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文化和氣候

人口、文化和氣候 　　

為什麼中國歷史呈現出如此精確的周期性呢？這恐怕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需要歷史學家從許多方面進行總結分析。　　

林語堂從藝術文化方面給了一個簡單而明確的解說，他在《吾國吾民》中說：「在南北分裂對峙期間，詩歌、文學中呈現了一種道德品行的墮落……。第一周期的北方入侵時期，即六朝時期，從東晉至隋統一中國，這時，北部中國被未開化的部落所征服和佔領；第二周期的北方人入侵入侵時間，從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這兩個時期都是相應的生活上變得嬌氣，文學風格上變得頹廢的時期。上述第一個時期突出的特點是主張工巧、綺靡、浮艷的四六駢體；第二個時期的特點是優柔感傷的詞曲。人們看到的不是詞句的貧乏，而是詞句的繁縟、精細與工巧。再沒有任何泥土氣息，而是頹廢、細膩的宮廷脂粉氣，人們對字的聲韻，像十九世紀以來的歐洲人一樣，產生了相當的興趣。在文學藝術批評與貴族生活習慣上也變得更為講究，更為文雅。　　

正是這些時期，繪畫和書法也得到了很大發展。貴族家庭興起，並將其藝術傳統一代代地傳下去。在六朝，中國文學批評第一次蓬勃發展起來。王羲之，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書法家，出生於一個大貴族家庭，就生活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軟弱與恥辱不知什麼原因與文藝上的精雕細刻相吻合：南部中國在這時期是由那些連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穩卻能寫很精美的詩歌的人所統治著。這些既是黃帝又是詩人的統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後主和陳後主。它們都是極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卻又是溫柔的愛情詩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個有名的畫家。」　　林語堂不過指出了一種現象，即頹廢、細膩的文學風格總是出現在南北對峙期間。可為什麼會有這種巧合，並沒有明確解釋。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在北方少數民族大舉入侵時期，那些原來居住在長安、洛陽一帶並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們被迫南遷。到了江南，由於總總原因，比如他們自己長期生活在驕奢的環境中，缺乏勇猛向前的精神；統治者頹廢、無能，甘心偏安一隅，不思收復失地等，他們不可能金戈鐵馬，揮師北上，「氣吞萬里如虎」。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徘徊、苦悶之後，他們中的大多都返諸自身去尋求器官的刺激以證明自己的感覺和存在，他們不自覺地投向了女性的懷抱，如同懷舊一般，去尋找一種溫馨、傷感而又虛幻的呵護。當然，他們都是貴族，經濟上是優裕的，經濟上的優裕與政治上的失敗和屈辱構成了江南文人畸形的生存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或冶遊山水，或恣肆聲音，培養了敏感纖細的審美觸覺。相應的文學風格在南北對峙期間的南方出現還有什麼奇怪嗎？　　

頹廢、傷感的文學風格的出現只是局勢動蕩、南北對峙的副產品，那麼什麼是導致這種動亂局面的原因呢？　　

人口的增加可能是個重要因素。中國是個非常看重家族的國家，而人口越多，家族力量也越大。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生育，「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幾百年的和平給生兒育女提供了良好機會，於是人口激增。但相應的生產力水平提高很慢，糧食單產幾乎沒有多少變化，新增人口的糧食只有靠擴大耕地——開荒來解決。大規模的墾植勢必造成水土流失，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如果這時氣候變冷，天災頻繁，大面積的饑荒不可避免，動亂自然緊跟而來。　　

考察歷史會發現，在每個周期全國（漢族）總人口有個限量，超過或接近這個限量，當時的耕地和生產力水平就不能承受，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暴亂就會發生。第一個周期這個限量大約是6000萬。如西漢二百年的和平使全國人口在公元2 年達到了5960萬人，接近了限量。不久，爆發了綠林、赤眉大起義，到公元57年，人口減少到2100萬人。光武帝劉秀在公元25年建立了東漢政權，全國持續了大約100 年的和平，人口於公元157年達到了5650萬人，又接近了極限。不久發生了黃巾起義，從公元184年到280年是百年混戰，著名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描寫的就是這段時間歷史上發生的故事。三國歸晉後於280年清點人口，僅剩1626萬人。 　　

第二個周期的人口限量還要低一些，大約是5000萬左右，這可能是第一個周期400年的戰亂極大地破壞了生態環境，或其它什麼原因，待考。隋朝人口曾於公元609年達到4600萬人，在其後短短的11年時間，隋末農民大起義就使人口減至 1000萬。盛唐的近百年和平使人口達到5290萬，這是第二周期人口曾達到的最高數。僅僅5年時間，由於「安史之亂」，人口減至1699萬。北宋的和平也曾使人口於 1110年達到4675萬，隨後的「靖康之亂」，人口僅1684萬人。這個周期中有兩次人口達到4600多萬就發生了動亂，有一次則達到5200多萬。可能，盛唐時溫暖的氣候，較為合理的生產關係使得同樣土地的承受能力要強一些。元朝的統計數字曾接近6000萬，但元朝的疆域廣大，包括了許多少數民族，沒有比較價值。 　　

第三周期跨近現代，生產力水平提高較快，加上中國已捲入世界歷史發展洪流，人口與其它方面的關係複雜，不容易確定一個不變的人口限量。但清朝康熙皇帝是中國幾千年來第一個感到人口壓力的統治者，豐年糧食價格堅挺引起了他的警覺，經分析認為是人多的緣故。但歌舞昇平的盛世使他產生了麻痹思想，他沒有也不可能真正認識到人口與生產的關係。這個時候類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思想在一些有遠見的文人中產生了，但他們的聲音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可見，人口的增長與歷史的周期性發展有某種關係。　　

氣候的變遷也是值得注意的。每次動亂，北方游牧民族總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他們多次在黃河流域建立政權，有兩次甚至統治了整個中華大地。他們揮師南下的時候又都是氣候最冷的時候。很可能，上百年乃至幾百年的溫暖氣候和相應的良好生存條件使北方少數民族的政權日益強大，人口逐漸增多；而氣候急劇轉冷（氣候常常是突變的），北方草場大面積沙化，對草原依賴性很強的游牧民族生存條件便迅速惡化。這些少數民族也許早就覬覦中原的青山綠水和發達的文化，如果恰逢中原大亂，游牧民族本身又遇到了生存危機，這時不南下，幾時南下？於是，在最動亂又最寒冷的六朝時期，南宋時期，明末清初時期，這些強悍的游牧民族騎著戰馬，揮動皮鞭，勢如破竹地洶湧而來。中原的漢族因此就一次次被趕過淮河、趕過長江，以至更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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