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書事】著名書人鍾芳玲講述參與香港古書展的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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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方到西方，從美洲到亞洲，鍾芳玲可以說每年是在半個地球中間穿梭，有人稱她為中西方書業大使，雖然最初她自己並不認可，覺得有些奇怪，而現在也慢慢習慣並接納了這個稱呼。因為到目前為止，她仍舊是那麼唯一，行走在世界的書店中，發現，交談，把中國人的觀念傳播到西方，又把西方的理念帶到中國。她是個奇女子，《書天堂》《書風景》《書店傳奇》《四季訪書》，就這樣和書店、和書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形象。也因為此，香港古書展、香港古書博覽都先後邀請她作為顧問。2016年11月，作為香港古書博覽會的顧問，她再次赴港。本報記者也獨家連線鍾芳玲，記錄下她對香港古書展的解讀。

一個高端的書人盛典

藏書報：香港古書展的籌辦您也參與了？是怎麼有的這個策劃？

鍾芳玲：2007年，香港經營西書的辰沖書店、澳洲的古書店康史達克，日本的老店雄松堂，三個跨國的書商共同倡導建設一個大中華區的高品位古書展。我正好懂英文、懂西方古書，行走過世界許多的特色書店，便受邀作為「顧問」，策划了前兩屆的香港囯際古書展，給他們提出一些建議。這個古書展進行了大概五年的時間，其中香港的辰沖書店退出，而澳洲康史達克和日本雄松堂的負責人年紀大了，另外就是當時場地似乎出現了一些問題，2012年主辦方有意要暫時停辦，但好幾個經常參加的古書商就認為不應該停。經過五年的時間，已經有相當多的亞洲的讀者，或者收藏家，他們已經習慣在11月份到香港來參加這個展出。1847年創立的英國老牌書店誇瑞奇古書店(BernardQuaritchLtd)，是全世界古書店的龍頭老大，他們在2012年底的時候邀請了幾個非常重量級的古書商，找了一個高檔的飯店去辦，但規模比較小。從2012年開始，每一年都辦，就常規起來了。2014年，把展覽地定在香港海事博物館。這個地方大小適中，風景優美，交通便利。到現在（2016年）已是第五屆，我2015年曾受邀在現場簽書，因為我的《四季訪書》正好介紹了很多參展的古書商，那次也順便為來賓導賞解說珍品，今年主辦單位正式邀請我擔任顧問，我並建議他們把古書展的中文名稱命為「香港古書博覽會」。

藏書報：古書博覽會的意義在哪裡，會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思考？

鍾芳玲：時間固定，地點固定，大家都需要這麼一個固定的常態概念，養成習慣。在美國每年2月、4月、11月分別於加州、紐約、波士頓都有古書展。英國倫敦也是這樣，5月份和11月份各有一個大的古書展。好多人希望在亞洲也有這樣一個書展。當然，日本有國際古書展，但我們大中華區沒有。

我覺得香港古書博覽會的意義就是文化跟商業的互動，這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古書業的交易，或者是觀摩，原本在我們這個區域沒有。我們沒有像西方的這種很成熟的古書業，我們有古書拍賣，但是我們沒有古書業。在中國內地，有關古書文化和商業的互動就是拍賣。當然，中國內地也有二手書店一樣的古舊書店，但是以珍善本書為主的產業還不成氣候，也沒有如此高檔的古書常規的展覽。我想古書博覽會的意義也在於此。

我懂中文，因此希望我的介入可以更有效地去宣傳，能夠促使我們在亞洲地區、在大中華地區、在中國內地，有一個高端中文古書展出現，甚至也可以變成一種定期的，我覺得這個對於業界，或者是對於收藏者、愛書人，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盛典。

書業大使演繹書界傳奇

藏書報：2016年的古書博覽會，您覺得有什麼收穫？

鍾芳玲：很坦率地講，我原本並沒有決定要去，他們請我當顧問，但是並沒有要求我非得要到現場。但是畢竟到現場的感受是不一樣的。書展之前，會上會有什麼好的版本出現，不少是會通過預先發布的圖錄和宣傳，讓大家知道。但對書商來說，真正帶上場的珍品，還是在他出發前那刻決定的。所以，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在本次展會中，鍾芳玲特別講到一個大大的驚喜，也是一個大收穫，就是促成了最早體育報刊《賽勝獵報》的「回家」。該藏品由英國麥格斯兄弟古書店(MaggsBrosLtd)帶來。原本體育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最早的體育報刊是1909年在上海創辦的《體育界》。但根據文獻資料可考，1897年英國人弗蘭克·梅特蘭曾在上海創辦英文體育報刊SportandGossip(中文被譯為《賽勝獵報》)才是最早的，由於此報刊只在少數早期文獻中被提到過，並無原件、影印件及更多詳細資料，弗蘭克·梅特蘭的後人也無影像資料留存，因此被學界認為早已失傳。在此次香港古書博覽會上展出的上海北華捷報1897年1月至1901年6月發行的英文周刊SportandGossip(《賽勝獵報》)九卷本，使流傳已久的傳說成為現實，將中國的體育報刊起點從1909年提前到1897年。麥格斯兄弟古書店去年從倫敦伯克利廣場舊址搬家，盤點地下室藏品時發現此刊物原封未動，但並不清楚是何時由何人經手買下的。而當年，這套九卷本是在上海裝訂還是運至英國裝訂，由誰運來倫敦，九卷本中並無提及，也是未解之謎。最終，經過鍾芳玲在之前的聯絡以及多方面的聯繫，上海圖書館購得此書。作為一份被認為消失了的專業性體育報刊，《賽勝獵報》一百年後出現在倫敦的一個地下室，如今又輾轉至香港，最終回到上海，它記錄了當年上海僑民的生活，可以說是非常有意義的回歸。

