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績偉自述之三(2) 抵制「兩個凡是」與揭批「四人幫」

胡績偉自述之三

抵制「兩個凡是」與揭批「四人幫」

1976年10月6日晚8時零2分，「四人幫」被抓起來了。

7日早晨，中央派飛機從唐山地震救災前線把遲浩田同志（當時他是北京軍區副政委，兼唐山地震抗震指揮部領導小組成員之一）接回北京，決定派他接管人民日報社，擔任核心領導小組的組長。

據說，當時報社有不少同志要求我回報社主持工作，遲浩田同志向中央作了反映。這時吳冷西同志也向華國鋒主席推薦我回報社工作。說心裡話，我不大願意回報社。我到政研室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工作以後，覺得編書工作比編報工作好：一是風險不那麼大；二是不那麼辛苦緊張。加上我一想到報社一些人在文革中搞的那一套整人花樣，心裡就發煩。

十月底的一天，華國鋒專門找我去談話，勸我回報社工作。我不好直接說出我不願回報社是因為報社是個危險的是非之地，只好搬出其他理由，說報社第一把手責任重大，任務繁重，我多年來都是做第二把手，輔佐第一把手，自己深感能力太差，不能勝任等等。

華國鋒笑了笑，譏諷地對我說：「你能力差？你難道還不如那個草包總編高明？」華國鋒是老實人，說的是真心話，他的激將法對我還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氣地說：「當然，我比他高明！」華說：「他幹得了，你幹不了？」我無言以對。華說：「好，中央決定讓你回去，明天就去報社上班！」我只好服從。

11月初，我回到人民日報，先任領導小組副組長，1977年1月13日，中央發文正式任命我作人民日報總編輯，遲浩田同志任副總編輯。

遲浩田同志是一位有學問有文才的將軍。1971年到1974年，他被派到解放軍報擔任核心領導小組成員。由於他認真平反冤案，解放幹部，「四人幫」說他是「翻案大隊長」、「還鄉團頭子」、「批極左英雄」等等。他在軍報工作了兩年，被批鬥了兩年！所以，他對報社工作比較有經驗。

遲浩田同志比我小十三歲，工作謙虛謹慎，待人誠懇熱情。我回到人民日報以後，他對我十分尊重和信任，把報紙的編輯工作交給我，鼓勵我放手工作。他把自己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報社的平反冤案、解放幹部和批判「四人幫」流毒上。我猜想，一定是他大力推薦，中央才決定任命我作總編輯，調他作副總編輯。他為人民日報作出了重要貢獻。到1977年的8月28日，他才被調回部隊。

我在人民日報的領導崗位上工作了多年，都是副總編輯，輔助總編輯工作。我的本事是十分聽話，稟承領導意圖和領導指示的具體任務，沒日沒夜地埋頭苦幹。現在當了總編輯，要把整個報紙宣傳的重擔挑起來，真是感到「老虎吃天，沒處下嘴」。我反覆找報社一些老同志交談，還到胡耀邦、吳冷西、于光遠、秦川等老上級老熟人處請教，決心邊干邊學，努力把報紙辦好。

老實說，開初一段時間，的確有些茫茫然。反正按中央指示辦事，按新華社發的重要稿件編報。過了一段時間，逐漸有所醒悟。既然我手中掌握了中央黨報這塊重要輿論陣地的一定的大權，就應該開動腦筋，認真地勇於負責地把報紙辦好。

這只是初步的覺悟，感到自己從事的這個中央黨報的編輯工作，除了1956年人民日報大改版時期以外，並沒有辦好。*是人民的黨，*的報紙，理應是人民的報紙。可是在很長時期內，我們黨背離了人民，黨報宣傳也嚴重地違背了人民的利益。「文革」十年里，黨報更是成為「四人幫」統治和殘害人民的工具。粉碎「四人幫」以後，黨有所覺醒，黨報也應當有所覺醒。

