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大革命」迅速擴展到全國

四、「文化大革命」迅速擴展到全國2011年05月25日06:17

　　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大串連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紅衛兵組織迅速發展，形成席捲全國的紅衛兵運動。毛澤東之所以支持紅衛兵運動，是為了進一步消除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也有防止和平演變的考慮。他認為，「文化大革命」中這些造反的學生，正是杜勒斯[1]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並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就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8月18日，在首都百萬群眾慶祝「文化大革命」的集會上，毛澤東身著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語錄》[2]、高唱「造反有理」等歌曲的紅衛兵揮手致意，表明他對紅衛兵的支持。此後，紅衛兵組織在北京和各地普遍建立。　　8月中下旬，北京的紅衛兵率先衝出學校，走上街頭，破除「四舊」[3]。他們出於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熱愛，出於對革命理想的熱烈追求，以激昂的熱情投入到造反的行列中。這些青少年幼稚而狂熱，單純又盲從，沒受過基本的法制教育，沒有基本的法律意識，不受任何法制的約束。在「造反有理」的號召下，以簡單、粗暴、蠻橫的行動打擊他們認定的「牛鬼蛇神」，使「打碎」、「火燒」、「砸爛」等口號和行為風行一時。城市的街道、商店、醫院、學校等地方許多有影響的老名稱、老字號招牌被當作所謂「封、資、修」貨色，統統取消或砸掉，換上含有「興無滅資」等內容的新招牌、新字型大小。例如:北京長安街改名為「東方紅大路」，使館區的東交民巷改名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名為「反修路」，王府井百貨大樓改名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名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名為「工農兵醫院」，全聚德烤鴨店改名為「北京烤鴨店」，亨得利鐘錶店改名為「首都鐘錶店」，等等。許多城市的主要街道被塗滿造反標語和毛主席語錄，形成所謂的「紅海洋」。一些紅衛兵以「血統論」相號召，狂熱地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迫害被認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和青年。街頭巷尾到處發生抄家、打人、砸文物、燒「壞書」、剪長發、剪燙髮等嚴重違法行為。　　這些由破「四舊」引發的行動，得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肯定和讚賞。他們稱頌紅衛兵的做法「好得很」[4]。紅衛兵運動迅速蔓延到天津、上海、廣州等大中城市直至全國各地，打人、砸物、抄家之風愈演愈烈。各地紅衛兵還將一些遺存千百年的珍貴文物、古迹，或搗毀、或焚燒，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一些紅衛兵組織還肆意衝擊、抄掠許多享有很高名望的民主黨派領導人、民族宗教界人士的住所，甚至向民主黨派中央機關下達無條件「解散」的「最後通牒」。　　1966年9月初，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師生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紅衛兵紛紛湧入北京「取經」，北京紅衛兵也分赴各地「點火」，號稱「大串連」。從8月18日到11月下旬，毛澤東共計8次接見來自各地的紅衛兵，人數達1100萬。至此，「大串連」遍及全國城鄉，紅衛兵運動達到高潮，這是造成社會動亂的一個嚴重步驟。「大串連」不僅給全國鐵路交通造成嚴重混亂，使工農業生產受到直接影響，而且使個人崇拜、「懷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極左思潮在全國迅速擴散開來。　　在紅衛兵運動迅猛興起，「大串連」遍及全國時，周恩來、陶鑄等領導人仍努力把紅衛兵運動納入黨組織領導的軌道，要求紅衛兵注意政策，不搞武鬥，不要影響生產。毛澤東在8月29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一開始便強調:「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鬥批改。要文斗，不要武鬥。」為維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1966年9月中旬，在周恩來主持下，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就維護工農業生產問題連續發出通知，明確提出要堅持黨的領導，堅守崗位，完成好生產任務，紅衛兵不要到工廠農村進行串連，不搞群眾直接「罷官」，等等。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及其惡果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但是，這場「大革命」仍沒有得到多數幹部和工農群眾的理解和支持。為消除黨內高、中層對「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被提了出來。10月1日，林彪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說:「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同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說:「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這篇社論首次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這既是對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定方針無限上綱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觸情緒的領導幹部施加更大的壓力。10月5日，根據林彪建議，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由中央文革小組參與起草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並說，「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同日，中共中央轉發《緊急指示》，認為該文件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應堅決貫徹執行。這實際上是號召「踢開黨委鬧革命」，使無政府主義思潮進一步泛濫開來。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繼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的再一次發動。毛澤東提出，這次會議要解決「思想不通」的問題。陳伯達、林彪按照同一基調，先後作主題發言。陳伯達在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中說: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錯誤路線則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而且還會經過多次的反覆」。林彪在講話中說:「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是兩頭的勁很大，中間就有一點勁頭不足，中間甚至還有一點頂牛」。