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坡民：毛澤東出兵援朝的艱難決策

（「國父毛澤東」不但解放了中國，還解放了北朝鮮。關於抗美援朝，沒有比這更精彩的文章了。作者紀坡民同志，既是學問精深的學者，又是紀登奎同志的公子，知道很多宮廷秘聞，比如毛主席派鄧小平去賓館接彭德懷之類故事。文章特別豐富飽滿。嚴重推薦。）

對抗美援朝，我沒有專門研究；不過，多年來我一直在關心和思考這段歷史。這些年來，關於朝鮮戰爭的書出得很多了，中國的，有軍科院的大部頭，有歷史專著，還有各種回憶錄，外國的，有美國寫的，有日本寫的，還有南韓寫的。我看過的，大約有一二十本吧。我感覺寫得比較好的有三本：一本，是徐焰的《第一次較量》；另一本，王樹增的《朝鮮戰爭》；還有一本，是美國人寫的，早些時候內部出版，其中有美國決策層的情況，史料很豐富，是權威史學著作。我就抗美援朝的幾個問題談點意見，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發。

對抗美援朝的簡要評介

朝鮮戰爭爆發，是1950年6月25日。前四個月，是北朝鮮在打，先是和南朝鮮打，美國很快參戰，又和美國打。前兩個多月，北朝鮮打得不錯，一直攻到釜山外圍，朝鮮全境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沒有解決了。9月15日，麥克阿瑟策劃的「仁川登陸」成功，形勢急轉直下，北朝鮮軍隊的後路被截斷，軍心大亂，在前後夾擊下，向北潰逃，轉勝為敗；美軍則大舉反攻，於10月7日越過三八線後，直指鴨綠江。-「仁川登陸」﹐這是麥克阿瑟在 朝鮮戰爭中的絕招，不過也是他唯一的絕招，隨後則是瞎指揮引起的一連串失誤，這是一本美國人寫的書里介紹的情況。若不是麥克阿瑟的瞎指揮，我軍在入朝之前，美軍大部隊本來可以進抵鴨綠江，重兵沿江列陣，如果那樣的話，對我軍來說，麻煩就大了，會變得很難應付。

中國參加朝鮮戰爭，正式宣布的時間，是1950月10月25日，也就是60年前的今天；實際上，志願軍10月19日就入朝了。到1953年7月雙方簽訂停戰協定，共兩年九個月。這一段時間，就是我們所說的「抗美援朝」。

中國參戰後的「抗美援朝」﹐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是「運動戰階段」﹐基本是我軍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打法，大步進退，運動殲敵，就是所謂「五次戰役」﹕第一次戰役，是遭遇戰，雙方不期而遇，我軍勝了，不過是小勝。期間有這麼一個驚險的故事，彭德懷過江後急於找金日成聯絡，竟然跑到快速推進的敵軍後方去了，就在一個礦洞里建立了聯合指揮機構，而身邊卻連警衛部隊都沒有，隨時都有被美軍俘虜的危險。我軍將領歷來有靠前指揮的傳統，不過作為志願軍最高統帥，彭德懷作戰風格的剽悍也實在太出格了點，這同呆在戰場千里之外的日本豪華總部發號施令、偶爾到前線「做秀」的麥克阿瑟相比，可謂天壤之別。這個序曲，或許一開始就預示了後來的戰局發展。

第二次戰役，是我軍的典型打法，駕輕就熟，又精心部署，佯為示弱後撤，卻大膽向前穿插，然後東西兩線大舉反攻；美軍驕狂冒進，突遭打擊，倉惶應戰，措手不及，狼狽後撤，西線的第八集團軍差點被包了餃子，東線的第十軍更是險些被全殲。彭德懷的胃口之大，讓麥克阿瑟大驚失色，從此頭腦亂了方寸，忽而驚惶失措，忽而虛驕狂妄，儘是瞎指揮。

不過，中國軍隊也確實領教了什麼是現代化的戰爭。美國軍隊的火力之強大和機動之迅速，加上絕對的制空權，使已經被我軍完全包圍的美軍，大部分又溜掉了，無法將之全部殲滅。

總的來說，此役我軍大勝，一仗下來，殲敵數萬，解放了平壤，推進到三八線。整個抗美援朝，這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仗。美方後來的戰史資料說，就在這一個星期里，中國確立了世界軍事強國的地位。

第三次戰役，我軍乘勝進攻，越過三八線，美軍驚魂未定，繼續潰逃，我軍解放了漢城，戰線推進至三七線，這是抗美援朝期間我軍向南推進的最遠處。不過從軍事上說，這一仗勝得有點勉強，殲敵也不多。我軍的戰役企圖，主要是政治性的：三八線，既然美軍打過來了，我軍就必須打過去。我方能夠取勝，還因為美國軍隊被我軍的突然打擊嚇壞了，一個勁兒往南潰逃。

第四次戰役前，我軍連續作戰，極度疲勞，後勤距離拉長，糧彈補給嚴重不足；而美軍摸住了我軍的弱點，糧彈均靠單兵攜帶，只能發動「星期攻勢」﹐加上美方的統帥，又換了個厲害的角色李奇微。第四次戰役發起後，我方進攻，小有斬獲；不久，李奇微強令美軍全力反攻；我軍火力太弱，力不能支，邊打邊退，漢城得而復失，到了三八線附近，戰線才穩定下來。

因此，這次戰役，我軍是先勝後敗。主要原因是，我軍連戰連勝，輕敵了，想把美軍一舉趕下海，想法不切合實際。此役的漢江保衛戰，打得相當慘烈，我軍十分艱苦，但非常頑強，梯次撤退組織得很有章法，美軍也實實在在地領教了中國軍隊強勁的戰鬥力。

前四次戰役，基本是連續打的。戰線穩定在三八線以後，我軍休整補充，又發動了第五次戰役。當時的情報顯示，美軍有重演「仁川登陸」的跡象，我方在朝鮮東西海岸的防禦部署尚未完成，因擔心後方供應線被切斷，戰役提前發動，想打亂美軍部署，所以準備不夠充分。戰役發動後，開始，我軍向前推進，然後，美軍大舉反攻，結果戰線又回到三八線穩定下來。此役，我軍先進後退，算是平局。其中，180師在撤退時被包圍，因指揮失誤，部隊潰散，多數被俘，是我軍抗美援朝中在一次戰役中最大的損失。

第五次戰役，我軍第一線兵力在數量上佔優勢，70萬對34萬，超過敵方一倍；但是，美軍的火力優勢過強，遠非我軍所可匹敵，所以未能獲勝。西方國家的輿論時常單憑主觀臆測，就渲染中國在朝鮮完全靠「人海戰術」﹐有些中國人也這樣認為。其實，只有第五次戰役，可以說是這樣。而前四次戰役，第一線兵力，我軍比敵軍的兵員還要少一些。實際上，我軍的戰鬥力，主要源於勇敢頑強的戰鬥意志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而不是單純依賴人多。而美軍的優勢，則是強大的火力和快速機動能力，還有我們未曾想到的強有力的後勤保障，至於其背後現代工業雄厚實力的支持，那時的中國可以說百不及一。

打仗要「知己知彼」﹐這個道理誰都知道，可朝鮮戰爭時，中美兩軍遇到的，卻是相互非常陌生的對手。應當承認，在了解和認識對手並轉變應對之計方面，美方比中方更早一些：美方是第三次戰役後，中方則是第五次戰役後。這並不是因為美方的統帥更優秀，而是隨軍記者對美軍敗績的狼狽情形大肆渲染，搞得國內輿論大嘩，統帥機關深受刺激，因此思維模式轉變比較迅速。這是美國軍隊或者說美國這個國家的特點。革命時代的中國，手中沒有多少物質手段，「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靠的完全是一股「精、氣、神」﹐這就要求「我們萬眾一心」﹐七嘴八舌的，怕擾亂軍心，因此不可能採取美國人那種辦法。不過，美國人這種在戰爭中實行「公開性」的做法，在越南戰爭期間吃了大虧，到後來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時，對戰場的新聞報導就有許多限制了。

第二個階段，從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是「陣地戰階段」﹐雙方已經開始停戰談判，不過，也是邊談邊打，談談打打，雙方在三八線附近，陣地防禦，反覆突擊，互有進退，戰線基本穩定，有兩年多一點時間。

在第一年，從1951年夏秋到1952年夏秋，美方居主動、處攻勢，依靠海陸空立體戰力，用強大火力猛烈進攻，還企圖用優勢空軍的「鉸殺戰」斬斷我軍後勤供應線。但是，我軍依託坑道、頑強抗擊，同時大力加強後勤保障，頂住了美軍的攻勢，上甘嶺之役，先是15軍，後是12軍，打得最為出色。

到第二年，從1952年夏秋到1953年7月停戰，我方武器裝備提高，後勤保障改善，完全適應了美方的打法，越打越主動，優勢轉向我方。在停戰之前一個月，發動了金城戰役並取勝。到朝鮮戰爭結束時，我軍略佔上風。

有趣的是，在這個「陣地戰階段」﹐我軍的打法，基本上是紅軍時代那個洋顧問李德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的打法-「陣地戰」加「短促突擊」。看來，「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打仗，沒有什麼固定之法，是最「實事求是」的事，一種情況下錯誤的打法，在另一種情況下，就成了正確的。我們的軍隊，傳統非常優秀，能夠根據戰場形勢迅速轉變作戰思想，靈活得很。

朝鮮戰爭，從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打了三年多一點，從三八線開始，基本在三八線結束，是個平局。但是，中國參加朝鮮戰爭，是從鴨綠江開始的，基本在三八線結束；因此，就抗美援朝而言，可以說中國是勝方。

停戰時的戰線，就是如今南北朝鮮的分界線，與戰前的三八線相比，略有出入：在東線，南方多佔了一塊，在西線，北方多佔了一塊；論面積，南方稍多一點，不過，南方在東線所佔的，都是貧瘠的山區，而北方在西線所佔的，是人口稠密、經濟富裕的平原地區。所以，戰爭的結局，北朝鮮在領土上不算吃虧。

抗美援朝時的中國，同美國在武器裝備方面的差距，和海灣戰爭時伊拉克同美國的對比，還要懸殊得多。我們不僅沒有海空軍、沒有機械化陸軍和現代通訊，而且因為沒有國防工業體系，連武器的「制式化」都沒有實現。徐焰的書中有這樣一個例子，相當典型：志願軍入朝前，因為武器都是繳獲來的「萬國牌」﹐槍支的口徑不一致，因此要在鴨綠江邊停一天，調換武器，一個師的三個團，把美式武器集中到一個團，日本的「三八大蓋」集中到一個團，國產的「漢陽造」集中到一個團，這樣到戰場上才便於供應彈藥。所以，中國在抗美援朝能夠獲得勝利，在世界戰爭史上完全是個奇蹟。

我看過美方的戰史資料對中國軍隊的評價：一，他們在朝鮮遇到的，「是世界第一流的軍隊」﹔二，「這是一支文明的軍隊」。就是說，新的中國軍隊，不僅英勇善戰、意志頑強、指揮高超，戰鬥力異常強勁；而且軍紀嚴明、秋毫無犯、善待俘虜，還是遵循國際有關公約的典範。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還採取了一種奇特的做法 -「輪戰」﹐讓解放軍各部隊輪流當一回志願軍。毛澤東的考慮，已經主要不是出於實際的軍事需要，部隊藉此更換裝備還是附帶的，主要是讓中國軍隊都在實戰中同美軍交交手、過過招，見識一下現代化戰爭，領教一番這個世界第一軍事強國，讓我們的軍隊取得第一手經驗，尤其是破除對美國人的迷信。

抗美援朝的後續影響之兩例

關於抗美援朝這場戰爭對世界格局、參戰各方的影響，尤其是對我們國家的利弊得失，如今人們七嘴八舌，說什麼的都有，應當說，後人完全可以也應當進行分析評價。不過，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也許應該有若干部學術專著來論述。在這裡，我只想談這麼兩件事：

有一件事，中國政府幹得很漂亮，就是對戰爭罪犯的教育改造。有國民黨的戰犯，也有日本戰犯，最有名的例子，是把一位當過漢奸傀儡皇帝的溥儀改造成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而不少日本戰犯刑滿歸國後，還成為中日友好人士。

不過，據徐焰的書中說，開始的時候，日本戰犯普遍態度惡劣、拒絕改造，而且相當傲慢、不服氣。在他們看來，中國雖然是二戰的戰勝國，但日本並不是被中國打敗的，而是敗在美國和蘇聯的手下。岡村寧次的回憶錄就說，直到戰爭結束，日軍在中國境內還是「百戰百勝之軍」。

日本人確實驕狂，不過近代的中國軍隊，也實在不像樣子。比如，日本曾兩次進攻旅順口要塞，第一次是1895年的中日戰爭，第二次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兩次都是日本勝利攻取；不過，俄軍防守那一次，戰況極其慘烈，日軍陣亡了數萬之多，而前一次中方守衛時，日軍攻克要塞，只陣亡了38人。那時的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真是不頂事，所以也難怪人家有那樣的印象。

日本戰犯態度開始轉變、逐漸認罪伏法、並有認真的反省，是在抗美援朝以後。不過開始時，他們還在觀望，在得知中國軍隊連續打了幾個勝仗之後，他們看到，當年打敗了大日本帝國的強大美軍，現在竟然被中國軍隊打得狼狽潰逃，態度才真正有了變化。這說明，教育改造固然重要，可如果你不能表現出力量，只靠講道理和道德感化，也難以奏效。

另一件，是朝鮮戰爭十幾年以後，在越南戰爭時的事。

抗美援朝前夕，1950年10月2日，周恩來接見印度大使潘尼迦，因為中國和英美沒有外交關係，托他通過英國給美國捎話：美軍不能過三八線，否則，中國要管。這句話很重要，如果稍作點解讀，它實際也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如果美軍不過三八線，而只是南朝鮮軍隊進至三八線以北，中國還可以不出兵。

大家知道，美軍9月15日「仁川登陸」以後不久，北朝鮮軍隊實際上已經瓦解，如果美軍呆在南方守護，讓南朝鮮軍隊無後顧之憂、全力打過三八線，北朝鮮的全部陷落，估計也只是多費點周章、多花點時間吧。這樣的結局，對中國顯然還是相當不利的，可美國人如果算盤打得精一點，就會知道他們的目標基本可以達到。自然，最倒霉的就是金日成了。可即便如此，倘若美國人態度稍為節制一點，中國仍然準備接受這樣的結局。周恩來是中國的總理兼外長，他捎的話，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承諾。這說明，中國當時確實不願意在朝鮮打仗。

懂點國際政治的人都知道，二戰以後，三八線附屬於「雅爾塔體制」﹐算是它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向美國傳達的信息，實際上也是告訴他們：雖然雅爾塔體制是美蘇搞的，並且損害了中國的權益，但只要美國方面還遵守它，中國當時並不想在世界上挑戰雅爾塔體制。可以說，中國這個態度相當克制，對美國也相當有利、很給面子，他們完全可以接受。可是，美國人太傲慢、也太粗心了，他們的眼裡哪裡看得起中國人，對潘尼迦捎的話，根本不當成一回事兒。於是，在南朝鮮軍隊於9月30日越過三八線之後，美國軍隊於10月7日悍然越過三八線。結果，就是後來發生的眾所周知的歷史。

十幾年以後的1964年，「北部灣事件」爆發，越南戰爭急劇升級，美國轟炸北越、並在南越大舉增兵。中國的態度，一方面，公開表示堅決「援越抗美」﹐另一方面，為避免戰火燒到中國來，也私下給美國捎信：美國空軍轟炸北越，不能越過中越邊境；美國陸軍在南越的軍事行動，不能越過17度線。

有了朝鮮戰爭的教訓，這一回美國人學乖了，再也不敢把中國人的話不當回事了，約翰遜總統還特別囑咐在越南的美國將軍們：「相信共產黨中國說的話」。在那之後，越南戰爭又打了十來年，把美國人搞得焦頭爛額，還能不一肚子惱火！可是，一直到美軍狼狽撤出越南，他們支持的南越政權也徹底垮台了，美國軍事當局對中國私下傳話告訴他們的底線，雖然很不情願，卻甘願「自縛手腳」﹐始終信守著：

美國空軍轟炸北越，從來沒有越過中越邊境，雖然中國對越南的大量軍事與經濟援助照樣進行，中國境內始終沒有落下美國飛機的炸彈；美國陸軍在南越的軍事行動，也相當「自律」﹐一直限制在17度線以南；儘管明明知道所謂「解放陣線」的後方基地就在北越，而且全力向南方滲透。

據說中國這個詞，英文的字義是「瓷器」。不知這是否讓西方人認為，中國的飲食器具，就都是些瓷玩意兒。不過，在朝鮮戰場上試了試以後，美國知道了，起碼中國人燒飯的鍋，也是鐵傢伙。

如今關於「抗美援朝」的若干議論

關於抗美援朝，如今議論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出兵援朝，是黨中央的「集體決策」﹖還是毛澤東的「個人決策」﹖有些人的觀點認為，抗美援朝，是毛澤東的個人決策，是他解放以後「違背民主集中制」﹑實行「獨裁專斷」的開端，因此「抗美援朝」的決策是錯誤的，並由此導致建國後的一系列錯誤。

抗美援朝是「個人決策」還是「集體決策」﹖讓我說，既可以說是「集體決策」﹐也可以說是「個人決策」。中國關於抗美援朝的最後決定，不僅是中央領導集體做出的，而且中國政府和各民主黨派，也都發表聲明贊成，因此，從程序上說，完全是「集體決策」。

當然，在決策過程中，有爭論，也有不同意見，如今有些人的回憶錄，提到關於這些不同意見的零星信息，引起人們的興趣，於是有了所謂「個人決策」的議論。不過，中央決策核心的三次最重要的會議，一次書記處會議，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記錄的檔案材料尚未開放。所以，關於最高決策的確切和詳盡的情況，我們現在還不得而知。

最後決策層的情況，從如今披露的信息來看，當年的大多數中央領導人，開始都不贊成出兵，明確贊成出兵的，只有兩個人，毛澤東和彭德懷。不過，我聽軍隊一位朋友說，彭德懷贊成出兵，還有點另外的緣由。

事情是這樣的：1950年初，毛澤東在蘇聯訪問，談判出現僵持局面，可他也沒閑著，又在操心國內的事。國際上關於西藏的動向- 英美等國在策動西藏獨立、西藏當局要派人去聯合國活動，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迅速做出決策，打電報給彭德懷，要求一野從西北儘快進軍西藏。可彭德懷回電，卻講了一大堆困難，氣候、道路、裝備、準備不足等，總之是不行。毛澤東擔心日久生變，遲疑拖延不得，遂打電報給劉伯承、鄧小平，要求二野從西南進軍西藏。劉、鄧一點價錢也沒有講，很痛快地答應了。隨後的事大家都知道，進軍西藏的，是二野的部隊，張國華的18軍。

那個時候不像現在，進軍西藏的交通條件，鐵路、公路、航空，什麼都沒有，確實非常困難。不過，對西藏地理形勢有點了解就會知道：歷史上的進藏路線，首選青藏線，也有人說是新藏線，這都在彭德懷一野的地盤；而西南的川藏線，地形是高山和深溝相間，歷來是最難走的。共產黨的將領，那時候個個都爭強好勝，同國民黨的將軍們遇到作戰首先就想著保存實力截然不同，劉、鄧的部隊勝利完成進藏任務，彭德懷自然臉上無光，而且會覺得，這一回他算是欠了主席一筆人情。遇到朝鮮戰爭，毛澤東要同彭德懷談話，讓人去賓館把彭德懷接到中南海，就專門派鄧小平去，大概也有點提醒他的意思。

現在，毛澤東要出兵援朝，總得有人挂帥，和美國人打仗，不可輕敵，自然要挑選他麾下最優秀的將領。可是，他的愛將林彪拒絕了，可能是怕砸了「常勝將軍」的招牌吧，身體也確實不好；另一位著名戰將粟裕，腦部戰傷發作，也病倒了。「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啊，正在為難之際，彭大將軍挺身而出，給毛主席解了圍，也算是還上了不久前他欠主席的那筆人情。

