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東歐到底發生了什麼？

　　20年前，東歐經歷了一個多事之秋。6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在大選中敗北，不得不把政權讓給反對派團結工會。也是6月份，匈牙利和奧地利之間被稱為「共產主義鐵幕」的邊界被拆掉。11月9日，長達160多公里的柏林牆一夜之間轟然倒塌，東西德合併。年末聖誕節期間，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被亂槍射殺。此後，執政40多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以及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也相繼失去政權。總面積11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1.2億的8個東歐國家倒向西方……

　　正如所有的紀念都有其現實意義，所有的回訪都將落點於現在，那一夜、那一年，東歐到底發生了什麼，身在其中的中國人到底看到了什麼？本報尋訪數位親身經歷東歐劇變的中國人，請他們回首往事，告知事實。或許，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繼續追問。

　　大剪刀剪斷邊界鐵絲網

　　1989年夏天，匈牙利進入惱人的雨季。

　　5月2日，傾盆大雨，布達佩斯去往邊境的公路上，一輛米黃色賓士轎車在艱難前行，瘋狂的雨水拍打著車窗，因為專註於辨認方向和道路，開車的人看起來神色並不輕鬆，而更令這個47歲的中國男人感到不安的是，從布達佩斯冒雨驅行3個小時，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而上路——5月1日，身為新華社駐匈牙利首席記者的侯鳳菁接到該國外交部的電話，第二天要開一個新聞發布會，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匈牙利同奧地利接壤的邊境小鎮海傑什豪洛姆，這個偏僻的地名，對在匈牙利待了數年的侯鳳菁來說依然十分陌生。

　　3個小時後，當他出現在小鎮唯一的會議廳時，發現那裡早已坐滿了西方記者，而攝像機已密密匝匝地佔據了有利位置。很快，活動組織者走上台，宣布了匈牙利當局的決定：他們要拆除匈牙利和奧地利之間邊境站的電子設施——這條布滿了守衛和地雷的邊界，多少年來一直是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之間最為緊張的鐵幕地帶。

　　說完，組織者走出教堂，媒體和官兵們魚貫而出，外面大雨依舊，多數人沒有雨具，但似乎沒有誰在意這些。人們圍聚在泥水中，看鐵絲網被官兵們拿著大剪刀剪斷、水泥柱子被吊車連根拔起。在場的任何人都沒有預料到，事件引發的結果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

　　漸漸地，聚集在匈牙利大街上的特勞奔特(東德產車，由塑料殼和馬糞紙構成)越來越多，他們被當作房車使用，然後被遺棄在荒郊野外和多瑙河畔，東德人不斷湧來一批又很快消失一批，他們的目標很簡單——到奧地利去，到西德去。有些人有簽證，有些人則總能想到辦法，找蛇頭，或者用珍藏了幾年的西德馬克收買把關人。這一年，數百東德人的穿越行為，構成了歷史上著名的「跨歐洲野餐」事件，隨後，數以萬計的東德公民從這裡走向西方。

　　蒼老的工會活動家走上前台

　　1989年9月12日，波蘭華沙。

　　這天一大早，中國駐波蘭大使裴遠穎匆匆吃過早飯，驅車前往波蘭議會大廈。在這裡，將要舉行一場具有震撼效果的會議，政治反對派「團結工會」組閣成功，這意味著波蘭統一工人黨喪失了執政黨地位。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裡，無異於一聲平地驚雷。

　　裴遠穎早到了半個多小時，但以往人氣並不旺的會議大廳卻幾乎座無虛席。在使團旁聽席入坐後，鄰坐的一位來自北歐的大使低聲說：「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波蘭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你有什麼看法？」「自然，對於波蘭會出現的情況，我們都很關心，但是最重要的是波蘭人民自己的意願。」裴遠穎這樣回應他。

　　此時，受命組閣的馬佐維茨基走上了講台。這個團結工會顧問、天主教知識分子、曾經的老報人如今年歲已長。花白的頭髮，清癯而顯蒼老的面容，修長而有點佝僂的身材，溫文儒雅的舉止，使他看起來同一般的團結工會活動家有所不同。他顯得有些疲憊，在講話的過程中一度因體力不支，被迫休息了十多分鐘。當他重返講台的時候，自我調侃地說：「現在我最關心的問題是波蘭的經濟，但願它也象我現在這樣，經過短暫的虛脫之後，很快重新站立起來。」。

