天和大家探討的是整體文化，或者說大文化，它是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一棵自然生成的樹，一塊藏之於地下的煤，不是文化。當人們去認識它們、利用它們，和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搭界，就成了文化。所以有人說，文化的本質就是「人化」。由此，它的價值標準也就十分明確：凡是有利於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就是好的或比較好的文化，反之，就是不健康的、有害的文化。既然文化就是「人化」，自然就涉及到每一個人，包括在座的各位。所以我想先有點唐突地向大家提出一個關乎每個人的問題：你是現代人嗎？在座的大部分都很年輕，80後、90後居多，而且穿著打扮都很時尚。不用說，你們生活起居所用的器物，如手機、電腦以至於私家車，也在不斷地、快速地更新換代。也許有人會說：我們不現代，誰現代？我要毫不客氣地說：未必！你很年輕，但可能是一個「年輕的古代人」；我年紀比你大，也許是一個「年老的現代人」。年輕與否和是否現代，不是必然的正相關關係。舉一個例子。我們去參加一個大會，會上來了一位上級領導，主持會議的人通常會說：「非常榮幸，今天某某領導在百忙之中，親臨我們的大會，讓我們熱烈鼓掌，歡迎某某領導作指示！」這一段話你們一定很熟悉了，我要問：聽這段話你習慣嗎？我要告訴大家，「習慣」是一個古代人的反應，「不習慣」是一個現代人的反應。為什麼？領導參加一個下屬機構的會議，是他的工作職責，他要通過會議上傳下達，完成他的任務。這就像一個清潔工要掃地、一個司機要開車一樣。可從來我們沒有見過，有人對清潔工說：「某某師傅，你今天在百忙之中，親自來掃地，我們非常榮幸！」對司機說：「某某師傅，你今天在百忙之中，親自來開車，我們非常榮幸！」可對領導為什麼卻要這樣說呢？因為，我們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是「官本位」文化。還有一樁小得很的事兒，也反映了文化差異。當年有一個記者在採訪後搞了個插曲，他問小布希總統：「你平時自己會去買東西嗎？」小布希把褲袋拉出來調皮地說：「看，我身無分文。」同時拉出來的是一塊手絹。有幾位很時髦的女士脫口而出：「多土，怎麼還用手絹啊！」我的第一反應是：「是小布希土，還是你們土？」請問：你們的答案是什麼？我聽到有很多人說：「小布希不土！」對啦！21世紀應該是綠色世紀、環保世紀、節約木材、保護森林，用手絹不用餐巾紙才是真時尚，是真現代人的選擇。由此可見，我們每日每時所選擇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都在展示著我們作為一個人，是現代的，還是非現代的，或者是古今雜糅的。我們要認識、維護、創造有利於人類，對中國人來說，有利於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文化，需要一種文化自覺。而這種必不可少的文化自覺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能換得。近現代以來，中國有兩次文化自覺，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次是改革開放。這兩次現代文化自覺都帶來了民族的新生、進步和發展。需要怎樣的文化自覺我們對很多事物的感知、認識和判斷，不是靠大家來探索，來討論，靠實踐來檢驗，而是靠個別人的拍板。這樣的文化基因讓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那麼，在文化反思中，我們究竟找到了什麼樣的文化基因？那就是：以皇權專制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觀念、等級制度。我不得不佩服魯迅，80多年前，他就明確地指出了這個文化基因。他說：「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地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魯迅還引用了《左傳》中的一段話，告訴我們這樣一種觀念和制度早已有之，深入人心。「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秔，秔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接著，魯迅還做了一點發揮：「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按照魯迅提供的線索，我們審視歷史和現實，不難發現，這樣一種文化基因深深地滲透在我們的文化心理中，形成為一個民族難以更改的思維、人格、行為，左右著歷史行進的速度和方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便會泛濫成災，釀成浩劫。對此，我們需要展開，以便加深認識，升華自覺。這基因形成了中國特有的真理觀：按等級分配真理。一個人從小到大、由點到面，受到的教育是：在家聽長輩的話，上學聽老師的話，工作聽領導的話。這基因也形成為中國特有的人格模式，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見了狼像羊，見了羊像狼。在《紅樓夢》中丫頭也是分等級的，有所謂大丫頭、小丫頭、陪房丫頭、粗使丫頭等，這種奴隸中的等級制，同樣影響著丫頭們的人格模式。如晴雯被認為是一個具有反抗性的丫頭，但因為她是地位較高的大丫頭，對待那些小丫頭，同樣流露出「狼」相。這基因也形成了中國特有的認知途徑。我概括為三句話：大小高於真假；上下重於是非（善惡）；貴賤勝於美醜。通俗地說，我們對很多事物的感知、認識和判斷，不是靠大家來探索，來討論，靠實踐來檢驗，而是靠個別人的拍板。這樣的文化基因讓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後通過逐步深入的民族反思，迎來了近現代的第二次文化自覺，奠定了改革開放的文化基礎。