如此一想，思路就寬闊了。我有四十年的報紙工作經驗，反面的教訓記憶猶深，正面的經驗也比較豐富。人民日報幾十年來培養鍛鍊出一支很有理想很有才華的幹部隊伍，我們很快調整了編委會的成員，安排了各部門領導班子，任命安崗、李庄、王若水任副總編輯，我還三顧茅廬請來長期作宣傳工作的秦川同志擔任第一副總編輯。經過十年內亂以後，上至一批老一輩的革命家，中至大批高中級幹部，下至廣大的基層幹部和群眾，都熱烈希望黨報能夠擺脫「四人幫」辦「幫報」那種整人害人的可惡面孔，希望我們黨和黨報能夠新生，回到人民的懷抱。

「兩個凡是」引發了一系列爭論

粉碎「四人幫」以後，黨中央制定的重大戰略決策，就是「抓綱治國」。所謂「抓綱」就是揭批「四人幫」，這是整個國家的首要任務，當然也是報紙宣傳的首要任務。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兩報一刊的社論，題目叫《學好文件抓住綱》。這篇社論中明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黨內高層發生一系列矛盾衝突的「兩個凡是」觀點的出處。

這篇社論雖然標明是「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但這三家報刊的編輯部和總編輯事先並不知曉，連當時領導宣傳工作的臨時機構「宣傳口」事先也不知道。

原來這篇文章是由李鑫同志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2月4日，汪東興批示發兩報一刊社論。負責宣傳口的耿飆同志同幾個負責宣傳的同志看了，認為「登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可是，因為這篇社論是中央批發下來的，各報只能照登。

1976年底，揭批運動一開始，就引發了一個所謂「是保旗還是砍旗」的問題。按照我們當時的認識，林彪、「四人幫」搞的這一場十年浩劫，恰恰是他們背離和破壞毛澤東同志多年來領導黨中央所制訂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破壞了毛澤東思想的結果。他們儘管打的是毛主席的旗號，但他們越來越掩蓋不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努力在恢復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制定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恢復毛主席對我們長期培養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所以當時國內外的敵對勢力，要利用這個機會來反對毛主席，把毛主席和林彪、「四人幫」拉在一起，他們要砍倒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黨中央決定我們要維護毛主席的旗幟，要保這個旗，要繼續高舉這面旗幟。

當時，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同志認為，要繼續高舉，就必須同林彪、「四人幫」那種假高舉劃清界限，如果不那樣，我們就不是真正維護毛主席。

但是，客觀事實擺在那裡。「四人幫」橫行時，毛澤東是黨中央主席，人們會問：為什麼毛主席在這麼長的時間內重用、信任這麼一批人？儘管人們嘴裡不敢說，心裡卻在想這個問題。有人說，毛主席早就說過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可是並沒有把他們看成是一夥反革命，而是把他們當成黨內的所謂宗派問題。而粉碎「四人幫」，是識破了「四人幫」的反革命真面目，認為他們是一群反革命的陰謀家、野心家、兩面派，把他們作為階級敵人來打倒。現在把「四人幫」當成敵我矛盾，當成反革命抓起來，這就違反了「兩個凡是」。所以說，我們和「凡是派」觀點的分歧，就在於我們認為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是偉大的領袖，但他有錯誤，不是句句是真理；如果用實踐來檢驗「兩個凡是」的話，只能是：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我們就堅決維護；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我們就想辦法來糾正。