　　兩個鐘頭後，裴遠穎隨著人流默默走出大廳，他的汽車穿過耶路撒冷大街路口，沿著新世界大街向使館駛去。街上的氣氛同往常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一排排熟悉的商店、行色匆匆的路人在車旁掠過。裴遠穎卻無心觀看街景，他亟須將眼前的形勢思考清楚，並以恰當的態度面對已經或者即將發生的一切。陷入沉思的裴遠穎知道，等在波蘭人面前的，將是一場歷史性的巨變和捉摸不定的未來……

　　人流推倒了那堵牆

　　兩個月後，裴遠穎的預見在波蘭以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涌動的方式一點點變成現實，不過，整個東歐劇變中最具標誌性的一幕還在後面。

　　1989年11月9日下午4點，接到通知的新華社駐東柏林分社記者王德峰參加了一場記者招待會。

　　在這裡待久了的記者好像都已經習慣了東柏林一直以來議而不決的辦事作風，也習慣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根本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但是，當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政治局委員沙波夫斯基出現在會場上，宣布將放寬措施、減免手續，陸續放寬對於柏林牆的控制時，在場的記者開始出現騷動。這時一個義大利記者站起來問：「能不能講清楚一點？例如具體時間和如何實行？例如居民是否可以憑藉身份證出入東西柏林？」

　　此時的沙波夫斯基幾乎沒有任何錶情，「今天晚上7點鐘，電視里會有具體規定。」他說。

　　就是這句回答，令現場炸了鍋。這簡直是天大的新聞，可以出境，還可能包括東西柏林，這就意味著柏林牆要開放了！

　　所有的人都立刻起身，奔向自己停在外面的汽車。回到分社，王德峰趕緊打開電視，7點，果然正式發布了這一消息。第一時間向國內發回簡短報道後，王德峰走上街頭。

　　在伯恩霍姆邊境站，人越來越多。剛開始，將信將疑地試試，結果邊檢人員不放行，東德人抗議：「電視都講了你怎麼還不放？」邊檢人員迫於壓力打電話請示，放下電話後，對面前的東德人說：「是的，你可以過去。」

　　拿著身份證，第一批東德人走了出去，還不太相信，又趕緊回來，直到確信真的能進出自由。有膽子大的年輕人跑到東西柏林之間白色邊界線上，來來回回地跳來跳去，高興得像小孩子。

　　西柏林的人也看了電視，跑出來，迎接東德人。「兩邊人相見，那種高興的勁頭啊，就別重逢一樣親人一樣，擁抱、親吻、相互問候，其實誰都不認識誰。」

　　王德峰和同伴便在其中，走到半途，車已經開不動，四周全是人，人山人海，只好把車放在路邊，裹挾在人流中慢慢向伯恩霍姆走，摩肩接踵中，王德峰試圖問些什麼，例如什麼心情，可是那些欣喜若狂的德國人根本沒有人理他，只是拿手指一下前方，便被另一股人流沖向前去。

　　轉天，王德峰再次來到現場，有個男人沖每一個人喊：「快過去吧，我和我哥哥幾十年不見，昨晚聊了一夜，怕家裡人擔心，今天就趕緊回來。」

　　當年柏林牆一夜建成，多少家庭硬生生被拆散了。如今20多年過去，當年的少壯已經老去，孩子們也早已難辨面目。見面的心情迫不及待，許多人就那麼踮著腳在人群里找，有些人找到了，抱在一起失聲痛哭，熱淚盈眶，有些人仍不甘心，苦苦追尋。

　　儘管作為局外人身份旁觀這一場景，王德峰亦不禁熱淚滿面。

　　那個聖誕夜的槍聲

　　就在德國和波蘭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開始變軌，25歲的羅馬尼亞中國留學生趙磊，則見證了另一個國家羅馬尼亞以流血為代價完成的涅槃。

　　12月21日，趙磊正在布加勒斯特大學的語言學教室上課，對面黨中央大廈廣場上越來越喧鬧的口號聲吸引了他的注意，齊奧塞斯庫的集會幾乎經常舉行，趙磊以為這次沒有什麼不同。但事實上，正是在這次集會上，齊奧塞斯庫對羅馬尼亞的局勢開始失去掌控。下課後，經過大學廣場時，他看到了從四面八方湧向這裡的人，他們舉著同樣的標語，喊著同樣的口號：「打倒齊奧塞斯庫！」

　　第二天早晨起來，布加勒斯特上空就有戰鬥機在巡航。出門的趙磊經過大學廣場，立刻被情緒激動的羅馬尼亞老百姓團團圍住，「你一定把這些情況介紹給中國，齊奧塞斯庫政權又開槍又殺人。」

