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政府片論 （徐強）

政府片論

人們為什麼需要建立政府？

先來看看沒有政府的情況，也就是「無政府狀態」。有一種觀點是這麼說的，在無政府狀態之中，每個人都享有絕對的自由，結果反而每個人都失去了自由。比如，你可以隨便打人家兩拳，人家也可以胡亂揣你幾腳；今天你拿刀子去砍人，明天人家也會扛著斧頭來把你當柴劈，等等。因為沒有政府，沒有法律，沒有秩序，每個人都不受約束，人人都可以互相侵害，所以大家都喪失了安全感，惶惶不可終日，到大樹底下解個手也提心弔膽，惟恐遭受恐怖襲擊。這就是霍布斯在《利維坦》里所說的「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也有人懷疑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過霍布斯所說的那種單純的自然狀態，不過，人類學家的研究表明，人吃人是原始社會頻繁發生的事情，在南北美洲、非洲和太平洋諸島的一些原始部落，至今還可以發現「食人俗」的跡象，這就為「人人相互為敵的戰爭狀態」提供了若干感性的材料。

出於對無政府狀態的恐懼，人們自願放棄了一部分個人自由與權利，把它轉讓給某個機構來行使，以建立共同的社會秩序，使每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在這種共同的秩序中獲得保障與實現。這個機構，就是政府。有的人說，「有秩序」永遠比「無秩序」好，哪怕是一種專制的秩序，也要優於沒有秩序的混亂狀態，換句話來說就是，即使人們處於專制政府的統治之下，也比處在無政府狀態之中更為安全。霍布斯就是這麼主張的，羅素在《權力論》書中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20世紀30年代，俞平伯在對未來中國進行「夢想」時聲稱：「絕對的開明專制的階段是必需的。」而梁漱溟直到晚年，仍然堅持先要「中央集權」再談「民主法制」的觀點。外國的情形姑且不論，至於俞平伯和梁漱溟二位會有那樣的念頭，我想大概是他們對中國歷史上的戰亂和動亂過度憂慮了，所以對社會穩定懷有一種近似於飢餓的渴望。在他們看來，穩定壓倒一切，哪怕是專制下的穩定，也是可以接受的。這就未免讓人不得不思考另一個問題——

人們需要建立什麼樣的政府？

孫越生在闡述官僚主義的起源時指出，在原始社會，人對人既是「狼」又是「同志」，為了遏止「食人之風」的泛濫，人們結成了有組織的群體（廣義的有政府狀態），不幸的是，在這種求善的肌體之中，又衍生出了另一種惡：「一個群體的成員，利用他在群體組織中的權力地位，發泄人性中惡的一面的卑微感情，以強凌弱，作威作福，稱霸謀私，由群體的公僕變成群體的主人」，這就是官僚主義「最原始最本質的表現」。（《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也就是說，人們建立政府，原本是想用「有政府狀態」取代「無政府狀態」，用「人道主義」取代「獸道主義」，不料，那些獲得人們的授權來行使政府權力、本應為公眾服務的「公僕」，反倒搖身一變，成了政府的寄生蟲和公眾的吸血鬼，成了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主人」。這種始料不及的「體制事故」，實在令人懊惱不已。

如果將人們的授權行為視作「簽訂契約」，則建立政府既是人們相互之間的立約，也是人們與政府之間的立約。人們把管理社會的權力授予政府來行使，並同意服從政府的管理，以謀求在公共秩序保護之下的安全、幸福與自由，任何個人違反了公共秩序，都意味著他違背了契約；反之，如果政府沒有盡到保護人們的自由與權利的職責，不但無法使人們免遭暴力侵害，反而不斷地侵犯人們的權利，限制人們的自由，並且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來壓制、奴役人們，這就意味著，政府違背了契約。正如托馬斯·傑斐遜所說：「所有的人都是受造而平等的，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壞了這些目標，人民就有權利去改變它或廢除它，並建立一個新政府。」（《獨立宣言》）傑斐遜的這些話，從理論上對民主政府的產生及其職責進行了概括，堪稱同類文獻中的經典陳述。它表明，人們需要建立的政府是民主政府，而非專制政府、威權政府、獨裁政府。只有民主政府才會把人們的權利擺在首位，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夠「最小程度地實施強制並最大程度地實現同意」（羅伯特·達爾），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夠為人們的生存、幸福與自由提供最好的制度保障。

人們用「有政府狀態」取代「無政府狀態」，並不等於對專制政府的默認，哪怕是開明的專制。任何專制政府都沒有存在的合法性，因為它的建立不是基於人們的同意，而是基於強制和暴力，所以，任何人都沒有義務支持或者服從專制政府。安·蘭德說得好，一個奴役公民的政府，一個限制思想自由的政府，一個對社會財富進行瘋狂掠奪的政府，與其說是「政府」，毋寧說是一個通過「幫規」而組織起來的「暴民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