我聽來的這段緣由，準頭不準頭，大家姑枉聽之吧。

總之，抗美援朝，中國出兵，從程序上說，做到了「集體決策」。不過，從實質上講，應當說是毛澤東的「個人決策」。對這件事，我們可以這樣想：假如當時的黨中央，沒有毛澤東這個人，比如在解放戰爭期間城南庄那一次，他讓國民黨的飛機給炸死了，那樣的話，到了朝鮮戰爭的時候，中國出兵援朝的決策，很大的可能性，是做不出來。

關於抗美援朝，如今議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當年中國應該不應該出兵？抗美援朝已經過去60年了，如今又在爭論這樣的問題，這很有趣。因為，我想，當年中國出兵之前，在黨中央會議上討論的，就是這樣的問題。不同的是，如今的討論，只是「馬後炮」﹐大概有些人覺得，能當個「事後諸葛亮」﹐也是一件心理感覺很不錯的事情吧。當然，我不是說今天不應該討論這樣的問題。不過，雖然檔案尚未開放，可我想，當年中央開會時，不贊成出兵的理由，比如：中國戰亂百年，應當休養生息；中美雙方實力懸殊，打不勝怎麼辦；更嚴重的，如果戰爭擴大，把仗打到中國來，引火燒身，如何了局等等，當年的中央領導人，智力水平並不低，不會想不到這些情況。

至於有人說，抗美援朝影響了解放台灣，我想，在當年中央會議上，即使持不同意見的領導人，也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是因為：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後的6月27日，美國就宣布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這樣一來，憑我軍當年的裝備，就使解放台灣成為不可能了。實際上，此後不久，毛主席已經下達了撤銷解放台灣的命令。這些情況，在中央開會討論出兵援朝時，已經是兩三個月以前的事了，參加中央會議的領導人，如果連這都不知道，還坐在那裡開什麼會呢？

如今認為抗美援朝影響解放台灣的人，他們對朝鮮戰爭相關背景了解的信息，比當年的中央領導人晚了60年、還要加上兩三個月。用如今時髦的學術語言說，這叫「信息不對稱」- 這是人們如今討論經濟問題時常用的語言，不過，軍事戰略方面的決策，「信息不對稱」的情況要突出得多，這是常識。

關於抗美援朝，如今的爭論，真正比較重要的問題是，當年中國出兵援朝，事後權衡利弊得失，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我們都知道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因此，對中國出兵正確與否的評判，主要不是看它是「個人決策」還是「集體決策」﹑也不是糾纏毛澤東是否「違犯民主集中制」或者「凌駕黨中央之上」一類問題。因為，只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當然，「抗美援朝」的「實踐」﹐已經是50多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們今天討論中國出兵正確與否，實際上是對抗美援朝以後我們國家的歷史進行分析、研究和評判。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回顧往事，實事求是，資治通鑒，從歷史中吸取智慧，不僅應當，也是有益的。不過，這無疑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需要進行全面的分析，也許得有幾本學術專著才能說清楚。

對中國出兵的是非得失，有些評判很好玩兒。比如說：抗美援朝揚國威軍威，鞏固了中蘇友好同盟關係，這是正確的，而影響國內經濟建設，造成中美對抗，則是錯誤的，等等。這些人大概是學會計的，像會計科目的「收益」和「借貸」欄一樣，把各種是非得失拉了一個清單。當然，現代社會崇尚「民主」﹐當會計的人，也完全有權評論國家大事，包括朝鮮戰爭。

可這打仗的事，即使打了勝仗，也是「斃敵三千，自損八百」﹐你總不能說，「斃敵三千」是正確的，「自損八百」便是錯誤的。雙方傷亡多少自然應當比較，但比傷亡多少更重要的是勝敗，比如攻城，攻方一般傷亡較大，但攻下來了，就是勝利；而比傷亡比例和戰役勝負更重要的，是綜合權衡利弊得失，尤其是評估對國家長遠利益的影響，這才是評價決策正確與否的合理方法。

實際上，一個在朝鮮戰爭中不是當事者的一方，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這就是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眼看就要徹底完蛋了，蔣介石甚至已經私下派人到日本和南美去買房子，準備流亡海外當寓公了，不料卻意外得到了一個難得的喘息進而反省的機會。可貴的是，蔣介石抓住了這個機遇，痛定思痛，改弦更張，從此走上順利發展的道路。台灣後來的歷史，成為一個走向現代化的成功故事，這對中華民族來說，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有些肯定抗美援朝的人說：抗美援朝，國內經濟恢復沒有受影響。這其實也不符合實際，抗美援朝，軍費花了60多億，這筆錢如果用來投資建設，經濟發展的情況肯定要好得多，怎麼能說沒有影響呢？顯然，這些人的態度，是肯定抗美援朝的，可是，思想上卻有顧慮。在如今這個時代，「經濟建設為中心」﹐似乎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並且適用於一切時代的普遍真理，也成了判別歷史上所有是非曲直的標準。所以他們大概是顧慮，如果說抗美援朝影響了國內經濟建設，那不是違背了「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原則嗎？給人們的印象，就會是否定抗美援朝。

如今，在有些中國人的眼裡，這世上的真理，似乎就只有「市場經濟」和「富起來」﹐有了這麼兩條，中國就會繁榮強盛。真是幼稚得嚇死人。《李雪峰紀念文集》里有這麼一個故事：搞黨史的人採訪抗日戰爭時期擔任太行區黨委書記的李雪峰，這位老革命談到當年黨和政府在根據地的工作，自然也有怎麼抓經濟、財政和群眾生活方面的事。李雪峰講到這裡，採訪者覺得彷彿挖到了「金礦」似的，一臉驚訝地說：「唉喲！你們在那個時候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可是，大將風度的李雪峰，卻既不肯掠美、去爭那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風頭，也沒有因為鄧小平是他當年的老上級而去「保持政治一致」﹐他很溫和地說：「噢，不能那樣說。那個時候，中國在打仗，我們的黨和政府在根據地的工作，只能以戰爭為中心。」還有，關於抗美援朝敵我雙方「斃、傷、俘、失蹤」的數字，說我方比美方要少。我不相信這種說法。美軍有海空優勢，陸軍火力也強得多，我方的傷亡多一些，這是合理的，並不丟人。有些文章在「陣亡」﹑「傷亡」﹑「作戰減員」﹑「傷亡損失」這些辭彙上，用不同口徑，搞文字遊戲，這不科學，也不嚴肅。

我不懂多少軍事，不過我覺得，徐焰書中介紹的情況比較可信：我軍陣亡34萬。傷與亡的比例，一般為二到三比一。當然，戰場的情況千差萬別，打仗的事不會很準頭。而且，傷與亡的比例，也依戰地救護水平有所不同，這方面我軍遠不如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的傷亡比例，提高到6比1以上甚至達到8比1或10比所以，大概估計吧，我軍包括傷亡在內各種損失的總數，約在百萬左右。

根據我方公布的數字，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隊「斃、傷、俘」的總數，是一百零幾萬，而據美方和南朝鮮一方公布，他們「斃、傷、俘、失蹤」的總數，還要多一些，有130多萬。朝鮮戰爭，美軍陣亡五萬多人，若加上「傷、俘、失蹤」的數字，大約30多萬；其餘的，是南朝鮮和其他國家損失的數字。

據各種資料看，現在缺的是北朝鮮一方的傷亡總數。

俘虜的數字，中方俘獲美軍七千多，美方俘獲中方兩萬一；至於中方俘獲的南朝鮮軍隊，沒有公布過數字，大概把俘虜交給北朝鮮了。

不過，戰爭中的統計數字，不像和平時代的經濟統計數字，雙方「斃、傷、俘、失蹤」的數字，統計起來會有一些特殊的困難，不容易搞得很準確。

而且，我們知道，「抗美援朝」和「朝鮮戰爭」是有區別的：朝鮮戰爭的過程，前四個月，是北朝鮮在打；後來的兩年多，中國參戰後，以中方為主，和北朝鮮聯合作戰；而敵對的一方，是美軍為主的16國聯軍，還有南朝鮮軍隊。

因此，戰爭中雙方「斃、傷、俘」的數字，應該分開計算：朝鮮戰爭前四個月，中國尚未參戰，美軍和南朝鮮軍隊「斃、傷、俘」的數字，統計中方的戰績時不應當包括在內；而中國參戰後的戰績，中方和北朝鮮方，也應當各算各的。這樣，才能使我們今天對當年那場戰爭的輪廓，有個清楚的了解。

我想，我們如今談抗美援朝，是在研究歷史，而不是像當年搞戰前動員一樣，主要考慮鼓舞士氣。作為研究歷史的觀念和方法，要尊重事實、講究科學。「與時俱進」和「求真務實」這些話，不能只掛在嘴上。

況且，抗美援朝的歷史，涉及參戰的各方，後來也不只是我們一家在研究。當年我們在戰場上的仗打得那麼漂亮，現在只是研究這段歷史，如果講得太不靠譜兒，會讓人家笑話的。

有一個歷史上的故事，值得我們記取。1947年解放戰爭西北戰場的「三戰三捷」﹐是大家很熟悉的，記得是羊馬河戰役吧，全殲敵軍一個旅，旅長麥宗禹被俘，在關押時收聽新華廣播電台，我軍公布的戰報稱：此役，國民黨軍隊三千多人，除一百多人逃跑，其餘被殲滅。麥宗禹聽了以後感慨萬分：三千人，只逃掉一百多，還不說成「全殲」﹗共產黨辦事如此認真、說話如此誠實，怎麼能不勝利呢？同國民黨虛報戰功的惡劣風氣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這個例子，是我黨我軍優良傳統的典範，我們應當珍惜和繼承。

朝鮮戰爭的起因：「三國同謀論」可以休矣！

回頭審視朝鮮戰爭，這場戰爭的起因，首先和直接的就是那條該死的三八線。不過，這就要從二戰後的雅爾塔體制說起。

二戰期間，朝鮮並不是獨立的參戰國，還是日本的殖民地。因而，在盟國的「巨頭」們開會時，並不是關注的重點，只是附帶地提到。其要點是：打敗日本後，朝鮮應當獨立；可是又規定，先由盟國的「美、蘇、中、英共同託管」。這就給後來的糾紛埋下了禍根。

這種做法背後的思想，仍然是「殖民帝國」優越感心理在作怪，既然朝鮮獨立，民族自決嘛，就應當讓人家自己去搞。當然，建立個政府，也不是容易的事，不過，無非是亂上一陣子，或許就會有點頭緒。大國的巨頭們，不相信這些民族能解決好自己的事情，還像一戰以後那樣，要搞什麼「託管」。可是，由大國越俎代庖、對人家搞什麼「託管」﹐效果難道就會好？

實際上，所謂「共同託管」﹐那時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正在忙著打內戰，連佔領日本這種相當風光的事都派不出兵，哪還有心思去管什麼「託管朝鮮」的事？英國在二戰中元氣大傷，也沒有力量再管東方的事，所以頗有自知之明地主動放棄了。因此，所謂盟國「託管」朝鮮，實際只是美蘇兩家的事。

而美蘇兩家也是心不在此。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最傷腦筋的，是美軍在對日戰爭中傷亡太大，請求蘇聯出兵幫忙，而斯大林最關注的，則是乘機收回老沙皇在日俄戰爭時失去的在中國東北的權益。不知道羅斯福是否明白，他的請求對斯大林來說，卻是正中下懷、求之不得的事。斯大林落個順水人情，還乘機獲得重大利益，羅斯福則是「慷他人之慨」﹐拿中國的權益做交易。美蘇雙方一拍即合，交易得以達成，這就是著名的《雅爾塔協定》，其主要內容有三項，都是關於中國的：旅順口、中長鐵路和外蒙古。美國人大概也覺得，這「出賣中國盟友」的事，實在辦得太缺德，還煞費苦心地對中國保密了幾個月。美蘇在二戰時對「中國盟友」做的事，可以作為「弱國無外交」的典型解讀。

至於小小的朝鮮，美蘇兩家在雅爾塔的「三巨頭」會議上，並沒有進行多少具體討論，這大概與羅斯福的身體狀況有關- 他的病情已經很重了。所以，朝鮮的三八線，也並不是雅爾塔體制正式規定的事項。

戰爭期間，戰場形勢是決定因素，而對小國來說，往往就決定了今後的命運。實際上，所謂三八線，是美國人相當倉促草率的一項決定。蘇聯對日宣戰後，蘇軍得地利之便，迅速進軍朝鮮，眼看就要席捲朝鮮全境，而美軍還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沖繩呢。美國不甘心朝鮮由蘇聯獨佔，就提出美蘇要為在朝日軍受降劃分一條分界線。時間十分緊迫，要求半小時拿出方案，可情急之下，竟然連一張朝鮮行政區劃的地圖也找不到，於是就由美軍總部的一位參謀大致那麼一瞄，根據緯度線用筆一划，就決定了後來的三八線。而對美國人劃的這條三八線，斯大林竟然同意了，這有點意外，卻也在情理之中，他知道美國的綜合實力，而且那時美蘇的關係還不錯。

後來，由於冷戰爆發，「共同託管」搞不成了，美蘇各自控制一方，把朝鮮分裂了；於是，三八線也就成了南北朝鮮兩個國家的邊境線。可是，這是一條什麼樣的邊境線呢？《朝鮮戰爭》一書的作者王樹增作過考證：

這條「三八線」﹐從不同角度分割了數座高高的山脈，截斷了12條河流、三百多條鄉間道路、八條等級公路，還有六條鐵路。

這樣的「國界」﹐完全沒有考慮「分水嶺」和「河道中心線」這些自然地理因素，也沒有顧及原有的行政區劃。想像一下這條三八線的情形吧：農民到地里幹活，偶爾打個山雞野兔，小孩子淘氣亂跑，牛羊吃草，雞飛狗跳，甚至鴨子到河裡捕食小魚小蝦，一不留神，就會侵犯另一方的「領土主權」﹗這種情形，再加上兩個政權處於敵對狀態，如果不發生邊境衝突，那才是怪事呢。如果打開非洲地圖，我們會發現許多這樣的國境線；當年殖民帝國留下的這些遺產，至今還是非洲不少國家戰亂頻仍、衝突不斷的禍根。

所以，自從有了這條該死的三八線，南北雙方大大小小的邊境衝突，就一天也沒有停止過。而且，分裂為南北兩個國家的朝鮮民族，都聲稱要用武力實行統一，南朝鮮的李承晚咋唬得格外厲害，北朝鮮的金日成不甘示弱、也在埋頭準備，這更使南北雙方的武裝衝突愈演愈烈。可是，這能怪朝鮮民族的南北兩方嗎？

不過，不管朝鮮民族實現統一的願望多麼強烈，就當時的現實情勢而言，南北兩方的政權甫立，百廢待興，經濟凋敝，工業落後，軍事力量也相當薄弱。因此無論那一方，要發動大規模戰爭、實現武力統一，都是不大現實的。朝鮮半島如果發生大的戰爭，背後一定會有外部力量的介入。

我國對外開放以後，關於朝鮮戰爭的信息，比過去多得多了，尤其是蘇聯解體、檔案開禁後，我們也搞回來一批，國際方面的情況，如今已經很清楚了：

年6月25日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是北朝鮮。對這一點，以前我們不便說，主要是為了在外交上照顧北朝鮮的立場。看來，這盟友之間的事情，也麻煩得很呢。這裡或許用得上薩特講哲學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獄」。

真實的歷史情況，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兩人背著中國秘密策劃的，直到開戰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飯了，才告訴毛澤東。在朝鮮方面，金日成要實現民族統一，即便使用武力，那是人家的內政，別人也不好說什麼。不過，如果沒有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北朝鮮光靠自己的力量，金日成即使想打，也沒有那個能力。所以，朝鮮戰爭的決策，主導方是蘇聯，是斯大林的決定。

至於中國，不僅沒有參加合謀，而且毛澤東很不希望發生這場戰爭。那時候，我們的國家不僅歷經百年戰亂、需要休養生息，而且，中國自己的內戰還沒有打完呢，如果說打仗，毛澤東關心的是解放台灣。對蘇朝兩方背後合謀的事，毛澤東實際上早有覺察，不過他的想法是：先解決台灣，立足於自己，當然也希望得到蘇方援助，因為渡海作戰要先取得制空權和制海權，但中國那時基本沒有海空軍；待台灣問題解決以後，如果蘇朝方還堅持要在朝鮮打的話，待中方騰出手來，作為對蘇方支援解放台灣的回報，也可以對朝鮮提供援助。

可是，這只是毛澤東的一廂情願，實際上卻行不通。因為決策的主導權，掌握在斯大林手裡，他一手托兩家，軍事援助給誰，取決於他的決定。而斯大林的決定是，對幫助中國解放台灣，虛與委蛇，含糊應付，對北朝鮮發動統一戰爭，卻全力以赴、密鑼緊鼓地進行軍事援助。

可以說，這同毛澤東的願望截然相反。但是，這場朝鮮戰爭，斯大林處於主導地位，二戰結束後，蘇聯有得是多餘的武器彈藥，他要讓這些剩餘物資「發揮餘熱」﹐來為蘇聯的戰略目的服務。金日成有蘇聯援助在手，自然「牛」得很，當面對毛澤東說，進攻南方的事，他不需要中國方面的幫助。武器裝備是蘇聯的，斯大林要給金日成；北朝鮮是當事者，金日成堅決要打。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能有什麼辦法？最後被迫同意，也只是表了個態。

新中國政權甫立，共產黨剛執政不久，就碰上這麼一樁意料之外的事，而且是關於戰爭。這國家之間的事，真是冷酷無情，「盟友」之間，照樣是人心險惡。斯大林毫無信義，而且居心叵測，中蘇之間剛簽訂了《友好互助同盟條約》，還是「盟友」呢，可條約的墨跡未乾，他就和金日成背著毛澤東，合謀策划了一場戰爭，這不是把中國這個「盟友」給出賣了嗎？《劍橋中國史》說，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對中國的一個陰謀。我同意這種看法。

很長時間裡，美國方面和西方世界一直認為，這場朝鮮戰爭，是蘇聯和中國合謀策劃的，當然還有北朝鮮，稱之為「三國同謀論」。在那個時候，這是美國決策層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依據，他們那時的看法是：

第一，這是蘇聯夥同中國在全世界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第二，毛澤東對斯大林唯命是從，中共政權只是蘇聯的傀儡。

冷戰時代，兩大陣營嚴峻對峙，雙方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甚至文化、學術方面的交流基本斷絕，更不會把自己一方決策內幕的信息告訴對方，蘇聯一方尤其如此。因而，對中蘇朝一方的真相，美國和西方大概當時也確實不知情。所以，在很長時間裡，美國和西方世界可能真的相信這個所謂「三國同謀論」﹔當然，這種「三國同謀論」﹐也符合西方在冷戰時期的政治需要。

我們得承認，美國和西方的公共傳媒所造成的輿論效果，同我們一方的做法相比，影響和威力要大得多。這也不奇怪，人家的搞法，即使同一個國家，也是七嘴八舌的，而我們卻總是只有一種聲音。就是說，人家彷彿長著七八張嘴，我們卻只長了一張嘴，自然占不了上風。即使我方講得有道理，對大眾來說，也是七嘴八舌中多了一種聲音，很容易在「比較和鑒別」中被淹沒。

所以，受西方傳媒的影響，世界上很多人在很長時間裡，大概也都相信這種「三國同謀論」﹕中共政權是蘇聯的傀儡，朝鮮戰爭主要是中蘇合謀。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外部信息洶湧而來，西方傳媒造成的強大心理影響，也傳播到中國，有一些中國人也難免受影響，對中國過去的宣感測到疑惑，覺得西方講的情況也許符合事實。