藏書報：您是作為書業大使的形象出現的，自己怎麼看待自己的這個「特殊身份」？

鍾芳玲：以前覺得「書業大使」這個名次太溢美，不敢承當，但是後來大家都這麼稱呼，我也就罷了。我確實希望作為一個橋樑，推動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從某個角度來說，名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什麼。像我的《書店三部曲》與《四季訪書》，基本上就是介紹西方的書籍文化，我用我們東方人的視角去介紹和敘述，希望讓東方人更理解西方的書籍文化。我覺得不管是寫書也好，參與書展也罷，做了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通過這些年的行走，自己得到一個提升跟鍛煉，知識的提升很顯著。每去一個書展，每去一個古書店，都可以學到新的東西，都會看到一些物件是你沒有想像到的。

2016年的古書博覽會，我不經意間就學習到了不少知識。比如清朝時期西方傳教士出版的中譯本聖經，以前不理解不清楚，但是現在看到實物了。比如乾隆皇帝監製的銅版畫巨幅戰圖系列，以前聽聞過，但是沒有見過，或者沒有重點去關注，這次得到這個機會，有兩個書商居然就拿來不同的兩套展出，很讓人震驚。平常要想看到，只有去博物館。

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藏書報：都是這麼高檔的東西，對普通讀者來說是否感覺有距離？

鍾芳玲：我在古書展中臨時擔任了導覽、導賞，對媒體進行導引導覽，書商基本上都講外文，我也可以翻譯。除了媒體以外，就是對於來參會的愛書人進行導覽。有一天做了一個導覽，都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他們大部分是歷史系、中文系的研究生，興趣都很高，但他們以前居然都不知道有這樣的展覽。他們也承認，如果沒有我的講解，他們不太會看，肯定走馬看花了。包括裡面的一些細節，比方說這本書的題獻詞有什麼特殊意義，那本貌似平凡的首版書為何那麼貴，這個書的環扣又是怎麼一回事，書裝訂當時是不是就帶著的，這些問題他們都不會去深究，因為此前沒有絲毫的了解。所以必須要有人去說，去宣傳。所以不光是我在學，我也要分享，把自己學來的散播給同好。

會展期間碰到了我的一位讀者，特別拿著我的書來跟我要簽名。他是香港的一個高中老師。簽完名後，他跟我聊天就表示這裡展銷的書太貴了，幾萬美金，上百萬港幣的，太可怕了。他顯然還沒有較為高端的藏書意識。我就介紹，其實幾百元的也有，一兩千美金的也有啊，而且都是很好的古書。我隨便幫他指了一部英國20世紀初精緻手工印刷的代表金雞工作坊(GoldenCockerelPress)所製作的限量版圖書，有編號，有簽名，還有名家艾瑞克·紀爾的木刻插畫，1925年出版，1800美元。他看了很心動，就買了他生平第一本限量版古書。

高端卻親民

藏書報：就您感覺來講，古書展的更重要的意義或者說它的目的就是透過書展讓普通人對這些高端古書有所了解？

鍾芳玲：其實應該是兩個層面。第一個是普通人，普通讀者可能對書本身就有興趣，他可以透過這個，可以更深度地去理解西方文化，而且也不僅是西方，還有我們的東方文化。因為是在香港舉辦，還有很多都是中文背景的書人，大家從深圳、廣州、上海、南京、台灣過來，在這裡形成交融。

第二個層面很重要，參加者相當部分是收藏家，他們有了這樣一個機會，可以跟書商之間做交流，認識更多的書商。比如說今年，我就認識了西班牙的書商，還有來自法國的第一次參加這個展覽的書商，還有丹麥的書商，他們都是第一次參加，後者甚至帶來了幾本15世紀西方早期活字印刷術出版的「搖籃本」。所以對於藏書家來講，他也會認識這些新的書商。這個對他來講也是一樣擴展他的眼界。

藏書報：古書博覽會規模是越來越大，還是相對穩定的一個狀態？

鍾芳玲：場地固定在海事博物館後，短期內不可能再大了，今年大概是三十幾個書商，分別來自英、美、法、德，還有西班牙、奧地利、丹麥、澳大利亞，另外就是中國香港，之前曾經有過日本、韓國。從主辦方來說，他們是希望辦成一個精良的、高端的、友善的展覽，不會去刻意追求規模。

藏書報：規模不大，是否不利於古書文化的傳播？

鍾芳玲：我覺得這一定會有傳播效力的，要把古書展變成一個通俗的大眾展覽會，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為什麼呢？沒有一種東西可以滿足所有人的訴求，每一個東西都有他獨特的受眾。不只是古書，甚至就講閱讀本身，不能乞求每一個人對閱讀有興趣。我們現在是一個分眾的時代。

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書展不收門票、不設門檻。參與這個書展的書商大都非常友善，他們不會因為哪一個讀者不購買而態度不好。他們自己是愛書人，也曾經年輕過，很能體會這些愛書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可能還沒有經濟能力，但書商們還是很樂於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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