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經典的研讀方法

今讀近期《孔子研究》，看到其中首篇談到對《論語》開篇一章的理解，不禁想到多年前寫給學生的一篇東西。雖然拉拉雜雜，但也符合自己此時讀後的一些感慨。比如，我們寫「論語詮解」而不是「論語註譯」，之所以「解」而不「譯」，其原因還特意在「後記」說明，就怕被人誤解；比如，只要品味《禮記·學記》「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和《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將其與「學而時習之」及傳統的「大學之道」合觀參驗，就會更準確地理解孔子之「學」的意義；比如，僅看《孔子家語·在厄》篇里孔子那句「 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也不至於認為孔子以「君子」自許違背了「謙虛的美德」。「讀書未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每念及此，不覺惶恐自勉！——楊朝明，2014年8月18日儒學經典的研讀方法楊朝明前幾天，海鷹專程來到寓所，說立林、海鷹、海燕、魏瑋、夢玥共同組成了讀書班，每周周日晚一次懇談會，希望我也參加。今天打來電話，詢問可否今晚照常舉行，那當然可以！只是，可能由於我曾經寫過專門研究文章的緣故，由他們組織的經典講讀班近兩周分別讀了《尚書》的《金縢》和《詩經》的《閟宮》。不少學生反映讀起來困難，效果並不理想。他們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否則，我會建議他們要聽從朱子的勸告：「學者須是見得個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不可掉了易底，卻先去攻那難底」。至少在研讀方法上應當改進。我認為，要對《詩》《書》等古典進行很好研讀，直達本意，而不至於疑惑叢生，應當注意以下問題：第一，不可輕易忽略不同觀點。要很好借鑒前人研究成果，但不宜拘泥於前人的研究，應當認真對待不同的觀點。例如，對於《論語》首章的解釋，現在的學者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傳統的解釋並不正確，但現在仍然有人死抱舊的解釋不放，另外還有人在前人新界的基礎上提出不同看法，也不過是一種標新立異而已。最早的發現仍然不能不歸功於清初的毛奇齡，他在《四書改錯》中說：「學者，道術之總名。」後來，程樹德在《論語集釋》的《論語集釋·學而上》即指出：「『學』字系名辭。」他們實際上已經解決了問題，但後人都不相信而已，因此只能麻煩後來的學人如劉家齊、李啟謙先生等人撰寫文章申述前說。我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撰寫文章，也是感慨人們的視而不見。因為畢竟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前人們有看到的材料，具有前人所沒有具備的視野。可是，儘管這樣，還是有人不能冷靜地對待，還提出批評，並且顯得慷慨激昂。第二，注意相關文獻的相關表述。不要人云亦云，要將各種文獻融會貫通，不能對相關文獻不管不顧。我曾經不知一次地給許多學生談到過《詩經》中《伐檀》篇的新解，談到過人們圍繞這一問題的爭論，目的是希望通過這樣的研究使人們了解研究《詩經》不能不顧研究方法，不能不顧其他的文獻的表述。以《伐檀》詩旨為例，我們當然要注意《詩序》的說法，但更要注意其他人的理解，如，我們讀朱熹的理解，就要注意他的所有著作。朱子是詩學大家，他的《詩集傳》是《詩經》研究的里程碑似的的研究成果，但他的《詩序集說》竟然有人沒有注意到，如果撰寫文章，尤其是批評文章，注意不到就不應該，就難免會授人以柄。還有，孔子、孟子對《詩經》的理解可能比我們更加準確，《孔叢子》記述孔子的話說：「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孟子·盡心上》記述說：「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難道是後人對孔、孟的說法視而不見？事實上，這種看起來不管不顧的研究者卻不在少數。第三，要注意詞語的時代性。任何詞語都有其表述上的時代特徵，任何語詞都有其本義與引申義，要注意不能靜態地理解語義，不要受現代語詞意義的影響，應當注意前人尤其是清人的研究成果，注意像《經傳釋詞》等著作。清人的考據學研究成果可謂洋洋大觀，對於他們的研究，我們不能不給予十分的重視，否則不僅有可能會進行許多的重複勞動，而且還有可能走很多彎路，出現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例如，李學勤先生根據《經傳釋詞》的成果，發現《中庸》中的「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之「今」應讀為「若」，糾正了千古誤解。《中庸》中的這句話歷來是人們不解其成書年代的一個重大障礙。「車同軌，書同文」，先秦時期已有此類說法，如《管子·君臣上》就說：「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今本《中庸》里的「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語，鄭玄注說：「今，孔子謂其時」。