但是，「事實畢竟是最頑強的東西」﹐西方傳媒造輿論的本領和產生的心理影響再大，也改變不了歷史事實。朝鮮戰爭的歷史真相，不是中蘇合謀，而是蘇朝合謀，對國內一般大眾來說，信息首先來自1990年代中期《百年潮》雜誌披露的前蘇聯的檔案材料。不過在1980年代以前，西方有些嚴肅的歷史學者經過認真的研究，已經掌握了朝鮮戰爭的歷史真相。《劍橋中國史》的文章判斷，朝鮮戰爭是斯大林對中國的陰謀，就是在蘇聯檔案開禁之前。

西方有些學者的頭腦、能力和品格，確實令人欽佩。比如英國的馬克斯韋爾，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後，西方傳媒幾乎一邊倒地認為中國侵略印度，可是，馬克斯韋爾的《印度對華戰爭》一書卻獨持異議。令人驚奇的是，中印邊境戰爭期間，馬克斯韋爾始終沒有到過中國，並沒有聽「中共的宣傳」﹐而是一直呆在印度的新德里，他讀到的只是印度報刊的一面之辭。他持異議的結論，主要依靠頭腦分析，像毛主席當年對國民黨的報紙一樣，「透著看」。但幾十年以後，世界上嚴肅的歷史學者普遍認為，馬克斯韋爾的《印度對華戰爭》，才符合中印邊界戰爭的歷史事實。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的基本輪廓，如今已經完全清楚了。不過，我們不得不佩服西方傳媒造輿論的本領，其產生的心理影響，遠不是那麼容易澄清的。近日我在網上看到一些中國人寫的文章，仍然非常堅定地相信所謂「三國同謀論」﹐他們一口咬定，朝鮮戰爭是毛澤東和斯大林合謀策劃的。

對嚴肅的讀者來說，胡亂演繹的觀點，這裡就不去說它了，有一件事實，卻被這些人揪住不放，就是毛澤東同意金日成的要求，將解放軍幾萬朝鮮籍官兵送回北朝鮮。這些久經戰陣、富有實戰經驗的解放軍官兵，實際上成為北朝鮮軍隊的核心，在後來的朝鮮戰爭中是主力部隊。他們說，這不就是中國參與「三國同謀」﹑策劃朝鮮戰爭的證據嗎？

我們在這裡，先不去計較有些人「逢毛必反」的「凡是」態度了。歷史事實，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都應當尊重，並嚴肅對待。這裡向大家介紹一篇史學論文〈中蘇關係與朝鮮戰爭的起源〉，這篇文章根據嚴謹的史料考證，目前是關於「解放軍朝鮮籍官兵送回北朝鮮」一事的權威論述，闡釋相當有說服力。〈中蘇關係與朝鮮戰爭的起源〉一文，已收入中央黨史出版社的文集《中蘇歷史懸案的終結》。

此文作者金東吉，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副教授。應當提到的是，他是一個南朝鮮人。大家知道，朝鮮戰爭的時候，他的國家屬於同我們敵對的陣營。這或許可以證明前面那句話的真理性：「事實畢竟是最頑強的東西。」為了方便讀者，使大家對此事有個大概的了解，我將此文有關要點簡單介紹如下：

年5月，新中國還未建國，黨中央剛遷到北京，北朝鮮領導人金一就來到北京訪問，毛澤東對客人說：「如果美國人走了，日本人也沒有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勸朝鮮同志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不過毛澤東也說，他很關心朝鮮如何防禦南韓的進攻。

年10月21日，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朝鮮人民軍不應當發動進攻」。斯大林10月26日回電，表示同意。

年12日16日，毛澤東訪蘇，在當天的會談中，一開始就提出：「現在，最重要的是保障和平。」他針對的就是朝鮮南北雙方嚴重敵對的形勢。

年1月，毛澤東還在蘇聯訪問期間，美國的杜魯門和艾奇遜表態「棄台」﹑「棄韓」﹐斯大林迅速改變對朝鮮的基本政策，支持北朝鮮武力統一。隨後，朝蘇雙方開始秘密對話。而這些，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沒有告訴毛澤東。

年5月13日，金日成訪蘇回國後，隨即秘密飛抵北京，向毛澤東通報：關於「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朝蘇雙方已經達成一致。一開始毛澤東不相信此事，還向斯大林發電報，核對與交涉此事。

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時，毛澤東是從法國通訊社的報導得知的。發動朝鮮戰爭前，金日成和斯大林都沒有向中國方面通報。

關於「解放軍朝鮮籍官兵送返北朝鮮」一事，起因是：朝鮮南北分治後，雙方衝突不斷、愈演愈烈，各方擔心的，是南方入侵；朝方正式向中國提出此項要求，是1949年5月金一訪問北京時。毛澤東同意朝方的要求，是幫助北朝鮮防禦，而不是支持金日成發動進攻。

這些朝鮮籍官兵，都是四野的部隊，共3.5萬人，中朝雙方約定，這些朝鮮籍官兵，將分為兩批，先後送回北朝鮮。

第一批，1949年7月，在東北駐防的兩個朝鮮籍師，共兩萬餘人，送回朝鮮。我們知道，這時候，朝蘇雙方還沒有對「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做決定。

第二批，1950年4月，一個多師，共1.4萬多人送回朝鮮。因為這些官兵在南方執行作戰任務，待廣西戰役結束，集中、休整、合編，稍後才走。此時，雖然朝蘇雙方已經決定「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但送這批朝鮮籍官兵回去，並不表明中國為支持金日成對南朝鮮發動進攻而增兵，只是履行中朝雙方早在1949年5月達成的約定。

金東吉的研究，比我們自己搞得還清楚，他有兩句結論性的意見：「總之，毛澤東不僅在訪問莫斯科時沒有同意朝鮮進攻南韓，而且直到1950年5月初，仍對這個問題持反對態度。」至此，「三國同謀論」可以休矣。

斯大林策劃朝鮮戰爭的決策動因初探

作為分析問題的邏輯，我們要弄清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動因，就要先弄清朝鮮戰爭是怎麼打起來的，為此，就要弄清斯大林策劃朝鮮戰爭的決策動因。

關於斯大林支援金日成發動統一戰爭，有些中國學者是這樣解釋的：抗日戰爭勝利後，斯大林反對中國打內戰，不支持中共的革命主張，到「三大戰役」後，還不贊成解放軍渡過長江。中國革命勝利後，斯大林認識到他當年不支持中國革命的錯誤，吸取了經驗教訓。所以，在朝鮮問題上，他支援金日成發動統一戰爭，是為了不再犯過去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

這種意見，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這樣講過。不過，如果斯大林對中國人這樣解釋，聽起來倒是蠻合乎邏輯的，尤其是要堵住中國人的嘴，還頗有點說服力呢。不過，我們應當注意到，這種解釋的前提是：全世界的共產黨是一家人，爭取革命勝利，大家的目的是一樣的，過去認識上和實踐中的錯誤，只要坐在一起好好談談，認真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就能實現思想和行動的統一，世界各國革命以及革命勝利之後的事，今後就好辦了。

可是，我們也應當知道，斯大林這個世界革命的導師，更是蘇聯這個國家的領袖，而世界革命包括中國革命的利益，同蘇聯的國家利益，並不總是一致的。至於斯大林辛勤忙碌的工作，也不光是和各國共產黨一起商量怎麼爭取革命勝利，他興趣更大的，也許是在「三巨頭」會議上縱橫捭闔，在二戰前，他甚至和納粹德國的希特勒作交易，在中國正在進行抗日戰爭時，也曾和日本簽訂「中立條約」﹐為此斯大林還親自到火車站迎送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這是最高的「外交禮儀」了，連後來毛澤東訪蘇時也無緣有此榮幸。不過，作為蘇聯的國家領袖，斯大林關心自己國家的利益和安全，這是他的職責所在，別人也不好責備什麼。

實際上，對支援世界革命，斯大林已經不像當年的列寧那樣熱情與虔誠，當世界革命的利益和蘇聯國家的利益兩者不一致時，他優先考慮的是蘇聯的國家利益。這其實是個老問題了，列寧逝世後不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中，在確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路線之後，這就成了一個讓各國共產黨深感困惑與煩惱的問題。

蘇聯在處理對外事務時，採取一種「雙軌制」﹐並設立兩套機構：一套是常規的外交部，另一套就是共產國際，而這兩套機構，又都是斯大林一個人領導的。因此，共產國際的所謂「路線」﹐首先要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而所謂「共產國際」﹐基本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中共的「國際派」﹐很長時間看不透這一點，讓中國革命吃了大虧，這是更深一層的原因。

中共領導革命取得勝利後，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同革命時代的情況就更不一樣了，中國和蘇聯兩個國家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僅會有不同，而且會有競爭，有時甚至會是對立的。把不同的國家利益，簡單地歸結為一個認識論的問題，認為只要坐在一起，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就行了。我想，在這些問題上，如此書生氣十足、頭腦天真或者說糊塗的，絕對不會是斯大林。

那麼，斯大林策劃朝鮮戰爭這個陰謀，他的想法是什麼呢？為了弄清這個問題，已經有人查閱了蘇聯當年的歷史檔案，查證斯大林的電報、文件、談話等。應當說，研究歷史，首重史料，這很必要，也很重要。

不過，我們也應該知道，執掌大權的政治領袖，主要是實踐者，是做事的，而不是著書立說、或者賣嘴皮子的，他們有些想法，甚至是重要的決策，有時也許是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

朝鮮戰爭的決策，已經是60年前的事了。因此，如果我們從朝鮮戰爭前後事態發展的軌跡中，來研究斯大林當年的思路，弄清他的戰略思想和決策動因，不僅是可取的，也許還更可靠些。

朝鮮戰爭的大背景，自然是冷戰。二戰結束不久，美蘇就由戰時盟友反目成仇了。冷戰的形成，自然也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美蘇都有責任。不過，「干涉希臘內戰」﹑「富爾頓講演」﹑「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這一系列事件，美方似乎更主動一些。

美國頻頻得手，蘇聯自然不甘示弱。可是，「柏林危機」一出手，斯大林對杜魯門的決心估計不足，而且美國的實力之雄厚，竟然連煤炭也可以用飛機空運西柏林，也實在令人驚愕。雙方僵持了一年，以蘇方退讓告終。這件事，無疑讓斯大林很是灰頭土臉。

看來，和美國人在歐洲硬幹，蘇聯力有不逮。於是，斯大林又開始打主意：「西方不亮東方亮」﹐也許在東方做點文章，能夠在冷戰中扳回一局；同時，「禍水東引」﹐對蘇聯以及「華約」國家的小兄弟，顯然更為有利。

這應當是斯大林朝鮮戰爭決策的一個原因。

中國革命的勝利，使東西方陣營的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新中國的建立，使「社會主義陣營」在歐亞大陸連成一大片，蘇聯當年獨自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險惡處境，從根本上改變了，日子好過得多了。不過，此前不久發生的南斯拉夫叛離「共產黨情報局」的事，又引起斯大林深深的憂慮：中國會不會走南斯拉夫的路？毛澤東會不會成為又一個鐵托？

說起來，發生南斯拉夫叛離的事，主要責任在斯大林，二戰打敗了法西斯，他太驕傲了，很不謹慎了，比如在同南斯拉夫的傑拉斯會談時，斯大林態度的驕狂、蠻橫與霸道，也實在過了頭；當傑拉斯向他反映，蘇軍進駐南斯拉夫後軍紀太壞、數千婦女被強姦，斯大林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有，反而把傑拉斯訓了一頓。結果，觸犯了南斯拉夫的民族尊嚴，引起鐵托的強烈反彈。

當然，作為一個老練的政治家，斯大林也知道，鐵托之所以敢於同他公然叫板，是因為他的背後，有一支在長期革命尤其是殘酷戰爭中建立起來的隊伍，主要是軍隊，還有一個堅強的意志獨立的領導團隊。這些條件，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也有一些，後來的歷史證明，東歐國家同蘇聯鬧彆扭的，就是霍查和齊奧塞斯庫。而這些條件，毛澤東完全具備，而且更加出色，經過十年內戰、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尤其是延安整風，中共早已不是當年乖乖地聽命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揮棒的那個黨了。顯然，斯大林的擔憂，不無多餘。

有了南斯拉夫的教訓，斯大林也知道應該謹慎了，他恢復了慣有的老練與精明，對中共的領袖，他要仔細地考察、權衡和打量一番：中國是否會走南斯拉夫的路？尤其是，中共領袖是不是又一個鐵托？

分析或者說揣測斯大林的想法，無疑是個很沒有把握的事，這裡我們舉個例子，雖然只是中蘇交往中的花絮，也可以對事情了解個大致的端倪。

年7月，劉少奇訪蘇，成果頗豐，相當成功，氣氛也非常友好。斯大林高興了，在宴會上祝酒時，要為世界革命中心將來轉移到中國乾杯。可是，劉少奇拒不舉杯，推辭再三，甚至搞得有點尷尬了，最後也沒有干這杯酒。儘管有點影響氣氛，可這也讓斯大林感到放心：這個人當鐵托？看來不大像。

應當說，劉少奇當年的做法並沒有錯，我們現在也不能說，劉少奇當時就應當喝那杯酒。不過，當斯大林談到他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與責任時，劉少奇連連表示沒有這個事，應對也太遷就，客氣得過分了。當然，也是劉少奇這次赴蘇，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毛澤東沒有向他授權。可反過來說呢，斯大林專門在中國急切地有求於他、地位最為虛弱的時候，三兩句話就想了結這筆歷史舊賬，其精明老練，時機挑得再好不過了，絕對是高手。

而1949年底毛澤東訪蘇，一見面就向斯大林抱怨：他這個人，長期受打擊，有話無處說。有人評論，毛澤東外交應對不得體。情況也許是這樣，這方面的本領，他不如周恩來。不過，領袖之間的應對，是戰略家的意志較量，毛澤東見面第一句話，其言外之意，就是要追究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和責任！斯大林不愧國際政壇的老手，一句「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就把話題轉移了。斯大林的應對可謂機敏得體，可心下也不免一驚：全世界的共產黨領袖，有誰可曾一上來就敢對他這樣講話？這個毛澤東，簡直活脫脫的一個鐵托第二！在以後的中蘇談判中，毛澤東本錢有限，卻屢屢公然叫板，使會談幾度形成僵局。當然，對中蘇雙方而言，當時都不可能讓談判破裂；可當初答應過劉少奇的有些事，而且是大事，也變卦了。

毛澤東和斯大林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會談，雖然公開的宣傳是「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誼」﹐但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毛澤東後來以他特有的幽默說：從蘇聯談判回來那半年，「全世界都在罵我，說我是鐵托；只有台灣的蔣委員長，還給我說句好話。」- 毫無疑問，最不願意也最害怕毛澤東當鐵托的，就是這位蔣委員長了；蔣介石在大陸敗給了毛澤東，不過我們得承認，這傢伙相當精明，沒有人比他更深切地知道：毛澤東要是成了鐵托，來個「腳踏兩隻船」﹐在西方陣營也踏進一隻腳，他蔣介石的兩隻腳可往哪裡去找立足之地呢？

對毛澤東一旦成為鐵托第二，蘇聯將要面臨的不利局面，斯大林自然心知肚明，而且不會無動於衷。可是在斯大林的眼裡看來，這個毛澤東，血氣方剛、精明強悍、很有主見，是個軟硬不吃的傢伙；對這個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臨之以威、誘之以小利，恐怕都不頂用。斯大林在盤算，今後怎麼對付這個桀驁不馴的毛澤東呢？看來，必須想個根本的辦法，讓他毛澤東想當鐵托也當不成！要經過一番運籌，設法造成一個局面，一個世界範圍的大格局，把中國這隻已經醒來的「東方睡獅」﹐徹底關在斯大林設計和鑄就的鐵籠子里。

就在這時，1950年1月，老謀深算的斯大林，做出了朝鮮戰爭的決策。

在1950年初之前，蘇聯對朝鮮的政策，並不支持金日成武力統一，也沒有大規模武裝北朝鮮的計劃，對日本在朝鮮留下的工業設備，也像在中國的東北一樣，能搬走的盡量搬走，然後，蘇聯在朝鮮的軍隊也撤走了。而且還說了，亞洲革命的事務，按照「國際分工」﹐以後由中國負責。

可在1950年1月之後，蘇聯對朝鮮的政策改變了。在軍事方面，轉而大力支持金日成武力統一朝鮮，為此，對北朝鮮進行大規模軍事援助，派遣軍事顧問，幫助訓練軍隊，參加制訂作戰計劃等，尤其援助飛機、坦克、重炮這些進攻性武器，使朝鮮北南雙方的軍事力量對比急劇傾斜，優勢轉向北朝鮮一方。

斯大林決定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統一戰爭，當然希望北朝鮮能夠打勝，實現朝鮮統一；不過，作為久歷戰爭風雲、見過大世面的軍事統帥，斯大林也不會一廂情願地只想著勝利，而根本不考慮失敗的可能性。當然，為了鼓舞土氣吧，對失敗的可能性以及後果，他可能沒有公開說過，但是，並不等於斯大林就沒有考慮過。

實際上，如果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他的考慮可能會是這樣的：

如果北朝鮮打勝了，實現了朝鮮統一，金日成自然最滿意，可他不能不感激斯大林，蘇聯在朝鮮的影響力由此大增，當然什麼事都好商量。比如：旅順的軍港如果歸還中國了，軍事基地就可以遷到釜山，蘇聯在遠東照樣有不凍港，而且可以控制日本海，作為對美國和日本的威懾，戰略態勢更為有利。朝鮮在東北亞的戰略位置太重要了，原來說過的讓中國負責亞洲革命的事務，今後就可以不再包括朝鮮了。所以，綜合權衡，尤其是戰略利益，如果朝鮮戰爭打勝了，最大的受益者，實際是蘇聯。

可是，如果北朝鮮打敗了呢？朝鮮戰爭爆發後，如果美軍不干涉，這種可能性不大；倘若美國出兵干預，北朝鮮的敗局恐怕就很難避免。雷英夫評說，斯大林沒有估計到美國出兵干涉，是戰略判斷方面的能力不行。我覺得，這種分析不透徹，可能低估斯大林了。

年初，杜魯門和艾奇遜先後講話，「棄台」﹑「棄韓」﹐美國今後的軍事防禦線，不包括台灣和南朝鮮了，這也許確實是讓斯大林下決心同金日成合謀策劃朝鮮戰爭的一個原因。可是，這國際上的事，和商業合同不一樣，並沒有國家法律來保障；況且，兵凶戰危，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美國人只是在講演時說了那麼幾句，誰知道靠得住靠不住？在國際政壇見過許多大世面的斯大林，就那麼好糊弄？一聽就信以為真？連點兒「防人之心」也沒有？

實際上，對美國出兵干涉的可能性，斯大林可能沒有對人明白講過，但是，他不可能連想也沒有想過。其實，我們只要看看朝鮮地圖就會明白，斯大林的如意算盤是怎麼打的：

朝鮮和中國的邊界，長達一千多公里，而和蘇聯的邊界，只有區區不足20公里。而且，邊界的中國一邊，是緊連工業中心的核心腹地，而邊界的蘇聯一邊，則是遠離國家政治與經濟腹心的邊疆之地。

因此，如果金日成打敗了，美軍推進到鴨綠江邊，對蘇聯固然不利，但中國受到的威脅卻大得多。中國被推到與美國隔江對峙的最前沿，這樣的地緣戰略形勢，毛澤東曾經宣布過的「一邊倒」﹐恐怕就不能只是嘴上說說了。

所以，全面審視朝鮮戰爭：下最大賭注的，是金日成，勝了，是大贏，敗了，則輸光；斯大林的盤算最精，仗是朝鮮人在打，勝了，蘇聯獲益巨大，敗了，受損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關方」﹐實際上是中國。對中國來說，金日成的仗打勝了，所獲的利益，中國沒有份兒，公開的損失雖然沒有，潛在的損失，卻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除了已經失去解放台灣的機會，還要加上失去在朝鮮的影響；如果打敗了，除了金日成，中國受損害的程度，這個賬算起來就複雜得多了。

