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評論（三十一）

宋神宗熙寧四年（辛亥，公元1071年）

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歿者千餘人，果不出郭逵所料雲。

居士曰：此事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第二百二十一卷中記載為權發遣延州趙卨奏章中的內容，在種諤「茫然失措」前有一個「聞」字，亦即風聞言事，未必是事實。且此篇奏章為攻擊種諤而作，考慮到當時的言官的奏章中多有言過其實的表述，此段記載未必可靠。且種諤老於戰場，應不至於臨戰畏懼，《續資治通鑒》對此未加考論，在刪掉趙卨奏章中的情緒化表述後徑直引用，不是正確的史家態度。

先是李承之薦惇於王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顧其才可用耳。公誠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居士曰：這段話出自《邵氏見聞錄》，同樣是污衊之詞，王安石用人才向來不拘泥道德，李定不為生母守喪他尚且不顧，何況章惇無行只是眾人的污衊之詞，而尋找不到具體的表現，王安石沒有理由以此否定章惇。

文彥博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王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

居士曰：文彥博沒有說出變法的壞處，只說祖宗之法未必不能用，顯然會落入王安石的論述圈套里。這也是雙方政治家的問題所在，即只會在宏觀上、道理上相互攻擊，而不會在具象的、更為實際的角度判斷既有法制和王安石新法的利弊情況。

（常秩）始詣闕，對垂拱殿……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之大患也……」……秩長於《春秋》，及安石廢《春秋》，秩遂盡廢其學，時論薄之。

居士曰：中國的道德標準真是雙重的，石碏為了維護君臣倫理，請媯鮑殺了石厚就是「大義滅親」，而常秩為了希望變法放棄所學就是阿諛，使人懷疑中國的邏輯都是強盜訂的。對於常秩來說，變法和《春秋》不可兼得，但變法是系列工程，對於國家的改變很大，相對來說《春秋》只是細節，常秩只是不希望在這些細節上與王安石發生衝突，不能說他是阿諛。

初，保甲法行，鄉民驚擾……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就令有之，亦不足怪。為天下主者，如止任民情，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建官置吏也！……」安石由此益惡維。

居士曰：作為最高領導者確實不能只聽民情也得聽官聲，這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論述過了。但問題是不能官僚此意見的時候就用民意壓制官僚，而民意發表的時候就用官僚的態度對民意強姦——現在，王安石就是這樣做的。

甲戌，富弼坐沮格青苗，落使相，以左僕射徙判汝州……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善安石雲。

居士曰：富弼抓住權力，就要承擔抓權的後果，被貶、被誣陷都是政治中應有之義。但他依然公忠體國，確實值得讚許。在張方平面前，富弼更多的不是慚愧，而是尷尬，因為他不想用政見否定王安石的人品。之前司馬光評價王安石的時候，也努力為他分謗（參考公元1069年）。唐德剛先生說，思想的問題是可以用理智來協調的，只有權力鬥爭，才會弄得非你死我活不可。反過來說，雙方的鬥爭是可調和的，沒用卑鄙手段相互傾軋的，證明他們的矛盾以思想矛盾為主——當然，其中不乏權力鬥爭的因素，因為只有權力才能落實思想，但究竟在其次了。縱觀中國的歷史上，有關政治思想的非權力為主的討論，僅此一樁。

（俞）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居士曰：對包拯的崇拜從宋代當時就開始了。《容齋五筆》卷三亦說：「士大夫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所謂「真中丞」即最盡職的言官，與俞龍珂所謂「朝廷忠臣」是同義的，即時人推崇的是他的直言敢諫的忠直，並非後世所謂的清廉。元雜劇中的包公的故事，用包拯代替了神魔小說中的判官形象，正是對他正直性格的一種神化。中國人的清官崇拜情結，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長久。它最早不過發生在明代的朱厚熜時代（公元1521年—1566年），而終結則在清代的弘曆時代（公元1736年－1795年）。包拯之所以能成為清官的代表，與當時皇帝高度集權，不提倡官員直言有關。朱厚熜將當時直言大臣海瑞道德化，把他塑造為清官、不畏權貴而不是直言敢諫之士，做了一個楷模，於是歷史上連包拯在內的所有直言敢諫官員都被按照這一形象加以塑造，直至如今。

渙俟於河橋，顥謂渙……渙即以本鎮印授顥，……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輩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

居士曰：程顥和弟弟程頤並稱二程，雖然兩人都是理學專家，但是秉性不同。相對而言，程顥沒有程頤一樣酸腐，且能做實事，精於吏政，敢為人先，有愛民的舉措，遠非程頤之流可比。

（趙頊）又問（王安國）：「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帝不悅。

居士曰：王安石是王安國的胞兄，又是趙頊最為信任的人，無論在親情上或是在政治上似乎都不應該在趙頊面前對王安石有所批評。但他卻有這樣的作為，證明他有公忠體國之心。而且他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抓住了王安石改制中的重要問題。可惜無論是趙頊還是王安石都不能聽進這些意見，只有「不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