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與文明的對話

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的歷史。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競爭乃至碰撞都是很自然的，同時它們之間又存在著相通性和共同點。為什麼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有時會演變為惡性的衝突呢？主要原因不在於文明差異本身，而在於無知、狹隘、偏見和因此產生的極端思潮。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就與極端思潮的產生緊密相關，特別當這種不公平導致某些群體被社會邊緣化、精神上無所寄託、缺乏權利保障機制之時，極端主義產生的溫床和土壤便存在了。 一、對「文明衝突論」的質疑 許多惡性衝突實際上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極端分子之間，而不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廣大民眾之間 冷戰結束後，隨著國際上原有的兩極均勢被打破及由此導致的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在一段時間裡被兩極對抗和「冷戰迷霧」所掩蓋的民族宗教衝突在全球範圍驟然凸現。塞繆爾·亨廷頓教授的所謂「文明衝突論」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其中心論點是：今後國際政治的發展將受到文明衝突的左右。「9.11」事件的發生使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情緒更趨激化。亨廷頓在「穆斯林戰爭的時代」一文中宣稱，世界已進入了「穆斯林戰爭」的時代，即大多數戰爭都發生在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或發生在伊斯蘭文明內不同教派之間。伊拉克戰爭引發了新一輪暴力攻擊的浪潮，前不久一些歐洲報刊發表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又引起了伊斯蘭世界的抗議浪潮。這些，都被一些人視為「文明的衝突」進一步發展的表現和例證。但也有更多的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使圍繞這個問題的討論成為一個熱點。 那麼，當前國際上的這些衝突是不是都是「文明的衝突」、或是由「文明的衝突」引起的？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世界上的許多衝突和戰爭最初實際上都是發生在同一文明之內，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次，還有許多衝突和戰爭起初是發生在文明問題之外，即與文明差異並無關係，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最初都是因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衝突雙方均屬同文同種。第三，即使有些衝突的雙方具有不同文明背景，如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但其根源主要還是在於政治、經濟、社會因素，而非文化差異。第四，必須指出，在亨廷頓的理論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亂的，歷史、地域和政治標準也經常被任意替換，因此得出的結論往往是片面的；同時，儘管他強調「文明的衝突」，但也認為「所有文明都必須學習共存」；有意思的是，近年來他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比如當許多人將「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視為「文明的衝突」時，他倒認為「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並非「文明的衝突」。因此，是否可將亨廷頓的理論整體歸結為「文明的衝突」，並將其作為「文明衝突論」的理論基礎，這本身就是有疑問的。 當然，我們確實要重視當前國際紛爭和危機中的文明因素，即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和碰撞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關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必須強調兩點。 第一，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各民族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的歷史。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都在與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吸取了許多外來精華，同時又對其他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從這個角度看，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競爭乃至碰撞都是很自然的，同時它們之間又存在著相通性和共同點。伊斯蘭會議組織秘書長伊赫薩努格魯教授作為特邀嘉賓在本次會議上做了發言。他認為，即使在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也存在著「相通之處」。我同意這個看法。 第二，為什麼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有時會演變為惡性的衝突呢？主要原因不在於文明差異本身，而在於無知、狹隘、偏見和因此產生的極端思潮。如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理論家們，從穆斯林兄弟會的創始人哈桑·巴納到今天的本·拉登和扎瓦希里，都極力宣傳按宗教來劃分世界的觀點和討伐異教的思想，實質上也在講「文明的衝突」。不過，之所以有那麼多人追隨他們，是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的。例如，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就與極端思潮的產生緊密相關，特別當這種不公平導致某些群體被社會邊緣化、精神上無所寄託、缺乏權利保障機制之時，極端主義產生的溫床和土壤便存在了。這正是我在發言的第二部分要著重闡述的。 從上述兩點看，許多惡性衝突實際上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極端分子之間，而不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廣大民眾之間。那些言行最極端的人根本不具有代表性，比如本·拉登就不能代表伊斯蘭世界，蓄意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的那些人也不能代表西方國家廣大人民。