他宣稱:「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他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了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說:「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尖銳的對立。」　　這次會議期間，劉少奇、鄧小平被迫按照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口徑作出書面檢查，對所犯「路線錯誤」承擔責任。當時，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二人的檢查均表示認可[5]，並提出:「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還說，「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準人家革命」。「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當時，毛澤東估計「文化大革命」再搞五個月或更長一點時間就可以結束。他說，去年九十月間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現在可以說，北京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6]。　　但是，這樣的群眾運動一經發動起來，就很難在時間、範圍和方式上加以控制。中央工作會議之後，林彪、陳伯達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被大量印發，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使社會上更多的群眾加入造反派，造反派的隊伍很快擴展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成分也越來越複雜。首先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獲得「解放」感的，是幾個月前受到工作組「壓制」的造反學生。他們由此得到解脫，成為造反組織的負責人，站到批判當權派的前列。此外，因各種原因對社會現狀不滿，或對一些幹部官僚主義作風與特殊化現象不滿的群眾，將「文化大革命」當成是反對官僚主義、剷除等級特權的鬥爭，也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中。一些對工作狀況和待遇不滿的臨時工和返鄉知識青年，以為這場運動的到來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機會，也紛紛組成各種名目的造反組織，要求轉正、回城和提高待遇。在反右派、「反右傾」、「整風整社」和「四清」運動中受過批判處理的一些人，也以為這場運動的到來，或許有助於改正自己受到的不公正處理，因而借造反要求平反。造反的群眾從不同的目的出發，打著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旗號，提出各自的要求。在這種混亂局面中，「文化大革命」前積累下來的各種社會矛盾，迅速地以畸形的狀態和尖銳的形式爆發出來。　　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把矛頭集中地對準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及其負責人，攻擊他們「執行錯誤路線」，這樣就造成一種形勢:種種越軌不法行為在「造反有理」的名義下都可以不受約束，而對這些行為的干預卻被加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從而使整個社會陷於不斷的動亂之中。從地方到軍隊，領導機關受到「炮打」、衝擊，領導幹部被揪斗、圍攻的事件不斷發生。10月18日，清華大學校內和北京街頭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口號。11月8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11月中旬，在江青、陳伯達等授意下，聶元梓率人前往上海「點火」，動亂進一步升級，市長曹荻秋等領導人受到批鬥。稍後，正在住院的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也受到衝擊。市委機關陷於癱瘓。12月下旬，華東各省市造反派在上海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各地造反派在會上的發言都把攻擊矛頭指向當地黨政主要負責人。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幾乎全被衝垮，領導部門陷於癱瘓、半癱瘓，黨和團的基層組織停止活動。此後，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領導，只是通過中央幾個領導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接見、講話和中央文件、報刊社論等來體現。　　在衝擊各級領導幹部的過程中，各地還出現了「抓叛徒」活動。在北京發生了揪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事件。這是康生為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幹部、誣陷劉少奇而捏造的一樁冤案[7]。11月下旬，當陝西的紅衛兵提出61人之一的劉瀾濤的出獄問題時，雖然周恩來致信毛澤東重述事實真相[8]，並要求紅衛兵「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此事，然而在康生等人慫恿下，紅衛兵不但沒有停止「抓叛徒」的行動，反而將此風推向全國。大批久經考驗的領導幹部因此蒙冤受屈，身陷囹圄。　　「文化大革命」擴展到經濟領域　　八屆十一中全會曾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會後，周恩來於9月8日主持制定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毛澤東批示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通知》要求:「工業(包括國防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應當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保證生產、建設、科學研究、設計、市場、收購等工作的正常進行，保證革命、生產雙勝利。」周恩來一再強調，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對不能停。但10月後，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引發的造反浪潮突破了這一規定，開始擴展到工農業領域，嚴重干擾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　　11月初，上海一些工廠的造反派代表籌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據周恩來、陶鑄以及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工人組織的規定，沒有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群眾組織。11月10日凌晨，「工總司」負責人王洪文[9]帶2000餘人沖入上海北站強行登車，聲稱要赴京請願。列車行至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被阻留。王洪文煽動工人卧軌斷路，造成滬寧線全線運行中斷30多個小時。這一事件被稱作安亭事件。在處理安亭事件的過程中，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置周恩來、陶鑄以及華東局、上海市委的意見於不顧，擅自發表肯定安亭事件的言論，承認以王洪文等人為首的「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久，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意見。這樣，便開了工礦企業的工人串連「造反」、「停產鬧革命」的先例。