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帕斯捷爾納克是為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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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爾納克

作者：[美]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原題：日瓦戈的孩子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1955年12月，俄國詩人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在位於別列捷爾金諾別墅的書房裡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他欣喜若狂地給朋友寫了一封信：「你無法想像我做到了什麼！我給那些所有導致痛苦、迷惘、驚愕和爭辯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簡單、直白且悲傷的詞語。同時我還重新定義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與大地，激情與創新，生命與死亡。」悲劇的是，這些主題恰好對應了帕斯捷爾納克自己，以及上千名生活在蘇聯革命時期的俄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人生歷程。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於189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被同化的猶太家庭。母親羅莎莉亞·考夫曼是一位鋼琴家，父親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是一位傑出藝術家。帕斯捷爾納克一家處於莫斯科的創新氛圍中，而在年輕的鮑里斯成長過程里，他結識了各種教授、音樂家、藝術家，以及小說家和詩人，這些人中包括拉赫瑪尼諾夫、斯克里亞賓。他的父親與托爾斯泰交好，並為這位文學巨匠畫了他最好的肖像之一。

帕斯捷爾納克的父母見證了俄國知識分子的藝術追求。俄國知識分子在19世紀中期沙皇的統治下悄然現身，他們並沒有形成一個具體和清晰的社會團體，也沒有可以定義的性格特徵作為考量。按照慣例，那些在20世紀早期被定義為「知識分子」的人一定是反對沙俄政權，並支持1905及1907年革命的。很多俄國知識分子都相信，當社會從獨裁中解放出來，就會進入一個充滿無限創造力的階段。1900年代早期，和大多數知識分子、藝術家、大學學生一樣，帕斯捷爾納克一家期待著俄國的社會與文化能從沙俄的獨裁與腐敗中抽身出來。父親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否認了自己的猶太背景，接受了洗禮。然而，小鮑里斯卻一直伴隨自己的保姆阿庫利娜--一位虔誠的教徒--前往東正教堂禮拜。他經歷了舊時莫斯科神秘的拜占庭氛圍：上百座大大小小的教堂，黑斗篷，蓄鬚的牧師和僧侶，長長的東正教禱文，美麗的合唱團，以及教堂內點燃的讓人昏昏然的香。這些東西在多年後拯救了他。

帕斯捷爾納克在馬堡學習德國哲學。1914年，俄國參與奧匈帝國和德國之間的戰爭時期，他開始寫詩。在最初的愛國熱情之後，他對這個國家的情緒轉向了對沙皇政權大屠殺的憤怒。1917年3月，彼得格勒爆發革命，歡呼雀躍的人民將其稱之為「自由的黎明」。帕斯捷爾納克一家和他們的朋友們都相信，俄國不僅會贏得戰爭，還會加入西方的民主世界。不久後他們的夢被碾碎了，面前的世界滿目瘡痍：無政府混亂，暴力群毆，經濟大蕭條。1917年10月，列寧和托洛茨基建立了臨時政府。在帕斯捷爾納克眼中，俄國革命代表了一種自然力量，是人民精神力量的覺醒，俄國將從此跨入了嶄新的階段。當事情正逐漸發展為血腥的混亂時，他仍然堅持這麼想。1921年，他出版了一本情詩集，全書採用全新的語言和寫作方式，精彩絕倫。由於出現於革命同時期，這本詩集受到了來自當時俄國頂尖詩人的讚譽，其中包括安娜·阿赫瑪托娃、瑪琳娜·茨維塔耶娃、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以及馬雅可夫斯基。

當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們鞏固俄國新秩序的同時，他們開始摧毀帕斯捷爾納克一家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個人的創作自由，來自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文化源泉，以及公民團結與知識分子異見的機會。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們逮捕、暗殺或流放了數以千計的貴族、神職人員、中產階級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學者--正是出知識分子的那群人。知識分子被看成一個社會階級，以及危險的政治對抗力量。當時的社會充滿了恐怖氛圍，每個階層都在暴動，而俄國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蒙受了沉重的災難。彼得格勒損失尤為慘重。至1923年，俄國科學院近半數的成員死亡、移民或被政府驅逐出境。列寧政府在1921至1921年之間，擔心知識分子會衍生「反布爾什維克情緒」，驅逐了一大批大學教授、哲學家、經濟學家、作家、記者出境。剩下的則選擇移民，到國外繼續正常的生活和教育，其中就包括帕斯捷爾納克的姐姐約瑟芬--她去了柏林。1921年，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母親和妹妹都去了德國。1923年，帕斯捷爾納克和他們一起在柏林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然後回到了莫斯科。從此他再也沒見過他的父母。

