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惰性軍政集團」的北洋集團

在辛亥年「排滿共和」（種族革命與共和革命）為核心內容的革命背景中，北洋集團的面目，在革命黨與立憲派中，遠不是那麼清晰。袁世凱與北洋集團的領導層是漢人這一民族屬性，使得革命黨與立憲派對其生產過多政治幻想，更由於北洋集團的實力，使得南方聯合政權不得不在妥協中倒向北洋集團。換句話說，對於革命黨來說，只要共和能夠實現，讓渡政權只不過是小節。正是革命黨人較低的政治綱領，使得革命派、立憲派與北洋集團能夠迅速完成政治整合，統一國家。

對於近代中國完成政治—國家轉型來說，北洋集團、立憲派與的革命派以及滿蒙權貴多方面的妥協，使得清帝和平遜位、共和得以完成，這是歷史的幸運之處，也是辛亥革命可以高度評價的地方。同處20世紀初期轉型期的多民族帝國在共和革命之中，往往以帝國的解體（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為代價。中國沒有因為共和革命的衝擊而走向分裂，而走上了政治整合的道路，儘管其後艱難曲折，但「中國」本身得以在清王朝的疆土之上延續下去。但辛亥革命的缺點，則毫無疑問，是召喚出了一大批的軍閥。這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在1916年袁世凱去世之前，還能勉強被袁世凱捏合到一起。此後，非但北洋集團分裂了，南方大大小小的軍閥，也處在不斷繁衍增殖的過程之中。

1912年春，共和國儘管看起來有「美好前景」，而且南北兩方似乎都在協調衝突，但壓制下去的衝突，總是暫時的。表面上的妥協，並不能取消真實的對抗。

那麼，辛亥年突入政局，並在共和國的名義之下完成政治整合北洋集團，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軍政集團？正因為北洋軍政集團關係民國命運，有必要對這一集團本身的政治屬性做進一步分析。

在以往對軍閥的分析中，以私兵、割據和武治三個關鍵性的概念，被認為是軍閥的根本特徵[1]，尤其是被認定為王朝時代割地自雄的軍閥的基本特徵。但上述三個特徵，顯然不能為北洋集團定位。就前清階段（1895——1911年），北洋集團的面目，與軍閥相去甚遠，它是以軍事集團方式出現的。

1，北洋軍是國家武裝。北洋集團直接脫胎於清王朝為加強國防力量而進行的軍事建設，北洋集團參照德國陸軍，按照近代方式建軍。在前清，它只是一個軍事集團，而不是一個政治集團。但北洋軍始終是控制在國家（清朝）手中，而不是袁世凱個人。這一點在袁世凱1906—1907被剝奪軍權、1909年下台而沒有激起兵變，就可以看得相當清楚。北洋集團部分軍事領導人，如馮國璋、張勳甚至袁世凱，對前清都懷有深厚的情感。直至1917年，張勳擁護清帝悍然復辟。

2，北洋集團同時又具有太平天國戰爭之後地方武裝的一些特徵。它既是國家軍隊，同時也以宗派、宗族、同鄉、僚屬為中心人際紐帶關係，建立起該集團的核心領導層，而袁世凱則是這個領導層的核心。北洋軍中人物，對袁世凱施以的恩遇，懷以感激，這是相當正常的。這個特點，是袁世凱能在辛亥年東山再起迅速收攏北洋集團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這一點，也不能說明北洋軍已成為軍閥的私軍。1908—1911年，滿洲親貴曾試圖將這一集團壓制下去，並獲得了成功。

3，辛亥年各地新軍紛紛叛亂，獨北洋軍忠於清廷。從這一點上來說，更不能說明北洋軍是私軍，更不能認定北洋集團就是軍閥。從這一點上來說，如果要推論北洋軍為私人軍隊，就必須進一步證明清王朝本身並不是一個「合法的國家」，它只是如錢穆所說的「部族政權」。這一結論進一步往上推論的話，那麼清王朝從頭至尾，就不屬於中國歷史的序列，從而使得滿蒙藏回等等民族從中國分離出去，都具備了合法性。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即宣稱「五族共和」，實際上是「自我接受」清王朝的疆域遺產的。