　　早上9點鐘，廣場開始騷動，人們高喊著「軍隊和我們站在一起」，陸續有坦克和部隊出現。當天晚上，布加勒斯特開始有槍聲。晚上躺在宿舍里，聽著窗外子彈密集的呼嘯聲和打在牆上沉悶的響聲，趙磊和同伴幾乎一夜未睡。廣場上的老百姓也沒有撤去，「勝利是屬於我們的」「死也不走」的口號一再回蕩在布加勒斯特夜空中，分外響亮。在羅馬尼亞待了4年，趙磊印象中的羅馬尼亞人一向溫和，而在壓抑了幾十年後，趙磊在這個變革之夜看到了羅馬尼亞人性格中最為亢奮的一面——幾乎沒有任何猶豫，他們站到了新政權一邊。

　　此後，槍戰依然繼續，大學廣場周圍和黨中央大廈幾乎成了最危險的地方，而電視台則成為臨時司令部，機器架在那裡，誰進來就沖鏡頭說幾句，還有老百姓闖進其中控訴齊奧塞斯庫。

　　就在同一天，電視宣布齊奧塞斯庫政權被推翻，國名從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羅馬尼亞……

　　後來，大學停課，幾個中國留學生集中起來，搭伴住著。那段時間，反而成為趙磊在羅馬尼亞四年里營養最好的時候——統一廣場的商店裡從來沒有過那麼多吃的，過去從來沒見過的肉、腸、酸奶、蔬菜滿滿當當地擺在貨架上，一派富足。齊奧塞斯庫時期將農產品抵外債，國民供應嚴重不足，而正是在槍彈戰火中，匈牙利老百姓的菜籃子才真正豐富起來。不過，拎著蔬菜肉蛋回來的路上，常常能看見拉著屍體的車從身邊呼嘯而過。

　　槍林彈雨中的不安，吃上一頓好飯菜的幸福感，以及非正常生活狀態中的黑色幽默，幾種截然相反的感受，就是這樣矛盾而又十分自然地留在趙磊的記憶中。這樣的生活大概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而羅馬尼亞變革中最具悲劇色彩的一環，發生在聖誕夜。

　　12月24日的電視播報了一條令羅馬尼亞舉國震驚的新聞——齊奧塞斯庫在經過法庭審判後被秘密槍決。

　　羅馬尼亞人以這樣特殊的方式，度過了聖誕節，告別了1989年。

　　讓歷史告訴未來

　　事實上，即使拋開意識形態不言，當年身處東歐風雲之下的中國人，也不能做到完全的旁觀和不動聲色。正如裴遠穎曾經這樣概括自己面對波蘭共產黨政權失利時的心情：對於他們的失敗我感到辛酸，但也只能像他們那樣，坦然接受。「如果說波蘭劇變留給我怎樣的啟示，那就是，別人的事情，只能是他們自己解決，你在旁邊著急，但是千萬不要妄加干涉。」裴遠穎說。20年後，在北京漸漸冷起來的天氣中，裴遠穎說，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波蘭歲月是他最為難忘的時光。他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夠再次回到華沙，重新感受一座全新的城市。

　　多年後，趙磊不只一次返回羅馬尼亞，但沒有哪一年的記憶，如1989來得如此深刻和不容忘卻。如今已經告別青春時代、身為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趙磊理性地看待那場變革：「一個社會制度的垮掉的確值得惋惜，但是這反倒可以促使我們有一個反思。透過一面鏡子，中國應該思考如何堅持自己的道路。」

　　正如當地老百姓所說，「過去的並不是所有的都壞，現在的也不是所有都好」，在趙磊看來，在裴遠穎看來，一次劇變呈現在每個人的眼中有著不同的稜角，但是，其背後的實質在於，人們在歷史的進程中，所作出的選擇也許並不能以簡單的對錯來評判，有些選擇有其必然合理性，有些選擇卻是因為別無選擇……

　　20年後，中國人應如何看待東歐的劇變？面對這個命題，中國社科院俄羅斯中歐東亞研究所副所長朱曉中博士強調的是，今天的中國應懷有一種超然而輕鬆的心態，「中國從東歐劇變得到的啟示應該是，堅持走好自己的路，只有把自己建設好了才能不懼怕外部的變動，而這種同制度的變動曾經是我們相當擔憂的問題。現在，我們的國家更應有足夠的理由自信，因為中國的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要始終記得，社會主義制度下，改革開放始終可行。」他說。(感謝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丁永寧、王洪起、中國前駐捷克大使王行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研究所苗華壽等老師對本文的幫助)

? 1989，東歐到底發生了什麼？? 東歐共產主義及其殉難者? 匈牙利：通向變革的三把「鑰匙」? 東歐的抗議與忍耐? 四、東歐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趨同傾向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