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近現代中國歷史在政治理念層面是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的過程，利在幫助炎黃子孫認識到了落後、否定了君主制度，弊在於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突出了共性的一面，忽略了個性的一面。近現代中國歷史同時又是努力認識中國特色的過程，其中坎坷又在於沒有能夠充分認識中國特色；全面認識中國歷史，需要進一步擺脫歐洲格式化的束縛，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全民族百餘年來的基本政治選擇。2008年間，筆者在《光明網·學術·新知》專欄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歷史被歐洲格式化？》（http://guancha.gmw.cn/2008-10/09/content_846416.htm），嘗試著提出了這個問題。這一次嘗試進一步的闡述：重點是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原因、過程、特徵。1、自家道理不能解決自家問題可能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起點
自家道理不能解決自家問題而需要引進「外援」，可能是近代中國歷史在思想理念層面的起點。但率先進入中國、使君主制度和傳統道理感到威脅的，還不是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些來自歐洲的大道理，而是基督教。基督教於唐朝初年就曾進入中國，稱為景教。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唐貞觀九年（635），古波斯傳教士阿羅本受到李唐皇朝國賓級的隆重歡迎——宰相房玄齡親率百官郊迎，皇帝李世民又「問道禁闈」，最終認為景教「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見碑文》）。景教開始在長安興建教堂、傳播教義。高宗李治時，又賜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並詔命諸州興建景寺，好像要依靠景教安邦定國了。但直到兩百年後、公元845年唐武宗會昌滅佛時，被勒令還俗的「夷教」信徒總數只有大約3,000人。據出土文物推斷，主要分布在上層社會，並沒有能深入民間。這是在十六國、南北朝三百年劇烈折騰之後。後世注意到李世民偃武修文、尊儒崇經，也應該注意到他高調引進景教，而偃武修文成就斐然、引進景教未成氣候的原因，似不在李世民而在老百姓。經中唐、五代至兩宋，景教在中國始終沒有能大行其道，談不上「流行」中國，更談不上對中國的道理構成威脅。中國社會整體上還沒有出現自己的道理無能為力、必須引進「外援」才能解決的問題。李唐皇朝似多少有點想法，但也沒有強制推行，只是給社會提供了一種新選擇。大家不接受，就只能是一項文化交流了。超出文化交流，基督教和中國官方第一次政治層面的親密聯手在元朝。元朝朝廷，和羅馬教廷已經形成了正常來往，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經歷就是其中一部分。當時的北京、山西、甘肅、寧夏、新疆、江蘇、浙江、福建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有些還相當紅火。原因主要在政治層面。咱們過去有點精神勝利，無論哪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總是說最終被中原文化同化了，那往往是只看到了同化對方的一面，忽略了被對方同化的一面。天下事沒有那麼簡單，列位「夷狄之君」都不傻，政治警覺以至文化警覺都很高，現有中華文化中，少數民族政權的遺產並不少見。元朝統治者作為少數民族政權，表面上尊崇漢族的聖賢，感情上還是和外國的神仙更親近，所謂人不親土親、和尚不親帽兒親——大家都是外來戶。他們在政治上凌駕了中原，本能地也希望在意識形態上凌駕中原，但本民族的神仙還不成體統，便試圖選一尊外國神仙塞給中原百姓。嚴格說來、從外國道理層面論，最早想到這一招的是十六國前期羯族建立的後趙皇朝。兩任皇帝石勒、石虎，都將來自印度的佛陀視為他們羯族的神仙。有朝臣提出，「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石虎則針鋒相對、氣勢洶洶，書面答覆說，「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華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舍其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為道」（《梁高僧傳·竺佛圖澄》）。這個石虎，給人感覺是手裡提著刀說話，且自己很清楚是提著刀說話。後趙，是第一個頭腦非常清醒地提著刀推廣外國神仙的皇朝。十六國、北朝、包括南朝的統治者從不同角度看都是外來戶，也就多少都有這般心理，佛教因此得到一輪超常推廣，遍布九州、遺留至今的大量石窟造像不僅是文化遺迹，更是「制由上行永世作則」的政治遺迹，甚或不免有「夷趙百蠻」的血淚包含其中。後世得道高僧大都清楚這一過程，並不僅是浪漫的白馬馱經印度來。元朝運用這一招或是向後趙學來的，如果不是統治粗疏且始終沒有真正穩定下來，基督教或也有可能藉助行政權力獲得一輪超常推廣，後世看到的可能就不是三教而是四教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一輪超常推廣出現於明朝後期。明朝開國驅除韃虜，捎帶將基督教一併驅逐了，後期才又得到地方官僚和士大夫歡迎。其中的徐光啟官至內閣次輔，相當於正式受洗的基督徒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又反過來推動了基督教的傳播。直接原因在於咱們的自然科學已經落後，深層原因在於咱們的道理也已經落後。但明朝在政治理念層面起點比較低，並未認識到問題嚴重，更未認真探索落後的原因，也就沒有意識到基督教可能對自身統治構成威脅。全過程中，有據可查的只有一人上書認為不妥，萬曆皇帝朱翊鈞只看重銀子、對這類事情不大在乎，批複「知道了」。基督教的又一輪超常推廣在滿清初期。滿清皇朝也是外來戶，也就本能地和外國神仙更親近。和中原的聖人套近乎、努力併購改造儒家學說，那是後來的事情。前期——攝政王多爾袞、順治皇帝福臨、孝庄太后布木布泰、康熙皇帝玄燁，都是和傳教士更親密，教徒和教堂得以急劇增長。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高峰在滿清，被正式禁斷也在滿清。原因也在政治層面。基督教在中國長期和尊孔祭祖並行不悖，可以視為朝廷和教廷、傳教士和信徒之間的重要默契。後來，傳教士和教廷方面提出信奉基督教就不能尊孔祭祖，朝廷不大接受，雙方進入僵持狀態。在康熙諸子爭奪皇位的鬥爭中，傳教士們又站錯了隊，這就問題嚴重了。四皇子胤禛成為雍正皇帝後，於雍正元年（1724年）通令全國禁止傳習天主教。（當時咱們還弄不明白基督教和天主教有什麼不一樣。）其子乾隆皇帝弘曆、其孫嘉慶皇帝顒琰，相繼於乾隆十一年（1746年）、嘉慶十年（1805年）下令禁教。這一階段無論親密還是禁斷，都有較大偶然性，和全社會的關係還不是很大。基督教在中國重要起來從1826年開始。這一年，清廷於《大清律例》中專門增加一條：如有外國人在華地宣傳天主教，或秘密印刷書籍，或聚眾宣傳，蠱惑多人者；又如有滿漢人等受外人指使宣傳彼等之宗教，或秘密改用洋名，迷惑多人，經審判屬實，為首者絞立決。如有宣傳宗教、迷惑多人而不改稱洋名者，絞監候。信從洋教而不悔改自新者，充軍土耳其斯坦，給與能以強力令彼等改正之回教徒為奴。（《近代史資料》總39號，中華書局，1979年，第161頁。）從這最後一條中，可以琢磨到滿清皇朝對付老百姓的基本思路，叫人由不得想說髒話。傳播基督教，就此成為非法犯罪活動。後來的傳播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傳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歐洲道理成為非法犯罪活動，在法制層面就始於此。但就是在這期間，基督教進入中國反而不可阻擋。較為典型的現象有：——湖北京山在此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祖孫三代信奉基督的。——廣州已經出現了近代史上第一位華人牧師，名叫梁發。他如同後世地下工作者一般努力傳播基督教，但又是民間第一個主張禁煙的。——1826年至1832年的兩廣總督李鴻賓收受英商巨額賄賂，直接導致鴉片走私失控，傳播基督教也半公開化。——林則徐禁煙的同時也推動了廣東局部的對外開放，大量介紹歐洲文化、任用基督徒作為幕僚，傳播基督教事實上局部合法化了。——洪秀全藉助梁發傳播基督教的小冊子組織拜上帝會，發動了席捲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太平軍的所有將士又都是拜上帝會的信徒。——在這期間，僅英國教會在中國內陸散發的《聖經》就達百萬冊。——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廷正式「弛天主教禁」（《清史稿·宣宗本紀》）。將基督教進入中國的全部歷史聯繫起來看，耐人尋味。唐朝，朝廷長期高調推廣而基督教一直沒有能順勢深入民間；滿清，朝廷反覆明令禁止而基督教居然逆勢深入民間。這標誌著咱們中國的道理在整體上已經滿足不了自己的需要。2、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是貫穿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基本事實
用來自歐洲的道理解讀中國是貫穿近現代歷史的基本事實，從一開始就成為近現代中國政治舞台上主要節目的共同特徵，主要的社會階層都邁出了這一步，主要的歷史事件都表現出了這一點。首先是農民、是太平天國起義。中國社會整體是甲午戰敗之後開始嘗試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但中國的農民在大約半個世紀之前就邁出了這一步——太平天國起義。其主要表現並不是洪秀全把耶穌請過來幫忙發動起義，而是那些根本不知天主為何物的、大半個中國的貧苦農民都能夠毫無障礙、異常迅速地接受外國的神仙，在外國神仙的旗幟下前赴後繼、拋灑熱血。在他們心目中，天主可能和「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黃天」、和白蓮教的無生老母都差不多。但恰恰是這一點構成了與傳統農民起義的區別：不僅君主國家已經不能代表貧苦農民，傳統道理也已經不能代表貧苦農民；貧苦農民不僅越過了國家界限，也越過了傳統道理這樣的文化界限。這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後來成為近現代史上幾乎所有進步力量的共同特徵。富裕農民這時還不能接受歐洲道理。曾國藩成立湘軍發布《討粵匪檄》，口號就是衛道——捍衛傳統的中國道理。這在無意之中等於公開宣示，傳統道理在政治上已經被改造成為只能代表富裕階層乃至統治階級的道理，貧苦階層乃至被統治階層只能另闢蹊徑。富裕階層和貧苦階層對於歐洲道理的態度雖然對立，對於引進洋槍洋炮卻高度一致。太平軍，1853年就開始通過英商大量、頻繁購買洋槍。曾國藩籌組湘軍時就派員赴廣東購買洋式武器，湘軍水師1854年就已經大量裝備洋炮。這一點後來成為近現代中國政治鬥爭的突出特徵——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都是洋槍洋炮。一家人吵架、打架都得引進人家的武器；無論打江山的還是保江山的，都知道自家的傢伙什不頂用，競相使用洋槍洋炮。