久歷國際風雲的斯大林，不會想不到這一點；也許他還想到，桀驁不馴又智力過人的毛澤東，未必看不破他走這一步棋的用心。所以，斯大林和金日成合謀策劃朝鮮戰爭，要背著毛澤東。

以上的分析，是軍事和戰略方面的。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斯大林在外交方面是如何運作的。

年1月，毛澤東還在蘇聯時，作為對中國的友好姿態，蘇聯在聯合國提出一個提案，要求驅逐蔣介石集團，把聯合國的席位給新中國的政權。蘇聯這個提案，當然被美國否決了。隨後，蘇聯為表示抗議，竟然憤而退出聯合國。

近年開放的蘇方檔案表明，這件事，蘇方事前曾向毛澤東通報，並徵得中方同意。不過，中國那時的情況也真是可憐，剛建立了個政權，在國際上還沒有打開局面，對國際事務所知還很有限，也未必清楚聯合國那些複雜的議事程序尤其是其運作過程中的奧妙之處。可是，即使毛澤東具備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對斯大林的用心也心知肚明，那時中國在聯合國沒有席位，對蘇聯在聯合國的行為，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但是，蘇聯隨後的行為就奇怪了，蘇聯宣布退出聯合國，卻並沒有放棄在聯合國各種機構尤其是安理會的席位、資格和權力，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也沒有打道回國，只是不去參加聯合國安理會的會議了，就在紐約聯合國駐地的公寓里呆著。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蘇聯人玩得是什麼把戲呢？我看過葛羅米柯的回憶錄，他是蘇聯的資深外交家，當年擔任蘇聯副外長，在30多年後寫的回憶錄里，葛羅米柯說，他還是不明白。

不過，隨後發生的事實，卻很清楚很明白。

年6月27日，朝鮮戰爭爆發第三天，聯合國做出決議，派遣軍隊干涉朝鮮內戰，並提名麥克阿瑟挂帥，所謂「聯合國軍」﹐雖然主要是美軍，卻堂而皇之地打著聯合國的旗號。

那個時候，聯合國成立不久，世界就進入冷戰，美蘇對峙，外交是主戰場，雙方在聯合國奉行的是「兩個凡是」的方針：凡是美國支持的提案，蘇聯就否決；凡是蘇聯支持的提案，美國就否決。所以，冷戰時代的聯合國，由於蘇美拒不合作，整天就是吵嘴磨牙，什麼事情也不能決定。

可是這一次，美國比後來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幸運得多了，出兵伊拉克那一次，小布希這個「牛仔」﹐讓狡猾的「老歐洲」給「涮」了，美國只能以「多國部隊」的名義，名不正言不順的，在世界上搞得好不尷尬。而出兵干涉朝鮮內戰，堂堂正正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卻順順噹噹就把事情辦成了。

可是，武力干涉朝鮮戰爭，如此重大的事項，聯合國怎麼這麼輕而易舉就決定了呢？原來，聯合國安理會開會討論此案時，作為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的蘇聯，拒絕出席安理會的會議，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缺席了。

再往後，到1951年1月，中國已經出兵參戰，三次戰役，連戰連捷，戰線推進到三七線。這時，聯合國做了一個就地停火的決議，事後看來，這個決議對中國相當有利，可是中國拒絕了這個決議，應當說是個重要失誤。不過，這個就地停火決議，對當時朝鮮戰場的形勢並沒有什麼實際影響，美國也沒有打算實行什麼「就地停火」﹐實際上，在這個決議正式通過的兩天前，李奇微就已經下令美軍發動了新的進攻。

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拒絕了「就地停火決議」﹐聯合國隨後又做了一個決議，「譴責中國侵略」﹐是以聯合國的名義。我們的新中國，可真是命運多舛，政權甫立，還沒有來得及在國際舞台上展示自己，就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還被「聯合國」譴責為「侵略」。這件事，雖然沒有在當時的戰場上產生什麼實際影響，但對我們的國家在「軟實力」方面，無疑是重大的傷害與損失。說白了，新中國的政權，不僅成了國際社會的「棄兒」﹐還要背上「侵略」的惡名。

那麼，到這種時候，享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蘇聯，總該為他的「中國盟友」做點什麼吧？可是，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仍然拒絕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或許，正在聯合國官邸公寓里悠哉游哉地冷眼旁觀、看熱鬧呢。

在聯合國先後做出「派遣聯合國軍」和「譴責中國侵略」這兩個決議時，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一直呆在紐約聯合國駐地。雖然「蘇聯退出聯合國」了，可過了一段時間，在這兩個決議之後，卻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馬立克又回來了，仍然坐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位置上，而蘇聯在聯合國的席位、資格和權力，毫髮無損，一切照舊。

對這樁怪事，30多年後，葛羅米柯說他還是不明白。可是，事情一目了然，如果不是1950年的斯大林患了「老年性痴呆」﹐那就是30多年後的葛羅米柯，學會了中國人的「難得糊塗」。

刑偵學有一條道理，根據後果的受益和受損，可以分析判斷誰是罪犯和作案動機。一場朝鮮戰爭，使我們新生的共和國，在地緣戰略上處於嚴峻而險惡的境地，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又背上「侵略」的惡名而被排斥在外。

二戰時打過幾年交道，斯大林對美國人是了解的：這個國家驕狂魯莽、「老虎屁股，一觸即跳」﹐可是打仗的時候卻相當怕死，非常珍惜人的生命。在朝鮮戰場上，美國軍隊被志願軍打死打傷了幾十萬人，對中國還能不怒火中燒、耿耿於懷？隨後的若干年裡，美國在中國的周邊，用一大堆反華「條約」和海陸空軍基地，組成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就證明了這一點。

也許，斯大林要的就是這樣的局面。他終於把中國關在他設計和鑄就的鐵籠子里了。在亞洲，中國同美國嚴峻對峙，「禍水東引」﹐吸引了美國的力量，不僅可以使蘇聯有了喘息之機，得以加強對東歐後院的控制，歐洲的局面起碼一段時間內可以安生一點。而且，斯大林還可以讓蘇聯高踞於中美對峙之上，擺出一副超脫的姿態。眼下，就可以頗為愜意地在朝鮮戰爭中做個「調解人」﹐當美國當局想同中國談判結束朝鮮戰爭時，派原駐蘇大使喬治？凱南以「老朋友」的名義去找的，就是躲在別墅里的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立克。再往後，說不定哪一天，蘇聯還可以同美國交易、調情，品嘗「緩和」的美味呢。

一場朝鮮戰爭，在以後的好多年裡，把美國人搞得很被動，蘇聯則贏得戰略主動地位，相當遊刃有餘。抓住這個機遇，蘇聯可以積蓄力量、搞軍備競賽，也可以好好搞點建設，包括體制方面的改革。實際上，據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提到，1952年，斯大林可能對美蘇在二戰後形成的冷戰格局頗有些悔意，覺得如此下去對蘇聯並沒有什麼好處，因而打算調整蘇聯同美國與西歐的關係。可惜，這些頗有新意的「戰略新思維」尚未展開，1953年初，斯大林就死了。這樣看來，斯大林留給他的後人的遺產，不能說不豐厚呢。遺憾的是，蘇聯再沒有出現過斯大林那樣戰略級別的人物，沒有利用好這筆遺產。

國際社會，「叢林法則」﹐世道人心，如此險惡。踩著中國人的肩膀頭，在世界戰略格局中佔領制高點、奪取主動權，對斯大林老謀深算的叵測居心，如果我們認為毛澤東從一開始就「高瞻遠矚，洞察一切」﹐那恐怕也未必。在世界舞台上，新中國在國際上尚未打開局面，也缺少綜合實力支撐的地位；而且，要對付那些頭緒紛繁、沿革曲折、複雜微妙的國際事務，毛澤東畢竟還是新手，若論縱橫捭闔的經驗之老道，斯大林顯然遠在他之上。

當然，到了事後，對自己的國家吃了大虧，即使智力不如毛澤東傑出的中國人，也不會愚鈍到毫無覺察，可到那時，生米已經煮成熟飯了，又將奈何？

對國際政治領域的事，運用刑偵原理進行分析，這算是「客串」。不過，這天下的事，也許是相通的。面對朝鮮戰爭會給中國帶來的局面，難道你能說，我們認為斯大林居心叵測，就一定是誅心之論？

美國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動因之一瞥

朝鮮戰爭於1950年6目25日爆發後，美國的反應，迅速而強烈，僅隔兩天，就於6月27日宣布武力干預朝鮮戰局，先是出動海空軍，接著就是地面部隊，全面捲入朝鮮戰爭；還操縱聯合國通過決議，組成「聯合國軍」﹐共糾集了16個國家參加。北朝鮮發動的統一戰爭，本來還屬於朝鮮的內戰，由此，很快變成了一場國際戰爭。

一件荒謬而怪誕的事實是，戰爭在朝鮮爆發，美國宣布干預也就罷了，卻還同時宣布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這樣一來，就阻斷了中國解放台灣的路，使這個問題一直拖到今天，仍然是中國實現民族統一的隱痛和缺憾，還成為中美關係持續至今的「老、大、難」。不知美國人想到沒有，這就狠狠地得罪了中國人民，用如今的話來說，因為它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或許從這一刻起，在毛澤東的心中，中國參加抗美援朝，基本就勢在必行了。

伍修權當時在聯合國，強烈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義正辭嚴，講的在理。可是，這件事畢竟有些怪異、使人疑惑：為何朝鮮發生戰爭，卻把台灣扯進去了呢？而且，這之前不久，1950年初，美國政府宣布「棄台」﹐「不干預中國內戰」了，杜魯門總統1月5日講的，隨後國務卿艾奇遜也講了，怎麼忽然就變卦了呢？美國政府毫無信義、出爾反爾，這無疑是事實。可是，杜魯門和艾奇遜講這個話的初衷，難道壓根兒就純粹是「兵不厭詐」的欺騙？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徹底改變對台灣的政策，美國的決策者是怎麼想的呢？

從一本美國人寫的書里，我們知道了一些內情：在美國政府內部，主張繼續支持台灣、干預中國內戰的，主要是那個麥克阿瑟，台灣是美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這種蠻不講理的混賬話，就是這個傢伙的知識產權！受麥克阿瑟的影響，美國軍方的一些人，當時也在醞釀改變對台政策的意向。

巧得是，主要反映麥克阿瑟意見的〈備忘錄〉送上去時，正好趕上美國政府討論朝鮮戰爭，這兩樁事，就這麼碰到一起了。

說起來，杜魯門在羅斯福去世後繼任，開始還是相當謹慎的，基本上是「蕭規曹隨」﹐「按既定方針辦」﹐每當遇到難辦的事，都要向幕僚詢問：「羅斯福當年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說的？」可是，當他在1948年競選中大勝之後，信心大增，心態膨脹，也是他的性格使然，執政風格變得武斷魯莽。現在遇到朝鮮戰爭，就相當輕率地把改變對台政策和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放在一起公布了。不知道杜魯門想到沒有，時過不久，他就要品嘗自己魯莽、輕率的苦果了。

實際上，美國當局的對外政策，由朝鮮戰爭所引發的變化，比台灣問題更深刻也更廣泛的，是近年才解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對於二戰以後的世界歷史，這是一個很重要很關鍵的文件，需要進行深入的專門研究。

這個68號文件產生的大致情況是：

美蘇由二戰的盟友反目成仇，冷戰的震蕩也波及美國政壇。1949年，艾奇遜擊敗馬歇爾出任國務卿，當時因為美國駐蘇大使喬治？凱南那份長達八千字的電報提出著名的「遏制政策」﹐1950年初，杜魯門讓艾奇遜主持會議，討論「遏制政策」的「概念」﹐1950年3月，討論會內容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被編了個號，屬最高機密，這就是〈68號文〉的來歷。

這個〈68號文〉的背景，自然是美蘇冷戰，但是，〈68號文〉的內容，在思想上的一個要害問題是：出於冷戰需要，美國把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都當成了「共產主義擴張」﹐要實行「遏制政策」。這樣一來，美國就背棄了威爾遜總統在一戰時倡導「民族自決」的傳統，在二戰之後的世界上，站到民族解放運動的對立面去了。

不過，當時的杜魯門總統，正準備削減財政預算，要把140億美元的軍費減少十億美元。而〈68號文〉出於在全世界實行「遏制政策」的需要，卻要將美國的軍費增加3.5倍，達到五百億美元。這顯然不符合杜魯門的想法，因此他對這個〈68號文〉態度很冷淡，沒有批准這個文件，只在國防部和外交部的高層官員中傳閱。美國這個國家，各種政策預案，什麼樣的設想都有，這也是見怪不怪的事。〈68號文〉的公案如果到此為止，不過是美國外交預案的「萬寶全書」里多了一份歷史材料而已。

可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當局在決定干預朝鮮戰爭時，杜魯門總統迅速改變了主意，把這個〈68號文〉也一併批准了。從此，〈68號文〉便成了美國在冷戰時代的基本國策。由此可見，朝鮮戰爭對美國政府當年的對外政策、進而對二戰後的世界格局的影響，可謂至深至巨。

說起來，就連美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後馬上決定武力干預，這件事也有一些令人疑惑不解之處。因為，就在不久前，1950年初，在杜魯門宣布「棄台」後，艾奇遜發表講演，指著遠東地圖、還比劃著說：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防線，確定為北起阿留申群島，經過日本群島，延伸到琉球群島，再延伸至菲律賓群島。

顯然，南朝鮮和台灣，被排除在美國的防禦圈之外了。艾奇遜的講演，大概確實是讓當年的斯大林怦然心動的一個原因，隨之做出支持金日成發動朝鮮統一戰爭的決策，也許因為他覺得摸著了美國方面的「底牌」﹕他們已經公開宣布不管南朝鮮和台灣的事了。

可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立刻就決定干預朝鮮內戰，堂堂的美國總統和國務卿，信誓旦旦，言猶在耳，可「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就出爾反爾，變卦了。美國這種撲朔迷離的政治，像萬花筒一樣變幻莫測，可能讓當年的斯大林頗為吃驚，或許也讓後來的鄧小平疑惑不解：你們美國，到底有幾個政府？而我們直到今天也頗有一頭霧水之感：美國政府的決策，是蓄意策劃的欲擒故縱、引蛇出洞的邪惡陰謀？還是無恥政客隨心所欲、翻雲覆雨的流氓行徑？

作為對美國政治的基本了解，我們知道：美國是個民主國家，民主制度健全穩定，政治基於民意；而美國的民意，如果能夠得到充分而均衡的表達，其主流的特點，並不偏激、狹隘、怪誕，還是比較平和、理性、中庸的，大概財大氣粗的緣故吧，也頗有點寬厚的味道，比如二戰後對戰時的敵國日本和德國。當受到強烈的惡性刺激時，比如「珍珠港」和「9.11」﹐美國也會變得憤怒、偏激、狂熱，相當情緒化。不過，這也算是人情之常，別的國家遇到這樣的情況，大致也會有這種反應。

但是，朝鮮的三八線，並不是珍珠港，更不是紐約的華爾街，相距一萬多公里呢，美國許多人甚至沒有聽說過這個地方。那麼，美國政府對朝鮮戰爭所作的反應，迅速而強烈，相當情緒化，這是為什麼呢？

如果態度理性一點，從國家利益來看，美國的政治家應該知道：在美蘇冷戰格局中，美國的戰略重點無疑在歐洲，因為美國那時的貿易、投資和經濟利益，重點在歐洲。在美國政壇，作為國家戰略，這是常識。美國人對干預朝鮮戰爭也很後悔，說他們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雖然是「事後諸葛亮」吧，看來美國人並不糊塗。可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立即決定武力干預，無視戰略常識，不顧國家利益，不分輕重緩急，頭腦如此不理性，這又是為什麼呢？

看來，對美國政治，我們應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這就要說到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了。按尼克松的說法，「麥卡錫主義」﹐興起於1950年初，到1954年退潮。不過，在此之前，「麥卡錫主義」就已經在醞釀了，算起來前後實際有七八年吧。其後續的影響，時間就更長了，直到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在赴美的簽證表上還把共產黨和納粹並列，把二戰時的敵國和盟友等同視之，這不是荒謬嗎？可這就是當年「麥卡錫主義」的遺迹。

「麥卡錫主義」的深刻背景，是美蘇由戰時盟友走向冷戰。說來這也不奇怪，當初是盟友，自然交往很多，而且還很友好，美蘇成了敵國，對當年的友好交往，難免就會讓一些人疑神疑鬼的，於是，就有了1947年成立的審查政府官員的所謂「忠誠調查委員會」。後來，由一兩個「間諜事件」所觸發，再加上麥卡錫的煽動，就演變成一場瘋狂的政治浪潮了。看來，世上並不是只有中共在延安搞過「搶救運動」﹐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比「搶救運動」的範圍大得多，時間也長得多，鬧騰了七八年。當然，就像中共在延安時的「搶救運動」一樣，「麥卡錫主義」說起來原也是事出有因的。

美國人的印象，「麥卡錫主義」的兩位風雲人物，一位是麥卡錫，另一位就是尼克松。不過尼克松自己說，他的思想並不偏激，還是比較理性的，只是因為審理涉嫌共黨間諜的「希斯案」而出名在先。

這場以「反對共產主義」為標誌的「麥卡錫主義」政治惡浪，使美國社會一時間普遍瀰漫著相當恐怖的政治氣氛，「麥卡錫主義」政治聲浪的潮頭所至，彷彿到處都是「共黨間諜」﹐人人都有「親共嫌疑」﹐看來美國人也要經歷一番「莫談國事」的體驗了，他們十分崇尚的言論自由，面臨嚴重的威脅。

按說，穩定健全的民主政治，一般都是比較寬容的。像「麥卡錫主義」這種邪惡思想的洶湧浪潮，在美國歷史上並不多見，屬於相當「另類」的情況。雖然在蘇俄革命以後，美國社會也出現過對「共產革命」的「紅色恐懼」﹐不過那次反共浪潮，只有半年多時間就過去了。這次「麥卡錫主義」的浪潮，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勢頭之洶湧，險些毀掉美國賴以立足的「自由、平等、人權、民主」觀念構建起來的制度基礎。

麥卡錫是共和党參議員，講演的時候，手中經常揮舞著一頁紙，聲稱那是他掌握的美國政府中「共黨間諜」的名單，有205人之多，可他卻提不出任何證據。不過，在發難之始，相當有煽動性，受他的蠱惑，議會和社會上有許多人跟著他跑。麥卡錫這個傢伙為人相當粗魯，一點「紳士風度」也沒有，有一次與政敵爭吵，竟然動粗，若不是尼克松在旁力勸，就用雙手把人掐死了！真不知道美國的選民怎麼就選了這麼個活寶當他們的民意代表。

麥卡錫是個反共的偏執狂，又特別喜歡搶政治風頭，他捕風捉影、無中生有、誇大其辭、無限上綱，到處抓「共黨間諜」﹐一時間把美國社會和政壇搞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那一段時間裡，美國一向標榜的「保護人權」﹐似乎也不大靈光了，其基礎深厚而牢固的法治傳統，也面臨嚴重威脅。

這股邪惡的政治浪潮，在美國社會泛濫成災，哈佛大學的許多教授，著名的電影藝術家卓別林，還有我們熟悉的中國科學家錢學森等，都是其受害者。麥卡錫的政治語言極為誇張，就像中國的「17年黑線專政」和「十年浩劫」一樣，他攻擊此前的美國政府是「犯罪的20年」﹐艾森豪威爾上台後，又說成「犯罪的21年」﹐連他所在的共和黨執政時期的政府也不放過。麥卡錫挖掘「共黨間諜」﹐還對美國政府的大人物特別有興趣，尤其把美國政府的核心權力部門當作重點對象，美國的國務院、陸軍部、中央情報局等，都是他的攻擊目標。