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不是不要生產，而是主張通過抓好革命來推動和促進生產。然而，「文化大革命」進入工礦企業的結果，與毛澤東的主觀願望相反，對生產造成嚴重干擾和破壞。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對工礦企業是否進行和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在黨內高層一直存在嚴重分歧。安亭事件之後，這一分歧終於在11月中下旬的工業交通座談會上釀成一場激烈的鬥爭。11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一份關於工交系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其中寫有「允許工廠成立群眾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規定。為此，周恩來決定召開有重點工業企業的省市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工業交通座談會，討論中央文革小組的文件稿。會上，陶鑄、谷牧、余秋里和對工交企業幾個月來遭受衝擊和破壞深感憂慮的與會者，紛紛以事實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稿，贊同周恩來等人的一貫主張，即工交企業不能「停產鬧革命」，運動只能在業餘時間進行，必須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工廠不要再建立群眾組織，學生不能到工廠串連，等等。11月24日，與會領導向到會的周恩來彙報時，對社會動亂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不滿一下子爆發出來。他們群情激奮，說到最後都站了起來。與會人員對中央文革小組所提主張的激烈反駁，反映出黨內高、中層領導幹部對給經濟工作造成嚴重後果的「文化大革命」的強烈不滿。然而，這些意見卻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干預下被壓制下去。　　工交座談會後，反映中央文革小組極左觀點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先後下發。此後，在工廠、農村建立群眾造反組織，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簡稱「四大」)，在廠礦、社隊之間進行串連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全面地擴展到工農業生產領域，並且同大、中學校的學生造反浪潮聯結起來。這是導致全國大動亂的又一個嚴重步驟。曾在工交座談會上反對在工礦企業開展「四大」和串連等活動的陶鑄，開始受到內部點名批判。此後，各級、各部門主管生產的領導幹部，上至國務院領導人，下到車間主任、生產隊長，受到更大的壓力，他們或遭批鬥，或「靠邊站」，大多受到衝擊。經濟工作的正常運行已經十分困難。　　就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衝擊全國每一個角落時，這場運動的目標和做法已在一些幹部群眾中引起懷疑。在外出串連的紅衛兵中，有人對所見、所聞的混亂局面感到困惑。有人撰文對「血統論」提出尖銳的批評。在北京街頭出現了「向中央文革質疑」和「向江青同志質疑」的大字報。一些工礦企業的老黨員、老工人、老勞模自發地組織起來，抵制搞亂工廠生產秩序的造反行為。11月13日和29日，中央軍委的幾位副主席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批評「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種種極端做法。他們說:這樣打擊面太寬、太大，發展下去非常令人擔心；人民解放軍不能亂，一定要有秩序。陳毅、葉劍英等人的講話不久即被江青指責為「鎮壓群眾」，並作為「十一月黑風」加以批判。　　到1966年底，經過七個多月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終於以難以阻擋之勢全面展開了。對這場破壞性極大的運動的各種形式的抵制和抗爭，也隨之發展。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準備的。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毛澤東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和帝國主義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的陰謀，並努力探索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途徑。他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蛻化變質現象和脫離群眾現象所作的堅持不懈的鬥爭，也一直贏得黨和群眾的擁護、支持。但是，他把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並要在人民掌權的情況下，再來一個「天下大亂」，以達到「天下大治」。這既違反馬克思主義理論，也違背中國實際，是完全錯誤的。他所強調指出的黨內和黨的領導層出了修正主義也不符合事實。他所說的修正主義的含義非常模糊，把許多不屬於修正主義的東西，甚至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原則的東西，都當成修正主義來批判。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雖然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的歷史趨勢，但是他們並沒有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描繪出具體的建設藍圖，況且一些設想還是從他們當時所在的西歐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出發而提出的。如果簡單地引用他們有關論述中的個別論斷，甚至加以誤解，當然不能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長久以來，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著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努力追求一種完美的社會主義理想。他主觀上認為是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但是，在他對於社會主義的一些獨特構想中，既有一些寶貴的預見，也有一些脫離實際的設想和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理解。就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於5月7日在給林彪的一封關於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示信(後來稱為「五七指示」)中，勾畫了他所嚮往的理想社會的藍圖。這個當時被高度評價為在全國建立「共產主義的大學校」的綱領，實際上是1958年他關於人民公社的一些構想的繼續和發展。這種嚴重脫離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構想，事實上是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黨內許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把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作為異常尖銳的問題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他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如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反對貧富兩極分化等，在基本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在具體實現的途徑和方法上，則沒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犯了主觀主義錯誤。