這落後細思恐極、令人毛骨悚然。中國從此成為階級鬥爭的戰場，這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形態。但是，雙方又競相爭奪愛國的道義高地，統治者指責被統治者是「漢奸」，被統治者指責統治者是「賣國賊」，這兩個詞就此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常用詞。所以，滿清的統治者中「賣國賊」多，滿清的被統治者中「漢奸」多。客觀而論，雙方都使用洋槍洋炮、都爭取外國支持，甚至還有競相爭取同一外國的同一政治力量支持的。其次是最高統治集團、是洋務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滿清皇朝推開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並非個人行為、集團行為，而是嚴格意義上的朝廷行為、國家行為，是貫穿近現代歷史的、改變中國落後面貌這一長過程的開端。其中領袖，除奕?之外均為兩榜進士出身，而奕?身為皇子也同樣飽讀詩書。他們都是傳統道理教育出來的，但他們認識落後、承認落後、奮起直追改變落後的參照物都是列強，也是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以軍事裝備水平一舉躋身強國行列為標誌，洋務運動很快大見成效，全社會普遍歡呼「中興」。但立刻就遭遇甲午戰敗，又推動中國社會更加完全徹底地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再次是士大夫、是戊戌變法。甲午之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舉子們，從全國城鄉來到帝都北京，登堂入室，搖旗吶喊，公開質疑傳統道理，推動了歷史上第一次廣泛震動君主制度的偉大嘗試——戊戌變法。這一變法與史上傳統變法的主要區別在於：理論根據是歐洲道理而不再是中國傳統道理。公車上書的舉子們是四民之首又是後備幹部，既是士大夫的代表又是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他們就是君主制度，他們就是四書五經，他們就是傳統的中國道理。當他們嘗試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社會的時候，那就標誌咱們中國道理的已經脫離了中國的土地，如楊花、柳絮、飄萍。最後邁出這一步的是近代史上第一批實業家、是憲政運動。近代第一批實業家大都來自富裕階層，他們邁出這一步就是富裕階層邁出了這一步。第一批實業家作為各地方咨議局成員推動了聲勢浩大的憲政運動，旗幟鮮明要求限制皇權。實業家們以傳統觀念看是士紳，以階級鬥爭觀念看就是地主、資本家。作為統治階級成員，他們的行動對滿清皇朝的威脅極大。滿清皇朝這個堡壘，其實是從內部攻破的。公允而論，憲政運動對推翻君主制度的作用，最少不亞於太平天國起義、戊戌變法、武昌起義。1910年8月，各省咨議局代表在上海開會，決議聯合請願要求朝廷速開國會，準備的反制措施主要是：國會不開，應實行不納稅主義。各省咨議局於未開國會以前，不得承認新租稅，並須由各該局限制各該省之民選資政院議員，均不得承認新租稅。（《清史編年》第12卷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48頁。）古來中國、尤其是宋元更迭之後，稅收權在朝廷，稱為皇糧國稅，不存在納稅者承認不承認一說；朝廷要收你就得交，個別人不交會有衙役用鐵鏈子鎖了你去，群體性不交會有官軍開來用刀槍對付你。不納稅主義，前提是主張權在納稅者。這是君主與民主的基本不同，是真正顛覆性的變化，其中道理顯然來至英國。1911年7月，滿清朝廷推出皇族成員為主的內閣以糊弄全社會。這可能是他們走出的最後一步臭棋。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又公開呈文抗議：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為君主立憲國唯一之原則……今中國之改設內閣……適與立憲國之原則相違反……仍請皇上明降諭旨，於皇族外另簡大臣組織責任內閣，以符君主立憲之公例。（同上，第583頁）負責起草這兩個文件的，就是各省咨議局聯合會的核心人物、第一批實業家的代表、又是晚清狀元出身的張謇，後來負責為滿清皇朝起草退位詔書的也是這位。他飽讀四書五經、精通傳統中國的道理，但主張的卻是歐洲的道理。各省咨議局成員基本如此，滿腹詩書、一筆小楷，但和朝廷討論是非的根據卻是歐洲的道理。外國的道理已經成為原則、公理。這委實有點數典忘祖。咱們中國歷史上也有這樣的道理，更有這樣的先例——例如兩漢、三國、兩晉、隋唐、兩宋，皇帝一般都不過問日常朝政，宰相中也極少有皇族成員；朝廷徵收賦役也有需要和下邊商量的時候，還有因為不商量就出兵和朝廷打起來的。但距離都太遠了，更加元明清數百年極端集權專制統治和大一統皇朝歷史觀的整理，人們已經淡忘了自己的歷史，只能借用歐洲的道理。從太平天國起義到洋務運動又到戊戌變法再到憲政運動，就是從貧苦農民到最高統治集團又到士大夫再到實業家、富裕階層，就是當時的全社會、全中國。當大家都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進而嘗試用歐洲道理解決中國問題的時候，自我描繪得完美無缺的君主制度及其道理，在幾乎所有中國人的心中已經被淘汰了。3、辛亥革命更多的是一場和平革命而不是暴力革命
辛亥革命各省起義的情況充分顯示了這一點。逐一介紹冗長，且列表如下：辛亥革命各省起義基本情況表省份起義主力起義時間及軍事成果獨立時間新任都督原社會身份湖北新軍1911年10月10日，經戰鬥佔領武昌次日新軍協統黎元洪湖南新軍1911年10月22日，當日佔領長沙當日革命黨人焦達峰陝西會黨和新軍1911年10月22日，經戰鬥佔領西安第4日新軍營長張鳳翙江西九江黨人和新軍1911年10月23日，經戰鬥佔領九江次日新軍馬毓寶和黨人林森山西新軍1911年10月29日，經戰鬥佔領都督府當日新軍標統閻錫山雲南黨人和新軍1911年10月30日，經激戰佔領昆明次日蔡鍔和黨人李根源江西南昌黨人和新軍1911年10月30日，次日佔領南昌第4日新軍管帶李烈鈞貴陽黨人和新軍1911年11月3日，巡撫交出政權次日新軍軍官楊藎誠上海黨人和商團1911年11月3日，經戰鬥光復上海當天黨人陳其美河南革命黨人1911年11月3日，開封起義流產浙江漁民和新軍1911年11月4日，經戰鬥佔領杭州第4日省咨議局議長湯壽潛江蘇士紳、官僚1911年11月5日，巡撫獨立當日巡撫程德全廣西地方長官1911年11月7日，巡撫獨立當日巡撫沈炳堃安徽士紳1911年11月8日，巡撫獨立當日巡撫朱家寶福建新軍1911年11月7日，次日佔領福州第5日新軍統制孫道仁廣東黨人、士紳1911年11月9日，總督獨立當日黨人胡漢民東北官僚、士紳1911年11月12日，成立奉天保安會當日總督趙爾巽山東官僚、士紳1911年11月13日，宣布獨立又取消當日巡撫孫寶琦上海七省都督代表1911年11月13日當日成立各省都督府聯合會四川黨人、官僚1911年11月27日，總督宣告獨立當日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武漢各省代表1911年11月27日第一次會議當日鄂軍政府代行中央職權南京各省代表1911年12月4日決定議和並提出條款當日派伍廷芳為議和代表北京清廷1911年12月5日任命袁世凱為議和大臣當日派唐紹儀為議和代表必要說明：各省起義後推舉的新任都督，有些變化很快。例如湖南的革命黨人焦達峰，隨即被咨議局議長譚延闓取代；安徽的巡撫朱家寶，很快被革命黨人王天培取代。這裡以獨立當天宣布為準。大略分析：——各省的起義從開始到取得勝利、宣布獨立的時間，最長的5天。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到12月5日起義各省和滿清政府雙方決定議和，只有56天；到1912年2月12日清廷發布退位詔書，也只有125天。從革命到勝利的時間，無論以哪個為準，速度之快都舉世罕見。——通過時間可以看出起義的激烈程度。各省起義大致分為三種樣式：一是新軍將士起義。戰鬥比較激烈的是雲南和湖北，還有上海、浙江等地，時間有限、規模都不大；二是當地士紳、官僚動員督撫宣告起義；三是督撫直接宣告起義。後兩種是大多數，小規模戰鬥也沒有，有的甚至一槍未放就起義勝利、宣告獨立。——起義的時間和樣式表明，辛亥革命更多的、主要的、基本上是一場和平革命而不是暴力革命。這在總體上表明已經瓜熟蒂落，平心而論沒有什麼不好。莫非一定得殺人盈野、讓平民百姓血流成河才是革命？！能夠以和平方式推翻君主制度和滿清皇朝，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應該、也必然會高調承認這一點，因為那是已經留在歷史上的事實。——武昌起義能夠舉國相應、辛亥革命能夠成為和平革命，承擔了直接的組織領導工作的主要是各省咨議局聯合會。清廷推出皇族內閣、各省咨議局聯合會請求速開國會的要求被徹底拒絕之後，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四川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等領袖就曾在北京秘密約定：若日後遇有可以發難之問題，各省同志應即竭力響應，援助起義獨立。武昌起義爆發第二天、湖北軍政府成立後，湯化龍立即通電各省咨議局，慷慨陳詞：「清廷無道，自召滅亡，化龍知禍至之無日，曾聯合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國名義，籲請立憲……維新絕望，大陸將沉……武昌義旗一舉，軍民振臂一呼……立乾坤締造之丕基，待舉國同心之響應，特此通電告慰，望即不俟劍履，奮起揮戈，還我神州，可不血刃……一髮千鈞，時機不再，佇候佳音，無任激切。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暨全體同人叩。」（朱育和、歐陽軍喜、舒文：《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6頁。）這是武昌起義爆發後，唯一立即公開呼籲全國響應的革命檄文。湯化龍才是辛亥革命中真正的登高一呼者，其貢獻最少不亞於黎元洪、黃興、袁世凱、孫中山。就現有史料看，直接參与辛亥革命的各方政治力量中，惟有各省咨議局形成了全國範圍的、有組織的、有領導的、具體的、直接的、有效的彼此呼應、居中推動。對於各省咨議局聯合會的貢獻，後來重視不夠。湯化龍又很快被國民黨人暗殺，各省咨議局聯合會群龍無首，聲音也越來越微弱。——將辛亥革命解讀成為暴力革命，是國民黨當局片面宣傳的結果。突出、放大了暴力的一面，淡化、縮小了和平的一面。國民黨和孫中山的革命是從發動小規模起義開始的，突出、放大了暴力的一面，就是突出、放大了國民黨和孫中山對於辛亥革命的貢獻。從康有為、梁啟超到湯化龍、張謇的維新力量是希望走和平革命道路的，淡化、縮小了和平的一面，就是淡化、縮小了維新力量對於辛亥革命的貢獻。立憲，在中國的語彙中也成為政治上落後以至反動的同義詞。中華民族走向共和的艱辛歷程，並未完全昭示天下。——就現象看，赫赫揚揚兩千年的君主制度不是被打倒的而是被 「談」倒的。袁世凱在其中的作用不能否認，但本質上、總體上、邏輯上又不能否認是數十年來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水到渠成。袁世凱後來其實是想做一個中國版的、君主立憲的皇帝，可當時的中國人實在是已經煩透了皇帝。手握強大的北洋新軍、軍事力量佔據壓倒優勢的袁世凱，豈是蔡鍔那點軍隊可以打垮的？！辛亥革命時他為什麼能夠一呼百應、左右中國，成為洪憲皇帝後又為什麼迅即成為孤家寡人、一籌莫展？君主制度已經失盡人心。——推翻君主制度和滿清皇朝的過程，並沒有將中國社會打爛。最終導致中國社會千瘡百孔的，首先是辛亥革命後的局面沒有能穩得住，導致長期的國內戰爭，然後又遭遇日寇侵略。是不是表現為這樣一個問題？咱們中國人推翻舊制度的能力相當強，建設新制度的能力有待提高？！進而言之，歐洲道理用於推翻舊制度所向披靡，用於建設新制度尚需改進？！4、推翻君主制度之後的中國社會成為一個巨大的思想窪地
