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患了「伊斯蘭恐懼症」？

　中國是否患了「伊斯蘭恐懼症」？　　——基於歷史與當今視角下的調查　　張中復　　民族學系，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台北　　前言　　２１世紀的標誌是科學發展、人道主義和環保意識的增加帶來的傑出成就。然而，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的偏見甚至扭曲的見解依然存在並且毫不減弱。在西方世界，伊斯蘭以及那些踐行伊斯蘭教的人們遭受各種形式的污辱的挑戰。在當代公共討論中沒有任何主題比「伊斯蘭」與「西方」的關係更具有爭議性了 。事實上，愛德華·薩義德在將近３０年前就說過在當今所使用的「伊斯蘭」這一術語似乎只代表了一件簡單的事物，但所謂的伊斯蘭，它部分是虛構的，部分被貼了意識形態標籤，其宗教屬性卻被最小化了。西方所普遍使用的「伊斯蘭」概念與伊斯蘭世界裡豐富多彩的生活很少有直接的、真正的聯繫，伊斯蘭世界有著８億多人口，幾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大部分在非洲和亞洲，它有著眾多的社會、國家、歷史、地理和文化的分支。 薩義德的觀點道出了「伊斯蘭恐懼症」出現的根源，以及最近伊斯蘭所遭受的敏感和零容忍心理，還有它在現代西方國家中不斷滲透的原因。　　對「伊斯蘭恐懼症」的擔憂最近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比如，《時代》周刊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０日的封面故事就是「美國患上伊斯蘭恐懼症了嗎？反清真寺的騷動中告訴了我們美國對穆斯林的了解。」這一特殊的話題提醒了我們「伊斯蘭恐懼症」在美國已經作為一種種族主義被接受了。４６％的美國人相信伊斯蘭比其他信仰更傾向於鼓動針對非信徒的暴力活動。 很顯然，這種伊斯蘭恐懼心理很容易被一些「威脅」現象所助長，比如外國穆斯林移民以及清真寺的增加，以及人們對極端以及溫和的伊斯蘭都持一種過度敵視的態度，好像大多數穆斯林都是恐怖主義者或者大多數恐怖主義者都是穆斯林一樣。這種危言聳聽的態度還反映出人們對伊斯蘭的另一種簡化含糊的歧義，從兩個方面對穆斯林進行簡化：一方面是對「西方」的偏見，另一方面是對文本與文化的統一解釋及斷言。 「伊斯蘭恐懼症」有些時候甚至被描述成是一些特定的西方地區的產物，或者起源於一些反穆斯林的地方主義，比如歐洲懷疑主義（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原文Ｔ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歐洲中心主義和其他排外主義等思想。 然而，除了這種對西方和伊斯蘭二分法的理解，伊斯蘭恐懼症或類似的排外性民族心理是否也可能同時存在於非西方地區，或者滲透到其他非穆斯林國家呢？尤其是在全球化巨大的影響力之下，一些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共同生存的溫和思想很可能輕易地被忽略。事實上，刻板的伊斯蘭恐懼症或偏見，以及某些極端穆斯林危害人類的罪行不應該作為衡量任何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交往結果的標準。　　１、伊斯蘭恐懼症的歧義：它是否屬於國際問題？　　「伊斯蘭恐懼症」的出現及其負面影響看似是在美國和歐洲國家的一個全新的現象。過去幾十年里，在解釋西方與伊斯蘭區域（Ｄａｒ ｕｌ——Ｉｓｌａｍ）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時，「伊斯蘭恐懼症」及其延伸性的概念成了這對關係中最具爭議性的話題。「伊斯蘭恐懼症」這一心理包含了種族的、政治的、社會文化方面以及心理方面的歧視和反穆斯林的綜合心理，其最突出特點是偏狹、排外、暴力、偏見及歧視， 目的是證明其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即伊斯蘭對西方文明是一個永久的威脅，穆斯林是原始的反文明的，穆斯林移民不可能在西方國家與非穆斯林互惠共生。