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良臣:官員的政治覺悟有多高

閔良臣

　　一位網友在讀了本人一些網文後發來電子郵件，還給我出了一個「政治覺悟」的題目，希望我能把它做成一篇文章。這位網友的意思是，大半個世紀前，我們是政治覺悟為社會服務，可後來變成了社會為政治覺悟服務。我覺得這是一個大話題，在眼前這種語境下，若是實話實說，還會有些麻煩，故一直沒有下決心做。直到前幾天當地出了一起官員問記者「準備替誰說話」事件，轟動全國——覺得這應該與「政治覺悟」有點聯繫，於是有心想把它做起來算了。至於是否跑了題，也就顧不上了。

　　你說那個事件的主角是政治覺悟高呢還是政治覺悟低抑或沒一點政治覺悟？我看因很難判斷故而很難回答；或說這還真要看你替誰說話，看你站在誰的立場上。

　　我是這麼認為的。如果就話論話，不論那位官員自覺不自覺，只要你站在百姓的立場上，只要你認定「只有替老百姓說話，才是政治覺悟高」，換而言之，政治覺悟的高低是由替不替老百姓說話來認定，那麼，就會覺得這個官員的政治覺悟非但不高，甚至還可以說很低，低到幾乎把自己推到了百姓的對立面，再說重一點，簡直就像百姓的敵人。

　　可如果站到他所代表的官員立場上，站到他所代表的政府部門的立場上（「出事」前，我們誰都不能否認以此人身份，他完全有資格代表一部分官員代表一級政府部門），我們又會覺得這位官員的政治覺悟「很高」，高到滿腦子裝的都是準備要替他想替的對象說話，以至於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以至於百姓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當然，現在有些人，尤其是有主流媒體不承認——不是不承認他說了什麼話，而是不承認人們從他那話中解讀出的意思，尤其不承認解讀出的意思就是現實存在。這就怪了：明明是實情，卻埋怨有人不該說出來。用魯迅先生大半個世紀前諷刺過的就是：不厭事實，卻厭寫出，實在是件很奇怪的事。那麼，一個有著34年工齡、三十餘年黨齡，且做了多年官員的人順口而出的一句話，難道不是他的領導他的組織以及我們常說的「主流社會」的長期灌輸，而是他自己無中生有的嗎（有網友翻閱黨章後甚至認為：「逯軍雷人實話是有黨章根據的」）？不說你打死我都不承認，恐怕你打死全國的老百姓也都不會承認（這裡須申明一句，閔某人絕沒有要代表中國老百姓的意思，僅僅是由邏輯推理得來。如果有什麼人硬說我不該這麼推理，我就把這個推理收回）。

　　當然，我從後續報道中看到，有更大的官員認為，那位官員錯就錯在，這樣說，「既壞了黨的形象又傷了人民的心」，因此「要引起各級黨委高度重視」。你說這話不對嗎？對是對，可又總覺得哪兒有點不對勁。「黨的形象」和「人民的心」就這麼容易「傷害」嗎？如果我們幾十年的歷史以至於現實，從來就沒傷過人民的心，如果實際上官員及所有體制內的人從來都是「替老百姓說話」，「人民」還會在乎某位官員說出這樣一句話嗎？可見，僅僅認為是一句話就「傷了人民的心」，並由此去「高度重視」，不說有點小看人民，也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甚至還有點南轅北轍的味兒。

　　二

　　一個人，一旦被主流社會認為「政治覺悟高」，往往也就很容易「在黨在官」。一個普通百姓是談不上什麼政治覺悟的。然而你較不得真，一較真，用句老百姓的粗話：去毬！

　　為何要這樣說？因為這是現實存在。馬克思有句經典：「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上冊第8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那麼咱們就說說現實中被譽為「有政治覺悟」的官員。按道理講，官的政治覺悟自然高於百姓。可這都是表面上的，實際上不少官員的政治覺悟並不高。

　　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知道，公僕一說是從馬克思筆下出來的。無產階級的官員叫公僕，或說公僕就是無產階級的官員。那麼什麼是公僕呢？這很好理解，就是為很多人做事為很多人服務，而這些被服務者從邏輯上說，他們是公僕的主人。

　　為別人服務，不僅要聽別人的，還要讓被服務者滿意，否則就不是一個好公僕，甚至就沒有做公僕的資格。這些都不證自明。而對於不證自明的道理，不必去證。

　　那麼現實情形又如何呢？如果要想面面俱到，怕用一本書也容納不下。咱們就隨便挑一兩個典型的例子，而因其典型，也就不愁沒有說服力。

　　本人既不在黨也不在官，對於一些只限於黨內官內的「秘密」，自然無從知曉。好在我們終於熬到了互聯網時代，有些秘密也就大白於天下了。比如，按道理講，一旦做了官（這裡當然是指政府官員，即公僕。主人們對私企的官職不感興趣，私企對官職的級別好像也不怎麼感興趣，他們只比在福布斯排的座次），也就具有了政治覺悟，而官越大，政治覺悟相應也就越高，公僕意識也就越強，用執政黨最簡潔的一句話概括，叫做「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用一千餘年前封建專制時代的士大夫（我不知是不是也可稱為「公僕」）、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句，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然而，現實卻告訴我，我們的社會卻是反著來的：

