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莽：樂隊指揮是擺設還是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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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所謂的貝多芬第三交響曲，或馬勒第八交響曲，或勃拉姆斯第二鋼琴協奏曲。只能說存在這些樂譜。否則，無以揭示一代代古典音樂演奏家從事這項職業的真正意義。梵高的《向日葵》就是梵高的《向日葵》，維米爾的《德爾夫特》就是維米爾的《德爾夫特》，當畫家撂下畫筆的那一刻，作品定格，不再更改任何內在屬性。但音樂不是這樣。同一部作品，對於演奏家們而言，不同的詮釋導致不同的呈現效果，並且給聽眾（觀眾）帶來不同的欣賞體驗。如果有人告訴我他正在聽巴赫的《哥德堡變奏曲》，那麼我會想知道他是在聽誰演奏的版本。

舉個例子來說，加拿大鋼琴家格倫·古爾德和美國鋼琴家羅莎琳·圖蕾克對此曲的演繹是如此地迥然有異，卻又各具說服力。即便是古爾德本人，1955年與1981年的兩次《哥德堡變奏曲》錄音也是大相徑庭。

像交響樂這類大編製的樂隊作品，則更加無常。圓號手吹破一個音可能徹底毀掉一部馬勒交響曲，弦樂聲部的音色和表現力可以決定一首西貝柳斯交響曲的基本成色。

而在面對膾炙人口的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自新世界」時，任何一個有抱負的指揮家都會力圖在40多分鐘的時間裡建立一個新世界，以免給人留下照本宣科的印象。曾有不少朋友問我指揮家是幹什麼的。不是每部作品都有樂譜么？小提琴聲部也好，木管組也好，該拉什麼音就什麼音，該吹到哪兒停就哪兒停。只要大家各司其職，不也能確保演出順利完成么？

(卡拉揚，圖源網路)

回答這些問題常使我頗費躊躇，因為我幾乎無法對一個古典音樂的門外漢或剛剛開始產生一點興趣的愛好者解釋清楚指揮家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機制。

如果他沒有聽過兩個版本以上的「命運」交響曲，我將如何幫助他意識到在樂譜所限定的一系列基本要素之外，仍有遼闊的藝術空間，僅僅是演奏速度和力度的差異也會使作品的思想邏輯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繼而對聽者施加不一樣的感染力和心理投射效果？當然，為了避免真的被人看作是一種擺設，指揮家必須展現他的能耐，否則，樂隊可不會買他的賬。有個半真半假的段子挺有意思，說是柏林愛樂的樂手們個個都很傲嬌，對某些不那麼大腕的客席指揮從來就是敷衍了事，甚至在演出時根本不看指揮，自行其是。

這與體育界常常說的全明星球隊不好帶，是一個道理。而柏林愛樂特殊的傳統事實上也助長了樂團成員在表達個人藝術觀念時的底氣——通過民主票選制度，他們有權力決定樂團的每一任首席指揮。最近一段時間，在下一任首席指揮的選舉過程中，柏林愛樂的樂手們又一次好好過了一把權力癮。5月11日，123位樂團成員共同參與的第一次投票選舉以流產告終，最熱門的兩位候選者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和安德里斯·尼爾森斯誰都未能獲得足夠的票數。

人們以為懸念還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料，6月23日，一條有足夠理由被當作假新聞的消息突然從柏林愛樂大廳傳出，離奇程度猶如斯洛維尼亞或宏都拉斯當選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票箱里倒出來的幸運兒名叫基里爾·彼得連科（Kirill Petrenko），43歲，俄羅斯人，現任德國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沒錄過幾張唱片，據說擅長歌劇，在德國本土有不錯的口碑。

要知道這可是柏林愛樂首席指揮的職位啊，這一古典音樂界的王座是如此引人垂涎，使百餘年來每一個以指揮為職業的音樂家都孜孜以求。獲得這一職位，就意味著加入了威廉·福特文格勒、赫伯特·馮·卡拉揚以及克勞迪奧·阿巴多的偉大行列。資歷不足之輩，怕是想都不敢想的。

（圖註：基里爾·彼得連科成為柏林愛樂樂團首席指揮）我從未聽說過此公，一開始甚至還把他和現在正執掌皇家利物浦愛樂樂團的俄羅斯年輕指揮家瓦西里·彼得連科（Vasily Petrenko）搞混了，相比之下後者似乎名氣還更大一些，近年主攻肖斯塔科維奇的交響曲，唱片張張叫好。

後來看新聞，被大彩蛋擊中的基里爾·彼得連科自己也表示震驚和難以置信，現任首席指揮西蒙·拉特爾則禮節性地祝賀柏林愛樂「作出如此有遠見的決定」。

（西蒙·拉特爾，圖源網路）

是不是有遠見，那得以後才知道。正如我們此時回過頭來評價拉特爾柏林時期的表現，方顯客觀。拉特爾的合同期是2002年－2018年，相當於兩任美國總統幹完走人，而且沒有中期選舉之類的麻煩（對首席指揮的約束性條款很少）。可見，柏林愛樂每一回挑選接班人都是一次巨大的賭博，一旦作出決定，再爛的股票也只能長期持有。

說來也是有趣，票選制在賦予樂手們權力的同時，也某種程度限制了他們的自由——日後若是對指揮不滿意，鬧到董事局，Boss大可兩手一攤兩眼一瞪：人是你們選的，怪我咯？對於拉特爾，我本來並不抱持什麼成見，但他率領柏林愛樂錄製的勃拉姆斯交響曲全集實在令我失望，況且，幾首馬勒交響曲也乏善可陳，絲毫不見昔日執掌伯明翰市立交響樂團時期的那種靈氣、熱情和想像力。作為阿巴多的接班人，拉特爾最多只能得到我的一個中評。基里爾·彼得連科與柏林愛樂之間未來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誰也無從知曉。從全世界古典樂迷的角度，至少這個念想會使我們心有所系。

為什麼海頓、莫扎特、貝多芬、勃拉姆斯、布魯克納、馬勒的交響曲以及瓦格納的歌劇要在已經上演過一萬次以後仍繼續上演第一萬零一次，我想，作為王者之師的柏林愛樂——當然也包括所有一流的樂團和優秀的指揮，是這個問題最有資格的應答者。

當偉大作曲家們的身影漸行漸遠，演奏家們必須負責把他們拽回來，為他們、也為自己，在當今這個時代爭取一個體面的席位。至於我，一個普通的樂迷，能為古典音樂做的事情也實在有限。最重要的是保持忠誠，有機會呢，就用文字吆喝幾句。

我仍會不斷地為藝術家們的新錄音掏腰包，搜集老的版本，偶爾去音樂會現場，閑暇時和朋友們談論古典音樂，動用一切合理的手段讓我的兒子多多少少聽一點。

聆聽古典音樂的時候我就是一名指揮家。我無法指揮別人，但我可以指揮自己，指揮自己的心智去對抗那些速朽和淺薄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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