總體來說，加強此種「伊斯蘭與西方相對抗」的非此即彼的偏見是為遮掩一個複雜的事實，即：伊斯蘭是反西方的；原教旨主義是反現代的；不變的傳統與動態的變化，以及願意回歸或維持過去狀況與適應現代生活的對比。 很多情況下，「伊斯蘭恐懼症」是通過一些有誤導性的概念而自然產生的，比如「文明衝突論」，在「９·１１」事件以及最近對巴黎的嘲諷性的《查理周刊》的攻擊等事件之後，這一思潮被過度誇大。在全球化巨大的影響力之下，「伊斯蘭恐懼症」逐漸被一種偏執的觀念描述成一種亡命的狂熱信仰，而不是一個真實的和「正常的」宗教。 一些西方式的偏見已經顯示了不斷發展的「伊斯蘭恐懼症」不僅存在於現代西方社會，而且很可能已經在所有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交往的地方形成了典型的案列。　　出於人本主義的關懷，「伊斯蘭恐懼症」不應該也不能被塑造成為一種世俗的，無法避免的民族優越感，也要避免其他「天生的」針對伊斯蘭地區（Ｄａｒ ｕｌ——Ｉｓｌａｍ）和穆斯林的偏見。要注意避免「伊斯蘭恐懼症」的多種局限，以及過度簡化其動機，以免在觀察原本和平共處的穆斯林與穆斯林之間成為一種不必要的衡量標準。基於以上的精神原則，中國的回族穆斯林（講漢語的穆斯林或中國穆斯林） 被選擇作為研究案例，突出論述其與主體民族漢族與其他的少數群體幾個世紀以來的和平穩定的交往經歷。雖然這樣的共同生存關係大多數是溫和平靜的，但是偶然的動蕩和小規模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清朝年間的穆斯林反叛（或起義）以及民國時期和共和國時期都發生過的褻瀆宗教信仰的事件。這些事件都是由於種族文化隔閡或者其他政治原因引起的不可預測的動亂。事實上，在現代中國社會中，回——漢之間的共生關係從很多方面都保持著穩定。回族穆斯林已經在中國社會的核心地區定居了幾百年，他們與西方國家那些因戰爭和貧困而湧入，以尋求避難和新生活的穆斯林移民不同。回族穆斯林不再被當作外來民族，他們可以被認為是當地居民或本國居民，在他們所遵守的伊斯蘭傳統和實踐當中有著「中國式」的基本特徵。在這個例外的事實看來，西方的「伊斯蘭恐懼症」或像「文明衝突論」這樣的概念既不能被認為是普遍的也不應該用來解釋中國伊斯蘭的處境及其在中國的影響。　　然而，主體民族漢族與穆斯林少數民族當今的民族關係卻經歷著從未有過的緊張和敵對的時刻。新疆出現的分離主義因為中國共產黨嚴重的政治高壓和惡劣的民族文化政策而進一步加重。危機的接連發生導致了類似「伊斯蘭恐懼症」或反穆斯林思想的傳播，導致了講突厥語的穆斯林，比如維吾爾族處於一個更加危險的境地。最普遍的態度是，為了社會的穩定和國家安全，伊斯蘭在中國應該被嚴格地限制在現代的新疆地區，或者其他「未被馴化」的穆斯林社區。廣泛傳播的「伊斯蘭恐懼症」以及類似的反穆斯林思想已經滲透入中國並且影響著中國漢族將如何認知及對待穆斯林，包括「瘋狂的」土耳其語系穆斯林和「溫和的」回族穆斯林。毫無疑問，中國以前的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穩定的共生關係即使還沒有處於危險當中，也面臨極大的威脅。　　２、民族優越感或是反穆斯林主義？　　現代中國發生的褻瀆宗教信仰事件　　在現代西方社會，伊斯蘭恐懼症導致了穆斯林與其他人群之間互相的認知不可能不帶有猜忌和誤讀。 與西方的穆斯林新移民所不同，中國回族穆斯林不僅在幾個世紀里保持了他們特別的伊斯蘭社會文化遺產，而且還保留了他們自己的民族身份，即使有著主體民族漢族將他們中國化，但是回族穆斯林依然堅定不移地保持著他們的伊斯蘭生活方式和履行宗教儀式。由於文化隔閡以及對伊斯蘭不充分的了解，在漢回共同生活的環境中偶爾會發生褻瀆宗教信仰的事件。這些民族文化上的誤解逐漸破壞著現代中國的回族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原本正常與和諧的關係。事實上，中國傳統社會對伊斯蘭知識的欠缺並不足為奇。