在「麥卡錫主義」的狂潮中，由於「忠誠調查」而被解職的政府官員達2700人之多。羅斯福時代的政府高官和心腹幕僚，紛紛中箭落馬；連馬歇爾這樣美國政壇的重量級人物，也受到麥卡錫的攻擊；中國人熟悉的福斯特？杜勒斯，一個著名的反共鐵杆，也成了「親共嫌疑」﹔他的弟弟艾倫？杜勒斯，中央情報局局長，也因為牽連到「共黨嫌疑」而被糾纏得受不了，拉下臉來央求「堅決反共」的尼克松，托他去麥卡錫那裡為他「緩頰」……在「麥卡錫主義」強大聲威之下，美國人也嘗到了「政治運動」的滋味，社會各界尤其政府高官，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不知何時就會因為「共黨嫌疑」而遭到滅頂之災。連艾森豪威爾為了自保而「避嫌」﹐也同他的老戰友馬歇爾「劃清界限」了，直到當選總統後，才敢在宴會上和馬歇爾「打個招呼」。

僅從以上簡要介紹的情況，我們就可以領略和體驗到，「麥卡錫主義」的浪潮，是多麼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國人，也許該從中國人的視角給「麥卡錫主義」寫一本專著呢。

應當提到的是，共和黨在美國政壇還屬於「偏右」的政黨，杜勒斯是個反共鐵杆，艾森豪威爾也拉上「堅定反共」的尼克松作為競選搭當，可在「麥卡錫主義」的洶湧浪潮中，仍然難以倖免。至於杜魯門、艾奇遜所在的民主黨，人們一般認為是「偏左」的，由於「羅斯福新政」的遺產，同「社會主義」也沾點邊，更是「麥卡錫主義」重點攻擊的目標。

特別是中國革命勝利後，美國政壇紛紛追究「誰丟失了中國？」在中國人看來，美國把中國當成他的一件什麼東西，筒直豈有此理！不過，「誰丟失了中國？」這句名言，在當年的美國政壇，卻是一件頗具殺傷力的政治武器，而且矛頭直指國務院！麥卡錫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聲稱：「美國國務院一大半的人是共產主義分子」。這讓擔任國務卿的艾奇遜，簡直如坐針氈，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對美國的決策，比如美國干預朝鮮戰爭，有人時常會認為是出於對國家利益深謀遠慮的戰略運籌，寫理論文章的人，則可以寫出洋洋大觀的戰略論著來。應當承認，美國政壇確實出現過傑出的戰略家，如二戰時的羅斯福和霍普金斯，還有後來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可是，人人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政治，有時是相當非理性的，政治家，有時也會有相當自私而卑鄙的動機，他們這個時候的決策，根本談不上深謀遠慮，甚至並非出於國家利益。

比如這個艾奇遜吧，1949年，隨著中國革命勝利，美國對華政策徹底破產，美國政壇紛紛追究「誰丟失了中國？」為了給美國對華政策辯解，他編寫了一本白皮書。可是，白皮書一出台，卻一片嘩然，誰都不領情，蔣介石惱羞成怒，毛澤東嬉笑怒罵，美國國會圍攻指責，麥卡錫更是危言聳聽，……這讓他這個美國的國務卿，因為中國的事，可真是吃盡了苦頭。

到1950年，中國大陸變色，塵埃已經落定，歷史翻到新的一頁了，為了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杜魯門和艾奇遜宣布「棄台」﹐可以說是合乎理性的現實考慮，何況因為這該死的「中國問題」﹐也實在把他搞得焦頭爛額、心力交瘁了。可是，艾奇遜「棄台」的講演一出，又遭到美國政壇新一輪的猛烈攻擊，更有甚者，還拿這篇講演作為證據，證明麥卡錫的話確實不假：「美國國務院一大半的人是共產主義分子」。天哪，可憐的艾奇遜！

當時，「麥卡錫主義」的浪潮勢頭洶湧、正在方興未艾之際，站在艾奇遜的角度，他難免會想：這種局面，何日是個盡頭呢？再搞下去，自己的政壇生涯也許就要葬送在「麥卡錫主義」的政治漩渦里了，再嚴重一點，如果將他作為「共黨嫌疑」進行「忠誠調查」﹐搞得身敗名裂，前景就更加兇險了。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中國人這個話或許有點過於極端了，政治家執掌權柄，考慮的應當是國家利益。可是，如果你認為政治家就沒有私慾，比如，對自己在政壇的升降沉浮乃至毀譽生死也置之度外，那恐怕也未必。艾奇遜為了中國的事，可謂夙興夜寐、辛苦操勞，可如今竟然淪落到如此狼狽不堪而且兇險莫測的境地，怎麼能不讓他憂從中來、憤從中來？

當然，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對批評指責都習以為常，面對政治逆境，神經不堅強也幹不成。在險惡的政壇混跡多年，艾奇遜自然不是等閑之輩。不過，「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難免不生出卑鄙的邪念來。在「麥卡錫主義」險惡的政治浪潮中，艾奇遜一方面打起精神、苦苦撐持，一方面也在觀察形勢、窺測時機，以圖擺脫目前的被動局面，在政治上扳回一局。

年6月25日，機會終於來了。據一位美國人寫的書里記述：那一天，杜魯門在外地休假，艾奇遜在華盛頓當值，朝鮮戰爭的消息傳來，他馬上緊張興奮地忙碌起來，打了一連串的電話，聯絡各方面的巨頭，探口氣、對口徑、溝通、協商、運籌。可他先通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準備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而後才同總統杜魯門商量，卻有點「越權」的嫌疑。幸而杜魯門總統的決策意向和他相當一致 - 大概也是政治處境相似的緣故吧，而且行事風格又以果斷、魯莽、輕率著稱，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杜魯門很快就決定了。否則，艾奇遜顯然過了頭的「積極性」﹐如果杜魯門追究他「越權」的話，那也是相當麻煩而且令人難堪的事。

實際上，待杜魯門總統第二天從外地回到白宮時，朝鮮問題的決策這隻鴨子，已經讓艾奇遜煮得半熟了。當然，正式的決策，還是在總統主持的會議上做出的，這是美國政府的合法程序。

美國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就是這樣做出的，我們看到，艾奇遜在這個決策過程中，實際上發揮了主導作用。對此，美國的傳媒頗為譏諷地評論道：軍隊存在的價值，是為了打仗，外交官的職責，則是為和平奔走；可是，在美國決定武力干預朝鮮戰爭時，國防部的將軍們是「主和派」﹐國務院的外交官反倒是「主戰派」﹐豈非咄咄怪事？不知是否有人進一步追問：做出如此重大的決策時，艾奇遜的決策動因，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還是他個人的政治利益？

對美國這個國家，世人似乎愛恨交加，有人說成「一朵花」﹐有人說成「豆腐渣」﹐這也真應了歐洲人的諺語：「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不過，如果回到1950年夏的特定時點，我們所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個美國：

在「麥卡錫主義」支配性的影響下，美國的政治潮流，正在展示他歷史上最邪惡最黑暗的一面。而實際上，美國政治在道德上的畸變，受害最深的是美國自己。從輕處說吧，「麥卡錫主義」的邪惡與偏激，直接的惡果，是讓美國自蔽耳目，不能正確認識這個世界了。比如對中國吧，中共領袖是什麼樣的人？毛澤東是怎麼看待中國和世界的？他是否會與斯大林「合謀」策劃朝鮮戰爭？杜魯門和艾奇遜在討論朝鮮問題時，如果能向謝偉思、文森特和拉鐵摩爾等中國問題專家做點諮詢，或者把謝偉思1945年寫給國務院的報告找來看看，也許決策就不會那麼盲目、莽撞、離譜。

謝偉思，還有「美軍觀察組」即「迪克西使團」那一批人，當年在延安曾經對中共領袖有好幾年的直接觀察和密切交往，和毛澤東更不知有多少徹夜長談，聽他縱論中國與世界。因而，毛澤東是否對斯大林唯命是從？中共是不是蘇聯人的傀儡？對這些，謝偉思等人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可惜，在「麥卡錫主義」的浪潮中，這些對中國有真知灼見的有識之士都被整肅了，謝偉思本人也被開除公職、被迫離開外交機構，為了糊口，只好湊合著做個小買賣，已經不能向他的國家獻計獻策了。這樁麥卡錫主義的時代留下的公案，直到尼克松訪華後，美國政府於1973年給謝偉思「平反昭雪」﹐才算了結。

而在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時，執掌美國權柄而且充當世界領袖的美國政治家們，又是這麼一班不成體統的傢伙，他們的決策動因，既不是出於對國家利益的深謀遠慮，又完全不顧及美國民眾的意願，而是因為身陷「麥卡錫主義」的政治漩渦中不能自拔了，就用干預朝鮮戰爭，來謀求脫身之計。

杜魯門與艾奇遜之流，若與當年羅斯福的胸襟氣度和傑出頭腦相比，可謂天壤之別！這幫傢伙似乎在竭力展示他們在智力和品格上相當愚蠢而卑鄙的一面。

應當承認，對美國政治，我們了解得還不夠，這裡談的，只是美國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動因之一瞥。不過說到這裡，也許我們該對美國歷史上幾場戰爭作點概略的比較，雖然一味談論戰爭的話題並不令人愉快。

美國參加二戰，對羅斯福來說，其實並不意外。對當年世界大局的走勢，羅斯福早已有深刻的洞見，對參加戰爭，也未雨綢繆地進行著精心運籌與謀劃。不過，羅斯福尊重美國人民的意願，又能準確地把握和巧妙地引領美國的民意。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民眾群情激憤、同仇敵愾；美國參戰，可以說是精心謀劃國家戰略和人民意志高度統一的完美結合。所以，面對空前強大的法西斯軸心國，美國在國際國內，都是完勝。

伊拉克戰爭就不然了，9.11事件後，美國民眾同樣是群情激憤，可小布希卻遠沒有羅斯福那樣的雄才大略和聰明睿智，他不僅缺少判斷國家戰略利益的清醒頭腦，也不能在群體性的悲憤中準確把握道德的界限，更沒有表現出領袖群倫和駕馭民意的才能與手腕。面對民眾的狂熱，小布希一味隨波逐流，用毛主席的話來說，是個「尾巴主義」﹐甚至還推波助瀾、火上添油，在重大決策關頭，還在玩弄政客的把戲，以為媚俗就能撈取選票。結果，由於這個「牛仔」總統的無能與莽撞，美國世界霸權的衰落，至少提前了20年。

而美國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就更加等而下之了，美國的執政者，既沒有對國家戰略的清醒判斷和精心運籌，又沒有美國民眾廣泛堅實的民意基礎，起主導作用的艾奇遜，其決策動因竟然是讓「麥卡錫主義」糾纏得混不下去了，用干預朝鮮戰爭來尋求解脫。這既不明智，也不道德。結果，讓美國「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

至於為了避開享有「宣戰權」的議會，把動用幾乎半數美國陸海空軍進行的大規模戰爭，說成是「警察行動」﹑「治安行動」﹐不僅有「違憲」的嫌疑，簡直完全是兒戲！實際上，民意測驗表明，對朝鮮戰爭，美國民眾普遍態度冷漠。看來，美國的民主政治並不能制止政客們愚弄民眾、強姦民意！也許是因為「麥卡錫主義」的緣故吧，美國人民的意志似乎也挺好糊弄的。

美國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第二個關鍵的時刻，是1950年11月初。此時，志願軍已經入朝，並與美軍不期而遇地打了一場遭遇戰，史稱「第一次戰役」﹐我軍小勝，殲敵萬餘。

只是在半個多月前，麥克阿瑟在威克島還非常有把握地對杜魯門總統說：中國如果出兵朝鮮，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機；戰事發展到今天，中國不可能出兵了。因此，朝鮮戰爭很快就可結束，美軍士兵很快就可以回家。急匆匆告別杜魯門總統，乘飛機回到他的總部，麥克阿瑟立即下令美軍分兵冒進、長驅直入，先頭部隊的一支小分隊已進抵鴨綠江，美軍士兵還在江中撒了一泡尿。

可是，緊接著，美軍突遭打擊，鋒芒頓挫，雖然對志願軍的情況還摸不清底細，但是有一個事實卻是毫無疑義的，那就是：中國出兵了！

這一下，麥克阿瑟的牛皮吹破了，他的判斷，被證明是錯誤的。而美軍首先也是最後一次看見鴨綠江的，就是那幾個撒尿的士兵。

中國出兵的消息傳來，讓美國的決策層感到十分震驚。

其實，在一個多月前，周恩來托潘尼迦捎信，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美國當局也不能說完全不當回事兒，還是研究過一番的。不過，大概美國和一個軟弱的中國打交道時間長了，對中國跪著仰視他- 哪怕只是跪半條腿- 已經習以為常了。因此，美國當局的判斷是：這是中國的「外交訛詐」﹗就是說，中國人想靠虛聲恫嚇，就能避免一場戰爭，來獲取實際利益。周恩來說的如果美軍過三八線「我們要管」的話，只是說說而已，中國未必就敢出兵朝鮮，和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真刀真槍地較量。為了表示美國人是講道理的，還提出對美國飛機「誤炸」中國邊境造成的損失，可以道歉和賠償。

顯然，美國的決策者還沒有理解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這句話的涵義，也根本沒有想到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對新中國的傷害有多麼深。他們以為：只要賠償中國一點美元，滿足一下中國人的所謂「面子」﹐就可以把毛澤東的新中國打發了。

可是現在，中國人竟然真的出兵了。於是，從1950年11月3日開始，美國當局為了弄清中國出兵朝鮮的真正意圖並尋求相應的對策，接連幾天進行密鑼緊鼓的磋商。尤其是11月9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召開緊急會議，因為要拿出一個決策性的意見來提供給美國總統，所以更為關鍵。

此時，美國當局急於弄清楚的，中國出兵援朝的數量和意圖，其真實的情況是：13兵團原計劃分兩批過鴨綠江，但彭德懷過江前，果斷決定一次全部過江，因此，13兵團齊裝滿員，共26萬人，已經全部進入朝鮮。「第一次戰役」時，彭德懷又命令50軍、66軍渡江入朝，擔任側翼掩護。「第二次戰役」前，又調動在華東的九兵團三個軍緊急入朝，負責東線對美第十軍的作戰。這樣，美軍面對的中國軍隊，已經是40幾萬的大部隊了。中國軍隊如此大規模的調動，美國空軍竟毫無覺察，部隊行動隱蔽的巧妙，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在同美軍不期而遇的「第一次戰役」之後，彭德懷對「第二次戰役」的意圖是：後撤一步，收縮兵力，佯為示弱，誘敵深入；然後，大膽穿插敵後，正面大舉進攻，兩面夾擊，準備對美軍來一個大的殲滅戰。

可這個時候，麥克阿瑟還沉醉在「仁川登陸」後大勝的好心情里，「第一次戰役」後，雖然知道中國出兵了，但對中國軍隊的數量和意圖，他一廂情願的判斷是：滲透到朝鮮的中國軍隊，不可能超過三萬人，最多五六萬人，因為冰天雪地上有十萬人行動，肯定會被美國空軍發現；中國用「志願軍」的名義，說明不是主力；秘密進入朝鮮的企圖，是為朝鮮人民軍保住一個立足點，不致全軍覆沒；因此，中國出兵朝鮮只是象徵性的，不過是對朝鮮鄰邦把意思盡到，在撤出朝鮮時無損於面子而已。根據這個判斷，麥克阿瑟制訂了「結束戰爭的攻勢」的計劃，東西兩線，互不聯繫，分兵冒進，長驅直入，要一舉結束戰爭。只是把美軍回家的承諾，從「感恩節」推遲到「聖誕節」了。

在11月9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緊急會議上，實際上討論的就是麥克阿瑟這個「結束戰爭的攻勢」的計劃。會議上，因為不掌握戰場的可靠情報，東一句，西一句，不得要領，瞎分析一氣，對麥克阿瑟「結束戰爭的攻勢」的計劃，也談不出什麼重要的不同意見。還有人猜測：志願軍「可能是臨時糾集的公安部隊」﹐中國派少量部隊過江，是想保護鴨綠江沿岸的電站，建立一個緩衝地帶。總之，中國無力、也無意同美軍大舉較量。

不過，在這次會議上，也有一個人獨持異議，就是新任國防部長的馬歇爾。這個大名鼎鼎的馬歇爾，在二戰期間和戰後，以其忠誠、睿智、才能和品格，尤其是可以載入史冊的卓越貢獻，贏得美國和世界的讚譽。在馬歇爾的政壇生涯中，唯一的挫折，可能就是到中國調停國共內戰了，不過，那是美國的政策不對頭，並沒有他個人多少責任。可在中國的一年多，卻使他對中國有一些切實了解和真知灼見。於是，到了這種時候，杜魯門總統又將兩度退休的馬歇爾將軍請出來，取代約翰遜擔任了國防部長，指望他能在關鍵時刻為美國當局指點迷津。

馬歇爾完全不同意會議上多數人的判斷，他擔心麥克阿瑟採取的冒險計劃，會把美國拖進災難。他指著朝鮮全境的地圖說：

朝鮮的軍事形勢不容我們太樂觀了。你們看，由於我們在東面的防線拉得太寬，易受攻擊。美國第十軍和陸一師正在向滿洲推進。他們與西線的第八集團軍有很大間隙。如果中國軍隊在東西兩線的間隙中有大部隊穿插進來，形勢會變得十分危險。他們是世界上作戰時間很長、地面作戰經驗非常豐富的軍隊，萬萬不可掉以輕心。

馬歇爾還說：

二戰中和戰後，我到過中國，你們不要輕信中國人。世界古代大兵法家孫子就是中國人。他們的戰略技術很高明。中國軍隊打敗了日本，又打敗了蔣介石的幾百萬大軍。什麼「志願軍」﹐是在騙我們，很可能是他們的精華。毛澤東一貫主張初戰必須打勝，同我們美軍交兵，他一定要選擇良將精兵來的。據說蘇聯已向中國運送20架飛機。蘇聯人不會冒險直接出兵。中國人在歷史上是講義氣的民族，他們不會袖手旁觀的。我們應慎重。

果然是「老馬識途」﹐對朝鮮戰局的大勢尤其是中國方面的意圖，馬歇爾的判斷，八九不離十、基本上靠譜兒，不久即為後來的形勢發展所證實。但是，儘管馬歇爾的話振聾發聵，使不少人對未來的朝鮮戰局感到十分擔憂，可參謀長聯席會議這次緊急會議，最後還是同意和批准了麥克阿瑟「結束戰爭的攻勢」的計劃，並把這個決策性意見上報杜魯門總統。

最後，馬歇爾有點無奈地說：「這是給總統出的餿主意。」

事情怎麼會這樣呢？可能我們對美國政治所知不多，很難確知其詳情。分析起來，一個直接的原因，也許是因為美國國防部是個新成立的機構，像通常的情況一樣，各方面的人員湊在一起不久，長官和部屬、部門之間的溝通與磨合，時間還不長，情況吃不透，決策拿不準，因而態度比較謹慎。

另一個因素或許是，雖然我們看到，在戰略決策的會議上，馬歇爾敢於發表負責任的意見，不過，當時美國的政治，「麥卡錫主義」正是方興未艾，馬歇爾畢竟受到麥卡錫的直接攻擊，可能這也影響了馬歇爾的個人權威，使他對堅持自己的意見似乎有點底氣不足。

不過，主要的因素還是那個麥克阿瑟。不久前，對麥克阿瑟制訂的「仁川登陸」計劃，美國統帥機關開始普遍不贊成，但是，後來「仁川登陸」獲得空前成功，使朝鮮戰爭一舉反敗為勝。由此，「仁川登陸」之後的麥克阿瑟，「牛」氣衝天，就像「偷襲珍珠港」之後的山本五十六一樣。因此，在軍事決策時，產生了所謂「下克上」的現象，作為上級的統帥機關，對麥克阿瑟的計劃，雖然疑慮重重，甚至反對的意見相當有道理，卻誰也不敢提出否決。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是孫子兵法的名言，世界上的軍事家，也都懂得這個道理。但是，面臨朝鮮戰爭出現中國出兵的重大變化，美國最高軍事當局在對中國出兵數量和中方意圖，基本是稀里糊塗、懵懵懂懂的情況下，就批准了麥克阿瑟「結束戰爭的攻勢」的計劃。結果，就是不久的美軍狼狽潰敗。