李先生則分析說：「孔子生當春秋晚年，周室衰微，在政治、文化上趨於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實際……按《中庸》此句的『今』應訓為『若』，《經傳釋詞》曾列舉許多古書中的例子……都是假設的口氣。孔子所說，也是假設，並非當時的事實，不能因這段話懷疑《中庸》的年代。」李先生的這個發現得到了《經傳釋詞》研究成果的印證，我在研究《禮運》的時候，發現「今大道既隱」的「今」同樣應訓為「若」，同鄭玄誤解了《中庸》中的「今」一樣，他也誤解了這裡的「今」，鄭玄說《禮運》此處：「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實際上，「今大道既隱」的「今」也不是「現在」、「當今」的意思，應該依清人王引之《經傳釋詞》「今，指事之詞也」為訓，強調的是「大道既隱之後」。「今大道既隱」泛指三代末世，既指夏、商末世，亦模糊包含有指孔子所處的時代。孔子感嘆時勢，孔子之嘆，實由此而發。《禮運》中的「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中的「與」同樣應該深究其本義。這裡的「與」不是連詞，應該當動詞講，是「謂」、「說的是」的意思。該字之訓，清人王引之《經傳釋詞》有說。前人也已經指出《禮運》此字應該從釋為「謂」。這句話應當譯為：「大道實行的時代，說的是三代之英」。據說，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徐仁甫先生早年發表文章指出這一點。還有我們曾經一再申述的《春秋》、《左傳》關於文姜事迹的記述，幾部紀事本末體的《左傳》都有「文姜之亂」，以文姜「干政」為「姦淫」，原因都是誤解了「奸」、「姦」二字在差別，於此，清儒于鬯的《香草校書》已經指出，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糾正歷來人們對《春秋》、《左傳》紀事的誤解，還指出了人們對《詩經》中《齊風》之《南山》等三詩詩旨的誤解。現在，讀不懂這個字的人依然大有人在，如《孔子家語·相魯》中的孔子「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如《逸周書·寶典》篇中的「人有十干」等等。第四，要結合研究對象的整體思想。不僅要將語詞的研究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相結合，更要注意語義中所應包含的思想文化內涵。很多人注意到《易傳》中的「時」的哲學，卻不能領悟《論語》首篇首章「學而時習之」中的「時」的本義。如果將孔子一生的出處進退進行研究，如果整體觀照孔子的思想，就不至於連學術界已經再三申述的《論語》首篇首章的新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還有，《論語》首篇首章的研究豈止只有這些材料，其他可供認識的資料可以說是眾多而直接，例如《孔子家語》等書記錄的孔子「周遊列國」時遭遇困厄時與弟子們的對話，簡直都可以作為《論語》首篇首章的詳細註解，另外，《孔叢子》第五篇《記問》中最後兩條關於孔子所說「時」的記述，《孔子家語·終記》和《史記·孔子世家》記錄下來的孔子留下來的最後的言語，無一不可以證明《論語》首篇首章的新解。可是，人們同樣不願意去想，不願意認真、冷靜地看看人們已經說的十分清楚的新的解釋。其實，對於其中某些語句《為政》篇「詩無邪」的研究，乃至對於《論語》通篇的研究，都是如此。《尚書》單篇的研究與各篇總體的研究也不能分離，這些，我已經在研究中有切身的感受。如果分不清除各篇的先後順序和紀事時間，就會陷入混亂。事實上，《尚書》與周初歷史研究中的混亂恰恰就是由此造成的。第五，多重證據研究是永遠不能夠丟棄的方法。要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加深入紮實的基礎上，必須具備方方面面的知識背景，只有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進行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立於不敗之地。還是以《論語》首篇首章的研究為例，除了思想的研究，除了要結合有關的材料進行研究，如《周易·兌》中有「君子以朋友講習」的句子，孔穎達疏:「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因此，《論語》首篇首章中的「朋友」解釋為「志同道合的人」十分貼切。如果僅僅注意到《易傳》中的這一點，對傳統的固守也許會煥然冰釋。另外，古逸《詩》中就有「友朋」一詞，如《左傳》庄公二十二年引《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友朋」與「有朋」同義，即現在的所謂「朋友」，千萬不要解釋其為「有朋友」。因為有的版本「友朋」及作「朋友」，只是兩個字位置互換而已。有人說《論語》中的「學」字在「而」前不好作名詞，「而」為順承連詞，如此之類。那麼「而」為什麼不能是假設之詞呢？難道他沒有通讀《論語》？這簡直是令人驚訝了！《論語》中的相同句式實在很多，如：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請問：這些句子中的「而」前的字哪一個不好作名詞？這些句子中的「而」哪一個不是假設連詞？「而」前後的內容哪裡是什麼「在時間上有先後之分」？ 2006年10月29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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