報社編輯部的很多同志也認為：我們同林彪、「四人幫」的鬥爭，不是一般的路線鬥爭，而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是生死鬥爭。我們是在十年以後才取得勝利的，而取得這個勝利是很不容易的。勝利以後，我們本來應該徹底粉碎「四人幫」這伙反革命勢力，應該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反對「四人幫」，在路線、政治主張、政治口號上同「四人幫」嚴格地劃清界線，應該同「四人幫」長期玩弄的那一套政治陰謀、反革命理論、反革命口號明確地劃清界限，這是一個革命者應當具有的起碼的立場。可是有一些同志，甚至包括當時中央的某些領導同志，認識卻不是這樣。他們當中，雖然情況不同，但是不管其主觀意圖如何，都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是要保護毛主席這面紅旗，實際上就是把林彪、「四人幫」那一套政治理論、口號和原則繼承下來。因此，引起廣大人民的關註：究竟這些人是反對「四人幫」，還是贊成「四人幫」？是真反，還是假反？是真要揭批「四人幫」，還是要保護「四人幫」？

關於周總理是否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

我出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後所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關於紀念周總理的宣傳問題。

1977年1月，周總理逝世一周年，報社準備了紀念文章。一開始，當時負責領導報紙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就定了個框框。他說，紀念文章不要搞很多，登個三幾篇就行了。這個規定，首先就遭到當時主持宣傳口的耿飈同志的反對。周總理逝世的時候，是在「四人幫」的控制下，他們不準人民日報登紀念周總理的文章。粉碎了「四人幫」，紀念周總理的文章還只許登幾篇，這對周總理是什麼感情？當時還沒有恢復中央宣傳部，宣傳口是代行宣傳部的職責。當時耿飈同志頂住了，說不能只登幾篇。

接著，又發生了一篇社論的問題。

編輯部寫的紀念周總理的社論，文中提到「周總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篇社論就因為這句話而通不過。汪東興一再講，紀念周總理要有個「口徑」，因為毛主席批准的對周總理的悼詞里沒有這句話。他拿毛主席的大帽子來壓我們，甚至蠻橫決定，不批准人民日報發表悼念周總理的社論。與此同時，哀悼周總理紀錄片的說明詞里，也說周總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汪東興堅決要製片廠改掉，並且通知各報，不準用「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提法。

對這個禁令，大家都想不通，廣大讀者和編輯部內的很多同志，都反對。我的思想也不通，但經過反覆考慮，還是決定服從。當時，我含著眼淚，壓著胸中的憤怒來執行這個命令。很多編輯反對我服從決定，跟我吵，可是沒有辦法，我還是服從決定，凡是看到有這種提法的文字都刪掉了。當時，汪東興還規定：不許以個人名義寫回憶周總理的文章。他說，個人寫的回憶錄是為了吹噓自己。他還規定紀念周總理文章的數量，不能超過紀念毛主席文章的數量。可是紀念周總理的文章象雪片般飛來，「只登三幾篇」的禁令擋不住，登3個版也不行，登30個版也不夠。怎麼辦？最後，我們硬著頭皮一共登了44個版，從1月4日起登到1月22日才停下來，還壓下了很多文章，報社只好向作者道歉。

到了周總理逝世兩周年的時候，這些禁令還未解除。1978年3月4日，外交部寫來一篇文章，明確地提出：「周總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這篇稿子是李先念副主席審查過的。李先念將稿子送給華國鋒，華說，我不看了，先念同志看了就行了。因此我們認為，這篇文章是中央領導同志看過的，就把它登出來了。登出以後，惹了大禍。文章是3月4日登的，在6月15日的一次會議上，汪東興就給我戴了一個大帽子，責備我說：「黨報不聽黨的話」。當時，我解釋說：「從原則上來說，我認為周總理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個沒有錯。再說稿子是經過李副主席審查的，不能說黨報不聽黨的話。」但是，汪東興認為，其他副主席看過都不算，只有他看過的才算；人民日報聽他的話才算聽黨的話，聽別的副主席的話，就不能叫聽黨的話。這算什麼原則？

這個問題以後有了發展，不僅是悼念周總理，就是悼念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這樣的限制。