這個文化自覺的標誌就是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個討論開始普及中華民族新的文化基因，這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它的內涵與以皇權專制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觀念、等級制度恰恰相反，宣告的是新的真理觀，即「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它的直接後果是誘發了新的人格模式和新的認知途徑，這就是「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我們設想，沒有這樣的文化自覺，怎麼可能揭開改革開放的序幕，怎麼可能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麼可能創造出GDP世界第二的經濟奇蹟，怎麼可能有深化改革開放、實現全面小康和創造和諧社會的前景？文化演變的關鍵視角真正稱得上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是那些滲透在千百萬國民心中的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並轉化為一種能夠推動或阻礙民族進步的現實的力量的文化。因此，文化的建設和改革，需要足夠的估計、足夠的耐心、足夠的堅韌。為了講得更透徹，我還得和大家探討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文化演變的關鍵視角在哪裡？前幾年有四位我很敬重的學術界前輩，在報上發表了關於文化問題的「四人談」。其中有很多精彩的論說，讓我嘆服，但我以為，他們對幾千年留傳下來的文化只做了籠而統之的高度評價，而缺少一個區分，失落了一個關鍵的視角。我在前面說過，文化是人類為了生存與發展而創造的全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既然我們的民族文化那麼深厚而精彩，為什麼100多年來，我們的了不得的文化卻保證不了我們的獨立、民主和富強，以及我們的生存與發展呢？因此，必須確立這樣一個關鍵的視角，即明確要從哪裡去把握我們的民族文化。真正稱得上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是那些滲透在千百萬國民心中的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並轉化為一種能夠推動或阻礙民族進步的現實的力量的文化。概而言之，文化在活生生的人中，人是文化的第一載體。有了這樣一個視角，我們才知道文化的核心在哪裡，功能在哪裡，要揚棄或發揚的文化在哪裡，文化建設的落腳點在哪裡。魯迅為什麼成為新文化建設的楷模，因為，他一生的文化運作，可以概括為五個字：改造國民性。如果我們離開這個視角，把所有發生過的文化現象，都納入民族文化，殊不知有的儘管先進，但並沒有進入民族文化，如「民貴君輕」、「和為貴」、「天下為公」等，是很珍貴的文化思想，但幾千年來，民何時「貴」過，君何時「輕」過；中國內戰最多，包括爭奪皇權的廝殺，又何曾「和為貴」過；中國幾千年封建時代都是「家天下」，天下又何時「公」過！這些好思想，還沒有進入千百萬國民心中，變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我把這種文化現象定名為「歷史文本文化」。要把他們轉化為民族文化，需要經過漫長的啟蒙和教育，以及改革實踐的過程。而魯迅恰恰是把這個過程所需要的努力，作為自己終身的責任和事業。那麼，如何認識這個過程的艱巨性呢？文化是一個包含著多個層面和子系統的整體，由外到里，它有三個基本層面。最外層稱之為物質層，它是人類為了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的器物與生產這些器物的工具。中間層稱之為制度層，這是為了在生產過程中組織人類，調協人與人之間關係所必需的各種制度，大如國家制度，小如家庭制度，以及變得愈來愈需要的調協國與國關係的國際制度，等等。最裡層，也是最核心的層面，是文化之魂，即人類的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等精神現象。這三個層面互相促進，互相制約，牽一髮而動全身，而又缺一不可。而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或者說特別需要大家關注的是，這三個層面的變化的速度是極不平衡的。物質層的變化最快，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日新月異。制度層次之，特別是政治制度，從轉型到成熟至少也得幾十年。而最慢的是核心層的文化之魂，所以法國學者創造了一個文化概念，叫「長時段概念」。它是指文化之魂的變化，要以「長時段概念」來審視。也就是說，它的時間計量的最小單位，不是分、時、日、月、年，而是世紀。西方現代文化觀念，從文藝復興，經歷啟蒙運動，落實到人們的心中，轉化為創造現代性的力量，請大家算算，經歷了多少個世紀？由此，我們還要看到文化之魂不僅具有超穩定性，而且具有超適應性，具有返祖能力。一種傳統觀念遭到新思想的衝擊之後，好像元氣大傷，奄奄一息。殊不知它在一定的氣候下，又會原封不動或是改頭換面地捲土重來。返祖是遺傳學涉及的一個生理現象，譬如人來之於猿的進化，當猿變成人之後，猿的很多生理現象消失了，如臂短了，尾巴沒了，很多身體部位的毛不見了。可若干代以後，忽然生下個滿身長毛、拖著短尾的孩子，這在遺傳學上就叫返祖。而文化之魂也會出現以為沒了卻又重來的返祖現象。譬如，推翻滿清，成立了中華民國，立國之本是三民主義，可在蔣介石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卻一步步走向專制獨裁。