儘管社會上在宣傳新經濟政策的解放，但抓捕異見知識分子的行動仍然在繼續。起初，脫離政治、活在自己的文化世界裡看似是可行的。同時，很多年輕的藝術家都對布爾什維克發起的文化項目感興趣。這些項目看似推進無產階級文化，並在舊俄國文化遺產和大眾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政府支持的「復興」計劃得到了很多工人的支持，他們接觸到了文化，並渴望用新文化形式表達自己--當然是在革命文化的框架下。帕斯捷爾納克和很多在前革命時期的大學接受過教育的年輕學者仍然信任革命。他們相信自己正在目睹「新世界的誕生」。在他們看來，移民，或說投入「舊世界」的安全懷抱就意味著文化之死。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對於自己與家庭的分道揚鑣感到痛苦，但他依然堅信，只有「新」俄國才能創作出嶄新的文化。對於新俄國的夢想，使得很多流亡在外的俄國知識分子回歸祖國，只為投身這嶄新世界。

不過，他們夢想的新世界並未到來，取而代之是蘇聯的崛起。1930年代早期，斯大林鞏固政權時，國家對文化自治和多元化的容忍徹底結束。斯大林政權採用極左的教育體系，要求重新塑造學術及科學經營。它利用作家和記者製造神話，掩蓋大恐慌、饑荒和奴隸經濟。最終，斯大林得以完全掌控文化出產物。官方要求蘇聯人民在文化、科學上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成為合格的「蘇聯知識分子」。政府允許這類人群優先獲得稀有資源，比如食物。1934年，國家成立「創作聯盟」，吸納作家、評論家、音樂家、藝術家、建築師、電影人和戲劇創造者。同時，科學家和學者被納入政府管轄的學院機構。文學--曾經作為知識分子的「人生的老師」--成為了斯大林藝術的重要支柱。斯大林讚美文學家，稱他們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蘇聯領導人讓文學家自己建造他們的文化藝術監獄。1934年蘇聯作家大會上，馬克西姆·高爾基被任命負責管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新文化教義。但在實踐過程中，這教義很快變成了斯大林個人喜好的投射。所有「蘇聯知識分子」都要服從斯大林對文化作品「永遠正確的判斷」。

權威機構開始刪除俄國文化中「反動」的部分。與此同時，他們揀選古典俄國文學巨匠如普希金、托爾斯泰和契訶夫，以及革命先鋒如馬雅可夫斯基，入駐斯大林文學聖殿。在斯大林的恐怖高壓下，整個國家迎來了普希金的百年忌日。每一個小鎮，每一個集體農場，甚至每一個小商鋪都必須要用講座、閱讀和表演來紀念這位俄國詩人。對普希金的狂熱崇拜為百萬人民定義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象徵。斯大林政府的章程頒布，所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屬於蘇聯知識分子，這是一個處於社會蛋糕中間模糊的「夾層」，處於號稱「翻身當家作主人」的工人階級和集體化農民之間。

斯大林將俄國革命和社會文化轉型的成果歸功於蘇聯知識分子，藉此吸引他們的支持。很多舊知識分子受到社會大波動的刺激，決定隨波逐流--即服務這個政權--有些會為秘密警察告密，還有些人甚至將斯大林視作歷史的化身。1930年代蘇聯的文化生活彷彿變成電梯的兩端，向下走的那一側站著已然幻滅、憤世嫉俗、心碎並辭職的那群人，而向上的那一端則是那些依然年輕、充滿抱負、樂觀並充滿理想的人們。