君主制度之所以能夠被「談」倒，在政治理念層面，就是自梁發以來、以康有為和梁啟超、孫中山和黃興為代表的革命先輩前赴後繼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的結果。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意味著在君主制度被淘汰之前，傳統的中國道理已經被淘汰。亦即，中國的民主革命，不僅淘汰了君主制度，也淘汰了中國的傳統道理。但是，中國自己的新道理還遠未形成。這或正是中國民主革命和歐美民主革命的重要不同。於是，推翻君主制度之後的中國社會成為一個巨大的、完全開放的思想窪地、空地，各種不同的歐洲道理驟然湧入，形成了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的大潮流。後世一般認為中國的封建保守思想根深蒂固，但就當時輿論看，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社會的突出特徵是相當新派、相當激進，越是激烈的、極端的、能夠徹底否定君主制度的、又闡述的完美無缺的道理，越是能夠得到人們的歡迎，甚至一些莫名其妙、完全不成體統的異端邪說也能夠風行一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這是中華民族命中注定的一劫。在用歐洲道理否定中國傳統道理的大潮流中，標誌性事件是五四運動，集中衝擊君主制度的官方意識形態，又是不可否認的衝擊中國的傳統道理。當時歐洲已有的各種道理幾乎都被引進來，粉墨登台，和咱們的老祖宗們戰鬥過一番。但推翻君主制度已經證明了傳統道理在政治上的落後以至反動，且秉持歐洲道理和老祖宗戰鬥的正是炎黃子孫，老祖宗等於斷了香火、自然潰不成軍。而對傳統道理的衝擊，又為歐洲道理的湧入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後來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中的統一戰線、新民主革命，一直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直至以市場為價值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雖然政治取向各不相同，甚至嚴重對立，雖然已經表現出了努力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傾向，但基本道理都是來自歐洲。用來自歐洲的道理解讀中國是貫穿近現代歷史的基本事實。期間不同範疇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大多都是圍繞學習哪一種歐洲經驗展開的。如此概括，在感情上很難接受甚至感覺彆扭，在事實上又不能否認而只能一聲長嘆。用歐洲的道理解讀中國，是在否定了自己的「技」與「用」、否定了自己的「本」與「體」之後，又否定了自己的道理。這是古代中國、傳統中國的自我否定。百年來革命先輩改變落後面貌的政治勇氣，舉世罕見。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幫助炎黃子孫從政治上認識到了落後、從思想上拋棄了君主制度，對於近現代中國政治發展居功至偉，但又是不能否認的自我否定，否定了傳統道理。否定了傳統道理就否定了古代中國，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就是無可奈何的副產品。5、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與生俱來的兩個缺陷
當我們試圖從負面總結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時候，須臾不可忘記的是——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出現的時候是完全正面的，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政治思想層面，甚至可謂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近現代中國啟蒙大家梁啟超先生較早認識到了這一點，言簡意賅地表述為：史學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梁啟超·新史學》）這裡的史學革命，無論當時看還是後來看，無可迴避的事實都是以歐洲道理、歐洲歷史模式解讀中國歷史。為什麼非史學革命不能救中國呢？宋元明清近千年改造下來，君主制度的合法性、正當性已經和中國歷史融為一體，更已經和傳統的中國道理融為一體。古代中國終於落後、君主制度所以頑固，就是因此。不重新解讀中國歷史就不能否定君主制度，不否定中國的傳統道理就不能否定君主制度；非連根拔起不能推翻，連根拔起就是以歐洲歷史模式解讀中國歷史、就是以歐洲道理否定中國的傳統道理，就是一個古老國家的自我否定、就是幾乎全盤的否定。那一代讀書人對於中國落後的反思極為深刻，梁啟超可謂其中翹楚。所以，滿清朝廷深惡痛絕，曾經明令全國「懸賞十萬元緝拿康有為、梁啟超，不論生死」，又明詔兩廣總督「掘毀康有為、梁啟超本籍祖墳」，還嚴令各省督撫「嚴禁人購閱康梁所辦報章」。（《清史編年》第十二卷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65頁。）但置於歷史長河中考量，梁先生這一觀點也有弊病。傳統的後世寫前朝、盛世修史，就是因為朝代更迭之際、亂世的解釋都只是浪費筆墨紙硯，修史必須和現實政治保持一定距離、避免淪為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才有可能成為信史。但從康有為率先實踐、梁啟超率先提出這一觀點開始，史學就已經自覺主動地、奮不顧身地衝上了現實政治鬥爭第一線，成為政治鬥爭的直接工具。這是近現代史學和傳統史學的主要區別，但也是其由史學而成為鬥爭史學、進而成為革命史學、最終成為極左史學的濫觴。這當然是因為君主制度的合法性、正當性已經和中國歷史融為一體而無可奈何，但又不能否認是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從一開始就潛在的、與生俱來的一大缺陷。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又一潛在缺陷是歐洲道理的局限性。恩格斯或是較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注釋中指出：一般來說，這裡是把英國當作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典型國家，而把法國當作資產階級政治發展的典型國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3頁。）作為《共產黨宣言》的作者之一，這是不是在提醒讀者注意《共產黨宣言》的局限性？！不僅社會主義理論以歐洲國家為典型，資本主義理論更是以歐洲國家為典型，近代以來主要的政治、經濟理論、乃至體育競賽規則幾乎全部是以歐洲為典型的。在人類文明最新一輪追逐中，歐洲走在前列了。先進的理論只能從先進的實踐中產生，這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情。但並不意味著都能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是後進需要注意的。如同人類自身有基本相同的規定性，無論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都是人。但人類又絕不可能是同一種樣式，如同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確實有膚色等等不同，不能說只有白種人才是人，其他膚色的就不是人或必須漂白了才是人。至於歐洲的道理，哪些是從歐洲歷史中抽象出了共性，哪些是從歐洲歷史中抽象出了個性、只是把個性當作了共性，那是需要認真分辨的事情。但是，歐洲的道理是以歐洲國家為典型、是對歐洲社會歷史的抽象、是對歐洲社會發展前景的預測，恩格斯已經講得很明白了。再則，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在西歐社會實踐中產生的道理，恩格斯所指也就主要只是西歐道理的局限性；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主要是在東歐社會實踐中產生的道理，其普遍性和局限性都另當別論。無論哪一種歐洲道理，只要是道理而不是宗教。就只能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結論，更不是只能照抄照搬的模式。但在平均文化水平較低、發展較為滯後的東方，又往往被視為只能頂禮膜拜的教條和模式。所以，歐洲道理的局限性反倒是在東方、亞洲表現更嚴重。在歐洲道理演進的過程中，西方、歐洲是「修正主義」多一些，東方、亞洲是「教條主義」多一些。歐洲道理出自歐洲，他們知道來龍去脈，不大迷信，敢於改變；亞洲則視若天降神明，非常迷信，規行矩步，有點什麼新想法自己就先消滅在萌芽狀態了。兩種局限性，從否定君主制度一面看是兩大利器，從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一面看是兩大缺陷；在否定君主制度的同時，幾乎是必然地導致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6、 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第一階段
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和近現代中國革命歷史同步，大致分為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三個階段。每一階段各有代表人物和主要貢獻。因為是從負面看，下面的闡述特地從正面展開，以儘可能防止片面性。君主立憲階段。——康有為提出新三世說。古代中國的歷史觀，一般認為是以「三統」說、「三世」說、五德循環說為主要內容的歷史變易觀，其中本質的、核心的、最終沉澱下來的東西是大一統皇朝理念。康有為看透了這一點，率先將歷史變易觀推進為歷史進化論，將「三世」說的衰亂——昇平——太平和歐洲的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逐一對應起來，再糅合中國傳統的小康、大同思想，提出了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新三世」說，進而將滿清皇朝定位在君主專制的據亂世，自然應該被君主立憲的昇平世取而代之。當時主張變法者已經遍布國中，唯有他提出了一番不同於既往改朝換代的、否定君主制度的大道理，一時被稱為「康聖人」。後世雖然認為他還不夠革命，屢屢稱為「保皇派」，終歸是不能否認的、近現代中國各種革命道理的先驅。但無形之中也就將滿清之前的中國歷史一概而論為君主專制了，中國歷史的簡單化、格式化似也始於他。康先生這一竿子太厲害了。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康先生的偉大歷史貢獻，我們今天能夠討論這一竿子正是因為有了這一竿子。或許，正是這種簡單化、格式化在炎黃子孫心目中淘汰了君主制度。——梁啟超提出三階段說。梁啟超的學問在維新領袖中無出其右，史學修養尤為深厚。他進一步對照歐洲歷史，將新三世說推進為：多君為政世——一君為政世——民為政之世，明確提出一君為政世必將被民為政之世取代，完善了否定君主制度的大道理，黃鐘大呂、高屋建瓴，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觀。