對此，馬歇爾在事後很沉痛地說：「我們認為什麼都知道，而實際上什麼都不知道。然而，對方卻一切都知道。於是，戰爭開始了。」我們看到，在1950年11月初，在朝鮮戰爭又一個關鍵時刻，美國最高軍事當局的決策，同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一樣，輕率而盲目。

不過，可以為美國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作點辯護的，倒也有這樣一個客觀情況：二戰以前，除了威爾遜總統那一小段，美國基本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對世界上的事不願多管，也沒有多少興趣，因而所知也很有限。美國在二戰中大勝，綜合實力急劇膨脹，國際地位大幅攀升，整個世界一下子都擺在他的面前，幾乎所有問題都需要美國的參與和處理。可是，面對如此龐大而複雜多樣的世界，美國對這個世界的知識、經驗和人才，卻顯得嚴重不足。所以，美國人在處理世界問題上犯錯誤，大概也是難免的事。

說句題外的話吧。有150年歷史的大英帝國，對這個世界的事，倒是知識豐富、經驗老道、人才濟濟。可是，由於在二戰中元氣大傷，英國已經力不從心，完全沒有當年的綜合實力了。

我們得承認，美國這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確實雄厚，不僅科技、經濟和軍事力量無以倫比，在國內治理方面，其制度的科學合理和完善成熟，也令人欽佩。大概也唯其如此吧，從朝鮮戰爭中，美國人並沒有吸取應有的經驗教訓，沒有做到「不二過」。他們要到另一場越南戰爭時，又犯了大錯誤，吃了大苦頭，才有了真正的反思。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不過世人難免還會這樣想：假如二戰後，實力雄厚的美國，能有英國那老練的外交智慧，對世界包括朝鮮的政策也許不會是後來那個樣子，這個世界也許不會有那麼多的災難。如果允許我們進一步假設，二戰後的國際社會，若是出現羅斯福曾經設想的「美蘇協調」的局面，「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提前半個世紀到來，這個世界也許會好得多，對美國無疑也會有利得多。以國土、人口、資源和工業、科技等綜合實力論，美國比當年的英國強大得多，可美國的世界霸權，恐怕不會有大英帝國的150年那麼長。

當然，歷史畢竟不能假設。況且，倘若二戰後真的出現那樣的世界格局，「美蘇共治」﹐也就不會有中國什麼事了。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提前到來的「全球化」中，如果相應的準備很不充分，要從世界的「邊緣地帶」進入「核心區域」﹐希望恐怕就渺茫得多了。

但是，彼時彼刻，對美國政壇和決策高層發生的這一切，不管毛澤東當時有多少了解，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直逼鴨綠江的嚴峻現實，卻容不得他像做詩那樣瀟洒了，容不得他對一個「環球同此涼熱」的和諧世界的無邊遐想，也容不得他「躲進小樓成一統」﹑一心專註於安排中國老百姓渴望已久的小康。畢竟，彩電、冰箱和洗衣機，不能用來「築成我們新的長城」﹗近代幾百年來，世界變小了，成了個「地球村」。美國雖然相隔萬里之遙，可那裡發生的一切，包括「麥卡錫主義」支配下的政治生態，卻通過干預朝鮮戰爭的決策，讓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同毛澤東和他的新中國，迎面相撞了！

儘管美國人事後清醒地認識到，他們干預朝鮮戰爭，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當時的無情現實卻是，這個綜合實力雄踞世界之首的軍事強國，攜帶著幾乎全部的現代化武器裝備，已經打到中國的家門口了。

中國必須迎接挑戰，要奮鬥就會有犧牲。莽撞的美國人，逼得中國軍隊非得補上這一堂現代化戰爭的課不可了，也逼得孔孟之道滋養的溫文爾雅的中華文明，要煥發起久違了的「威武不能屈」的強悍勇武的一面。「江山待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世界文明歷史的長河，如果不給毛澤東一個展示雄韜偉略的機會，也是一種遺憾呢。

「夾擊中的奮鬥」——毛澤東出兵援朝的艱難決策

對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如今持肯定態度的，列舉了這麼幾個方面的理由：

朝鮮是我們的近鄰，也是歷史上外敵入侵中國的通道，明代時日本的豐臣秀吉，以及近代日本侵略中國，都是先從朝鮮開始的，歷史的經驗不能忘記，這不能不讓中國心生警惕。中朝兩國的歷史關係悠久深厚，況且，北朝鮮政府已經正式向中國請求出兵援朝，我們不能拒絕。

美國過去曾經支持國民黨發動反共內戰，在「麥卡錫主義」的浪潮中奉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朝鮮戰爭爆發後，又蠻橫無理地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干涉我國內政，阻礙解放台灣。

「唇亡齒寒，戶破堂危」﹐如果不出兵援朝，讓美軍推進到鴨綠江，直接威脅我國東北地區的工業基地，即使美軍不大舉進攻中國，但中美兩方在鴨綠江兩岸嚴峻對峙，我們國家也不能安心進行經濟建設。

而且，我國已經托印度大使捎信，為避免中美直接衝突，希望美國稍加節制，使政權甫立的中國能夠避免一場很不希望發生的戰爭。但是，美國人驕狂傲慢、一意孤行，根本不把中國政府的傳話和告誡當成一回事兒。

應當說，這些理由都是對的。不過，這都是關於美國方面的因素。我認為，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還有一些因素，就是對蘇聯方面的考慮。因為，儘管我們今天才知道，毛澤東卻無疑在當時就知道：這場朝鮮戰爭，是斯大林背著他策劃的；斯大林策劃朝鮮戰爭的決策動因，不容他不費思量。

俗話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抗美援朝的決策，毛澤東面對的是這樣的局面：前面的「明槍」﹐是向鴨綠江洶湧撲來的美軍，背後則是一個超級大國的綜合實力；後面的「暗箭」﹐是曾在「三巨頭」的交鋒中修鍊得道、老謀深算的斯大林設計的圈套，而且背後的綜合實力，也是一個超級大國。

兩軍對陣，大敵當前，對前面的「明槍」﹐完全可以開動宣傳機器，大聲疾呼地公開譴責；可是，對後面的「暗箭」﹐斯大林居心叵測的圈套，毛澤東即使看出了門道，那時也只能默默地記在心裡，獨自進行斟酌、權衡、盤算，不能公開講出來。

作為中國的政治領袖，一個實踐的戰略家，毛澤東當下最緊要的事，是面對國家迫在眉睫的危急處境，迅速做出決策。作為打了半輩子仗的軍事統帥，毛澤東深知兵凶戰危，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況且要迎戰的，又是世界第一軍事強國。不過，出兵援朝，涉及戰略全局，既迫在眉睫，更關乎國家未來，對後面的「暗箭」﹐即斯大林挑起朝鮮戰爭的決策動因，毛澤東在做決策時，更須深入進行統籌謀劃。

概言之，前有「明槍」﹑後有「暗箭」﹐在這樣的處境下，進行「夾擊中的奮鬥」﹐這就是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背景。

對前面的「明槍」﹐當然主要是「鬥力」﹐這是戰場上的事。面對強敵，那時的中國，民貧國弱，經濟、社會基本處於「中世紀的發展水平」﹐沒有軍事工業，沒有國防科技，沒有海空軍，沒有機械化陸軍，連武器裝備的「制式化」也沒有實現。毛澤東的手中，只有一支新的中國軍隊，這是一支非常優秀的軍隊，高度政治化，英勇善戰，指揮高超，這支久經戰陣的勝利之軍，其戰鬥意志之高昂和實戰經驗之成熟，正處在巔峰時期。這是他一手帶出來的軍隊，對這支軍隊，毛澤東很有信心。

當然，這支軍隊也有重要的缺憾，就是尚未經歷過真正的現代化戰爭。現在，要到世界上同第一軍事強國較量，主要就依靠他們了。這支軍隊要在空前慘烈的血雨腥風中，領教和見識一番什麼是現代化的戰爭，彌補這個重要的缺憾，補上這一課。

我們知道，毛澤東歷來主張「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要說「準備」﹐他早已未雨綢繆，著手組建東北邊防部隊，從而奪得了先機，可若論「把握」嘛，在絕大多數人的眼裡，可也真夠懸的。要迎戰空前的強敵，這一仗無疑是險中求勝。不過，毛澤東歷來不怕弄險，他喜歡魯迅：「勇士抽刀，面向強者」﹐「在危險中漫遊，才能體驗生命的力。」而對身後的「暗箭」﹐則主要是「鬥智」﹐而且表現為「盟友」之間共同對敵的「廟算」。這種「廟算」中的「鬥智」﹐不能像對部隊進行戰前動員那樣慷慨激昂，也不能像對群眾公開進行宣傳鼓動那樣義正辭嚴，甚至在黨和政府核心決策的會議上，有些話可能也不大方便講。

有一件事，耐人尋味：以前我們都知道，周恩來讓潘尼迦通過英國給美國捎信，是1950年10月2日。可是，一本美國人的書里寫道，時任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向印度的外交官也講過同樣的話，也是捎信的意思，而且時間還要早五天，是9月27日。

對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為：10月2日周恩來同潘尼迦的談話，應當是中央書記處會議授權決定的事項，而9月27日聶榮臻向印度外交官打招呼，則是直接受毛澤東的差遣。顯然，在9月27日之前，毛澤東已經和他的將軍們商談過出兵援朝的事，而且不止一次了。

這使我們產生一個公開材料沒有講過、實際上卻相當合理的猜測：出兵援朝的決策，毛澤東當然要召集中央的書記處和政治局的會議，進行集體討論；可是，作為軍委主席，事關出兵援朝，又是他分工負責的事，毛澤東也會把將軍們找來商量。也許，有些在中央會議上不大方便講的話，比如分析和應對斯大林的「暗箭」﹐和將軍們談起來，更能暢所欲言。而黨中央，雖然在延安整風後，已經在思想上擺脫了蘇聯人的控制、能夠獨立決定自己的政策了。可那個時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斯大林仍然是神一般至高無上的人物，毛澤東要同黨中央的集體在一起開會商量如何對付斯大林的「暗箭」﹐恐怕還是不大方便，有些話不能說得很「透」。而且，要是毛澤東有點「防人之心」的話，可能還會懷疑是否有人在背後向斯大林「告洋狀」呢。

可惜的是，大概軍人的嘴都很嚴吧，毛澤東同他的將軍們這些私下商談的內容，我們今天無從得知了。這一點，對我們更清晰更徹底地了解毛澤東當年出兵援朝的決策動因，無疑是一個遺憾。

毛澤東同「暗箭」主要設計者斯大林的較量，這場表現為「廟算」中的「鬥智」﹐其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一言一動，一進一退，既是軍事的，又是政治的，既要對「明槍」﹐更要防「暗箭」。而且，這種斟酌再三，反覆權衡，只能在毛澤東的心中默默地進行。對毛澤東來說，這無疑是對他領袖智慧的嚴峻考驗。

前有美國的「明槍」﹐後有斯大林的「暗箭」﹐是否出兵援朝，既要掂量國情國力，又要考慮世界格局，既不能貽誤轉瞬即逝的戰機，又要運籌對國家未來的長遠影響，毛澤東的決策，無疑是非常艱難的。

對這一點，大家現在說得不少了。如今，60年過去了，對歷史，也許沉澱一段時間，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麼，在我們今天看來，毛澤東當年出兵援朝的決策，究竟是正確呢？還是錯誤呢？

作為今天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和判斷，我們或許可以反過來這樣假定：毛澤東當年的決策，在1950年10月，如果是拒絕金日成的請求，不出兵援朝，後來的中國，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呢？

如果中國不出兵援朝，那麼毫無疑問，朝鮮戰場當時的情況會是：美軍推進到鴨綠江，朝鮮全境陷落；按斯大林的指令，金日成帶著黨政機關和少量軍隊，逃過鴨綠江，在中國成立流亡政府；在朝鮮境內，留下少量部隊打游擊。

美國大獲全勝，自然會更加傲慢驕狂，美軍會不會撤走呢？從他們至今還賴在南朝鮮的情況看，恐怕未必，甚至肯定不會。斯大林在冷戰的較量中又輸了一局，也未必就肯善罷甘休。金日成年輕氣盛，更不會甘於如此慘敗，他會下令游擊隊加緊活動，並在中國東北整訓軍隊，等待時機，捲土重來。

李承晚是個頑固保守又刁鑽古怪的倔老頭，卻遠沒有後來朴正熙那個本領，未必有能力消滅金日成留下的游擊隊，因而他統治下的朝鮮，恐怕很難有個安定團結的局面。當年麥克阿瑟對李承晚格外青睞，一手扶持他取代金九出掌南朝鮮，就是因為蔣介石向他介紹此人政治傾向狂熱反共。有這麼一個反共的老頑固統治朝鮮，再加上支持和控制朝鮮的美國當局奉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李承晚的政權絕不可能實行對中國友好的政策。

因此，對中國來說，鴨綠江對面隔江相望的朝鮮，不僅會是一個亂局和惡鄰，而且勢必是一個敵國。

中國面臨的形勢，也許更為切近的是，鴨綠江兩岸會是一個什麼情況呢？只要看看後來的三八線，我們就不難想像：三八線北移到鴨綠江了。不同的是，鴨綠江的對岸，就是中國。中美雙方重兵集結，隔江對峙。而金日成則要支援朝鮮境內的游擊隊，傳遞情報、提供補給、武裝滲透等。

那麼美軍呢，從過去的行為看，也未必就不會直接干預，因為還在中國出兵援朝之前，美國飛機就轟炸了中國邊境城市丹東。-對這件事，美方的解釋是：美國空軍轟炸的目標，並不是中國，只是鴨綠江橋，炸彈落在中國，是投彈技術上的原因。可是，軍事行動永遠都會有技術因素，這個理由，隨時都可以找到，是個現成的說辭。

因此，鴨綠江這條中朝邊境，絕對不可能是和平的。

如果中美雙方長期隔江對峙，中國面臨的問題是：美軍擁有現代化的強大武力，尤其是有海空優勢，而這些，中國沒有；中國的優勢，是英勇頑強的官兵和靈活機動的戰術，而這些優勢，在隔江對峙的情況下，卻用不上。

隔江面對現代化的美軍，中國要守護自己的領土，怎麼辦呢？比如，要在鴨綠江北岸部署空軍，當時的辦法，只能向蘇聯求援，幫助中國組建空軍。

倘若真的到了這個時候，斯大林會是個什麼態度呢？設想一下吧，假如我們是斯大林，會怎麼想？會怎麼說？斯大林對中國的想法，肯定印象不好，一是不聽話，讓你出兵，你不出，二是看不起，「縮頭烏龜」﹐膽小鬼。

因此，斯大林或許會這樣說：唉呀，這個空軍哪，是技術軍種啊，你們搞不了的。而且，空勤、地勤、氣象、雷達，各種專業技術人材，要培訓好幾年呢，現在臨陣磨槍，怎麼能行呢？絕對來不及的。這樣吧，還是我派蘇聯空軍過去，一個軍的空軍，五百架戰鬥機，夠了吧，先替你們頂著。你們組建空軍的事，不必著急，從長計議吧。

隨之而來的，斯大林可能又會說：空軍的基地場站，需要蘇聯的高炮和陸軍部隊守衛，保障後勤供應的鐵路線，也要有蘇軍駐紮以保證安全，等等。如果斯大林提出這樣一些要求，中國有什麼討價還價的本錢呢？恐怕沒有什麼辦法，只能聽從斯大林的安排。

我們不要忘記，當年的東北，旅順港還有蘇聯駐軍，海陸空軍都有，東北那個丁字形的「中長鐵路」﹐則由「中蘇共管」﹐而且蘇方控股，因而掌握著實際控制權。這些，本來都是「雅爾塔」定下來的，蘇聯同國民黨中國有條約依據。毛澤東訪蘇時，雖然用新條約取代了老條約，但只有大連市的「行政權」﹐大概覺得無關緊要吧，交還給中國了，而旅順港蘇聯駐軍和「中長鐵路共管」的內容，都延續下來了。當然，「旅順駐軍」和「中長鐵路共管」的事，新條約也承諾幾年後歸還，可尚未到期，條約仍然有效，中方不能不遵守吧。因此，如果斯大林提出這些要求，不僅是大敵當前的客觀形勢需要，而且，兩國之間並不需要重新訂立新的條約，只須將原有的條約作些稍為靈活一點的解釋，在時間上稍加延長、在內容上稍加擴展而已，不費多大事兒。

可這樣一來，中國又會是個什麼情形呢？不需要太豐富的想像力，我們就會知道：如果蘇聯在中國的東北駐軍，海陸空軍都有，不多說，50萬吧，那麼，毫無疑問，中國的東北就變成「東德」了。西方人說：「無論世界任何地方，只要俄國人進去了，就不會離開。」這句由俄國歷史證明的經驗之談，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不同的是，東德那時是個獨立的國家，而東北卻在中國的版圖之內。因此，除非東北變成一個新的「滿洲國」﹑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或者俄國人更熟悉的「黃俄羅斯」﹐那麼，斯大林把東北攥到手心裡，就連帶著把整個中國都攥在自己的手心裡了。

發揮一下我們的想像力吧，如果淪落到那種地步，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呢？

南面的台灣海峽，第七艦隊早已進駐了；北面的鴨綠江，中美隔江對峙、衝突不斷；只要看看今天還在鬧什麼「藏獨」﹑「疆獨」﹐天曉得中國的周邊還會鬧出什麼事來？在美國人眼裡，中國既貧窮又怯懦，既是個「無賴國家」﹐還是個「縮頭烏龜」﹐在世界上還能有什麼分量？在國際上還會有什麼地位？在那樣一種情形下，我們還能希望將來有那麼一天，美國人會同中國談什麼「戰略關係」嗎？或者像如今一樣，會出現什麼「中美友好」或者「戰略夥伴關係」﹐以至什麼「G2」的局面嗎？

而在蘇聯的「東方陣營」里，朝鮮戰爭的「縮頭烏龜」﹐還會有什麼發言權？怎麼還能讓斯大林青眼有加？不過，蘇聯已經把中國攥到手心裡了，對「中蘇友誼」的「牢不可破」﹐也許還會「友誼地久天長」﹐斯大林倒是可以比較放心了。當然，有蘇聯的「核保護傘」罩著，也許美國還不至於對中國大動干戈，比如大舉入侵、扔原子彈等。可是，如果中國還要發展經濟、搞工業化、搞現代化、甚至還想建設什麼國防工業，在向蘇聯要求援助的時候，那可就要看蘇聯人願意不願意、斯大林高興不高興了。

而且，如果中國的外交內政都在蘇聯的控制之下，那麼，即使國內政策的重要變動，也得先到莫斯科請示彙報、得到批准才行，雖然名義上還是「兩黨會談」。中國如果自作主張、不聽招呼、擅自行動的話，蘇聯人就可能不僅給你上課、而且會用行動讓你知道：什麼叫做「有限主權論」﹗謂予不信，1968年蘇聯出動50萬大軍鎮壓「布拉格之春」﹐便是榜樣！而且，還不需要從遠距離調動部隊，蘇聯軍隊就駐在中國的東北呢。淪落到那個地步，我們還能想像，中國會有後來「改革開放」那樣的歷史性變革嗎？

那樣一個中國，還有什麼前途呢？可以說，永無出頭之日。

身為中國人，想到這裡，能不倒抽一口涼氣、出一身冷汗嗎？我寫到這一段時，也大有毛骨悚然之感。所幸的是，這不是我們國家的歷史。因為，早在60年前，為了出兵援朝的決策，為了這個國家的未來，當毛主席苦思焦慮、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時候，大概已經出過好幾身冷汗了。

顯然，對當年的毛澤東來說，這出兵援朝的事，倘若只考慮美國干涉台灣的因素，這一仗也許已經不得不打的話，如果再加上對蘇聯因素的考慮，尤其是想到對國家未來長遠的深刻影響，那麼這一仗就非打不可了。