1930年代的大恐怖時期，使得那些原本欣喜參與革命、為布爾什維克政權服務的人們都感覺自己身處陷阱。數千知識分子因害怕逮捕和審訊，開始銷毀文檔，焚燒日記。現在可以認為，幾乎每種文化、教育、工程相關的職業中都擁有一份密密麻麻的告密單。那是一段知識分子相互攻擊、犧牲同事只求自保的階段。不論誰家裡有親戚是貴族、神職、商人或富農，都岌岌可危。1928年，列寧大學的學生德米特里因為與哲學圈過從甚密、熱愛俄國文化被捕。在索洛維茨群島上的特別勞改營--古拉格集中營度過兩年時光後，他得以回到列寧格勒，成為科學出版社的校對員--而這裡充滿了各種因為家庭成分不好而找不到好工作的人。1934年，他聽一個女人說她只在製作一份「貴族名單」，而自己就在這名單上。實際上，他並非有貴族背景。他提出可以自費幫忙把名單重打一份，救了自己一命。這個名單上的所有人後來都靜靜地消失了。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也為斯大林對俄國的變革而著迷。他也感覺，集體主義正迫切的要與舊知識分子「腐朽」的個人主義分道揚鑣。不過，他的智慧與信仰令他很快認清了斯大林主義的現實。他看到斯大林的集體化政策是如何摧毀了鄉村，農民需要討飯為生，無數的農民家庭被迫遷到西伯利亞。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權後，帕斯捷爾納克給在柏林的家人去信，將納粹和斯大林主義放在一起比較：「相繼出現的這兩種社會模式有共性：讓世界變得更糟。」

當斯大林造成的社會恐怖日趨擴大，帕斯捷爾納克近乎絕望，身處自殺邊緣。他被斯大林授予「蘇聯第一詩人」的稱號，本人卻為此感到驚駭。他被安置在專為「蘇聯作家與詩人」準備的住宅區。他從此停止寫詩，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浮士德》。1937年，他沒有參加普希金的百年忌日紀念活動。那一年，他的很多朋友消失了：被謀殺，或死在了勞動營里。當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們開始捕殺那些老布爾什維克時，蘇聯知識分子協會的成員必須要聯名上書，讚美這一舉措，並懇求將他們殺得一個不留。帕斯捷爾納克拒絕簽名，並說：「沒有人給我決定別人生死的權利。」他曾對朋友表示，他寧願死也不會簽名支持如此「卑鄙的行為」。作家協會的官員對帕斯捷爾納克的反抗表示震驚，然後偽造了他的簽名。

他開始重新投入東正教的信仰，這將他從自殺的念頭裡解脫出來。諷刺的是，大恐怖反而使他不那麼害怕被邊緣化了。他發覺，自己對俄國革命的迷戀，以及與蘇聯文學的結盟將自己帶入了人性價值崩潰的邊緣--藝術與道德的共同毀滅。他拒絕了極權的誘惑，不懼結果。他又重新開始寫詩，只是不再用「實驗性」的「革命風格」體。他的語言開始變得簡潔，易懂。作家亞歷山大·阿菲諾格諾夫曾在日記中寫到：「我會永遠記得我與帕斯捷爾納克的談話。他會直接和你進入那些巨大、有趣且真實的主題。他的心裡只有藝術。他愛人類，並為之痛苦，但他的痛苦裡沒有淚水。」

1941年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這不僅為多年來的國內恐怖再度蒙上陰影，同時也打擊了布爾什維克革命本身。戰爭奪走了大部分俄國僅存的文化精英的生命。1941至1942年間德國對列寧格勒的包圍，使得大批生長於前革命時期的人死於饑荒。為了取暖，人們燒掉圖書館。與此同時，戰爭燃起了知識分子的鬥志，給予了他們新的使命。科學家們開始致力於研發武器。政府也鼓動藝術家和作家們創作愛國口號，來激勵人民為國獻身。這段時間促使一批舊知識分子重新回歸公眾視線。他們意識到，在戰爭狀態下，他們並不對革命負責，而是對國家和人家負責。