他把不贊成他的錯誤意見、提出某些正確主張的一些中央領導人看成是搞修正主義或走資本主義道路。他認為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的努力受到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嚴重阻礙，從而把這種情況看成是黨內存在「獨立王國」或「資產階級司令部」，因而必須發動群眾加以批判、打倒。　　毛澤東的這些錯誤觀點所以能夠形成，黨內所以難於抵制，許多人甚至接受這些觀點，是有社會歷史根源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因此，捍衛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成為毛澤東和全黨堅定不移的政治立場。但是，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的理解中是有一些嚴重局限甚至錯誤的。1957年以後，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一系列「左」傾理論觀點和某些脫離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構想，被當作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進行了廣泛宣傳，使人們日益陷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之中。堅持這種迷誤竟被認為是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神聖事業。這樣，對這種迷誤持懷疑態度者，一時難以理直氣壯地起來反對。　　中國共產黨是經過長期革命戰爭後，經過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迅速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對於如何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黨缺乏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和系統的科學研究。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積累下來的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使黨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新問題、新矛盾的時候，容易習慣地照搬過去熟悉的經驗，往往把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看作階級鬥爭，把只在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看作支配全局的主要矛盾，因而仍然採取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鬥爭的方法去處理。過去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里曾行之有效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經驗，也容易被用來作為規劃理想社會的某種依據。　　由於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中建立起來的偉大功績，他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當他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時，這種威望曾經是黨團結、凝聚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的無窮力量。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發展，對他的個人崇拜越來越嚴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壞。這樣，儘管廣大黨員和幹部、包括許多高級領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產生懷疑，但仍然很難抵制毛澤東提出的一系列「左」傾觀點。在這中間，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進程沒有能夠順利發展，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幹部制度等方面還有許多不健全的地方。這種體制方面的缺陷，使為人民所尊重的領袖毛澤東在犯錯誤時未能受到限制，使林彪、江青這些野心分子能夠得勢橫行，使黨終於無法制止「文化大革命」這場嚴重災難的發生和發展。　　注:　　[1]約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1953年至1959年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1957年4月和6月先後發表演說，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政策，並明確提出要將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2]從1961年5月起，根據林彪指示，《解放軍報》每天刊登一條毛澤東語錄。1964年5月，解放軍總政治部將該報登載過的語錄加以補充，編纂成書出版，並在解放軍內部發行。1966年12月，語錄增補了由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擴大發行到全國。　　[3]「四舊」，即「十六條」中所說的「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4]1966年8月下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先後發表社論《好得很!》、《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來京紅衛兵大會上講話，支持紅衛兵的破「四舊」行動。　　[5]1966年10月，毛澤東先後在鄧小平、劉少奇的檢討上作批示，認為鄧小平的檢討「可以照此去講」，劉少奇的檢討「基本上寫得很好」。　　[6]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10月25日。　　[7]1936年，在華北危急、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形勢下，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為解決幹部缺乏問題，決定讓被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並一直堅持鬥爭的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61人履行國民黨當局規定的手續出獄，並將此事報告了中共中央。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但是，康生不顧中央已有的結論，於1966年9月向毛澤東寫信陷害劉少奇。信中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　　[8]周恩來明確指出:劉瀾濤同志等出獄「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見周恩來:《關於保護幹部的若干文電》(1966年―1974年)，《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2頁注。　　[9]王洪文，時為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幹部，「工總司」主要領導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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