　　官越大，工資越高，退休金也越多。在中國人的心裡，官即權，權即利益。還在數年前即有一位官員詮釋：「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

　　官越大，越要享受。資本主義社會的紐約市長可以乘地鐵去上班，我們卻一定要有專車接送。我不知道是我們的市長政治覺悟高還是紐約市長的覺悟高。

　　官越大，「出國考察」的機會也越多。從網上一篇網文中知道，一個人如果混上了政府科級公務員，就有了「出國考察」的機會；若是再做到了處級，更不愁沒有機會出國。

　　出國幹什麼，公開說都是「考察」，沒有一個說是去遊山玩水去觀光的。然而，在這些公僕「服務」的主人眼裡，卻恰恰相反。

　　從網文中知道，處級是多長時間可以出國一趟，廳級是多長時間可以出國一趟，這在政府制定的紅頭或黑頭文件里都是有明文規定的。至於做到了部級以上，也就無須再用什麼文件去限制了吧，只要「需要」，方便之極，花公款進出國門，真的就像自家的「菜園門」。

　　即使這樣，那些應該「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官員們依然不滿意。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紀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屈萬祥，就公款旅遊就說了一些很令「主人」們想不通的話，比如，屈部長就告訴我們：有些官員「邀請函是假的，日程是假的，考察報告也是假的，都是網上抄來的，全套的弄虛作假，這種情況從省部級到縣市級都有」（見2009年3月10日《廣州日報》）。

　　你說這些官員還有何「政治覺悟」可言？

　　如果真是出國考察，真是工作需要，還用得著如此弄虛作假嗎？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在2006年北京市人代會上曾有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爆料」：「以前，聽說南斯拉夫的奶牛養得好，中國人就經常去學習參觀。當地的官員就對我們講，『中國人就是愛學習，連我們的奶牛都認識中國人了！』」

　　說「中國人」，真是對不起中國百姓，因為去的都是「講政治」的中國官員。這些人一出國自然就代表中國，害得中國老百姓也跟著受辱。難怪曾在互聯網上讀到一篇文章，作者就認為，說把官員混同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真是中國百姓的奇恥大辱，因為很多官員的德行，跟老百姓比起來，相差何以道里計！

　　三

　　一個真實的故事，本人聆聽一位廳級官員所講。

　　有一次，他參加市裡一個「廳局級」參觀團到歐洲「瀏覽」。在英國，給參觀團做導遊的就是給他們開車的大巴司機。按人家這裡的文明規定，大巴車上禁止抽煙，而我們那些可以說都是「有頭有臉」的人，一開始也還能遵守人家的規定。可是後來有人就憋不住了，在異邦也要「亂紀」，還是在車上抽起煙來。這時，既是導遊又是開車司機的那位英國佬，只是聳了聳肩，搓了搓手，雖然顯得很無奈，但並沒有發出口頭禁令。

　　後來這個參觀團又到了挪威（也可能是瑞典），這回做導遊的是中國小姐。當發現參觀團中仍然有人不顧禁止抽煙的規定而抽煙時，這位導遊小姐才不管你在國內是什麼級別的官員呢，馬上就用口頭嚴厲禁止。坐在台上講故事的官員在這個小故事結尾時說了一句：難怪在人家那兒有種說法，要培養一位紳士，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努力。

　　我不知道這樣說，算不算對他們那個「廳局級」參觀團的自我諷刺。其實，在我們這種意識形態的國家，那些行為並非紳士不紳士的問題，認真起來，可以說，就是「政治覺悟低」的生動體現。出了國，就代表國家，而況一個二個還是「廳局級」呢，說起來，似乎也就更有資格代表。然而，就是這樣一群更有資格代表國家的官員，卻在給國家丟臉，哪裡還有什麼「政治覺悟」可言。

　　然而，這些「廳局級」們一回到國內，一個個又都人五人六（坐在台上開口講話時尤其如此），而那些據說「沒有政治覺悟」的老百姓也還要在這樣一群人的領導下，艱苦著，奮鬥著，或者是「痛，並快樂著」，向著這些人所「指引」的社會方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當然，這在有些外國人聽來，可能會覺得我是在講「天方夜譚」。

　　2009-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