當德軍接近莫斯科時，帕斯捷爾納克和其他很多詩人作家一起，撤退至俄國東部。當幾個月後他回到莫斯科，發現這座城市已經千瘡百孔。他的書籍和手稿，包括他父親的作品，都已消失不見。他因老朋友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的自殺而極度悲傷--那位偉大的俄國詩人剛從移民國家回到蘇聯。戰爭導致的災難和悲劇數不勝數。帕斯捷爾納克開始閱讀蘇聯新聞，他同情人民的愛國心情和不屈不撓。1943年，斯大林格勒一戰勝利後，他作為戰地記者來到前線。他記錄下了俄國被毀的城市景象和德軍的暴行，並進行了預言性的評論：「如果能夠改變政治局面，重建俄國城市和原來的幸福生活就好了。但是他們不會這樣做的，相反，他們會犧牲整個世界，來挽救當前的政治系統。」

他似乎對圍繞身邊來自於國家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的仇恨視而不見。其他作家詩人並不似他那般超然物外。伊利亞·愛倫堡，和帕斯捷爾納克一樣也是成長與猶太家庭，很早就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政黨。他支持革命，但夢想很快破滅，離開家鄉去了巴黎、布魯塞爾及其他歐洲城市，過著先鋒藝術家的生活。當法西斯力量崛起，他回到莫斯科，成為斯大林的非正式外交官，處理國際事務，運用他在歐洲的聯繫進行反法西斯的聯合工作。他將對納粹的仇恨化為文字，整個蘇聯軍隊都敬仰愛倫堡。他寫道：「殺那些德國人——那是你祖母的願望。殺那些德國人——那是你孩子的祈求。別讓他們過來。殺！」

在戰爭期間，人們期待著勝利後的美好生活，以及壓抑政權的結束。戰爭階段有一些悄然的變化，如共產國際的廢止、教堂的開放，這讓知識分子對未來有了樂觀的期望。他們希望恐怖氛圍可以消散，文化事物不必再圍繞政治中心進行。他們希望當局能夠讓他們寫想寫的書，拍自己的電影，上演自己的戲劇。1945年5月，蘇聯贏得了戰爭。不過，變革並沒有到來，斯大林代領國家進入了對西方勢力的冷戰，開始了新一輪恐怖時期。

冷戰斷送了知識分子的美好願望，他們開始重新把眼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在NEP（新經濟政策）時期，能夠出國或跟外國聯絡是一種優待，是只有政權擁護者們才可以擁有的權利。但那時，個人申請移民還是可行的。到了1930年代，國境則被完全封死了。如果誰想和國外的朋友聯絡，那是非常危險的。斯大林發動了一項運動，反對「在西方勢力面前卑躬屈膝」。他成立特殊「榮譽法庭」，為國際合作和在科學上的文化交流蒙上污名。所有形式上的文化交流都被禁止。俄國知識分子與世界的聯繫從此中斷了近二十年。一位牛津學者以賽亞·伯林曾於1946和1956年造訪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發現這兩地最優秀的學者對當代文化藝術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

1930年代，在政府機構工作的「蘇聯知識分子」們捲入了相互批評和自我審查的運動中。他們全部成為國家政策的「執行者」，其中也包括戰爭年代的文學英雄。愛倫堡由於自身的猶太背景而備受攻擊，但斯大林決定把他留給「文學法庭」。1946至1952年間，愛倫堡像十年前組織的反法西斯猶太委員會那樣，幫助蘇聯政府組織了「和平運動」。也許他是那個委員會成員中唯一一個逃離悲劇命運的人。和愛倫堡一樣，西蒙諾夫也是「文學法庭」的一員。1946年，斯大林將西蒙諾夫派去美國，然後推薦他寫一出關於美國暗中挑起對蘇冷戰的戲劇。西蒙諾夫還不得不主持一場對米哈伊爾·左琴科的公開羞辱。不久後，西蒙諾夫又被迫將攻擊矛頭指向猶太作家--其中很多都是他的朋友。