同時，又針對傳統史學的弊病，直接採用歐洲歷史的上世、中世、近世的三段式分期，將中國歷史也劃分為三段：上世——自黃帝至秦皇朝；中世——自秦皇朝至清乾隆末；近世——清嘉慶以下。這可能是第一次將秦皇朝以下歷代皇朝視為一個歷史階段，後世沿用至今的中國歷史兩千年一說，似就發端於此。當然，用歐洲歷史模式將中國歷史格式化也就發端於此。梁啟超後來又意識到其中問題，又認為還是以不分期為善，應該是注意到了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不同，但尚不明確主要的不同是什麼、在哪裡？——嚴復引進進化論。嚴復廣泛影響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歷史觀。他系統引進進化論，為康梁對中國歷史的全新解讀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當然，今天的人們已經能夠認識到，直接比照自然社會進化認識人類社會進化，將人類社會進化等同於生物物種進化，是機械的、直線型、簡單化的歷史進化論。影響最為廣泛的，就是認為後邊的社會階段一定比前邊的社會階段進步。當今上點年紀的中國人幾乎都熱血沸騰、堅定不移地相信過這一點，然後又在痛苦的實踐中認識到並不一定、認識到歷史進程的複雜。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認為元明清比漢唐宋先進。那幾乎可以說是文明和野蠻的差別啊！真正是數典忘祖！當然，其中主要原因不在嚴復、而在斯大林。再說。至此，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格局基本確立。作為批判的武器，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滿清皇朝和君主制度。此後主要是武器的批判。後來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員幾乎都受康、梁、嚴的影響，都可謂他們的學生。就史學而言，這是司馬光之後第一次試圖整體解讀中國古代歷史。就觀念而言，這是全部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清晰而明確地給出了一個中國歷史的邏輯、規律、大勢。之後史學界，基本是進一步引進不同的歐洲道理和歷史模式、引進其具體內容，將已經歐洲格式化的中國歷史進一步細化、具體化。7、 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第二階段
民主共和階段。推翻君主制度後，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進程還在繼續。代表人物和主要貢獻分別是：——蔣廷黻對近代史的框架性解讀。蔣廷黻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創者。他置身於世界歷史的長河中考察中國近代歷史，對近代中國的框架性解讀建立在歐洲歷史模式之上，主張中國必須走出中古狀態實現近代化，並且以完全正面、完全肯定、毫無貶義的態度明確表述為「全盤接受西洋文化」（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6頁）。這其實已經不僅是歷史觀點，而是、或者說主要是政治主張。當時的知識階層、尤其是高級知識階層，基本持相同觀點。在整個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這其實就是知識階層和最高當局的主要分歧。亦即，對最高當局不能接受全盤西化不滿意。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就是因此和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分道揚鑣，後來又因此和共產黨領導的政府也分道揚鑣。我國現代化的參照體系和總體目標、具體目標確定為歐美，包括不同時代、不同表述的趕超英美、改變落後面貌的雄心壯志，就是蔣廷黻這裡開始的。他的觀點當時風靡全國、社會公認，後來潛移默化，影響深遠，其框架性解讀也就潛移默化，影響深遠。——呂思勉運用歷史進化論的多方面探索。呂思勉將歷史進化論系統運用於中國歷史，突出特點是努力擺脫帝王中心、注重製度研究，成果斐然，影響深遠；是下了苦功夫的，令人衷心欽佩。他將中國歷史分為五個階段：周以前為上古，秦皇朝至中唐為中古，中唐至南宋為近古，元至清中葉為近世，之後為最近世。他認為，秦漢以後中國歷史呈現出一個公例，承平數十百年就要釀成大亂，大亂過後可以平定數十百年，往後又是如此重演。這觀點和《三國演義》中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近，和外國人的中國歷史循環論也相近。——顧頡剛等人的疑古學派。二十世紀前期，顧頡剛等學者大膽疑古辨偽，否定了傳統歷史、傳統文化中若干延續千年的觀點，對於擺脫「封建」束縛、推動史學進步做出了積極貢獻。但他們的根據又往往是歐洲道理和歐洲模式，也就不免同時進一步推動了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對於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也作出了積極貢獻。有些內容給人既大膽假設又大膽求證的感覺，其中若干研究成果已經被考古發現證偽。8、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第三階段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在國共兩黨爭奪政權的過程中以及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之後，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進程更為加快。其代表人物和主要貢獻分別是：——范文瀾、呂振羽、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他們都著有通史流傳後世。共同的基本觀點是：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和歐洲古代社會同樣，經過了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三個階段。影響更大一些的是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第一編再版時開宗明義：《中國通史簡編》是本人在學習古代史時，企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給中國古代史畫出一個基本的輪廓來。這個輪廓，第一，要說明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規律，與世界上別的許多民族同樣（同樣不等於一個公式），曾經經過了原始公社制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諸階段，並無亞細亞特殊之說。第二，要說明在明、清兩朝，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是存在的，但遠不曾發展到足以破壞封建社會的程度。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還是完整的封建社會，其中並無封建制崩解之說。資本主義萌芽對封建制起崩解作用，在鴉片戰爭以前的大量史實中是沒有根據的，而且也不可能在近代史上和革命理論上找到任何根據。使古代史與近代史聯結起來，近代史上一切問題（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從而得到說明，即從社會性質上得到說明，編寫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此。（范文瀾、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頁。）在這個三階段說中，明確將自秦至清兩千年劃作一個階段——封建社會。兩千年封建社會就此成為對中國歷史的突出的、基本的、權威的看法。——三階段說源自《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寫的一個課本。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其他幾個同志起草，經毛澤東修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對於古代歷史的劃分源自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其中，系統化、規律化也是公式化、機械化地闡述了社會進化的五種形態：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即知名度極高的社會進化五階段、又稱五種生產方式。——斯大林的觀點源自列寧的一個分析。列寧在1897年為波格丹諾夫的《經濟學簡明教程》所寫書評中認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經過了原始氏族共產主義時期、奴隸制時期、封建主義和行會時期、資本主義時期。——列寧的分析源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個推斷。兩位於1846年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推斷人類社會「大體」經過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四種經濟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頁。）斯大林提出的這個五階段，成為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突出標誌。這個五階段以至整個斯大林主義都並不等於馬克思主義，反而是嚴重改造了馬克思主義。這已經成為學界、政界共識，有機會再說。9、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過程中的不同聲音