關於全面專政和資產階級法權的爭論

接踵而來的宣傳問題，是關於批判「全面專政」和「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

張春橋、姚文元是「四人幫」那一套假社會主義、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泡製者。他們在1974年發表的兩篇論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和論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不僅危害全國，而且危害世界上很多兄弟黨，有的黨就把這兩篇文章當成至寶，當成經典著作來學習。既然要批「四人幫」，批他們的反革命理論，就應該批張春橋、姚文元這兩篇反動文章，這也受到了汪東興的阻撓。

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時候，汪東興領導下的一個為中央起草報告的寫作小組，在他們起草報告的第一稿（即徵求意見稿）里，寫了四個理論問題，（1）肯定了批唯生產力論是對的；（2）肯定了全面專政是對的；（3）肯定了批資產階級法權是對的；（4）肯定了按勞分配是產生資產階級的根源是對的。這四個理論恰恰是張春橋姚文元理論的精髓。討論時，很多同志都反對，怎麼能把「四人幫」的東西，拿到現在中央的報告里去呢？就把它反掉了。

1977年初，一些報刊開始批「全面專政」的時候，紅旗雜誌給汪東興寫了一份報告，請示要不要點名批判張春橋姚文元這兩篇文章。江東興在2月4日作了批示，說：「這兩篇文章是經過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不能點名批判。這時，人民日報的同志查對了過去寫的全面專政那篇文章，就是1967年11月6日兩報一刊紀念十月革命文章的原稿，查出「全面專政」不是毛主席原來的話，是陳伯達加的話，陳伯達又把它改成黑體字，就變成了毛主席的「語錄」了。我們把這個底稿翻出來，把這個情況登在人民日報的《情況彙編》上。以後，籌備宣傳工作會議時，會議簡報組覺得很重要，說明陳伯達捏造了毛主席的語錄，把它登了出來。這一登，汪東興就派人打電話來了，質問報社為什麼要登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我們說明，這話不是毛主席原來的話，是陳伯達加的，也是他批的改成黑體字的。電話說，你們那裡有沒有社論最後的樣子？我們一查，確實沒有。電話說，那個最後樣子在我們這裡，雖然是陳伯達加的，是毛主席同意了的，而且毛主席說改得很好。這樣一說就把我們嚇住了。我們只好說：「好，請把那份原件給我們看一看，在我們的簡報上重新再登一次。」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拿出來。

究竟什麼是毛主席看過的，什麼不是毛主席看過的，我們要求通知一下。哪些是毛主席批過的，是毛主席同意了的，哪些不是，這個要求，得不到理睬。人們不能不想：他們在理論上這樣信奉和繼承「四人幫」的理論，又用「兩個凡是」的觀點來阻撓別人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這究竟意味著什麼？

當時，對「四人幫」的批判，劃分了三個戰役。第三戰役就是要從理論上來批判。如果把「四人幫」的理論奉為至寶，這第三戰役怎麼個批法？如果我們現在還信奉全面專政，還要批唯生產力論，還要批資產階級法權，還要說按勞分配是產生資產階級的根源，還把這四條反革命理論奉為至寶，那麼，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同志，是批「四人幫」，還是保「四人幫」？如果說他們是「舉旗」，那麼他們舉的旗子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子嗎？如果按照這些觀點，把「四人幫」這些理論都繼承下來，那還談得上什麼建設四個現代化？這些問題難道不值得深思嗎？所以人民日報的同志們下定決心，開展對這四個反動觀點的批判，終於衝破了一大難關。

關於批判「四人幫」幫派體系的爭論

報紙宣傳遇到的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揭批「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

抓綱治國，是黨中央的戰略決策。抓綱就是批「四人幫」；不批「四人幫」就不能治國。那麼，「四人幫」是不是就這四個人，是不是還有一個幫派體系？批「四人幫」是不是只批這四個人，還是也應該批他們整個幫派體系的人？