一方面，大部分中國漢族人都信仰民間宗教，道教和佛教與伊斯蘭有巨大差異；另一方面，回族穆斯林屬於少數群體，因此他們的文化和宗教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無知中可以形成偏頗的認知、片面的概念甚至歧視。在清朝年間，一些漢族社會精英、知識群體和官員甚至堅持一種觀點，所有穆斯林都應該受到譴責，伊斯蘭教應該被政府禁止，因為它的「異教徒」性質。　　在現代中國，對伊斯蘭及回族穆斯林的排斥心理其根源是文化認同心理障礙，這與形成「伊斯蘭恐懼症」的當代西方社會有所不同。雖然回族穆斯林規矩地生活在中國的每個角落，並且與漢族保持著緊密的關係，但是他們截然不同的宗教行為與飲食習慣將兩者分離開來。即穆斯林遵守的伊斯蘭的「清真」教條將他們與漢族社會隔離開來。根據一些人類學家的研究，「清真」的文化意義不僅僅表達了回族的身份，還形成了一個嚴格的規則來約束消費行為，塑造了穆斯林社會的生活狀況。 毫無疑問，「清真」的本質是對飲食習慣最至高無上的指導，因此，食用豬和豬肉在回漢共生的社會中成為一個尤其敏感的話題，並因此而增加了兩者之間的社會界限。吃豬肉的漢族不是很了解伊斯蘭對哈拉木（非清真）的豬肉的憎惡，以及宗教規定的食用豬肉是禁忌或禁止的。即使想像中將豬或豬肉與穆斯林聯繫起來也將會被視為對伊斯蘭的野蠻的褻瀆。在漢族與回族穆斯林之間對於豬的認同和吃豬肉習慣的分歧不可避免的會引發民族衝突。　　在中華民國時期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與豬相關的褻瀆宗教信仰事件，是由一篇發表在《南華文藝》上的文章引起的。這篇發表於１９３２年的文章《回教徒為何不吃豬肉》，其作者婁子匡認為中國穆斯林的祖先是一半像人一半像豬的豬八戒，它是著名小說《西遊記》里的一個主要人物。毋庸置疑，這樣的言論必然會被當成嚴重的侵犯也引起了穆斯林的暴怒，以及全國範圍內穆斯林的抗議。當時中國穆斯林最具代表性的雜誌《月華》在１９３２年底專門發表了一期名為《辯誣》的專刊，試圖對伊斯蘭特殊的文化風俗進行澄清，努力糾正一些錯誤的思想和認識。在這期雜誌中，穆斯林精英們，甚至一些考慮周全的漢族學者們聯合發表一致的聲明，突出了中國漢族對伊斯蘭的無知。這期特刊還聲稱對穆斯林的歧視與「五族共和」精神不一致，而這個精神也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治的重要基石。　　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情況也未得到改善。更糟糕的是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所強調的忠於革命和排外的無神論思想，同時廢除傳統習俗和文化，禁止主要的宗教信仰，也包括伊斯蘭。長久以來所遵守的習慣和信仰都被標榜為「陳舊」與「倒退」的，需要被取代。寺廟、教堂、修道院和清真寺都被迫關閉甚至被摧毀，然而信徒們遭受著從未有過的折磨。一些穆斯林（包括阿訇）被強迫去養豬，吃豬肉甚至模仿豬。 上世紀６０——７０年代在瘋狂的政治意識形態下針對伊斯蘭信仰者犯下的罪行對整個當代中國來說是一次嚴重的侮辱宗教信仰的事件。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並沒有就此了結侮辱宗教信仰的事件。在上世紀８０年代末期發表的兩本書引起了穆斯林的憎惡：一是名為《性風俗》的書，另外是連環漫畫《腦筋急轉彎》，最先發表在台灣，後來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在１９３３年重印出版。這本《性風俗》類似於薩爾曼·拉什迪的《撒旦詩篇》。因此，這兩次褻瀆宗教信仰事件激起一些主要城市裡多次大規模抗議，包括集會和遊行活動。與此相對應的是，２０００年在山東省陽新縣發生的「清真豬肉」事件則引發了當地回族穆斯林與漢族的嚴重民族衝突。這次事件並不像《性風俗》或《腦筋急轉彎》這兩次事件一樣得到了全國範圍內穆斯林的道德支持，這次陽新縣事件的所有新聞和信息都被縣政府查封，因此，這次事件被控制為一次當地回族與漢族之間的小型民族衝突。　　