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戰爭：春秋時代——齊桓公的霸業(二)

2、齊桓公與管仲 (1)齊桓公 齊桓公是襄公的弟弟。齊襄公的淫亂妄殺，已經在上一篇中述明了，下面就再節錄一段《左傳》對此的記載：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即襄公)，公子糾與公子小白。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即世子諸兒)。僖公卒，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絀無知，無知怒。襄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蔡邱(今山東省臨淄縣西)，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魯桓公會齊侯於濼(今濟南市北濼口)，文姜通於齊侯，桓公怒焉。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桓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扶其乘車)，脅之，桓公薨於車；齊襄公乃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於貝丘，墜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公鞭之見血，費走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費伏公乃出，與賊斗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賊遂殺襄公而立公孫無知(周莊王11年，公元前686年)。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翌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人殺無知。 當公孫無知被殺時，齊大夫高傒暗使人召小白。魯國聽到無知的死訊，也發兵送公子糾返齊。子糾至齊，小白已先入，高傒立之，是為齊桓公。桓公既立，就發兵拒子糾，與魯軍戰於乾時(今山東省桓台縣東境)，魯軍敗，管仲射桓公帶鉤，魯侯敗歸，受到齊國的威脅而殺死子糾以求和。子糾被殺死後，召忽自殺，管仲請囚。管仲以前與小白之傅鮑叔牙關係很好，鮑叔牙深知管仲的才能。管仲既然被囚於魯，鮑叔牙就對桓公說：「君欲霸王，非管仲不可。管仲所居國，國重(興盛之意)，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召管仲於魯，任命為大夫，掌管國政。齊桓公的為人，豁達有大度，管仲說他「無小智易而有大慮」。他鑒於當時中原混亂，戎狄南侵，荊楚北漸，隱然有撥亂澄清之志。從他與管仲論政一段言論上看，他批評齊襄公的荒淫無度，就可知桓公的抱負了。桓公既得管仲，就與管仲、鮑叔、高傒協力同心，共修國政，前後歷時7年，齊以之強盛，遂起而領導諸侯，首先稱霸中原。 (2)管仲 <1>管仲所處的時代：管仲是中國古代自周公以後第一位偉大的政治家。管仲所處的時代背景，簡單來說，就是周公所創立的封建貴族分治制度已經面臨全盤崩潰的階段，而原始的封建與禮治疏漏簡率，不再有約束之力。又因為國內賓士日久，人口大增，原始的井田分配製度也不再能作普遍的分配，所以社會上貧富懸殊，失業與游惰者日眾。擁有土地與佃家的富人，驕縱自私，淫靡佚樂；而失業貧窮的人，終日不能謀得一飽，道德墮落，廉恥淪喪，社會的秩序大壞！而戎狄荊蠻再次乘機入侵，其大概情況已經在前面各篇中述明。這就是西周末年與春秋初期的一般現象，也是管仲所處的時代。 <2>管仲的政治思想：如果一種政體弊端叢生，那麼就必須加以變革。封建貴族分治制度散漫不整，與禮治制度的疏漏簡率，使得這種政體弊端叢生，勢必趨向於統一嚴整的法治。管仲的政治思想，就是創立一種嚴整統一的法治制度，而集其權力於國君。簡言之，即：革去貴族分治的政體而建立君主集權的政體。管子論國家的起源，認為必須有完整的君權與嚴絡的統治，然後國家才能成立。在《管子》一書有如下的言論： 《管子·君臣下》說：「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配匹之合，獸居群處，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強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 《管子·正世》說：「民者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動力弱，眾暴寡，此天之之辱，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 管子的這兩段，是說國家建立的本旨在於禁強緝暴，使民安靜。如果不能禁強緝暴，則民絕望於上而變亂作，國將不國！其次，如何能夠禁強緝暴呢？管子提出了一個字：「法」。 《管子·法法》說：「法者民之父母也」。 《管子·禁藏》說：「夫不法，法則治(對不法的混亂，用法則治之意)，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懸命也」。 《管子·法禁》說：「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齊一之意)人心，一國威，齊土義，通上下，治之以法，則雖廣地眾民，猶不能以為治也」。 《管子·明法》說：「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管子這幾段，在於解釋法的效用是在於它是上下行動的準繩，並非如禮治那樣的疏漏簡率，可以上下其手，漫無標準。其次管子也在解釋法治的目的，其目的在於：第一使民安，這方面內容上面幾段已經提到了；第二在於使民用民，有關這方面管子說道： 《管子·君臣下》：「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也。……厲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貴之以王禁，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教也」。 《管子·君臣下》又說：「憤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寶」。 《管子·君臣上》：「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 管子言法的目的在於使上下齊一，再輔之以賞罰，則可使民親其上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人，則居則可以治，戰則可以勝，守則可以固，而天下可致。如此，則大可為王，小可稱霸。這正是一般治國者所衷心期望的！ 以上是管仲的「法治思想」。此外管仲還有一個「富治思想」也很重要。管仲並不片面的只要求人民守法；國家也必須使民富足，這是國家的義務。 《管子·治國》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罪；陵上犯罪，則難治也。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管子·牧民》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管子·權修》說：「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 《管子·立政》說：「民不杯其產，國之危也」。 《管子·八觀》說：「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虛，而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故曰，觀民產之有所余與不足，而國之存亡可知也」。 《管子·修靡》說：「足其所欲，贍其所余，則能用之。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 《管子·五輔》說：「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可善為也」。 管子以上所論，都是闡明富民的必要。民富則安於其業而國以治；民富則聽上所命，戰則可以勝；守則可以固。所以他說，觀民產之有所余與不足，則可知國家的存亡。他的「富治思想」就是他以後富強齊國的根本。 (3)管仲的圖強方略：管仲是一個王霸之才，他見到中原混亂，戎狄荊蠻入侵，救亡圖存，必須先強盛齊國，然後領導中原諸侯作撥亂澄清之舉。所以他不死於公子糾之難，是因為他知道齊國與中原重於子糾。這件事《管子·大匡》有如下記載： 管仲至，桓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桓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管仲又請，公曰：「不能」。管仲辭桓公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收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出汗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 由此可見管仲抱負的弘偉與其出處的光明了。大政治家的作為，自然不同凡響，非世俗阿諛苟容以取悅者可比的。 管仲的圖強方略，是想要澄清中原，就必須內強齊國，對外團結諸侯。團結諸侯，必須提出一個明顯的目標而為共同努力的鵠的，這就是：「尊王室，攘夷狄，繼絕世，舉廢國」的號召。桓公終身遵守這個策略，所以才能夠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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