我們認為，「四人幫」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他們經營了十年，從上到下搞了一幫子人。可是，這位汪副主席領導下的中央專案組，搞出來的批「四人幫」的第一批材料和第二批材料，都僅僅是這四個人的材料。在運動初期，集中批這四個人是可以的，也是必須的。可是整個批「四人幫」運動，如果僅僅局限於批這四個人，那就達不到肅清「四人幫」流毒的目的，群眾也不會滿意的。揭批運動經過一個階段以後，很多地區的群眾紛紛寫信向人民日報反映，認為批「四人幫」不能只批這四個人，在全國還有不少「四人幫」的同夥，也可以說是他們的代理人。很多人在信中說：「批『四人幫』時，我們一看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就是『四人幫』的忠實走狗，這種人領導我們批『四人幫』能批得起來嗎？我們能有勁嗎？我們這個機關能有希望嗎？」因而，廣大群眾提出了一個要求：批「四人幫」要結合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不僅批「四人幫」這四個人，還要批「四人幫」的死黨，批「四人幫」的整個幫派體系。1977年1月，《解放軍報》發表文章，批了「風派」、「溜派」、「震派」。這三篇文章的影響很大，《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2月份，《人民日報》發了一篇批「捂派」的文章。就是說，不僅有「風派」、「溜派」、「震派」，還有「捂派」。這個「捂派」把「四人幫」的蓋子一直死死地捂著，不讓揭開。這個「捂派」還是當權派。在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們繼承「四人幫」的統治，繼續統治著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人民日報》的這篇批「捂派」的文章，提出了要揭蓋子，要進行揭蓋子和捂蓋子的鬥爭。《人民日報》接著又登了安徽、甘肅、黑龍江等地區進行揭蓋子的報道，受到了群眾的稱讚。

可是，仍然有些地方，蓋子還一直壓著。不少人寫信給人民日報說：「我們這個地方的蓋子還沒有揭開，希望你們來揭。」說老實話，靠人民日報揭蓋子，那是沒有多少辦法的。比如說一個省的大蓋子，人民日報怎麼能揭？報紙無非是製造輿論，要靠人民群眾來揭，要靠中央去揭。那時，只要報上登了短短的一條小新聞，或者一封讀者來信，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1978年1月，《人民日報》登了一篇讀者來信《看成都想天津》，講的是成都商業部門服務態度好，供應有所改善，而天津實在不像樣子。這封來信根本不涉及揭蓋子的問題，可是天津的讀者卻很高興，他們說：「為什麼成都變了，天津就不變呢？就因為成都有趙*陽，天津還是解學恭，是江青的紅人。」一封來信就鼓舞了天津人民的鬥志。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登了一封北京讀者的來信，標題叫《捂蓋子的是誰？》信中說：「黃帥問題為什麼拖了20個月不能解決呢？這裡面有人在捂蓋子。因此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小學生日記的問題拖了20個月之久，其他是不是還有拖的呢？編輯同志能不能象對小學生日記那樣來一個調查，使我們這些蒙在鼓裡的廣大群眾明白底細，解開心頭的疙瘩。」就是這麼一封讀者來信，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幹部群眾很高興。雖然也有人不高興，但是大多數同志說：「《人民日報》發表這篇讀者來信，對揭開北京市的蓋子有好處。」信是7月30日登的，中央在10月8日就把北京市的第一把手換了。這表明：大蓋子還是要中央去揭，人民日報只能是：你那蓋子不揭，我就今天掀你一下，明天撬你一下，能夠漏一點縫，冒一點氣也好，這就有助於中央將來解決問題。

關於批判十七年黑線專政問題的爭論

在批判所謂「黑線專政」問題的宣傳上，也同樣經歷了一番十分複雜的鬥爭。

對十七年的估計，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林彪、「四人幫」從兩個方面來否定十七年。他們一省一省地否定，每個省的領導人都是「劉鄧路線的代理人」，都是黑線專政，然後他們在一個省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就說這個省由黑變紅了。各省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人民日報》發一篇社論，說是全國一片紅了。這就是說，十七年是全國一片黑。他們的另一個辦法，就是一個戰線一個戰線地否定，文藝黑線、教育黑線、新聞黑線、公檢法黑線，各個戰線都是劉鄧黑線專政。這就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些口口聲聲宣揚自己是尊重毛主席的人，把十七年說成一片黑，把各個省、各條戰線都說成是劉鄧黑線，那麼毛主席的紅線主導作用到什麼地方去了？黑線專政這個案，非翻不可。