在回族穆斯林的現代歷史中，侮辱宗教信仰事件雖然引發了與漢族的衝突，但同時也加強了回族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增強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感。更重要的在於，無論是與豬肉相關的誤解還是當地傳統對伊斯蘭婚禮和葬禮的誤解， 都反映出漢族人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的偏狹見解和無知，他們秉持一種種族優越的心理，這種思想源於儒家傳統，從文化上區分出非此即彼的「上等」漢族與「劣等」的非漢族中國人。不幸的是，伊斯蘭的非典型特徵與回族人民的國外民族起源，致使穆斯林相對於漢族被劃分為「下等」的。這就是在現代中國不時出現侮辱宗教信仰事件的最本質根源，以及漢族反穆斯林心態的根源。儘管如此，伊斯蘭在中國確實已經傳播並被踐行了１５個世紀，回族穆斯林基本上已經融入了中國傳統社會並且在全國範圍內與主體民族漢族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共生關係，那麼為何還會發生民族文化衝突，為何褻瀆宗教信仰事件還是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為何中國會有伊斯蘭恐懼症呢？西方學者認為，伊斯蘭的虔誠模式使其在兩種文明之間的跨文明對話中佔據中心地位，然而這只是穆斯林歷史中的一些特例，它原本記錄的是不同的人們之間的交往。 儘管有以上事實，但只要通過努力促進主體漢民族與少數回族之間跨文明對話，尤其是雙方精英與學者的對話，仍然可以創造一個少有的良好機會來填補這個巨大的裂痕，並因此消除未來不可預見的侮辱宗教信仰事件。　　３、被煽動的網路戰爭：２０１４年寧夏西吉北大清真寺的悲劇事件　　如果說侮辱宗教信仰事件是反穆斯林偏見思想的一種「古老的」表現方式，那麼當今全世界流行的「伊斯蘭恐懼症」應該是這個長時間存在的歧視或種族主義的一種全新的辭彙。通過先進的科學和媒體技術，尤其是英特網，它正廣泛地瘋狂地傳播著，不斷地擴散一種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的憎恨和惡劣的心態。「９·１１」襲擊事件以及世界各地所出現的穆斯林恐怖分子像瘟疫一樣蔓延，起到了一種火上澆油的作用。在網路上對伊斯蘭不負責任的挑釁成為「伊斯蘭恐懼症」作戰的一種新型戰略武器。網路煽動仇恨與偏見的作用和力量不能過度誇大，網路確實不像以前依賴於傳統聯繫方式的製造恐怖活動，博客的出現給予普通民眾能在工作之餘將他們的信息進行傳播，使之它的影響深度更廣範圍更寬，所需要的只不過是一部電腦和一個網路連接。 隨著現代中國網際網路的爆發以及用戶的急劇增加，這一新趨勢被反穆斯林分子或伊斯蘭對手們操縱著，寧夏西吉北大寺所發生的悲劇踩踏事件就是很好的證明。　　２０１４年１月５日早晨，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的當地清真寺中，１４個人在此次踩踏事件中喪生，大多數是孩子，還有無數傷者。在政府媒體的報道中，此次參加紀念宗教先賢的典禮中，是由於清真寺當權者向參加者分發傳統油香時組織不善以及缺乏監督管理而造成踩踏事故。官方新聞中幾乎未提及宗教典禮的真正本質，而是將責任歸咎於分髮油香時的混亂而導致了悲劇。後繼的報道中顯示了政府的關注，包括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同時，為了公共安全考慮，對於清真寺或其他宗教場所管理的規章制度也更嚴格，以防止類似的不幸事件發生。　　事實上，在清真寺中，對參加宗教典禮者分發食物是當地長久以來的傳統習俗，在北大寺舉行的儀式也是當地哲合忍耶蘇菲門宦 分支的一種定期活動，其追隨者高度局限於西吉以及寧夏的其他縣份。當天是陰曆第十二個月的第十三天，也是哲合忍耶的第八位「謝赫」（聖人或阿拉伯語中Ｓｈａｙｋｈ，Ｍｕｒｓｈｉｄ，漢語中稱老人家）馬震武（１８９５——１９６０）的第五十四個忌日，這種紀念儀式被稱作爾麥理（或阿拉伯語中ａｍａｌ）。 爾麥理通常的習俗就是收到儀式組織者禮節性的一個油香和一塊肉。換句話說，北大寺的紀念活動是一項公共的被允許的和配送食物的習慣性宗教活動。