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更新需要社會現代化

中國宗教更新需要社會現代化

[來源：鳳凰網華人佛教|發布日期：2011-07-16]

　　卓新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圖片來源：鳳凰網華人佛教）

　　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其存在的所有宗教都面臨著自身的更新問題。所謂社會現代化，是指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現代化、人們生活方式和相互關係的現代化、以及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現代化。凡是現代化的社會總會持開放和改革之勢，處於變動不居之中。這裡，中國人從傳統文化意義上所理解的宗教就遇到了挑戰，無論它們作為一種觀念實體或組織實體，其生存和發展都取決於它們如何與現代社會對話，怎樣既作為傳統文化遺產，又作為現代文化內容來參與現代社會生活，發揮其現實作用和影響。

　　中國的宗教存在，大體可分為代表已經融入傳統中國文化的宗教和被視為外來文化之載體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後者則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為主要代表。誠然，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從印度傳入的佛教經過在華約兩千年的本色化過程已基本上與中國文化共構一體。因此，中國歷史上對儒、佛、道以「三教」並稱，中國人亦視它們為中國宗教文化傳統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中國則被大多數人認為是分別代表著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華之本質存在仍不離這兩種文化的嬗變或衍生。尤其對基督教而言，中國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種結合古希臘和古希伯來文化、並在更高層次上揚棄這兩種文化而產生出來的植根於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羅馬帝國時期、並經過歐洲中世紀的漫長發展，基督教已決定性地鑄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徵。因此，儘管基督教在此後的發展中足跡已遍及全世界，　並幾乎已在各洲各國建立起教會，卻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為主，其思想、教義和禮儀都反映出西方文化傳統的發展及其社會人生觀念的凝聚與積澱。數百年來，基督教在中國的本色化過程亦步履維艱，一般中國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氣質、心理狀態及文化風俗，　故稱其為「洋教」。這種理解並不同於基督教會內部從其教義意義上關於「福音無國界」的傳統看法。目前，　在中國社會之現代化過程中，上述兩大類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與更新的任務，　以適應甚至影響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

　　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載體的宗教而言，代表華夏文明之本質精神的儒家體系，無論稱其為「儒教」或「儒家」，都表現為一種植根於中國人靈魂深處的政治宗教和倫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體現出中國傳統政治觀與倫理觀的統一及互用。按精神實質，儒家乃是一種「有為」的宗教，儒家精神積極倡導「參政」、「有為「，希冀在社會政治中通過「人治」而達其「仁」、「禮」之理想目的。實際上，中國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們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責任感來追求真理、維繫正統或實施改革的。當然，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儒家所追求的這種「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為核心來加以展開並得以實現的。因此，與其政治觀相協調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報國」之社會倫理觀，即以「忠」、「孝」之舉來求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社會倫理觀突出強調集體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說，它要求人們為了整體統一而必須放棄或犧牲個人的自由與利益。其體現的倫理精神曾為維繫中國封建大一統的「穩態」存在、保證其長治久安的社會局面起過決定性作用。隨著中國封建時代的結束，其延續兩千餘年的儒家正統思想體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為主所凝結成的中華民族傳統卻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頑強地存活著，表現出其強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國大陸組織形式的儒教已不復存在，但觀念形式的儒家卻深入人心，它仍制約著中華民族的發展，與中國人的命運及前途休戚相關。因此，在方興未艾的中國社會現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為海內外華人的一個熱門話題。

　　復興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於海外華人學者，近十多年來也得到一批大陸學者的積極響應。針對一般人認為「儒家」代表一種舊學說或舊規範、「現代化」代表一種從舊到新的改變或一種對新環境的適應之觀點，這些學者則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化過程並不相悖，二者在本質上是可以兼容的。這種兼容或統一之根據，乃在於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發展」、「思考與反省的活動」和「質疑與分析的方式」為原則。而基於這些原則的儒家思想之復興，可以導致一種能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之基礎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動社會現代化而決不是阻撓其實現。這種樂觀看法，使他們相信中國現代化將會迎來其新儒家的興盛時代。

　　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容易出現偏重科技發展、輕視觀念轉變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傾向，為此，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會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現代化的程序應從內在的思想著手，而不是從外在開始。」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現代化事業就會事倍功半、曲折反覆，甚至遭受功敗垂成之結局。而人之內在思想的升華和人之基本素質的提高，則會使現代化過程有了活水源頭而經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復興與更新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突出表現：

第一，它在現代世界文化氛圍中從更廣遠的視野和更高深的層次上向中國人重提曾作為其精神之源的「憂患意識」。在本世紀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風行的「危機意識」曾對其走出歷史發展的低谷、加速現代化的進程起過重大作用。因此，這種「憂患意識」要尋求一種與西方「危機意識」異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現代社會中的中國人既客觀了解別人、又真正認清自我、通過文化、社會比較和思想、靈性比較而具有一種「緊迫感」、「使命感」，從而確保中國現代化進程所需要的精神動力。

　　第二，它從人的自我改造對參與社會現代化和實現自身現代化之意義上重立其「仁」之標準。「仁」本為儒家思想領域中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範疇，它既是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標準。孔子儒學的形成，正是針對「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的社會存在狀況，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風危機。如果說，基督教「愛」的標準確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標準則開創了中國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內容，也包括人與人相親相愛之關係。它充分顯示出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義。新儒家思想家堅持，只有「仁的自覺和挺立才使內聖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據和內在的源頭。」在此，他們對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內聖外王」的實踐既進行了總結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詮釋。「仁」作為教化人生與社會的絕對「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著強烈的現世取向，其參贊化育包括個人和社會這兩個方面的完善。所謂「內聖」，指個人內在精神道德之修養，即達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將「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聖賢人格」作為每個人生的目標。然而，這種道德修養和人格完善並不只是到「獨善其身」為止。「仁者」不僅要「獨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謂「外王」，就是指個人必須積极參与外在世界，投身社會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達達人」的貢獻。如果說傳統儒家在「內聖」意義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會實踐上卻基本上歸於失敗。這種失敗一方面包括在認識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種科學知識價值傳統，從而使中國人缺乏西方的「科學精神」，另一方面則包括在改造和建構社會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種民主參政意識及其相關的民主體制之「政道」，從而使中國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運動對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歡迎、以及對儒家的批判，正是基於其「外王」實踐上的失誤或失敗。不過，「五四」運動並沒有徹底完成其任務，而在其認識中外靈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誤區。這樣，新儒家認為儒家思想體系在中國的歷史使命並沒有結束，在實現「科學與民主」之「現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為。其思想家正發掘其蘊藏的精神意趣，對許多儒學內涵加以現代解釋，試圖從中國本身的文化傳統中找出一條通往現代化之路，以使其傳統文化獲得新生。這種「外王」新探的成功與否將決定儒家更新的成敗，檢驗其參與現代化的實際能力和在當代中國的真正影響。

（編輯：張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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