翻「黑線專政」這個案，是從教育戰線開始的。

全國開展揭批運動以後，教育戰線仍然死氣沉沉。「四人幫」時期，對教育戰線有一個「兩個估計」。這「兩個估計」就是：「十七年的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另一個是：「十七年培養的學生，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後他們又把後一個估計。說成是「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挖社會主義牆腳的」。堅持教育黑線專政觀點的人說，確定教育路線兩個估計的那次全國教育座談會紀要是毛主席批准的，這個案是不能翻的。這兩個估計如果不推翻，教育戰線的很多同志仍然戴著「黑線人物」的帽子！大是大非不分清，人們的心情不舒暢，揭批運動怎麼能搞得起來呢！

1977年9月，人民日報的兩個記者參加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期間，聽到很多同志對全教會紀要的兩個估計不滿意，認為這是「四人幫」搞的。記者召開了座談會，把「四人幫」怎樣炮製全教會紀要的來龍去脈寫了出來。我們把材料送給中央，政治局的同志看了，就批了，小平同志也批了，說應當翻案，應當公開批判。然後由教育部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寫文章，最後請胡喬木同志定稿。這樣一來，就把所謂的「十七年教育黑線專政論」推翻了。

未想到，這篇文章一發表，引起了一串連鎖反應。在這篇文章里，寫了這樣一句話，說「教育黑線來源於文藝黑線」。文藝黑線是江青和林彪勾結起來在1966年5月搞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里提出來的。這麼一來，批教育黑線專政論就點燃了一把火，燒到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文藝界的同志看了很高興，希望人民日報幫助文藝界趕快把文藝黑線推倒。編輯部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請了十幾位作家來座談，刊登了座談會紀要，宣布文藝黑線專政論是錯誤的，江青和林彪搞的文藝座談會紀要是錯誤的，應該平反，應該推倒。

稿子一見報，又惹了禍。登出的當天就來了電話，說你們人民日報是怎麼回事，全國教育座談會紀要是毛主席批准的，文藝座談會紀要是毛主席親自修改過三次的，怎麼能推翻呢？中央宣傳部馬上召集我們去開會，認為不應該登座談會新聞。在中宣部的會上，有的同志認為批教育黑線的文章是政治局批准的，而批文藝黑線的稿子沒有人批准，是人民日報的膽大妄為。我們說，就在政治局批准的批判教育黑線的文章中，說教育黑線專政論來源於文藝黑線專政論，那就是說文藝黑線專政論是錯的了，我們根據政治局批准的文章來進行宣傳，沒有什麼錯。相反，如果人民日報按兵不動，能說對嗎？這一爭論相持不下，最後只能妥協，說現在還是以批教育黑線專政論為主，批文藝黑線專政論兩天登一次。這樣，第二天《人民日報》停登了一天，有人就懷疑批文藝黑線犯了錯誤。以後，報紙上繼續登，人們就放心了。我們覺得，一家登，孤掌難鳴，就採取借花獻佛的辦法，轉載其他報紙批文藝黑線的稿件。這樣一來，批文藝黑線就批開了。以後，什麼教育黑線，新聞黑線，公檢法黑線，工交黑線，一個個黑線專政論都平反了。

為什麼翻黑線專政這個案會遇到那麼大的阻力呢？關鍵是到底有沒有一個劉鄧路線？有的話，在什麼地方？當時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同志給我戴上一頂帽子，說我用毛主席的話來反對毛主席。經過十年「文革」的鍛煉，人們的覺悟都提高了，扣帽子是嚇不住人了，顛倒了的是非一定要顛倒過來。