文化之魂的超穩定性、超適應性以及返祖能力告訴我們，文化的建設和改革，需要足夠的估計、足夠的耐心、足夠的堅韌。所以魯迅提倡的韌性戰鬥精神，絕沒有過時，而仍是我們的榜樣和座右銘。文化進步需四個「直面」在談到加入世貿組織時，高層領導坦誠說明，參加的原因之一是外力的推動有助於國內的改革需要。這種敢於直面世界的開放心態，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客觀評價他國的長處，是30多年來中國高速發展的文化保證。雖然文化的改革與進步是持久的、艱難的，但不能悲觀。30多年來，在改革開放的大氣候下，文化面貌還是大有進步的。以皇權專制主義為中心的等級觀念，反映在民族文化心理中，就形成了這樣一個核心意義的心理病狀：由於個人喪失了認識主體的權利，也就養成了不敢直面客觀世界的勇氣和能力，不敢睜眼、指鹿為馬，成了普泛性的心理的病態習慣。魯迅大聲疾呼，痛斥歷來的中國文藝為「瞞和騙」的文藝，希望國人「睜開雙眼」「直面人生」。而中國人之不敢直面是深入骨髓的。中國的語言具有很大的彈性，能用來模糊事物的本相；中國的習俗，多的是「忌諱」，用來無視現實。要過年了，除夕夜，長輩要對孩子千叮萬囑，要孩子禁口，萬不能說些「不吉之言」，叮囑之後還不放心，於是有一個化解之妙法，等孩子睡著之後，用草紙搽搽孩子的嘴巴，寓意是孩子講的話是不作數的，可見迴避現實的病態心理已無所不在。而由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帶來了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使國人的文化心理進入了一個相對加快的調整期，直面客觀事物的健康元素有所增大。我概括為四個「直面」：一是直面世界。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們漸漸能夠以一種客觀平實的心態去認識和評價國外的實情，甚至開始承認在經濟、道德、教育等各方面和外國，特別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在談到加入世貿組織時，高層領導坦誠說明，參加的原因之一是外力的推動有助於國內的改革需要。這種敢於直面世界的開放的心態，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客觀評價他國的長處，是30多年來中國高速發展的文化保證。二是直面變異。在中國固有的文化心理中，最忌諱的是「變」和「異」。中國有一句慣用語：「這事兒，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人，我從來沒見過！」「從來沒見過」，是最高級的否定。我們細想一下，所謂「新事物」、「新發明」、「新制度」等等的「新」，不就在於它是「沒見過」的嗎？這種文化心理扼殺個性、壓制創新，使社會喪失進步的動力。而人的本質是個性的張揚，創新的追求。「喜新厭舊」、「見異思遷」，排除男女關係問題，是人的心理優勢。考古學家在波羅的海海邊發現一塊螞蟻的化石，對我們認識人的本質極有參考的價值。這塊化石告訴我們，幾千萬年前的螞蟻的生活方式和今天的螞蟻毫無不同，而人的生活方式，在幾千年，甚至幾百年，幾十年中，都有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什麼？因為，螞蟻沒有個性，而人，是有個性的動物群體。今天我站在這個講台上往下一看，在座各位的音容笑貌，穿著打扮千姿百態、各不相同，讓我感受到人類的生機勃勃。如果往下一看，人頭攢動，卻又一模一樣，毫無差別，這是非常可怕的景象。而今天，不用多說，容忍「不同」、追求「變革」，已在國民的心靈世界中成倍成倍地增量了。這是改革開放的文化基礎。三是直面利益。生存與發展本身就是人類的根本利益。但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有一個怪胎，就是「義」與「利」的對立。損人利己是不義，但維護和不斷加大每個人的利益，這本身就是大義；「毫不利己」是不可能的，維護個人合法權益，是一種公民的自覺，是一個社會健康發展的文化基礎。錢是雙刃劍，它既可以用來實現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也可以是狂征暴斂、如虎苛政、貪污腐化追求的目標。古代士大夫的清高守義，常以「口不言錢」為潔身自好的一重高雅。晉朝有個士大夫王彥，以「口不言錢」為潔操。有一次朋友們戲弄他，故意在他睡著之後，把一串串制錢堆在他的床前。醒來他下不了床，卻又不能喊「把錢拿走」，只得說了一句文縐縐的話：「舉卻阿堵物！」（「舉卻」即拿走，「阿堵」是俗語「這個」的意思）；他果然做到了「口不言錢」。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後人把「阿堵物」解釋為「錢的同義詞」。王彥終於擺脫不了「錢」字。今天，直面利益，維護個人合法權益，包括個人財產，已成為公民教育應有的內容。四是直面自身。這裡所說的「自身」，特指人的性需求。在舊的主流文化中，性是污穢的，不能放到陽光下予以審視的事情。在「左」的思潮中，更是把「男女關係」看成是暗含貶義的政治上的失足。而性是人類正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是人類為了生存、發展必須進行的兩種生產中的一種。從歷史上看，禁慾是專制主義統治百姓的一種手段。因此，爭取性的自由與合法，也常常成為思想解放的一個方面軍。這四個「直面」，反映了文化心理的健康化，當然還是淺層次的進步。我們在「直面」上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要在改革開放的深化中進一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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