從以上三點來看，認定1895——1911年的北洋集團即為軍閥，是不合適的。在前清，將北洋軍定義為「北洋軍事集團」，應是比較妥當的。它具備了軍事集團的要素特徵，但又並不是一支脫離於國家控制的軍隊。

辛亥革命，為這一集團的上升提供了一個契機，即又單純的軍事集團上升為軍政集團。它依靠與士紳的結盟，率先操控北方政權，進而通過共和交換，上升為主導全國的軍政集團。這一集團呈現的新特徵是什麼？我認為有三點，是北洋集團共通的。

1，名義上的國家軍事，實際上自成一系。北洋六鎮入民國後隸屬陸軍部，但它本身卻操盤在北洋集團領導層手中，具有了半私屬軍隊的性質。隨著北洋集團的分裂，它的私屬軍隊性質，同樣在加強。

2，政治上求「統一」，而不是求「分裂」。無論是袁世凱時期的北洋軍，還是皖直奉三系操盤的北洋中央政權，它在政治上始終以「統一」相號召。甚至一些割地自雄的小軍閥，也要通過「聯省自治」這樣的名目在「統一」的前提下割據。也就是說，能夠操盤中央政權的北洋集團始終延續了清王朝與南京臨時政府賦予它的政治使命——「統一」，並且始終把「統一」作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

3，缺乏政治訴求與政治使命感，又需要共和制外殼。與立憲派、革命派有明確的政治訴求不同。北洋軍政集團，從其產生至其滅亡，始終沒有政治上的訴求——如果有，那僅僅是為維護集團利益，或者分裂的子集團利益。它始終需要議會共和制這個政治外殼。

顯然，傳統軍閥的概念，難以對北洋集團進行定義。如果必須就北洋集團下一個軍閥的定義，那麼我認為它是：在現代共和制形態下，依靠武力維護集團（或個人）利益，而非國家、公眾利益的軍政集團。

一如所有的軍閥，控制軍隊始終是軍閥得以存續下去的保證。但當一個軍事集團上升為領導國家的軍政集團之後，北洋集團所有的政治特性，就都呈現出來了。辛亥年的政治變化將該集團提升至了現代國家政權操控者，而其封建軍事集團的底色又與現代國家領導者的角色格格不入。由此，它成了民國前十七年政壇上「人格分裂」的主角。

「人格分裂」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嚴重的政治惰性。北洋軍政集團自身沒有使命感，它需要「國家」賦予其使命。當北洋集團作為國家權力(北方)操控者進入南北和談之際，它既可以贊成立憲君主制，也可以依附於共和制。它既可以為清廷護航，也可以與革命黨談判，甚至還可以拿清廷以要挾革命黨，拿革命黨以挾制清廷。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全在該集團或該集團領導人的權位利益。換句話說，無論君憲與共和，都不過是遮蔽北洋集團利益訴求的政治新衣。它在政治上是徹頭徹尾的騎牆派，對於北洋軍事集團來說，袁世凱在辛亥年能獲得多大的個人權位，攸關該集團將來的政治命運。

同樣，在辛亥年之後，北洋軍政集團依舊在延續辛亥年的政治惰性。它宣稱讚成議會政治，同時又暗殺國民黨領袖；它戴著現代國家控制者的面具，又大搞尊孔復古、「忠君愛國」。總之，北洋軍政集團，從當政至其覆滅，從始至終，都在被現代政治推動著，而它又時刻想反叛現代政治，卻至死沒有能力脫去這層外衣。一旦它脫去共和外衣，由辛亥年南北議和賦予它「統一」的合法性就剝落了，剩下的只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封建軍閥。在悖論之中，北洋軍政集團只能以惰性的方式，將名義上的共和政治延續下去，同時也將其統治延續下去。

與辛亥年生成共和國的同時，革命的浪潮也催生了一個惰性軍政集團。惰性軍事集團的功利性決定了它與革命黨的合作，將是短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