正是在這段時期，又經歷了從希望到絕望後，帕斯捷爾納克開始寫作小說《日瓦戈醫生》。在二戰中，他失去了父母--他們為了躲避納粹逃到倫敦，其後仍被殺害；他還失去了自己20歲的兒子。戰後第一年，他愛上了在雜誌社工作的奧爾加。他們相處兩年後，奧爾加被捕，並送去勞動營。經歷了這些事情後，他重新拾起了筆，只是他的筆下出現了新的主題：在暴力革命期間，俄國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百萬人哀悼，卻沒幾個人知道就在同一天，俄國作曲家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去世。這對俄國文化的未來是一個不祥之兆。在蘇聯知識分子當中，沒有創作自主權，更不用說脫離政權的獨立創作權利了。所有的作品和文化活動都要在國家和秘密警察的監控下進行。而作家和詩人似乎已經遺忘了如何去思考和自由地寫作。藝術家無法表達他們的真實感情，電影導演則被要求拍攝粗糙的宣傳片和低俗的鬧劇，知識分子獨立自由的夢想似乎只是無望的美夢而已。

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在戰後的文化沉默中發出了第一絲聲響。在《日瓦戈醫生》中，那位醫生--同時也是神秘的詩人和理想主義者--拯救人的性命，並試圖尋回生命與愛的意義。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在教育良好的環境中長大，並失去雙親，很多細節都與帕斯捷爾納克的生活經歷相似。尤里的生活環境崇尚古典俄國文化，對推翻沙皇統治充滿希望。尤里娶了冬妮亞，但經歷了一系列生活變故後，他遇到了他的真愛拉拉。尤里對政治不感興趣，也不想投身革命，但是革命將他捲入其中，影響到了他的家庭與愛情，為他造就了無數悲劇。命運只給了尤里與拉拉幾個星期的快樂時光，很快內戰就將兩人分開，不久後她就移民離開俄國，永遠從尤里的生活中消失了。尤里幾次身處死亡邊緣，命運又機緣巧合救了他。小說的結局發生在1920年代，那時的尤里疾病纏身，毫無名氣。他身處一輛擁擠的電車內，相信自己在車窗外看到了拉拉。他向她奔去，卻因心臟病發作猝死。《日瓦戈醫生》的最後幾頁，講的是尤里死後，他在戰爭和恐怖時期活下來的朋友遇見了尤里的孩子塔尼婭。塔尼婭作為孤兒在農村長大，遠離文化社會。她沒有機會繼承他父親的自由思想和創新精神。帕斯捷爾納克沒有將這個孩子的命運講述下去。她在書中的浮光掠影令讀者思考，是否俄國知識分子的文化遺存已經毀滅殆盡。

1956年，帕斯捷爾納克不顧蘇聯政府的脅迫及反對，將《日瓦戈醫生》的書稿送往了幾個外國出版社。在書出版之前，當局已經開始恐嚇他。他的愛人奧爾加，即拉拉的原型，剛剛從待了7年的勞動營歸來。為了讓帕斯捷爾納克不要冒險，她對他說：「這樣做，你不但搭上自己的性命，還會搭上我的。」但是帕斯捷爾納克依然堅持：「如果真相只能通過痛苦來得以揭露，那麼我願意受任何苦難。」

1957年11月23日，《日瓦戈醫生》在米蘭出版。這部小說一夜成名，被翻譯成多種語言。1958年10月，帕斯捷爾納克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在美國，《日瓦戈醫生》的譯本蟬聯「紐約時報圖書榜」銷量冠軍超過半年之久。在斯大林之後繼任的赫魯曉夫非常憤怒。蘇聯作家協會詆毀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認為它們破壞了俄國的文學傳統。赫魯曉夫和其同僚甚至不用讀這本小說，就把它定義為西方冷戰勢力的挑撥。他們裁定這本小說是「境外勢力的工具」，蘇聯作家集體聯名發表公開信，譴責帕斯捷爾納克的所作所為是「受境外勢力指使的文學毒草」。帕斯捷爾納克發覺自己身處極大的壓力之下，國內各界都在逼他懺悔，而與此同時，全世界數以千計的知識分子和公眾人士則都在表達對這位被圍困的作家的支持。1959年1月，他寫下了《諾貝爾獎》一詩，作為回應：

我做了什麼惡事？

難道我是兇犯和歹徒？

我讓全世界哭泣，

是因為我美麗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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