因此，對於踩踏事件的發生不應該發難於這些宗教傳統或者宗教本身，而是公眾對於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忽略導致了該事件的發生。　　然而，網路上出現的對於北大寺事件的討論和觀點包含了一些憤世嫉俗的爭議性以及挑釁的語言。一方面，非穆斯林嘲諷這些「無知的」穆斯林參與者，為了得到一份「便宜的油香禮物」就使自己成為製造混亂的暴徒，最後導致無謂的犧牲。這些嘲諷性的評論甚至將伊斯蘭、其信仰實踐以及信眾諷喻為野蠻的，是中國通向現代化道路上的絆腳石。另一方面，穆斯林的觀點也同樣是消極的，好像全中國的穆斯林都要受到牽連，他們還認為這次事件是不光彩的，對於伊斯蘭公共形象中虔誠和美德都是一種嚴重的損害。此次事件不僅造成了人員的傷亡，還造成了主體漢民族對於少數回族的穆斯林生活方式的持續性的反對和憎惡，這也算做是此次悲劇事件的另一種傷害。　　更糟糕的是，在伊斯蘭圈子裡，評論也體現出西北部中國宗教派系的分裂對抗。蘇菲門宦以其集中性和宗教權威的等級劃分而聞名，並體現在有超凡能力的謝赫。 國外引進的蘇菲思想被當地的機構所採用，以及他們「非正統的或異端的」宗教行為都備受現代改革者和遵守天啟經文者的詬病和攻擊，例如伊赫瓦尼和薩拉菲，這兩派都屬於「新教」，而格底目（傳統伊斯蘭）和蘇菲門宦屬於「老教」。　　兩百多年來，多元的「新——老」教派 塑造了西北地區獨特的宗派主義現象，這也是中國伊斯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北大寺事件更加劇了蘇菲門宦與「新教」之間長期以來的競爭關係；並且現代穆斯林改革派發出的批評更加暴力和激烈，他們攻擊蘇菲的宗教實踐，包括對謝赫的崇拜以及在爾麥理過程中分發迷信物品，作為不正規徵收錢財的借口，將錢財用於教區內的謝赫及他們的家人，蘇菲宗教行為背後的如此「邪惡的」動機應該受到責備和批評。　　網路上劇烈的觀點交流和評論並沒有逃離中國共產黨的注意和關注，為了所謂的社會和諧，任何瘋狂的批評，惡劣言辭或者對對方教派公開的攻擊都被禁止或者被政府審查。然而，網路世界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的灰色地帶，針對穆斯林的敵意和仇恨可以被煽動起來，穆斯林之間的宗派敵對和競爭也可以肆無忌憚地擴散開來，這些現象給我們一個極大的空間來發揮想像力。北大寺的悲劇事件及其相關的網路效應使得這種趨勢更加有可能發生。　　４、新疆危機及當代中國極端反穆斯林主義的擴散　　近幾年來，新疆暴力分離主義（東突厥斯坦的獨立運動）衝突加劇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公眾注意力。自從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新疆地區不斷的開放，國際社會包括遊客、記者、學者、商人、議會代表和國際組織等對新疆的關注也隨著增長， 但是新疆突厥語系穆斯林們所面臨的絕望境地仍然很大程度上不為人所知。事實上，他們遭受著從未有過的種族文化歧視，社會經濟剝削和政治高壓。突厥語系穆斯林與講漢語的回族穆斯林不同，他們與大部分維吾爾人一樣，更加容易被敏感的民族心理所煽動，更容易抗議一些反穆斯林的行為。尤其在２００９年烏魯木齊發生的暴力衝突事件，以及隨後的報復襲擊事件之後，漢族與維吾爾族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化，民族關係也更惡化。　　介於新疆及中國其它地方恐怖襲擊的頻率和嚴重度都在增加，中國政府決定要消滅新疆最不穩定的因素，這些因素官方統一歸類為所謂的「三大威脅」，即民族分裂主義、國際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任何能導致這「三大威脅」的根源或因素都應該被視為要徹底消滅的最迫切任務。過去幾十年里，中國政府都在實施一種矛盾的「軟」與「硬」兼施的政策來瓦解新疆的維吾爾民族主義。軟的政策是為了贏得維吾爾人口的支持以便他們能從文化上適應並被吸收進中國社會；硬政策的實施是為了拔除一些可能會引起分歧的因素，比如提倡獨立或實施恐怖襲擊。 