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鄉愁兩番韻致

余光中和董橋，一個祖籍福建永春，一個是福建晉江人；一個早年留學於美國，一個多年治學於英國倫敦大學。兩人同根同源，又都有一段漂泊經歷。余光中和董橋的散文都表現出文化鄉愁，但二者志趣卻不盡相同。　　讀余光中的散文，首先感受到的是一個遊子發自靈魂深處的複雜而微妙的思想和情感。在《高速的聯想》中，余光中帶著讀者駕車在新大陸、台灣、香港等地賓士，在高速中體驗著生命，但結尾卻呼的一縱，「更大的願望是在更古老更多回聲的土地上馳騁，中國最浪漫的一條古驛道應該在西北……甘州曲，梁州詞，陽關三疊的節拍里車向西北，琴音詩韻的河西孔道，右邊是古長城的雉堞隱隱，左邊是青海的雪峰簇簇，白耀天際，我以七十里高速馳入張騫的夢高適岑參的世界……」在《逍遙遊》中，他寫到，「當我懷鄉，我懷的是大陸的母體，啊，詩經中的北國，楚辭中的南方！當我死時，願江南的春泥覆蓋在我的身上，當我死時。」充滿了濃烈的民族感情和強烈的民族自尊意識。在《地圖》一文中，作者遊離在「舊大陸」、「台灣島」及「新大陸」之間，感到心被撕裂的痛楚，他將自己無以排解的文化矛盾通過形象的比喻揭示出來，新大陸是情人，台灣島是妻子，而舊大陸則是母親！他的散文，似乎有一個規律，不管談論的是什麼話題，最終筆鋒一轉，總能回歸到「中國」、「鄉愁」這樣的主題上。他的文化鄉愁是無處不在的，他善於引用中國的經典名句，他樂於營造古典的中國風，充滿了激情和濃烈的愛國懷鄉的氣質。　　余氏散文有激情，而董橋掩飾了激情，把自己對文化的痴戀藏於文字背後。　　董橋的語言平實中帶著難以捉摸的華麗，既是一種文化品格，更是一種人生境界。他的散文以靜觀的態度表現對人生的感悟，表達他的文化鄉愁。　　作為一個一直生活在海外的人，先是印尼，後是台灣，又去英國，再回香港，董橋也許對大陸沒有太多真切的印象，但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他的心底蘊藏著深深的文化情結。他的文化鄉愁藏在一本書中：「這既然是一本關於《紅樓夢》的書，這既然是吳世昌的東西，這本書的扉頁上既然有一幀王南石寫的悼紅軒小篆，我沒有理由讓它淪落在倫敦一家舊書店的書架上，我沒有理由讓倫敦的這個混蛋書商輕易拿『悼紅軒』開玩笑」（《覓書偶記》）。一本書寄寓一段文化感情。他的文化鄉愁藏在《我們去吃豬腳麵線去》，當年求學台南的董橋，深夜睡在木床上想家哭了，睡在上鋪的同學悄悄說，「走！到圓環吃豬腳麵線去。」吃豬腳是閩南風俗，四五十年代的香味，留香留味到現在。董橋的鄉愁，並不一定讓你愁斷腸，並不一定讓你覺得沉重，但平靜的背後必然蘊含深意。董橋的散文大都篇幅比較短小，屬於「短小精悍」一類，需要多讀幾遍，多多思考，方能會意。有趣的是，董橋在他的散文《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中說道，「《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的《總序》由余光中執筆，文字蠻順，說理敘事也還清楚，一點沒有他過去散文那種忸怩的『騷』味。這是余光中的進步。」這篇在談不放洋屁問題的散文，似乎從側面印證了余光中散文唱高調的嫌疑。　　同是去國懷鄉，同是文化鄉愁，為何二者的志趣如此不同。究其原因，我想有以下幾點。首先，二者的生長環境和背景不同。余光中生於南京，自命江南人，經歷抗戰，流亡蘇皖，輾轉重慶，南下廈門，之後到台灣、到美國。早期的啟蒙教育受的是傳統的私塾教育，四書五經，儒墨道法。一開始，他的根就在中國，脈搏里流動的是中國的血液。哪怕日後怎樣漂泊，心靈的最終歸宿終究是東方，是大陸。董生在閩南，長在海外，本質上他是一個在海外長大的人。後來就讀台灣成功大學，他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階段在台灣，台灣大學給他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多於西方的東西。而對他啟示最大的是在英國的那六七年，他買西方的舊書、讀西方小說，他開始接受西學的熏陶，真真正正接受西方文化。他的觀念深受西方的影響，他的散文創作自然就少了幾分濃得化不開的稠密的深沉，多了西學中的哲思眼界和胸襟。其次，是二人的性格所致，雖都帶有文化鄉愁，卻指向不同的方向。余光中的性格中有溫婉多情的一面，也有剛健強悍的一面，前者出自江南的濡染，後者更多承傳閩南的血統。董橋則清淡平和，溫和安靜，低調奢華，他有英國人那樣的紳士風度和貴族氣質，造就了他為人處世的品格和品位。性格導致創作時的著眼點不同，作品風格也不盡相同，理所當然，文化鄉愁也韻味不同了。　　一種鄉愁，兩番韻致。余光中和董橋有著太多的共同點，也有著明顯的區別。但他們的作品於讀者而言無疑是心靈上的一道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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