許多人都說到毛澤東出兵援朝決策的艱難，他無疑是反覆思慮、權衡再三的。不過，這個決策，在他的心裡決定下來的時間，也未必就是他最後公開講出來的時候。合理的推測是，出兵援朝的決策，在毛澤東下決心以後，到把它公開講出來，這中間的一段時間，是在同斯大林「鬥智」。

出兵援朝的決策「一波三折」為哪般？

對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過程，沈志華搜集了許多珍貴的史料，並進行了多年的紮實研究，我看過他的書，也聽他談過，對他的研究，我很欽佩。我聽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李海文說，她也研究過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而且曾經同沈志華有相當深入的交流。李海文對我說，據她研究，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實際上又是「一波三折」﹐經歷了「三反三複」﹔而沈志華的研究，則更加細緻，據沈志華的研究，出兵援朝的決策，是「一波五折」﹐經歷了「五反五復」。

我得承認，對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我研究得很不夠，對「一波三折」或「一波五折」的詳細和具體的情況，不十分清楚。不過，這「一波三折」或「一波五折」﹐經歷的時間並不長，都是毛澤東在出兵援朝決策時同斯大林「鬥智」中間發生的事。下面，只是為了行文方便，就簡單地稱為「一波三折」吧。

李海文曾經對師哲進行過長時間的深入採訪，並為師哲整理了回憶錄《在巨人身邊》。師哲在包括抗美援朝的十幾年時間裡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長時間的親密接觸，使他對毛澤東出兵援朝決策時的想法，應當有相當深入的了解。遺憾的是，師哲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此沒有多說。不過，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還是被李海文記錄下來了：師哲說，這是毛澤東同斯大林在搞「神經戰」。我認為，同斯大林搞「神經戰」﹐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毛澤東在出兵援朝的決策中「一波三折」的實質。

這個「一波三折」的歷史片斷，無疑是很有興味的故事。不過，要把其中的原委、細節和微妙之處搞得很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我認為自己的理解還比較有點頭緒的，是前面一次「反覆」和最後一次「反覆」。下面，我就介紹一下有關情況和我的理解、或者只是猜測。

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所經歷的「一波三折」的第一次「反覆」﹐應當是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關於中國出兵援朝問題給斯大林的電報。說起來，這是一件十分弔詭的事，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話，叫「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頭腦極富謀略的毛澤東，大概是為了同斯大斯「鬥智」﹑搞「神經戰」的緣故吧，他玩的花招，神三鬼四的，在半個世紀之後，把我們的黨史研究者也搞糊塗了，使他們對事情的真相感到迷惑不解。

這「一波三折」的第一個「反覆」﹐情況大概是這樣的：

為了研究抗美援朝時毛澤東出兵援朝決策的原委，開始，黨史研究人員在國內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化名菲里波夫）的電報手稿。這份電報的意見非常明確：由於朝鮮戰局出現逆轉，情況十分危急，金日成已經正式請求中國支援，中國決定出兵援朝，毛澤東還談了戰局可能的發展前景和中國軍隊準備採取的打法。由於有這份白紙黑字的電報手稿，於是，黨史研究人員據此認定：中國出兵援朝，毛澤東正式做出決策的時間，是1950年10月2日，即這份電報發出之時。

蘇聯解體之後，前蘇聯包括共產國際的歷史檔案開禁，世界各國研究歷史的學者紛紛前往「淘寶」﹐20世紀的中國歷史同蘇聯與共產國際密切相關，中國的歷史學者包括黨史研究人員自然也不會放過這個難得的機會。但是，學者們翻箱倒櫃地遍查前蘇聯檔案，卻找不到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這份電報。

奇怪的是，學者們查到的另一份電報，同樣是毛澤東給斯大林的，時間也是1950年10月2日，可是它的內容，意見卻截然相反：在這份電報中，毛澤東列舉了一大堆中國方面的困難和問題、以及可能發生的不利的前景，正式表明的態度非常明確，中國方面不宜出兵。

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內容同樣是關於出兵援朝，時間也同樣是1950年10月2日，在中國的檔案中看到的，是同意出兵援朝，在前蘇聯檔案中查到的，卻是不同意出兵援朝。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在1950年10月2日，對出兵援朝問題，毛澤東先後起草了兩份電報，一份同意出兵，一份不同意出兵。然後，他把不同意出兵的電報，發給斯大林了。而同意出兵的電報，他卻扣下了，學者們在國內檔案中看到的，便是留在國內的電報手稿。

這一下，也許我們該領教什麼叫「兵不厭詐」了吧，不過我想，毛澤東大概也不會是故意要同後來的歷史學者開這麼一個「惡作劇」的玩笑，朝鮮戰局，瞬息萬變，軍情如火，作為軍事統帥，彼時彼刻，他不會有那種閑心的。

分析起來，這兩份電報，毛澤東先寫的，是同意出兵的電報，這可能反映了他當時的決策意向，或者，在朝鮮戰爭爆發、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撤銷解放台灣的命令、調13兵團移駐中朝邊境的時候，毛澤東就基本上做出判斷：看來，朝鮮這一仗，恐怕是不能不打了。

可寫完這份同意出兵的電報之後，斯大林同金日成背著他合謀策劃朝鮮戰爭的事，又湧上毛澤東的心頭，強烈的民族尊嚴刺激著他強悍的個性：讓中國人打仗、流血犧牲，去給斯大林擦屁股，他毛澤東怎麼能當這種冤大頭？吃這個啞巴虧？雖然出兵援朝勢在必行，這一仗不打看來也不行，可對這個居心叵測的斯大林，也絕不能就這麼便宜了他！因此，同意出兵，這事且慢，下棋還要看三步呢，還得再等等、再看看。

毛澤東在猜想，此時此刻的斯大林，可能正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吧。是啊，他斯大林能不著急嗎？精心策劃的朝鮮戰爭，本來滿心希望能在冷戰中扳回一局，可眼看就要克盡全功了，想不到麥克阿瑟來了個「仁川登陸」﹑又反敗為勝了。金日成功虧一簣、令人惋惜，如今，北朝鮮已經潰不成軍，美軍很快就要推進到鴨綠江了，這一回在美國人手裡再輸一局，讓他斯大林在全世界面前又要丟人了。不過，蘇聯人是不能直接出馬的，同美國人對陣，這個風險太大。要挽回敗局也挽回面子，看來只有靠中國人了。朝鮮戰局，形勢緊迫，軍情如火，必須讓中國人趕快出動，否則就要失去戰機了。

毛澤東並不是幸災樂禍，可弄成如今這個局面，你斯大林又能怨誰呢？完全是自作自受嘛！那就先讓他多著幾天急吧。中國是個富於謀略的民族，一定要讓這個老奸巨滑的斯大林，也領教一番他毛澤東的手段！其實，出兵援朝這一仗中國還是要打的，按理說，毛澤東應當比斯大林更著急。可是，面對危急的朝鮮戰局，他就是要和斯大林較量一下，看誰更能沉得住氣。「每臨大事有靜氣」﹐「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這是一個領袖應有的心理素質。

於是，毛澤東把這份同意出兵的電報扣下了。然後，他又寫了一份不同意出兵的電報，給斯大林發去了。毛澤東同斯大林「鬥智」﹑搞「神經戰」﹐就是要在這口「熱鍋」下面再添一把柴火，給「熱鍋上的螞蟻」增加一點溫度，讓斯大林這個老練精明的傢伙在「熱鍋」里再受一陣子煎熬吧，什麼時候斯大林的神經綳不住勁了，頭腦亂了方寸，他毛澤東下一步才有文章好做。

我的理解，關於出兵援朝，這就是毛澤東的決策「一波三折」的第一個「反覆」。也許，大國之間的戰略遊戲就是這樣玩的。實際上，就像《孫子兵法》也用於商戰一樣，如今老闆們談生意的時候，對這套把戲也不陌生。作為一個戰略家，毛澤東並不缺少謀略。如果我們以為他那幾條「語錄」就是「毛澤東思想」﹐那恐怕就太天真了。

關於出兵援朝，毛澤東決策的「一波三折」﹐前後經歷的時間並不長，從第一次「反覆」﹐到最後一次「反覆」﹐毛澤東頭腦中的緊張運轉，只是十幾天之間的事。實際上，朝鮮急轉直下的戰局，也不容毛澤東遷延過久、謀而不斷。

事情陰差陽錯的是，這還要感謝麥克阿瑟呢。朝鮮戰局，本來「仁川登陸」成功後，美軍如果就此一路追擊，完全可以一舉拿下朝鮮；可麥克阿瑟也許對自己的「絕招」過於自我欣賞了，偏要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又繞到朝鮮半島東邊搞了個「元山登陸」。結果，造成一連串失誤，使美軍在朝鮮的推進，推遲了一兩個星期。這對毛澤東同斯大林「鬥智」﹑搞「神經戰」來說，倒是恰好留出了一段寶貴的時間。

時間到了1950年10月8日，中國出兵援朝的決策，經歷了前面的幾次「反覆」﹐大體定下來了。這時，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赴蘇訪問，同斯大林談判出兵援朝的有關事宜：中國軍隊出兵援朝，蘇聯提供武器援助，尤其是出動空軍參戰。此前雙方交換意見，這些事大概已有初步的共同意向，可打仗的事，自然一點兒也含糊不得，這次需要最後當面敲定。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同周恩來一起參加了談判。

但是，談判中間，斯大林又變卦了，蘇聯空軍參戰，原來答應過的，又拒絕出動了。說是部隊轉移時間來不及，可這理由完全站不住腳，空軍機動能力強，比地面部隊快得多嘛。實際上，斯大林內心的真實想法，對和美軍直接交手，還是有顧慮，不願讓蘇聯空軍親自上陣。

斯大林的變卦，當然也不為無因。據沈志華對蘇方歷史檔案的考證，自美國介入朝鮮戰爭以來，美軍飛機就屢次侵入蘇聯領空進行搔擾。美國在對蘇聯進行戰略試探，為了摸清蘇聯意圖的「底牌」﹐也在搞「神經戰」。

據沈志華考證，在1950年9月4日，在中國旅順口起飛執行訓練任務未攜帶武器的蘇軍轟炸機，竟被11架美軍戰鬥機擊落了。這同1937年日軍飛機在中國長江炸沉有顯著標志的美國軍艦，是同樣的伎倆。有所不同的是，美國比當年的日本還要蠻橫無理，日本當年摸清了美國的「底牌」﹐事後還向美國作了道歉賠償；而美國卻拒絕蘇聯政府的抗議，理由是擊落蘇聯轟炸機的飛機是聯合國的。而蘇聯的反應，竟然是「再次進行核實」﹐態度相當忍讓。

尤其是1950年10月8日，周恩來出發赴蘇的同一天，兩架美軍戰鬥機侵入蘇聯遠東的濱海地區，進入蘇聯領空一百多公里，還示威性的低空飛行，並且對蘇哈亞的蘇軍機場用機槍掃射！這件事，就發生在斯大林同周恩來談判之前的幾天里，斯大林受到強烈刺激的神經，大概還沒有緩過勁兒來，顯然有點綳不住了，頭腦也有點亂了方寸，對世界大勢的戰略判斷有點失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怕情景，讓他不寒而慄！於是，斯大林又臨陣變卦了，拒絕出動蘇聯空軍，可能就是這個具體的原因。

事後分析起來，美軍飛機挑釁、搞點「神經戰」﹐意圖無非還是探探蘇聯的「戰略底線」﹐也不排除麥克阿瑟這個狂妄的傢伙擅自妄為的可能性，未必就是美國政府精心謀劃的事。長期在海外，打仗打野了，前線的將領往往會發生「下克上」的現象，這在麥克阿瑟身上，表現得相當典型。

其實，剛打完一場二次大戰，全世界都還沒有從空前慘烈的震撼中恢復過來，美國人和蘇聯人差不多，對美蘇大戰，也是「麻稈打狼，兩怕」的事，哪裡馬上就會打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看來，雖然斯大林也算是在國際風雲中見過大世面了，可是，在美國人搞的「神經戰」中，他作為統帥的心理素質還欠點火候，或者用毛主席的話來說，「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還沒有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也許我們還該想到，狡詐的斯大林，前面答應出動蘇聯空軍，大概也是哄著「憨狗咬狼」﹐為了說服中國出兵吧。現在，看到中國出兵的事已經定下來了，入朝命令也已下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斯大林卻臨事而懼，在最後關頭，一個緊急閃避，又出溜到一邊去了。他的如意算盤大概是：讓中國的決策憑著強大慣性，像離弦之箭一樣射向朝鮮，同美國迎面相撞！而蘇聯人則可以徹底「抱個不哭的孩兒」﹐隔岸觀火，連空軍也不用出動了。

有毛澤東臨行時交待的「底線」﹐周恩來堅持中方立場：蘇聯必須出動空軍參戰，否則中國就不出兵。雙方唇槍舌劍，軟磨硬泡，從深夜一直熬到凌晨，最後還是談崩了：斯大林拒絕出動空軍，中方則收回出兵援朝的決定。

但是，據師哲回憶，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忽然來電，宣布中方決定：即使蘇聯不出動空軍，中國也要出兵援朝。周恩來從睡夢中被叫醒，據說相當驚訝，當即給蘇聯外長維辛斯基打電話，維辛斯基更是很感詫異：昨天晚上不是已經談過了嗎？既然你們決定不出兵了，我們還有什麼好談的呢？周恩來的態度，大概會讓顧維鈞艷羨不已，他的口氣，從容淡定：我現在給你打電話，並不是要和你們再談什麼。我只是將中國政府的決定，通知你方。

斯大林聽了以後，連聲說：「中國同志偉大，中國同志了不起。」據說，他還掉淚了。是啊，斯大林確實感動，眼看就要在全世界面前大大丟臉了，現在，毛澤東的決定，可以讓他把面子撿回來了。可是，斯大林無疑也會意識到，這出兵援朝的決策，在經歷了「一波三折」之後，他在毛澤東的面前，卻把理輸光了，面子也丟光了。

是啊，朝鮮戰爭，本來是他斯大林挑起來的。可是，現在打敗了，蘇聯卻撒手不管了，要往後出溜，讓中國去給他「擦屁股」﹑收拾這個爛攤子！

中間有一段，金日成打得順利時，毛澤東就告誡他們不要太樂觀，並提出可以讓中國軍隊穿上朝鮮人民軍的服裝，去朝鮮給他們守衛後方，讓人民軍乘勝全力攻打釜山，可「好心當成驢肝肺」﹐被蘇朝方面拒絕了。斯大林的戒備，懷著私心呢：眼看鴨子快要煮熟了，怎麼會讓中國來分一杯羹？

「仁川登陸」之前，中方以驚人的準確性，向蘇朝方通報了美軍動向的情報。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被一時勝利沖昏了頭腦，聽不進去，可能也不相信，沒有採取相應的措施，又不願接受中國的援助。結果，「煮熟的鴨子」竟然又飛了，勝利化為泡影，而且一敗塗地，金日成眼看就要亡黨亡國了！

在朝鮮戰局的「廟算」中，斯大林剛愎自用，反覆無常，又一意孤行，毛澤東卻顧全大局，又誠心相待，而且精心謀劃，以驚人的準確預見表現出傑出的戰略智慧。在經歷了「一波三折」的幾反幾復之後，面臨危急的戰局，雙方終於達成了共識。可是，現在出兵援朝箭在弦上了，斯大林卻臨陣怯戰，出動空軍的事，又變卦了。是英雄還是狗熊，關鍵時刻要看行動，嘴上說了不算，「暗箭」在戰場上也派不了用場。最後，還是毛澤東血氣方剛，挺身而出，中流砥柱，力挽狂瀾。

而且，中國出兵援朝後，三次戰役，連戰連捷，先到三八線，取了平壤，繼而三七線，又占漢城。對此，斯大林的心裡，一則以喜，打得這麼好，完全出乎意料！一則也以憂，這一來，他今後的面子，可往哪裡擱？

實際上，師哲的回憶並不準確。據沈志華考證，周恩來和斯大林那天夜裡談崩了以後，不是第二天清晨，而是又過了兩天，毛澤東才發出中國決定單獨出兵的電報。而在這兩天發生的事情是，斯大林打電報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國不出兵了，蘇聯也不管了，朝鮮的戰局完了，讓殘餘部隊留下打游擊，他自己退到中國的東北找地方搞個流亡政府吧。

沈志華的考證太捧了！對嘛，同斯大林「鬥智」﹑搞「神經戰」﹐這才是毛澤東的手筆！這最後一個「反覆」﹐在最後一刻，把這「縮頭烏龜」的帽子，一反手又戴到斯大林的頭上了，而且，讓他連摘下來的機會也沒有了。這就讓斯大林不僅在中國面前也在朝鮮面前，把理輸得光光的，面子結結實實掉在地上，摔成了八瓣！足智多謀的毛澤東，深知出兵援朝事關重大，不僅要留下白紙黑字，還要拉上朝鮮的金日成來做個旁證，要把它辦成一樁鐵案，絕對不能給斯大林事後的辯解留下任何餘地！關於出兵援朝的決策，在這場同毛澤東的「鬥智」或者「神經戰」中，斯大林徹底輸光了！

那個時代，打敗了法西斯的斯大林，威望可謂如日中天，雖然冷戰爆發後，在西方不大靈光了，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中，卻還是當之無愧的領袖。不過，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領袖」其實也不是白當的，得有國家的綜合實力，更有紅軍將士的流血犧牲，還得有「英明正確」的領導形象，才能建立起來，也才能維持下去。

可是，在這場朝鮮戰爭中，在毛澤東還有金日成的面前，斯大林的理輸光了，面子也丟光了。這今後的日子可還長著呢，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這些人是否還要在一起見個面、談點事、開個會呢？到那時，如果毛澤東還像第一次見面那樣，桀驁不馴，辛辣嘲諷，含沙射影，哪壺不開掂哪壺，還要追究什麼錯誤的責任！眾目睽睽之下，人們竊竊私語，下面一片嘁嘁喳喳的，要是弄成那麼個局面，讓他斯大林的老臉可往哪裡擱？

毫無疑問，這國際共運的領袖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家長，今後還得當下去，丟了的面子，也得想辦法撿回來。可是，這就得聽聽中國人的了，而且還要讓這個毛澤東滿意才行。和中國人打過多年的交道了，斯大林也許聽說過中國民間那個「灶王爺」的故事，要讓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只要把「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送得夠分量，大概也能堵住他的嘴。而且，我們也不應該把斯大林說得太不堪了，他不可能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心裡都在算計著怎麼「放暗箭」﹐他老人家也會掉淚呢，看來也有人的正常感情。何況，畢竟是當年的「三巨頭」之一，斯大林絕非等閑人物，身後又有一個超級大國的綜合勢力作支撐，因此，斯大林的眼淚，還是相當有分量、也很值錢的。當然，對毛澤東會成為鐵托的顧慮，斯大林那顆懸著的心，現在也算放下了。於是，隨後發生的事情，便是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

「156項」——中國抗美援朝的「戰利品」

所以我們說，156項，是中國在抗美援朝中的「戰利品」。

當然，這個「戰利品」﹐同我們當年說蔣介石是「運輸大隊長」的情形有所不同，不是取之於戰場對面的美國，而是取之於在後面策劃這場戰爭的蘇聯。「失之桑榆，收之東隅」﹐毛澤東同美國人「鬥力」﹐在朝鮮戰場上，無疑付出了重大代價，其後的負面影響之深刻也無可諱言；可是，他同斯大林「鬥智」﹐經過那「一波三折」的幾反幾復，卻為中國贏得了156項。當然，從根本上說，那是幾十萬志願軍將士用他們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