然而，這種硬性政策很明顯已經變變得越來越嚴酷，所有限制都變成了政治控制，並且成為一種僵硬的兩分法的思維：愛國主義對比分裂主義，少數民族對比主體漢民族，現代伊斯蘭對比激進伊斯蘭。不幸的是，在清除「三大威脅」以及消滅宗教極端主義的陰影下，中國政府公然將新疆穆斯林社區的伊斯蘭及其信仰實踐視為滋生宗教極端主義的土壤。對於當局以及大多數漢族來說，這樣的思維正好符合他們提前預防任何穆斯林極端分子造成災難的想法。事實上，宗教極端主義所表現的或信奉的不過是有爭議的以及模糊不清的東西。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並不是所有的極端分子或恐怖行為都僅僅只是植根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近年來原教旨主義以及其各種形式在全球化和現代化巨大的影響之下，無論是在穆斯林屬於少數的國家還是伊斯蘭國家中，在政治視野中它都成為了一個尤其複雜和敏感的問題。　　因此，無論政府採取的是軟還是硬的政策，居住在新疆或其他地方的漢民族的最近的共同立場就是嚴格遏制伊斯蘭的宗教實踐活動及其傳播，並毫不仁慈地對待沒有「中國人」特徵的維吾爾族，這樣的種族優越心理在中國會很快深化成一種更加排外的反穆斯林偏見。再者，現代伊斯蘭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化的議題，西方的「伊斯蘭恐懼症」的心理和行為也為中國的漢族提供了一個理由／借口，他們一直以來所持有的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狹隘和偏見的觀點讓他們更支持硬的政策。因此，新疆危機的惡化導致了反穆斯林意識形態的升級，使中國形成了隱形的危險狀況。事實上，現代新疆發生的危機不應該讓伊斯蘭或穆斯林處於危險境地，只有通過真誠的努力，毫無偏見地接受所有中國穆斯林並保持其伊斯蘭社會文化屬性，才能消除民族衝突的噩夢。 結論 　　　雖然現代「伊斯蘭恐懼症」最早萌發於西方國家，但是國際化促進了反穆斯林心態以及對伊斯蘭的偏狹心理傳播。即使是中國主體漢民族與穆斯林少數民族幾個世紀以來的共生關係也無法避免其影響，發生在中華民國以及共和國時期的侮辱宗教信仰事件就是對此的證明。這些無法預測的事件的發生體現了因文化障礙以及漢民族優越感而產生的對伊斯蘭的偏狹心理和反穆斯林主義。發生在西吉北大清真寺的踩踏事件及其後果同樣揭示了網路上煽動敵意和仇恨的不同方式。除了漢民族長期以來的反穆斯林主義，在中國西北部穆斯林社區還存在著複雜的宗派對立問題，新媒體尤其是網際網路已經成為穆斯林之間散布由來已久的教派內部仇恨和對立的新戰場。　　從廣義上來看，以上所提到的現象與西方國家所發現的伊斯蘭恐懼心理有相似性，但它在過去和現代中國並沒有真正地盛行。然而，直到近幾年來新疆危機的惡化，在中國不可避免地使反穆斯林偏見心理升級成一種更危險的不穩定的情況。當前中國限制新疆正常伊斯蘭活動以及對新疆不平衡政策，不應該成為中國繼續征服和壓制伊斯蘭的基礎。唯一能避免衝突和鬥爭的方式就是通過所有中國人共同合作，給予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更多的調解機會以及包容心態，歡迎現代伊斯蘭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允許穆斯林少數民族保持他們的社會文化屬性，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並維持主體漢民族與穆斯林少數民族之間幾個世紀以來的共生關係。

鄭和論壇 鄭和國際和平基金會舉辦的「鄭和國際和平會議」（簡稱「鄭和論壇」）旨在提升中國和穆斯林世界關係的學術研究，以促進中國和穆斯林世界的交流、友誼與和平！2015年吉隆坡會議的英文論著已由馬來亞大學出版發行！為了滿足中文讀者的需求，鄭和國際和平基金會將部分論文翻譯成中文，並在「鄭和論壇」依次刊載！ 微信號：zhenghelun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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