對於五階段模式，直至改革開放之前，在極左意識形態的重重重壓下，中國內陸雖然沒有人敢於公開明確質疑、沒有人敢於旗幟鮮明地提出異議，但還是有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好似閃電，短暫而耀眼、曾經照亮歷史的天空。在黨內的、本土史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尚鉞先生。尚鉞先生很早便光明正大地提出並堅持了自己的觀點。1954年7月，在《中國歷史綱要》出版時明確表示：特別是關於古代史分期問題，由於我們知識範圍的限制，找不出充分說明基礎到上層建築的確實材料，尤其是缺乏表現分期問題的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及其變化的確實材料，所以我們不敢輕從一般的說法，又不敢作蓋然性或臆測性的判斷。因此，我們僅只提供出史學界一般認為合於客觀實際的材料，作歷史事件、現象和人物的產生和發展的敘述。關於古代史分期（即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分期），等待將來史學界研討出具體結論時，我們再行更正。（尚鉞主編：《中國歷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頁）尚鉞先生提出的「魏晉封建說」，在事實上凸顯了五階段模式對數千年中國古代歷史的不能匹配，將五階段模式置於了非常尷尬的地步，進而質疑其僵化的研究方法，也就很早就遭到嚴厲批判。但翻閱《中國歷史綱要》又可以感覺到，他並非有意識反對五階段說，甚至還是努力服從的，只是不願意違背學術良知、不願意放棄學術底線。由於不同於權威觀點而堅持獨樹一幟，這位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同志，在戰爭年代為堅持追求革命而矢志不渝、歷盡坎坷，在和平年代又為堅持自己的觀點而矢志不渝、歷盡坎坷，可謂一生坎坷。但是，他向世人昭示了老一代共產黨人的風骨。在黨外、海外歸來的史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雷海宗先生。雷海宗引入德國學者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的形態文化史觀，將中國古代歷史分為兩大周：第一周從公元前1300年盤庚遷殷至公元383年淝水大戰；第二周從淝水大戰至中華民國。這是有獨到見解的。他滿腔熱情地認為，一般國家歷史大都只有一大周，我們中國已經有兩大周，並且將開闢第三周。他較早認識到中國歷史特色，試圖擺脫歐洲歷史模式束縛。他明確否定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奴隸制度：過去幾年，我們往往下定決心要找奴隸，所以竟有由甲骨文中找到漫山遍野的奴隸的例證。這也可算為有志者事竟成吧！關於銅器時代，凡材料比較全面的，還沒有發現與生產有重要關係的奴隸制度。中國史料算是相當清楚的，但我們若不用顯微鏡去找，就很難發現戰國秦漢間的土地奴隸痕迹的。土地兼并的嚴重，無地少地農民的眾多，都是顯而易見的，這都是封建景象。繼而明確否定世界歷史上曾經有過奴隸社會：世界歷史上並沒有一個奴隸社會階段，歷史上也就沒有一個所謂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或轉化的問題。進而指出了不必迷信歐洲學者、不應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十九世紀歐洲學者對一些亞洲各國早期的歷史知道的太少，所以才創了這個把問題簡單化的名稱，其中並且或多或少、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帶有輕蔑的意味，所謂「古代東方」的「古代」不僅是指上古時代，並且是概括了資本主義勢力侵入「東方」以前的全部歷史，認為東方是幾千年一直停滯不動的。這種不科學的看法大部出於知識不足，一部出於成見。但今日在這個問題上，歐洲學者已變知識不足為比較充足，成見最少未再加深，部分的並已減輕，我們這些「東方」學者倒大可不必把一百年前歐洲人的這個怪說發揚光大，更不當認為是經典作家的說法，經典作家不過是試探性地引用當時資產階級學術界的一種流行的看法而已。（相關四段引文均出自雷海宗：《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歷史教學》1957年第7期）雷先生為走過十年內亂的中國大陸史學界保留了一份光榮、自尊。身居海外的中國史家中，錢穆先生自成一統，直截了當說明自己的觀點：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為「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為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之一，既不為「工商資本」之社會，勢必為「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以往歷史演變言之。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為是必「君主專制」無疑。不知人類政制，固有可以出於此類之外者。即如近來德、意、俄諸國，即非此等分類可包。然則中國以往政制，盡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以往社會，亦盡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勇於據他人之說，別有存心藉為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為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乃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2頁。）外國史學界較有代表性的是費正清。很早就認為，歐洲歷史的各階段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嚴格的對應物，其實是較早認識到了中國歷史的中國特色。他顯然不大在乎歐洲格式，是依照自己的認識講述中國歷史的。改革開放以來，來自海外的中國歷史著作往往洛陽紙貴，大都是這個原因。基本材料都是同樣典籍，別人能看到的，我們為什麼就視而不見呢？！長此以往，我們這一巨大優勢——連續不斷三千年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豈不形同虛設？！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瀏覽社科院出版社那一套《劍橋中國史》的時候，筆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由此而意識到了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問題。以上為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大概過程。這個過程，同時就是近現代中華民族進步的過程。三個階段，有重疊、有合作，也有鬥爭，甚至是激烈的鬥爭。但如果諮詢葉赫那拉氏，肯定認為都是應該格殺勿論的「亂黨」。將來的中國歷史、置於歷史長河中考量，應該會注意到他們之間的相同。因為，那才是他們的主要歷史作用。如同大一統皇朝的格式化和中國歷史融為一體一樣，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也已經和近現代中國歷史融為一體。康梁的歷史觀念和研究成果是推翻滿清皇朝的工具，首先是滿足推翻滿清皇朝的需要；孫黃的歷史觀念和研究成果是民主革命的工具，首先是滿足民主革命的需要；范文瀾諸位和毛澤東的歷史觀念和研究成果是新民主革命的工具、首先是滿足新民主革命的需要。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以克敵制勝為最高原則，無論武器的批判還是批判的武器，都必須服從革命的需要，包括對中國歷史的解讀。後人如果不能明白這一點，就不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就很難將中華民族對自身的認識繼續推向前進。10、落後陷阱與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基本特徵
有一種理論名為後發優勢。有後發優勢就一定有後發劣勢，認識後發優勢的前提應該是充分認識後發劣勢。十年內亂把詭辯論灑遍神州，任何情況下都是形勢大好、鶯歌燕舞，其實是混淆了基本是非、是不擇手段地愚弄社會。世間事物從不同角度看，自然會有不同側面，但不能否定基本事實。後發主要是劣勢而不是優勢，劣勢中比較典型的可以稱之為落後陷阱。所謂落後，本就是和先進比較而言。承認落後的同時也就承認了參照系統的先進，承認先進的同時、無論意識到與否都暗含了三個前提：確認參照系統的目標正確、路徑正確、方法正確。相應，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對參照系統的目標依賴、路徑依賴、方法依賴。落後的差距越大，依賴越嚴重，甚至根本無暇考慮參照系統的目標、路徑、方法是不是真的正確，是不是適宜自己，而只是亦步亦趨地奮勇追趕，陷入盲目依賴狀態而不可自拔；甚至到出現問題的時候，也很難想到雙方的條件不相同，更不會懷疑是先進有問題而只會懷疑是自己的學習有問題，進而更加認真地模仿先進，結果往往是先進曾經遭遇什麼問題自己也必然遭遇什麼問題、甚至更嚴重，非到山窮水盡、走投無路不能自覺。此為落後陷阱。所謂後發優勢也就有了三種可能：一是後來居上，二是陷入落後陷阱而不能自拔，三是二者兼而有之。所以，近現代以來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出自西方、歐洲的多一些，東方、亞洲整體處於追趕狀態，長期以別人有的我們也能有而無比自豪。在人類文明的田徑場上、在工業文明這一輪追逐中，歐洲遙遙領先了。所以，全世界都跟著歐洲奔跑，不免也跟著歐洲犯錯誤。較為直觀的是環境污染，幾乎所有國家在複製工業化的同時也複製了環境污染。其中不是認識問題、方法問題，而是路徑問題。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不僅是長期落後的代價，可能也是陷入落後陷阱的無奈。何謂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就是嚴格按照歐洲道理和歐洲模式解讀中國歷史。即照抄照搬。照抄照搬，後來等同於教條主義，成為貶義詞了。但設身處地想一想，無論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當嚴重落後、到了難以望先進項背的時候，能夠認識到落後就是進步，敢於指出落後就是勇士，照抄照搬幾乎是本能選擇，最初的照抄照搬甚至是劃時代的進步，是革命。我們今天能夠討論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仍然應該對已經遠去的、最先照抄照搬的先驅保持真誠的尊敬，非如此不能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儘管近代以來的照抄照搬完全可以稱之為革命的照抄照搬，但又畢竟是照抄照搬。戊戌變法以來百餘年間，不同政治集團以不同歐洲道理對中國歷史的不同解讀，就往往是從不同角度用歐洲歷史模式和中國歷史作比對。某一集團從某一道理出發認為中國歷史的某一階段和歐洲歷史的某一階段相同，另一集團從另一道理出發認為中國歷史的另一階段和歐洲歷史的另一階段相同。雖然角度不同，甚至絕然對立，但整體上又形成了一種合力，共同地把歐洲歷史當作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對中國歷史進行長期、反覆、細大不捐的整理。這種照抄照搬的主要表現是：——用歐洲模式重新認定、重新標籤、重新闡述中國歷史。歐洲歷史經過幾個階段就認定中國歷史也經過幾個階段，差別大多只是把中國歷史的某一階段和歐洲歷史的某一階段作比對，或是某一階段的長短。——用歐洲模式重新認定、重新標籤、重新闡述中國社會。歐洲社會結構是何種模式就認定中國社會結構也是何種模式，差別大多只是中國社會某一成分和歐洲社會某一成分的細微不同，或是某一成分的變異。——對大量的、無論如何也無法歐洲格式化的中國獨有的社會現象，用非典型化理論來解釋。這就又等於肯定歐洲模式的典型地位，潛意識中奉歐洲模式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正宗、正溯、正統。同時也就等於肯定古代中國為非典型社會，非正宗、非正溯、非正統，彷彿走的不是正經路子一般自慚形穢。曾幾何時，努力地、不遺餘力地、慷慨激昂地證明中國和歐洲完全相同，證明歐洲歷史上有過的東西咱們中國歷史上也都有過、一樣也不缺，在史學領域幾近於捍衛民族尊嚴。近現代歷史學界的大家，往往有過這般慷慨激昂的論述。