關於經濟政策宣傳的爭論

人民日報在經濟政策宣傳方面遇到的阻力，也是很嚴重的。我們沒有妥協，而是鼓足幹勁，繼續衝刺。

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這是他們搞假社會主義，搞極左路線，全面破壞了正確的經濟政策的結果。批「四人幫」，就要批「四人幫」破壞國民經濟的嚴重罪行，批「四人幫」的假社會主義，批四人幫的極左路線。要治國，就要恢復和發展經濟，首先要發展農業，要按照廣大農村幹部和農民的要求來辦事。揭批「四人幫」不能空喊，不能只在口頭上書面上批，要一面批一面干，要在實幹中批。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我國八億農民的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八億農民生活不安定，國家就安定不了。把農業搞上去，把農村政策恢復起來，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可是，當時中央分管農業的領導同志，偏偏對這件事不熱心，反對落實農村經濟政策。他們還是按老一套辦事，搞什麼「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大批促大幹」；什麼「不堵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反對評工記分，搞政治工分，說按勞分配是資本主義；「大寨的基本經驗就是七斗八斗，就是對資本主義發動不停頓的大進攻」；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取消自留地，取消家庭副業，取消集市貿易，搞窮過渡……等等。這一套完全是林彪、「四人幫」留下來的，廣大農村幹部和農民認為這是搞垮農業經濟的一個根子。當時，人民日報圍繞這一鬥爭，進行了一系列的宣傳，同樣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你要強調家庭副業，宣傳集市貿易，他就不批准；社論送去審查，他就叫你刪掉。還公然說：「家庭副業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你要強調搞按勞分配，就是反對政治工分，是砍大寨紅旗。人民日報寫了反對窮過渡的文章，他說，就是要窮過渡，只有過了渡才能夠富。你要搞生產隊的自主權，他就說你不要黨的領導；你要搞多種經營，他就說你反對以糧為綱。

他們還是「兩個凡是」的觀點。反正大寨是毛主席樹立的典型，「農業學大寨」是毛主席的號召，你就得學，條條照辦，大寨的每一條都是真理的標準！所以，當時給人民日報扣了好多帽子，什麼「反大寨」，「砍大寨紅旗」，「反毛主席」……其實，真是冤枉，對於大寨的基本經驗，如艱苦奮鬥，自力更生，人民日報始終是宣傳的，我們僅僅反對把大寨的具體經驗作為一個標準，非要大家照搬照學不可，更反對用「反大寨」當棍子來打人，用強迫命令的辦法來推廣大寨的具體經驗。

編輯部的同志曾經很冷靜地考慮過，我們這些年來學大寨的具體情況怎麼樣？開初，大家學習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作用很大，以後照搬照學大寨的具體經驗，把自留地取消了，把評工計分取消了，把集市貿易取消了；把小隊為基礎過渡到大隊為基礎了，而且好些地區把山坡一律炸平了，土地一律深翻一尺了，等等。特別是搞什麼「大批資本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大批促大幹」，等等，把幹部搞垮了，把群眾批散了。好些社隊從名義上爭得了大寨式大隊的榮譽稱號，一些縣當了大寨縣，但是，生產垮下來了，或者糧食產量雖然略有增加，但農民收入減少了，這樣學大寨學得下去嗎？「兩個凡是」的觀點在農村也不得人心。這個問題，到了三中全會才算得到了解決。