因此，「156項是抗美援朝的戰利品」﹐這是拐了個彎兒的說法。

也許有人會說：你的想像力是否過於豐富了，竟然杜撰和編排出這麼離奇的故事。讓我們來看看事實是否如此。

還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半年之前，毛澤東訪蘇時，中蘇談判，關於蘇聯對華經濟援助，最後定下來的規模，是貸款三億美元。這個數目有多大，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此前幾個月，蘇聯給波蘭的經濟援助，是貸款4.5億美元。三億美元這個數目，只佔波蘭的三分之二，而論國土人口的規模，中國比波蘭要大20倍。對蘇聯西部的戰略地位，波蘭自然很重要，可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對蘇聯擺脫「資本主義包圍」在國家安全戰略方面的作用，分量無疑比波蘭要大得多。因此，三億美元貸款這個數目，實在不算多。當然，蘇聯人沒有多給，也是中國就沒有多要。對斯大林，毛澤東心存戒備久矣。「無功不受祿」﹐「天上不會掉餡餅」﹐他不願意讓他的國家欠蘇聯人的情，「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會疼的。」

後來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規模有多大？根據《劍橋中國史》里費正清的計算，蘇聯對華貸款是27--30億美元，而在蘇聯援助中，貸款只佔4%,主要部分是貿易，這樣算起來，蘇聯援助的156項，其總的規模，大體上是三億美元的兩百多倍。

不過，我聽沈志華說，他仔細研究過蘇聯對中國貸款的情況，前後過程，變來變去，相當複雜，不過他搞清楚了，而且還糾正了國家統計局的若干錯誤，國家統計局的人也很服氣。按沈志華的考證，關於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費正清講的貸款數字，明顯不對。

蘇聯援助的156項，究竟有多大規模？我一直想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可是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條件不具備，一直沒有進行。不過，作為研究的方法，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還是得折算成美元，才容易比較，人們也會有個明確印象。

二戰以後，按布林頓森林體系確定的「金匯兌本位制」﹐美元對黃金的牌價是固定的，一盎司黃金兌35美元，一盎司是28克多點。

陳雲同志算賬很有趣，是用小米，一千斤小米等值於七克黃金。

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截止到1957年底，中國公布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是七億兩黃金。那時的黃金如果還是按老秤，一市斤16兩，一兩是500克的16分之一。我初步換算了一下，七億兩黃金，是270多億美元。

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是圍繞156項安排的，因此，156項在基建投資總額中，無疑是大頭，可佔多少比例，不大清楚。

當然，更準確的演算法，是把156項每一項的投資一項一項加起來，不過，156項中，項目進度不一：有的項目完成了，比如洛陽礦山機器廠，提前一年零三個月就建成投產了；有的項目在蘇聯人撤走時還沒有完全建成、到1960年代中期才投產；個別項目因為有些技術難關攻不下來，甚至拖到文革時代。因此，每個項目的投資數額，要按建設周期起止的時間，算起來也相當複雜。

有的同志算賬，美元和人民幣比價按1兌1.5﹐可那是1980年代初的牌價。因此，這個演算法是不對的。1971年的「尼克松衝擊」後，布林頓森林體系崩潰，黃金對美元的比價大幅度上升，幾年時間裡就達20多倍。

蘇聯援助的156項，究竟規模有多大？綜合上述因素，粗略估算一下：「一五」期間，如果基建總投資按七億兩黃金，而蘇聯援助的156項占基建投資總額，按七成計算，大致會是三億美元的七八十倍。

當然，七億兩黃金這個數目，為了便於宣傳，會是個約數。而且，七億兩黃金這個數據的截止時間，應是1957年底，而蘇聯撤專家、撕合同，是1960年7月，包括156項的基建投資，又搞了兩年多。因此，156項期間的基建投資規模，比七億兩黃金這個數目，應該還會多出一大塊。考慮到經過「一五計劃」﹐我們國家的家底較前大增，也許「二五計劃」這兩年半的基建投資規模，會同「一五計劃」五年期間的數額差不多。也就是說，包括156項在內的基建規模，如果把「一五計劃」的五年和「二五計劃」的兩年半加起來，大致會有七億兩黃金的兩倍。

需要說明的是，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受「瞎指揮」影響的，主要是地方的「小、土、群」企業，而156項，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進行「計劃管理」的重點企業，雖然也不免受到一些干擾，但總的說，在「大躍進」的「瞎指揮」中，所受的損失並不大。

因此，如果截止到蘇聯撤專家、撕合同的時間，大致說吧，蘇聯156項援助最後實際的總規模，會達到原來三億美元的150多倍。或許，費正清估算的數據，也還沾邊，大差不差，不能說一點兒也不靠譜兒。

那麼，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在毛澤東訪蘇時定下的規模，三億美元貸款，後來為什麼增加了一百多倍呢？這中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朝鮮戰爭。因此，從事情發生變化的因果關係來看，毫無疑問，是抗美援朝，使中蘇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斯大林才大幅增加對華援助。

到這個時候，毛澤東原來「不願欠蘇聯情」的態度，自然也就變了。志願軍將士在前方打了勝仗，毛澤東在斯大林面前自然也就理直氣壯，而且，幾十萬志願軍將士的生命和鮮血，這個賬該怎麼算？

這個道理，其實斯大林也很清楚：二戰期間，美國根據「租借法案」對蘇聯提供的援助，共有一百多億美元吧，蘇聯人接受起來就從來沒有覺得不好意思過，而戰後歸還的，連個零頭也沒有，其餘的全都就那麼算了。美國人大概不好意思吧，後來也沒有追債，原因很簡單，理由卻很充分：作為盟友，在歐洲戰場，蘇聯從始到終承擔著德軍的主要壓力，蘇聯紅軍付出的是鮮血和生命。

現在，輪到斯大林來面對他的中國盟友了，原因和理由同樣很簡單也很充分：中國幾乎獨自進行了抗美援朝戰爭，志願軍將士付出的也是鮮血和生命。於是，在談判確定蘇聯對華援助時，中國人在蘇聯人面前，好像完全換了一副面孔似的，毫無愧色，理直氣壯，而且幾乎是「獅子大張嘴」﹐凡是知道蘇聯人有的，只要我們能想到的，都毫不客氣地提出來，統統都要拿到手。是啊，他們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流血犧牲，難道蘇聯還不該給點經濟援助？而且並不是白給的，中國還要照價付款嘛。

文獻出版社有本文集，裡面有何長工的回憶文章，有趣極了。何長工時任重工業部常務副部長，部長陳雲要管全國經濟，所以重工業部實際是他當家。蘇聯援助的項目，他對航空工業格外有興趣。可是，何長工訪蘇時，蘇聯對華援助的大盤子已經基本定下來了。但這個何長工，在和維辛斯基談判時，死纏活纏，咋咋唬唬，甚至大吵大鬧，吹鬍子瞪眼，拍桌子打板凳，還威脅要「到斯大林同志那裡告狀」﹐這一下可把維辛斯基給嚇壞了。這讓我們領略了一番兩國官員不同的精神風貌：蘇聯的「軍事官僚體制」已經相當僵化了，上下級關係如同貓鼠；但中國的官員，卻還是游擊戰士充滿朝氣的草莽作風。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何長工這官當得可真夠過癮的！可他一心想的是國家，事後也沒有人去計較什麼「越權」之類的事。那時的黨風真好。

何長工可謂不虛此行。結果，又給中國要回來一個航空工業，是製造軍用噴氣式飛機的全套工廠，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還「摟草打兔子」﹐說蘇聯援助的項目都擺在北方不好，捎帶要回來一個武漢鋼鐵公司。何長工回國後向中央彙報，陳雲聽了以後，高興之餘，又發起愁來，趕快打算盤，算一下基建投資總額又要增加多少億斤小米？還得搜枯索腸，又增加這麼大一筆投資，到哪裡去弄錢呢？

所謂156項，其實只是人們的習慣說法。薄一波的書里介紹的情況，應當是最權威的：蘇聯援助的項目，實際上中間變化很大，過程相當複雜，時而增減，時而分合，添添去去，分分合合，變來變去，最後的結果，大約是150項左右。斯大林時代定的，是109項，到赫魯曉夫時代，又增加了40多項，包括原子彈。

關於這一點，我同沈志華爭論過，他把斯大林定的109項和建國前談的50項合在一起，算成156項，這是不對的。建國前那50項，基本在東北，項目都很小，只有一兩個項目，像鞍鋼的恢復與改造，規模還像回事。比如，一個1.8萬千瓦的電站，只是一個大企業的自備電廠，怎麼能算一項呢？156項的任何一項，比這個規模都起碼要大上幾十甚至上百倍。

項，其中純粹的軍事工業，是40多項，占近三分之一。軍工企業，中國無疑興趣最大，蘇聯則最不願給，這是常識，比如原子彈，蘇聯後來就悔約了。而同樣規模的企業，軍用項目比民用項目的投資，數目要大得多。總的估計，軍工企業投資數額，或許應在援助總額的半數以上。我在省機械廳管設備時，聽部里同志講，機械系統的設備擁有量，各軍工部的總數，和民用的總數基本相平，不過，軍工系統的設備，技術水平要高得多，價值無疑也要高得多。況且，156項的民用工業中，又以重工業為主，而重工業項目中，相當一部分，是直接為軍工企業服務的。

不過，其中的具體情況，我就沒有能力細說了。

現代化的國防工業體系，是中國近代以來幾代執政者都夢寐以求的東西，從晚清的「洋務運動」﹐到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概莫能外。無論李鴻章、張之洞，還是袁世凱、蔣介石，「落後就要挨打」的教訓，都是刻骨銘心。「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軍隊，並不是不知道現代化武器的厲害，「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那是唱歌，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可共產黨的領袖和將軍們不會不知道，在戰場上，那是要用戰士的生命去換的！

建國之始就被強加給新中國的一場朝鮮戰爭，使中國人對現代化國防工業的渴望更加強烈，同時，也給實現這種願望帶來了可能性。一個具有深厚尊嚴的民族，一百多年來受盡了列強的凌辱，現在只是為了自衛，難道有誰能指責我們是在搞什麼「軍國主義」嗎？

抗美援朝，對新中國後來的發展，影響極為重大。戰略方面的影響、包括負面影響，需要專門論述。不過，僅以抗美援朝的「戰利品」156項來說，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就極為深刻。156項，以國防工業和重工業為主，這一批「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都是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程度相當高的項目。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和技術力量都相當薄弱，遠沒有今天這樣的實力，要吸收和消化156項這麼一批洋傢伙，夠我們忙上十年八年的了。

總的來說，156項的建設是相當成功的。建國之初，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起一個初步的工業體系，不僅需要全國的領導骨幹和技術精英拿出「拚命三郎」的勁頭，全力以赴地苦幹實幹，許多事情要從頭學起；而且，還需要全國上下，農民、工人和黨政幹部，必須節衣縮食，過相當清貧、困窘、寒酸的日子，來為這場「計劃體制的工業革命」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

後來中國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如統購統銷、農業集體化、三大改造、工業化建設，以至中國由「新民主主義」變成「社會主義」﹑形成後來「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體制模式，還有後來「大躍進」的失誤和「三年困難時期」的災難，都與此有相當深刻的因果邏輯關係。

概括地說吧，是斯大林策劃的朝鮮戰爭和毛澤東出兵援朝的決策，包括其中的「陰謀」和「神經戰」﹐把中國逼得走上了這條路。同經濟現代化的通常模式相比，這是一條非常規、反程序、異常艱難的發展道路，卻又是一條輝煌的崛起之路。

羅素說，中國的崛起，靠的是英雄主義。面對群雄競起、列強環伺的世界，毛澤東在一個混亂、破敗、屈辱、孱弱的中國，喚起無以倫比的英雄主義，以「夾擊中的奮鬥」﹐為我們的民族殺出了一條血路。隨後，為了消化和吸收這批「抗美援朝的戰利品」﹐整整一代人還要在相當菲薄的物質生活中勒緊腰帶、勵精圖治、艱苦奮鬥，這同樣需要英雄主義的精神。當然，以通常能夠忍受的程度來說，這段時間過長了一點，這在後人中引起一些物議，甚至當時那一代人後來也有不少牢騷不滿。不過，「天上不會掉餡餅」﹐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正是新中國的英雄主義歷史，為我們國家後來的現代化發展，包括迎接新一輪「全球化」的到來，奠定了極為重要又相當堅實的基礎。

對自己打的這場「錯誤的戰爭」﹐美國人後來說：「朝鮮戰爭一仗，打出了兩個強國，一個是南朝鮮，一個是中國。」風險伴隨機遇，苦難鑄造輝煌，歷史給我們的啟示，其深刻之處就在於此。美國人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其心情也許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樣吧，不過作為一種理性的認知，也還相當客觀。

從經濟的角度，用經濟學的方法，深入地分析與論述這段歷史，大概是個相當複雜的課題，不是三兩句能說清楚的。我在這裡只是提個頭兒，「拋磚引玉」吧，誰如果有興趣，可以進行更加全面與系統的研究。

尾聲：毛澤東回敬俄國人當年的「暗箭」

有人說，毛澤東這個人是很記仇的，這似乎不是什麼好話，不過，毛澤東終其一生，卻沒有私敵。可是，若是關乎他的國家，這話倒也不假，毛澤東確實「很記仇」。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剛建立，斯大林就居心叵測地來了這麼一手，對毛澤東來說，可謂刻骨銘心。當然，毛澤東懂得，力量對比是很現實的東西，而且還得有適當的條件和時機。中國古語有云，「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十年不行，那就二十年，對於等待，他有足夠的耐心。蒼天有眼，毛澤東是幸運的，在他的有生之年，終於還是等到了這一天。這就是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

斯大林當然早就已經死了，但他當年的「暗箭」對中國的傷害，毛澤東卻依然銘刻在心，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有仇不報非君子，為了他的國家，俄國人這筆歷史欠賬，必須把它找回來。而且，赫魯曉夫也真是小家子氣，蘇聯「逼債」時，竟然把抗美援朝的戰費也算上了，這倒讓毛澤東心中釋然和坦然了，向俄國人討還這筆歷史欠賬，他在心理上就更沒有什麼障礙了。

當年，斯大林煞費苦心地策劃朝鮮戰爭，主要是為了防範毛澤東成為第二個鐵托，應當說，斯大林的憂慮並不多餘，不過，斯大林還是沒有看透毛澤東這個人。鐵托扞衛民族尊嚴的決心，雖然大出斯大林的意外，不過，鐵托向蘇聯鬧獨立性，還是「腳踏兩隻船」﹐在東西兩大陣營之間「走鋼絲」﹑「跳芭蕾」﹐當然，南斯拉夫是個小國，能夠這樣已經不簡單了。但是，斯大林生前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毛澤東的意志之強悍、氣魄之雄偉和手段之奇絕，遠勝鐵托十倍百倍，簡直令人驚愕。面對二戰之後世界上美蘇的「兩極格局」﹐以中國當年相當單薄的國力，毛澤東竟然兩面開弓，左右通吃，公然對兩個超級大國相繼乃至同時叫板！柳亞子曾有詩云，「斯毛並世戰玄黃」﹐可斯大林倘若泉下有知，也許不得不嘆息「既生瑜，何生亮」了。

一方面，在經歷1950年代短暫的「中蘇蜜月」以後 - 僅僅為了消化156項中國也有必要如此，於1960年爆發了「中蘇論戰」。在這場「論戰」中，毛澤東起手便氣勢不凡，當年口口聲聲「以俄為師」的中國人，如今竟然要同「十月革命的故鄉」爭奪「列寧主義」的旗幟和正統地位，把蘇聯人從意識形態教主的聖壇上推下去！如果斯大林還在世的話，他看到的是一個站在「左」的理論立場上的鐵托。毛澤東喜歡說，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使他在論戰中，佔領制高點，奪得主動權，戰鬥性更強，更有殺傷力。而且，中國竟然拿什麼「斯大林問題」做起文章來，儼然一副義正辭嚴的架子，正兒八經地教訓起斯大林那些不肖後人來，彷彿斯大林不是蘇聯的國家領袖似的，這簡直就是諷刺！不知斯大林在世的話，對此會作何感想。同時，這在戰略上，也牽制了蘇聯踩著中國人的肩膀去同美國與西方陣營「緩和」﹑交易、勾結的企圖與趨勢。吳冷西在《十年論戰》中說，據他觀察，起碼自1964年起，毛澤東對「中蘇論戰」更為關注的，便是戰略方面的問題。

另一方面，美國決策者一錯再錯，如果說，朝鮮戰爭的背景主要還是冷戰，那麼越南戰爭則標誌著美國背棄了曾經標榜的「民族自決」原則、站到民族解放運動的對立面去了。面對「麥卡錫主義」影響下走上邪路的美國，毛澤東毫不示弱，在出兵抗美援朝之後，高舉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又大力「援越抗美」。毛澤東要把他在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中創造的「人民戰爭」的一整套成熟的理論和經驗，在美國的現化化武力面前檢驗一番它的效力。結果，美國人在越南戰爭中搞得焦頭爛額、終於混不下去了。然後，像斯諾說的，毛澤東要以「強勢外交」﹐打破二戰後的「兩極格局」﹐打開中美關係。也許在毛澤東看來，由於歷史的緣故吧，中國在接納這個世界的時候，必須採取這樣的方式，才能滿足這個驕傲的民族那極為深厚的尊嚴。

當然，氣魄宏大的戰略構想，還要有精心安排的戰術動作，作為實現轉變的契機。作為回敬斯大林當年的「暗箭」﹐要「鬥智」﹐毛澤東並不缺少謀略。經過一番運籌帷幄，他選中了中蘇邊境上的一個江心小島- 珍寶島。只是到了這時候，毛澤東「鬥智」﹑搞「神經戰」的對手，已經換成同樣驕狂傲慢、智力卻有點愚鈍的勃列日涅夫了，這不免讓人覺得多少有那麼一點兒「欺負老實人」的味道。說起來，毛澤東的手法也確實不那麼「光明正大」﹐只能說是「馬基雅維里式」的。這個世界並不完美，毛澤東也不是天使，讓上帝原諒他吧。

毛澤東在珍寶島玩的這場驚險萬分的戰略遊戲，將朝鮮戰爭對中國造成的負面影響一掃而光，並為他的國家帶來嶄新的發展前景，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了一個更加廣闊、無比優越的國際平台；同時，像尼克松講的，也改變了世界，「大三角」取代了「兩極格局」﹐冷戰時代的終結，由此開啟。

後來發生的「中美和解」﹐「珍寶島事件」才是真正的契機。至於在媒體上廣為傳播渲染的「乒乓外交」﹐雖然聽起來很是浪漫溫馨，但尼克松並不幼稚、不是那麼好哄的。毛澤東看事很透徹，他很清楚：中蘇兩國如果不流點血，美國人是不會動心的，這國際社會的事，正義和道德原本屬於「稀缺資源」﹐現實世界就是這麼個「德性」﹔倘若中蘇之間只是一味「動口不動手」地「論戰」﹐而沒有在邊境上兵戎相見，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會展翼沖霄、從萬里之遙來到毛澤東的書房，同他談什麼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

結果，毛澤東用世界上幾乎最小的一場戰爭，實現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戰略轉變。同當年空前慘烈的朝鮮戰爭相比，小小的珍寶島戰役，簡直不值一提。可是，畢竟也有中國的年青人流血犧牲，他們也都是人生父母養的孩子。阿彌陀佛，善哉，也許毛澤東不得不這樣。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對改革開放來說，最重要的前提，無疑是國際環境了。這是毛澤東開創的事業，他把這筆遺產留給鄧小平了。作為政治家的鄧小平，本來話就不多，不過，如果他對自己誠實的話，也該是「啞巴吃餃子，心裡有數」﹕有了毛澤東留給他的這筆遺產，他的改革開放才有可能進行。

而且，成功地為我們的國家運籌和營造一個有利於發展與進步的國際戰略環境，其艱難、複雜、微妙和不可預見的程度，是常人的想像力所難以企及的。相比之下，在國家內部實現政策的轉變，畢竟是容易得多的事。

也許有人會提這樣一個問題：你說的這些，是否也算「毛澤東思想」呢？我的回答是，恐怕不行。這些奇門遁甲、權謀機詐的東西，從鬼谷子「陰苻經」里學來的旁門左道，怎麼能登上「我黨集體智慧」的大雅之堂呢？所以要我說，還是不算的好。

為紀念抗美援朝60周年，烏有之鄉於2010年10月25日組織座談會；筆者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稿經本人修改，有較大補充後，2011年2月15日整理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