整個近現代史學界，就是在這般學術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是建立在歐洲模式之上的，是用歐洲概念搭建起來的。——數千年中國歷史，總體上淪為證明歐洲道理和歐洲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個案例，從根本上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大陣營全面對峙，為了鞏固新生政權，如同外交上的「一邊倒」一樣，在革命戰爭年代歷經艱辛擺脫蘇俄十月革命模式束縛的中國歷史、又轉向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全面照抄照搬，且更加猛烈、全面、徹底，便是在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階段也沒有改變，反而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長期、反覆的歐洲格式化過程中，那些決定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中國特色，如同電腦程序中的一鍵格式化一般，被我們自己格掉了。——在長期、反覆的歐洲格式化過程中，咱們對中國歷史的闡述成為一個歐洲話語系統。離開歐洲話語，甚至已經沒有辦法闡述中國歷史。對於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民族，似不能視為榮耀。但是，我們卻真的曾經視為榮耀。在政治技術上，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是一個合成謬誤。從康有為、梁啟超開始，其中每一階段、每一步驟，在當時或是必要的、正確的或是無可選擇的，是為了中國的進步，但集合起來卻導致了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成為了留給後人的一個沉甸甸的包袱。11、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系統成果
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的系統成果是兩千年一貫制：認為自秦至清兩千餘年是一種社會形態——封建社會，是長期循環、停滯的。這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基本觀點。所謂長期，自然是相對於短期；所謂循環，自然是相對於不循環；所謂停滯，自然是相對於不停滯。前提是在潛意識中有一個參照系統。這個參照系統就是歐洲。當我們用歐洲歷史模式將中國歷史格式化的時候，也就是試圖將中國古代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代三個階段，或者是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三個階段的時候，最佳的選擇就是將自秦至清視為一個階段、一種形態。不然就是繼續上溯至東周以至西周，那就更漫長了；或是將起點下移，那又會出現一個更加漫長的奴隸社會階段；再不就是將終點上移，就又得將後期的若干皇朝認定為資本主義社會或從中找點資本主義萌芽出來。其實，任何一個熟悉中國古代歷史的人都清楚，僱傭勞動出現的很早，但很難說是資本主義萌芽。更難以自圓其說的是，推翻滿清皇朝之後的中國社會性質又該如何認定？！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試一試。將中國古代歷史硬性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摁進原始、奴隸、封建三個格子里，實在納履踵決、左右為難，只能削足適履。並非依照歐洲模式創造的中國歷史，一定要依照歐洲模式來劃分，豈能不難？！一定要劃分，這幾乎是唯一選擇。在海外，關於中國歷史「停滯」、「循環」與否一般還是學術問題。在中國大陸，因為正值長期激烈的社會革命過程中，幾乎一開始就成為政治問題，中間曾有一段作為學術問題討論，後來則漸漸蔓延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但又都是非常明確地為政治服務的。有關討論，從20世紀30年代前期的社會史論戰開始，是第一次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論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針對日本學者秋澤修二的批判延伸成為第二次熱潮。到五六十年代，史學界和經濟學界再度展開討論，被十年內亂打斷。粉碎「四人幫」以後又開始討論。這些討論共同表現為首先肯定結論，然後尋找根據給予論證。不同之處主要在三個方面：時長，性質，成因。時長的主要意見有兩種：一是自東周至清，認為這三千年是一種社會形態；二是自秦至清，認為這兩千年是一種社會形態。性質的主要意見也是兩種：一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二是封建主義社會。成因複雜一些，大致有六種：商業資本說，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專制社會說，佃佣制說，這四種觀點是抗日戰爭之前形成的；還有兩種是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特殊社會結構穩定說，封建生產方式結構堅固說，曾經洛陽紙貴。但這在總體上，所討論的都是中國為什麼會有兩千年或三千年的封建歷史，討論的是「停滯」、「循環」的原因。前提就是對這一觀點的肯定。不同派別對這一觀點其實都是肯定的，只是互相認為原因找的不對、互相指責對方否定的還不徹底、互相批判對方是「封建殘渣餘孽」、互相比賽看誰能更加完全徹底否定兩千年或三千年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兩千年一貫制。這樣一來，最近幾代中國人都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觀念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兩千年一貫製成為中國歷史主要的、突出的、基本的特徵，深刻影響了近現代中國人對中國歷史和中國現實的認識，無形之中成為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穩定的、主流的、權威的觀點，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咱們相當一致地認為：中國有兩千年封建社會——這是在政治上沒有變化；中國長期是小農經濟——這是在經濟上沒有變化；中國長期是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這是在文化上沒有變化。兩千年沒有變化，就是兩千年沒有進步。除了人口眾多、四大發明、農民起義、儒法鬥爭這幾個亮點之外，浩瀚的中國歷史天空是一團漆黑，長夜漫漫。使人覺得，出生在中國、成為中國人實在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幸的一件事情；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是愚昧落後到了極點，唯有我們這一代還比較聰明進步。若問我們這一代人為何能聰明進步？因為有了先進理論的指引。若問這理論從哪裡來？歐洲。我們自己的發明創造，也往往必須披上一件歐洲外衣才行，如果不披或披得不好，就很難被人們接受。近現代中國革命的領袖、包括毛澤東、鄧小平在內，程度不同都曾經咀嚼到其中痛苦，往往不得不將自己的思想成果掛靠在歐洲道理旗下，致使近現代以來中國人幾乎沒有完全屬於自己的、享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思想成果。十年內亂中搞個人崇拜無疑後果嚴重、危害深遠，但換一個角度看——中國人能夠接受自己的一套，那也是毛澤東自延安整風以來辛苦努力二十餘年才有可能的事情，不是容易來的。12、滿清後期對中國特色的認識
對於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社會的負面作用，前人一開始就有所警覺並做出了相應努力，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滿清後期，民國時期，新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不同時期各有代表人物。滿清後期、即第一次鴉片戰爭至滿清皇朝被推翻之間，代表人物主要有：——滿清的戶部郎中湯鵬。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的1842年10月，向道光皇帝上善後事宜30條，指出「英夷樂於通商、溺於貪利，未必再有蠢動」（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78頁）。此公可能是較早意識到「英夷」與「蠻夷」不同的，認為南京條約之後中英關係可能穩定下來，建議朝廷抓緊時間在軍事、吏事、風俗、煙禁、人才、考試等方面推行改革，避免在物質和精神諸方面全面淪陷于洋貨。可惜，道光皇帝見小不見大，沒有聽進去。——曾國藩。最遲在1862年就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余以為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艷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處著眼。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船等俱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長技我皆有之」。（《曾文正公日記·同治元年》）他可能是較早注意到「崇洋媚外」現象的，但又認為原因不在民眾，朝廷也不必針鋒相對和民眾過不去，而應該以「修政事、求賢才」為自強之道、當務之急。相對於「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是重要進步。——張之洞。1901年，以正式奏摺警告滿清當局：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舊，羨外國之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軍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難，誇租界之整肅而苦吏胥之騷擾，於是民從洋教、高掛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寖成渙散，亂民漸起，邪說乘之，邦基所關，不勝憂懼。（張之洞：《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將張之洞和曾國藩的兩番話聯繫起來，就可以明白當時中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他們所主張、所擔心的又是什麼。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宜望文生義、輕率否定或肯定，應該先弄明白再說。——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1905年，滿清朝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如果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他們的考察報告自然就應該批判。如果擺脫「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束縛，那就應該承認，迄今為止、他們的考察報告可能仍然是較為全面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較，又是較為冷靜的政治思考。實行君主立憲，就是他們比較了列強也比較了中外、既看到了列強特色也看到了中國特色之後的一種主張。後世偏重注意其中字面上的大清永固、認為比較保守，但當時社會普遍關注的是提出了實行憲政、明白了實行憲政就是皇帝不能一個人說了算。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他們都具有相當代表性，程度不同都也是在用歐洲道理解讀中國，都已經認識到了君主制度不可救藥，只是竭力試圖避免在顛覆君主制度的同時顛覆中國社會。後來對他們的評價有失偏頗。13、民國時期對中國特色的認識