在工業政策宣傳方面也遇到阻力。如按勞分配問題，如果幹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乾和不幹一個樣，我們的整個經濟就別想搞起來。為了宣傳按勞分配，《人民日報》登了很多文章，強調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這當中，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花了很大功夫，寫了一篇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登在1978年5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是喬木同志主持定稿，經過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批准的。登出以後，廣大幹部和工人群眾很擁護。可惜，登出12天以後，汪東興指責這篇文章和真理標準那篇文章說，究竟是「哪一個中央同意的？要查一下！」他要查一下是「哪一個中央同意的，」查出來以後，怎麼辦呢？看樣子還有更厲害的棍子。他大罵《人民日報》沒有黨性，不是按照黨性辦報，而是按照個性辦報。可是廣大讀者擁護《人民日報》的宣傳，很多人來信都說，如果我們的國家，現在還不實行按勞分配，還搞平均主義，還搞干不幹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國民經濟要從崩潰邊緣挽救過來可能嗎？

關於批判「四人幫」是批極左還是批極右的爭論

十年「文革」中推行的是極左路線還是極右路線，爭論了很多年。1972年周恩來總理領導人民日報批判極左路線，由於毛澤東支持「四人幫」，壓制周總理，那次批極左失敗了（我在前面敘述過了）。現在毛澤東去世了，「四人幫」垮台了，難道還不能批極左路線嗎？於是，我們又把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翻了出來。

我們認為：林彪是反革命，他們是用革命外衣偽裝起來的反革命。他們打著最革命的旗號，推行一條極左路線，搞的是假社會主義，假馬克思主義，欺騙人民，欺騙幹部，也欺騙了一些高級幹部。欺騙了不是一年兩年，是很多年。如果他們是一夥明火執仗的反革命，就不能維持那麼多年，他們有偽裝，是反革命的兩面派！他們蓄意製造了一條極左路線，用革命的口號來破壞革命，所以欺騙性很大。如果把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說成是極右路線，害處就更大。當時人民日報編輯部和一些理論工作者都研究過：在我黨的歷史上，李立三是極左路線，王明反對李立三，還說李立三是右傾，結果越反越左，反到白區百分之百的損失掉了，蘇區百分之九十損失掉了。廬山會議本來要反左，結果反了右，造成了很大的惡果。對幹部也是這樣，明明是整幹部整得過頭了，是左了，你還說是右，那隻能越整越厲害。經濟政策上，明明「割資本主義尾巴」是左，你還說它右，還要反。老百姓說，不是割尾巴，把屁股都割掉了！所以，分清路線是極左還是極右，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年，人民日報在1972年10月14日的理論版上曾經發表了反極左思潮、反無政府主義的整版文章，這就惹下了大禍，把我和王若水說成是「一股邪氣，一股力量」，整了幾年。現在粉碎了「四人幫」，應該明確「四人幫」究竟是什麼路線。第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在中央報告的初稿里，說「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當時，好多參加這個會的人不同意，我也發表過不同意的意見，說明「四人幫」路線不是極右，而是極左。起草小組一位好心的同志會後對我說：「唉呀，你以後不要再說極左了，什麼極左啊，毛主席都說過了，右得不能再右了，以後千萬不要說這個問題了。」這樣，就一直批「四人幫」的極右實質，批到三中全會。三中全會前，廣大幹部和群眾給報社來信，要求批極左，編輯部的同志展開爭論，認定「四人幫」蓄意製造的那條路線就是極左路線，但是我們還不敢公開這樣說。1977年，也是10月14日，我們登了兩篇文章，繞了一個彎子，提出林彪、「四人幫」的路線是「假左偽裝」。1978年6月28日，《人民日報》登了一篇《評「四人幫」的「極左」》和1978年12月12日登的《假左真右》，對這一爭論作了系統地分析。以後，中央的文件接受了這個「假左真右」的提法，就把「極右實質」的提法衝破了。

這只是前進了一步，上了一層台階，究竟是右還是左，還沒有完全糾正過來。一直到三中全會，才確定林彪、「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左路線，不是極右。《人民日報》發表了吳江、張顯揚、王貴秀等同志的文章，這筆帳才算清楚了。

（1999年7月初校，2003年12月二校，2004年3月17日三校於中醫醫院）

2007年9月30日五柳村據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出版《胡績偉自述》製作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