因此，儘管當前國際紛爭和危機中存在著文明因素，即宗教、民族、文化因素，但純粹的「文明的衝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導致的衝突都是不存在的。 二、對極端主義思潮上升的政治經濟透視 無政府主義是絕望的產物，而無政府主義又極易走向極端主義乃至恐怖主義 應該承認，當前極端主義思潮的上升和由此導致的非理性行動，確實對國際和平與安全形成了嚴重威脅。如果說將其歸因於「文明的衝突」是不對的，那麼形成這樣一種狀況的原因是什麼？我認為有四個根源性因素需要特別引起我們的注意。 其一，歷史遺留問題與現實的政治經濟權益之爭互相交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歷史遺留的宗教、民族之間的爭端，往往由於摻入了現實的矛盾而更為加劇，使衝突雙方採取非理性的手段。在伊拉克、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地區的衝突中均可看到此類現象。 其二，一些衝突熱點長期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決。許多長期以來導致衝突的根源性問題一直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以致衝突雙方中的弱勢一方採取極端手段來打擊強勢一方及其支持者，這是極端主義乃至恐怖主義上升的重要原因。如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衝突，就是這樣的根源性問題之一。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徹底解決，針對以色列乃至美國的自殺性攻擊和其他恐怖襲擊恐怕一直不會停止。 其三，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對某些爭端進行未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強力干預。在這種情況下，如干預一方與被干預一方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別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和對抗。如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就使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誤解和對抗大大加劇，也使伊斯蘭文明內部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教派衝突、庫爾德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民族矛盾等更趨激化，以至今天的伊拉克成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滋生的肥沃土壤。 其四，貧富差距和南北鴻溝的擴大。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有些國家和社會集團越來越富有，有些國家和社會群體則越來越貧窮，於是出現了「弱勢地區」、「弱勢國家」、「弱勢群體」。無政府主義是絕望的產物，往往產生於絕望的弱勢群體之中，而無政府主義又極易走向極端主義乃至恐怖主義。如前所述，如果差距的擴大源於不公正，特別是差距的擴大發生在不同的宗教、民族群體之間，則為不同文明背景的極端主義提供了經濟和社會基礎。 三、傳媒的作用 要防止不同文明的差異演變為惡性衝突，最佳途徑就是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對話、理解、尊重和合作 要防止不同文明的差異演變為惡性衝突，最佳途徑就是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對話、理解、尊重和合作。在這一點上，許多人士已經達成了共識。在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對話、理解、尊重和合作方面，傳媒尤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新聞和言論自由是應該得到尊重的，但這不等於可以隨意取笑、侮辱別人的宗教、文化和傳統，這樣做實質上是以自身的自由來損害別人的自由。實際上，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每一種文明和宗教均凝聚著其創造者的歷史認知、現實感受、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媒體應該高度尊重各種文明和宗教信仰，不要刻意超越其敏感的「紅線」。 其次，文化孤立主義和文化極端主義往往是無知和偏見造成的，因此，傳媒應當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和了解，而不是助長無知和煽動偏見。在前段時間發生的漫畫事件中，奧地利媒體就沒有刊登類似的漫畫，因為他們的媒體負責人注意學習和了解伊斯蘭教的教義、習俗和知識。由此可見，做好增進文明間相互了解的宣傳教育工作極為重要。 再次，政治歧見、經濟競爭和文化差異是普遍存在的，完全可以通過對話和交流進行溝通，以克服偏見和誤解，超越障礙和隔閡。但目前出現的不正常現象是一方利用傳媒把另一方「妖魔化」，這會使雙方的碰撞轉化為惡性的衝突，甚至走向極端。在目前的形勢下，西方的傳媒不應將伊斯蘭妖魔化，伊斯蘭世界的傳媒也不應將西方妖魔化，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迅速興起並風靡全球的網路媒體具有速度最快、範圍最廣的傳播功能，正以神奇的力量把人類帶入嶄新的網路時代。網路的日益普及，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而且由此而形成的網路文化對傳統文化所產生的巨大衝擊，正逐步改變著人們的思維價值觀念和精神世界。網路媒體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會在助長極端思潮方面起極不負責的負面作用，同時又能在促進文明對話中發揮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我們要特別注意發揮網路傳媒的積極作用，儘可能減少其負面效應。 第五，有一件事是政府當局和負責任的非政府組織可以做的，那就是：在民眾中採取預防性措施，進行相應解釋工作，以抵制錯誤引導社會輿論的企圖和行為。2005年7月，上海合作組織阿斯塔納峰會通過的《元首宣言》首次提出要在這個問題上開展國際合作，還強調「在大眾傳媒領域建立應對新挑戰和新威脅的有效機制」。這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 四、教育和青年 我們要特別注意保護、尊重、了解、研究少數和弱勢民族、宗教的文化遺產 關於教育在促進跨文化、跨宗教的文明交流方面的作用，我想做幾點評論，這也與我們關於青年的討論有一定聯繫。 1、我認為不同文明之間要加強相互了解。非伊斯蘭世界要加強對伊斯蘭文明的了解，伊斯蘭世界也要加深對非伊斯蘭文明的了解，這就必須通過教育，特別需要不帶偏見、反映事實而又深入淺出的教材。