推翻君主制度之後的中國社會，歐洲道理和中國特色之間的差異愈益凸現，成為最高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員都無法迴避的難題。他們依次是：——袁世凱。推翻君主制度的重要推手之一，又是初期民主政治的主要操盤手，也就最先遭遇歐洲道理和中國社會、歐洲政治模式和中國政治實踐不匹配的難題，技術上面臨大量操作困難，內政外交諸多問題一籌莫展。於是試圖集中權力，卻走出了恢復帝制的絕世臭棋而自己身敗名裂、國家陷入內亂。在具體操作層面、建設新制度層面，袁世凱可能是第一個照抄照搬的、又可能是比較多的。許多具體制度，最初都是袁世凱引進的，幾乎都是原封不動地照抄照搬歐美。例如：陸軍制度和兵役制度、預備役制度，警察制度和司法制度，廢除科舉並建立教育制度，現代城市管理制度，新聞制度和社會團體制度，議會制度和政府組織制度，等等。袁世凱，不僅有「復辟帝制」的一面，也有「崇洋媚外」的一面。——孫中山、蔣介石。孫中山無疑是認識到了歐洲道理和中國社會、歐洲政治模式和中國政治實踐不匹配的難題，提出將民主政治建設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為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于軍政之下」。這是主張以軍事手段實行中央集權。第二為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這是主張集中人事權力。第三為憲政時期，「授政於民選之政府，是為建國之大功告成」。到這一階段實行民主政治。（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軍政和訓政兩階段都是要集中權力，本質不僅是一黨專政、而且是要服從黨魁個人。僅就政治技術比較，孫中山和袁世凱或沒有什麼重大不同，蔣介石似也不能說完全背叛了孫中山。國民黨內部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很早就有。孫中山為一方，主張在黨內集權、效忠領袖個人，主張發動暴力革命推翻袁世凱為總統的中華民國政府；黃興和宋教仁為一方，主張在黨內分權、反對效忠領袖個人，主張通過合法的議會鬥爭限制總統權力。宋教仁被刺、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後公開化。孫中山和黃興、宋教仁不同，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大欣賞議會。議會在中國名聲不好，其實是從他開始的。14、新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中國特色的認識
新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伴隨著對中國特色的認識展開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陳獨秀、李大釗。兩位先驅較早認識到了歐美模式和中國國情的差異，另行選擇了蘇俄模式。其中很重要的、又不能否認的原因是：推翻君主制度後怎麼辦？中國還沒有自己的一套，歐美的一套不行就只有轉向蘇俄，此外沒有其它選項。他們的選擇，就或也是一種落後的無奈。陳獨秀晚年又率先質疑蘇俄模式、系統反思蘇俄模式。這是一位既不迷信歐美、也不迷信蘇俄，同時又異常清醒地堅持反對集權專制、堅持主張民主共和的偉大思想家，應該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創立一套的必要性，事實上已經邁開了探索中國特色的步伐，堪稱後來所有探索中國特色的先驅。——毛澤東等井岡山、贛東北、鄂豫皖、陝北、瓊崖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他們先後在實踐中認識到蘇俄模式的城市暴動不適合中國國情，分別創建農村根據地，共同走出了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這一階段歷史曾經較為貼切地被概括為土地革命，亦即既不是西歐模式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是蘇俄模式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中國特色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延安時期提出毛澤東思想，對斯大林而言就是一份宣告不再俯首聽命照搬蘇俄模式的通知書。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是陳獨秀之後又一個努力擺脫蘇俄模式束縛的領袖，新民主革命的勝利是擺脫歐洲模式束縛、走自己道路的勝利。而1949年之後又重新走進蘇俄模式、照搬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是在兩大陣營激烈對峙的國際形勢下維護新生政權的代價，本質上是咱們加入蘇聯陣營的門票。斯大林對這一點極其重視，試圖將社會主義陣營打造成為維護蘇聯國家安全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堡壘，誰不照他的來誰就是修正主義，誰就會在全面對峙的兩大陣營之間落了單。——中國農民和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領導人。中國農民從一開始就頑強抵制蘇俄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很早就提出了以「大包干」為代表的各種變通辦法。粉碎「四人幫」之後，得到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領導人支持，終於發展成為劃時代的改革開放大潮。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迄今為止，中國農民仍然還是近代以來對中國社會認識較為深刻的群體，仍然還是改革開放的基本動力源泉。改革初期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質而言就是站在農民立場上認識中國社會，優勢在於概括了中國特色，能夠為不同觀點接受，進而成為社會共識，為改革開放的全部道理提供了一個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相對於斯大林五階段的，就是在政治上突破了五階段的束縛，在經濟上突破了蘇聯計劃體制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是毛澤東之後又一個努力擺脫蘇聯模式束縛的領袖，改革開放的偉大勝利是擺脫蘇聯體制束縛、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15、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坎坷又在於沒有能夠充分認識中國特色
較早引導西學東漸的嚴復，也較早注意到了其中問題，表述為：「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嚴復：《論世變之亟》）說歐洲的辦法在歐洲一般很順利，到了中國往往出問題。這其實是百餘年來一直存在的問題。不僅出問題，甚至會出現完全意料之外的問題。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領域的具體問題且不論，全社會範圍內的、主要的問題是：——推翻君主制度、引進歐美模式、建立民國政府之後，反而陷入地方割據狀態。民主共和的中國當然不一定照搬君主專制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當時社會賢達已經有所認識。但由君主專制直接進入長期地方割據，中央政府甚至不能統一軍事、外交，不能有效捍衛國家民族權益、遭到外敵長期嚴重入侵。無論對歐美模式持何種觀點，推翻君主制度之前誰人曾經料到這種局面？！——戰勝國民黨政權、引進蘇俄模式、在大陸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之後，反而陷入長期短缺經濟狀態。我們曾經無限嚮往有計劃、按比例的蘇聯經濟體制，相信和我們的革命精神「大躍進」結合起來，就能夠「一天等於二十年」、一舉改變落後面貌，結果是長期的糧食短缺，吃飯成為問題。無論對蘇俄模式持何種觀點，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之前誰人曾經料到這種局面？！——實行以市場經濟為價值取向的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還有陸續成為社會問題的拖欠農民工工資、假冒偽劣產品、環境污染、上學難、看病貴、買官賣官、貪污腐敗等。社會進步之大成為共識，社會問題之嚴重亦成為共識。無論對改革開放持何種態度，在改革開放之前誰人曾經料到這種局面？！這三種局面，都可謂是「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問題。較早意識到問題的是嚴復，較早給予理論思考的也是嚴復。他的答案是：「自由不自由異耳！」他認為：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蔽，人人得以行其義，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自其農工商賈章程明備觀之，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未或失節，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人不以為煩，則是以有法勝也……推求其故，該彼以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同上）這不能否認是一種憂國憂民的深刻思考。又是和人民創造歷史的基本觀點、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優勢、和群眾路線一脈相連的。戰爭年代走過來的老同志大都有所感覺：黨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工作不如戰爭年代那般得心應手。不僅共產黨，國民黨掌握政權之後也是如此。這可能也是近現代以來較具中國特色的現象。這是實踐在耐心提醒我們——歐洲經驗能夠成功否定舊中國，不能證明歐洲經驗也能夠成功建設新中國；「破」與「立」原本就不是一回事。咱們中國的傳統理念重「破」輕「立」。