有些年輕人一談起伊斯蘭就會想到本·拉登和自殺性爆炸，這一方面是受到不正確的宣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缺乏介紹真正的伊斯蘭精神的著述和教材。實際上，《可蘭經》中許多關於寬容、和諧、反對極端的論述是非伊斯蘭世界的人們所不了解的。我希望，我們的伊斯蘭同行能提供一些對非伊斯蘭讀者通俗易懂的著作和教材，這對我們極有益處。我們文明聯盟在這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2、在進行文明教育時，我們要特別注意保護、尊重、了解、研究少數和弱勢民族、宗教的文化遺產，因為與主體和強勢民族、宗教相比，它們的存在和發展往往受到忽視，有時還被作為「異端」受到打擊和「清洗」。我們沒有忘記塔利班當局摧毀巴米揚大佛的愚蠢之舉，最近又發生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中世紀亞美尼亞人墓地遭破壞的嚴重事件。這些都表明，有些地區的宗教建築和文化遺產正受到嚴重威脅。如不重視這個問題，人類文化寶庫中的這些瑰寶可能消失。 3、音樂、體育、美術、戲劇、電影等都是教育的不同形式。當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同台演唱的時候，當美國運動員和伊朗運動員進行足球比賽的時候，我們看到了跨越文化和政治障礙的對話和交流。與課堂講課相比，有時普通民眾更易接受這些生動活潑的教育形式。即將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還有奧運會、世博會等，都有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參加，正是我們組織文明對話教育、宣傳活動的極好機會。可以抓住這些機會，通過舉辦文明對話論壇、文化藝術周等豐富多彩的形式，鼓勵世界各國人民開展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 4、在通過教育促進文化交流方面，我們特別要重視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因為他們是各種文化和文明發展的未來和希望，也最具可塑性，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他的文化和文明。為此，應積極組織跨國、跨文化的青少年文明對話學校、論壇、培訓班等。我們要促進各國間互派更多留學生，特別要鼓勵年輕人去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學習和訪問，以增進各種文明之間的雙向交流。目前去西方學習的伊斯蘭國家年輕人比較多，而其他文明背景的青少年則較少到伊斯蘭國家去訪問學習。應設法改變這種狀況。 5、要給予研究文化和促進文明對話的學者們更多的支持。總體來看，現在研究文明特別是傳統文化的學者人數正在減少，他們的研究遇到了許多困難，特別是經費不足。他們的工作十分艱苦，但具有重要的意義，而收入卻很少，至少比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少得多。因此，我們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經費支持，並幫助他們組織更多的學術研討和交流活動，為此，可以設立基金或基金會，尋求政府和企業界的支持。 五、移民問題 國際移民運動在促進文化、人才和勞動力交流的同時，也會帶來文化的碰撞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際移民的規模越來越大。無疑，這樣一種發展是具有積極意義的。首先，這有利於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溝通和交融。其次，在促進移民輸出國和接受國之間的交往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第三，推動全球範圍內人才和勞動力根據市場需要進行合理的流動。目前，僅歐盟國家的移民就高達2000萬，其中德國、法國、荷蘭的外國移民分別占其總人口的8%、8%和17%。據歐盟研究報告估計，隨著歐洲經濟的發展和歐洲老齡化時代的到來，到2025年，歐盟需新增加2100萬勞動力，其中絕大部分要靠外來移民補充。在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新老移民做出的巨大貢獻更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國際移民運動在促進文化、人才和勞動力交流的同時，也會帶來文化的碰撞。與信息、商品、資本等的跨境流動不同，每個移民身上都必然帶有來自母國的文化烙印，積澱著與生俱來的經驗和記憶，所以他們的遷移必然會引起不同文化的碰撞。由於南北發展的不平衡，目前通常是來自貧窮國家的移民大量湧進富裕國家。貧窮的移民在富裕的發達國家裡不能受到平等的接納，往往沒有能夠表達自己文化和宗教認同的社會空間，因此長期處於一種邊緣狀態。國際上非法移民問題、難民問題和跨國犯罪問題的日益突出，也對合法的新移民融入主流社會產生了不利影響。近來，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與移民問題有關的動亂與衝突日益增多，如在法國發生的城郊騷亂和反對《首次僱傭法》的大規模示威，在美國發生的反對關於非法移民的相關法律的大規模抗議示威等等。這些事態的發展顯示，長期把移民排斥在公民社會之外，會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實際上，移民中日益增長的對經濟平等和社會安全的要求，已反映到了政治領域之中，成為一種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雖然國際間已就種族平等問題達成共識，但傳統的種族偏見和以敵視外來移民為主要特徵的新種族主義，仍然在今天有所發展。法國總統希拉克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提到，帶有異族姓名和貧困社區地址的求職簡歷在法國往往不經審閱就被丟進垃圾箱里，表明這種新種族歧視是多麼嚴重。不論以何種形式出現，種族歧視只會使各民族之間的隔閡更加深化，各種文明之間的交往更加減少，而且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提供可乘之機，最終不利於整個人類的和平發展。面臨這樣的形勢，如何通過推動文化多元化來超越傳統的民族國家，使外來移民與本地公民平等而和諧地共處，已成為文明對話進程中的一個關鍵問題。 講演者小傳 潘光 原籍海南文昌，生於上海，博士。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上海世界史學會會長；兼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同濟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美國亞洲協會國際理事會成員，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專家等。長期從事國際關係和世界史研究，在猶太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主要著作有《猶太文明》、《猶太民族復興之路》、《當代國際危機研究》、《猶太人在中國》(中英法德文)、《從絲綢之路到亞歐會議》等十餘部。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