古人一般不認為道理有問題、更不認為制度有問題，而只是人有問題，歷代皇朝的更迭多數情況下——當然不是全部——就是不換制度、不換道理、只換人。古人一般認為知易行難，就因為「知」是長期穩定的。便是有所創新，也都是土生土長的，沒有不服水土的排異反應。這就導致習慣性的對認識自身重視不夠。儘管如此，「立」的需要還是會在現實中表現出來。即歷代皇朝的瓶頸期問題——第二代繼承皇位之後一般都會遭遇嚴重的執政困難。第一代是打江山的，重在「破」而不在「立」；「立」的工作一般都由第二代承擔。第二代的工作重點也就不是繼承，而是創新、可以理解為對第一代的否定之否定。大多數皇朝都是遵循第二代的辦法治理社會，開國領袖只能當神仙供起來——敬而遠之。否則，就不可能渡過瓶頸期。近現代以來就更不同了。民主革命是一套全新的道理，既換制度也換人。近現代認為知難行易，就是因為「知」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李鴻章概括為「三千未有之大變局」，所以走向了歐洲格式化，甚至將歐洲道理神聖化了。這在破的階段、拆房子的階段、革命的階段問題不大。但破與立、拆房子和蓋房子、革命與建設不是一回事，推倒舊房子，新房子並不會自己站起來，而且必須從掌握地質基礎資料開始。破不僅不等於立，破字當頭、立也不在其中。且我們所要建設的新房子都是引進的，從歐美引進了民主共和的新房子、從蘇俄引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房子，都是從別人的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不是咱們自己的發明創造，程度不同都存在不服水土的排異反應。所以，歐洲經驗能夠成功否定舊中國，並不意味著也能成功建設新中國。對認識自身重視不夠+「破」與「立」的不同+不服水土的排異反應=「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16、我們需要擺脫歐洲格式化的束縛
中華先民講究知己知彼；兩知之間，知己更重要，又有人貴有自知之明一說，就是說人的高下主要在於對自己的認識。一個群體、一個民族也是一樣，進步的過程主要就是進一步認識自己的過程，沒有對自己的進一步認識就沒有真正的進步。炎黃子孫作為一個群體形成以來，或長期領先或與其他民族並駕齊驅，惟宋元更迭之後陷入長期落後；推翻君主制度後也沒有能如期改變落後局面，反而陷入亂局以至更加落後。這關係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切身利益，自然成為每一個炎黃子孫都試圖弄明白的問題，這種發自全民族的願望和努力不可阻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廣泛的「歷史熱」背後，就是芸芸眾生擺脫歐洲格式化的束縛、全面認識自己、努力改變落後面貌的願望。擺脫歐洲格式化的束縛，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改革開放伊始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就是試圖引導全社會扭轉一切從歐洲理論、歐洲模式出發的慣性思維模式；之後突出強調「中國國情」、「中國特色」，最終將改革開放的道理概括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是為了突破歐洲模式、主要是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相對於現實領域的偉大進步，史學領域是不是走出了極左意識形態的泥潭？是不是也需要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是不是也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實踐在史學領域中是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些問題似都還缺乏明確的答案。擺脫歐洲格式化的束縛，需要客觀、全面認識傳統史學和近現代史學。傳統史學可謂大一統皇朝格式化。大一統，確實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突出特徵，但只是部分，且不可一概而論。就時長而言，夏商周至春秋戰國、三國兩晉南北朝、中唐至五代、遼宋金夏對峙，這四個階段的大約三千五百年最少可以肯定不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就性質而言，漢唐宋的大一統和元明清的大一統也很難說是一回事。傳統史學又將二十四史編成了皇帝家史、「君史」，神化皇帝、尤其是神話開國皇帝的痕迹非常明顯。咱們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觀就是這樣來的，便是人民創造歷史觀念中的人民也往往會不知不覺地成為英雄的代名詞。近現代史學將中國歷史歐洲格式化，又是階級鬥爭格式化，否定了君主制度，是偉大進步。農民起義，確實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突出特徵，但又只是在元明清三朝較為突出，充其量也只是古代歷史的一面，且主要是站在造反者一面看。相對於傳統史學僅僅看到「君史」的一面，近現代史學看到了「民史」的一面，無疑是一大進步。但中國歷史又絕對不可能只是「鬥爭史、革命史」，更主要的一定是「和平史、建設史」，這顯然是尚未給予足夠注意的一面。是不是可以這樣譬喻？！傳統史學=資治通鑒。近現代史學=造反尺牘。傳統史學+近現代史學=資治通鑒+造反尺牘=英雄攻略=傳統史學和近現代史學的共同缺陷。正常社會的主體不能只是君主和造反者，正常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也不能只是打江山和坐江山。這便是兩者共同的片面性——對古代平民百姓、對和平生活、對民生經濟注意不夠。相應，近現代人對古代平民百姓怎樣過日子也知之甚少。文明、文化，都不可能通過生理上的DNA傳承；基本的了解都談不上，又如何繼承、發揚？這可以肯定是以鞏固政權為中心的「君史」和以奪取政權為中心的階級鬥爭史的共同缺陷。相對於既非君主也不準備通過造反成為君主、只想過好自家日子的平民百姓，是重大缺陷。擺脫歐洲格式化的束縛，對於傳統史學和近現代史學，不是否認，不是顛覆，不是重新解讀——我們不一定比前人聰明，能夠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前行就是萬幸。千萬不要動輒就顛覆從前、重新來過，那極可能只是從一種片面性轉向另一種片面性。傳統史學和近現代史學都是、且僅僅是一個側面。後人應該在認識君主和造反者的基礎上，去認識芸芸眾生；在認識打江山、坐江山的基礎上，去認識和平生活、經濟民生；在既有的一面、兩面的基礎上，努力認識第三面、第四面，從而推動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認識，而不是折騰歷史。我們不僅需要擺脫歐洲格式化的束縛，也需要擺脫大一統皇朝格式化的束縛。這既是中國史學的救贖，更是社會進步的需要。17、擺脫歐洲格式化的束縛不能否定全民族百餘年來的基本政治選擇
中國歷史的歐洲格式化，無論在過程上還是理念上，都已經和近現代中國革命、和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的進步融為一體。我們需要擺脫歐洲格式化的束縛，但又不能因此而否定全民族百餘年來的基本政治選擇。什麼是全民族百餘年來的基本政治選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近百餘年來炎黃子孫以巨大民族犧牲換來的基本政治選擇。社會主義不是共產黨人的發明，也不只是聖西門、傅里葉、歐文的夢想；不只是共產黨人的選擇，更不是歐洲人的禁臠。孫中山主張「耕者有其田」，基本傾向當然是社會主義。康有為甚至主張將井田制推廣到全世界、在全世界範圍內實行均田，就傾向而言也是社會主義。僅就基本內涵而言，古代中國的諸多改制、變法都包含了社會主義的主張。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甚至可謂既往全部中國歷史的選擇。什麼是社會主義？長期以來，極左意識形態將社會主義推升、演繹、神化成為了成套的道理、僵化的教條，成為了社會大眾說不清、道不明的高頭講章、意識形態。無論歐洲還是中國，最初流血犧牲的老革命，有幾多是背會了那些教條之後才選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饑寒交迫的選擇。在歐洲，是產業革命的負面後果，是最初的產業工人對社會不公正、不平等的憤怒抗爭。在中國，是統治階級殘酷壓迫剝削的必然後果，是被統治階級的揭竿而起。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陽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是平民百姓的基本政治要求，是任何一個正常人面對早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的社會痛苦的本能反應、本能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共和、經濟上的共同富裕、社會生活上的公平正義。即：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公平正義+共同富裕。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本來，是真正的、普世的價值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回歸社會主義的本來。所以，社會主義不能否定。否定了社會主義就是否定了人類社會的基本是非、基本公平、基本正義。我們為什麼不敢理直氣壯聲張社會主義？！直接原因，是斯大林通過長期普遍的宣傳將社會主義等同於蘇聯。蘇聯的失敗自然也就等同於宣告社會主義的失敗。人們因蘇聯而相信社會主義，也因蘇聯而懷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為斯大林背了最大的黑鍋。深層原因，是迷信極左意識形態的宣傳才是社會主義，而不敢相信自己的實踐就是社會主義。例如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億萬農民的追求不是社會主義，前蘇聯的條條才是社會主義，真令人無限感慨。長期以來，我們將社會主義奉若神靈、視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也許，社會主義並不能包治百病，但又是目前人類所能設想到的、最不錯的一種社會安排。這是近百餘年來炎黃子孫以巨大民族犧牲換來的基本政治選擇。這個選擇如何可以否定？！否定民主共和，難道重回以一人治天下？否定公平正義，難道重回等級和邪惡？否定共同富裕，難道重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中國的社會主義已經不是政治主張問題而只是政治技術問題，我們不能因為政治技術的一時困難而懷疑政治主張的基本正確。用歐洲的道理解讀中國——就是近代中國歷史在政治理念層面的全過程，是一個古老國家極為悲壯的自我否定，是今天中國的基石。天下事利弊相連，隨著社會進步，其中弊病自然會積累、顯現出來，試圖認識、彌補，都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前提是尊崇、敬重、踏著前人足跡向前進，而不是褻瀆、否定、沿著前人足跡返回去，那一定會迎頭撞上葉赫那拉氏。她會向你微笑、給你擁抱；而你會不知不覺地跪下去，再想站起來的時候說不定還是得藉助歐洲道理！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