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十六講（三）
在某一個意思上講，佛教也是無理、無力、無體，所以理學家黃梨洲分判儒佛就在「天理」二字，天理也是理性。儒家肯定天理，而佛教卻沒有「天理」這個觀念，其它儘管有許多相通之處，而此處則是絕然不同。所以佛教主張一切法無自性，如幻如化，所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注七），這在某一層意義上，與休姆用分析的方式來批判因果性，是可以相通的，佛教說無生法忍，是說「生」這個觀念不可理解，所以說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順此下去，也可去掉「力」這個觀念。因為若把「力」當作一個獨立有自體的觀念，那麼在緣生的過程中，「力」這觀念也是不可理解的。在某一個意義上，緣生可以有力有氣，但一說不常不斷、不生不減、不來不去時，即表示緣生法之無理、無力與無體。因為「常」即等於康德所說的經由本體範疇而決定成的「常體」。常體，恆常不變，而因緣所生法那裡有恆常不變的呢？
但佛教也不一定完全是無理、無力、無體。就緣生法可以說其無理、無力、無體；但是講如來藏自性清凈心、湼盤法身以及般若時，你說它是神秘，而它卻是真正理性之所在。照西方人說，這是神秘，可是照佛教講，這才是真正的理性；這個時候我們的生命最清明，這難道不是理性嗎？西方所說的理性都是在識的煩惱中，而佛教所說之清凈心才是最清明之理性，怎麼可以說它是神秘主義呢？這種評論，佛教是不會承認的。而從這個層次上講，你要說有理，它也可以有理。所以大乘起信論說真如有熏習力（注八），熏習不一定是後天的熏習，真如本身也有一種力量，此即是有理、有力、有體。此外，講到般若、解脫、法身以及湼盤法身之常樂我凈，這都是佛教之有理、有力、有體。這些說法是不可以隨便瞎比附的。以前湯用彤先生研究佛法，一看到緣起性空，他就認為佛法與休姆、史賓諾莎的思想最好，三者可以合而為一，這是對各種思想之分際鬧不清楚，以致於產生了誤解。所以我在前面提過，在某一個意思上，我們可以借用休姆的思想來了解佛教的緣起性空；但是佛教所說的緣起性空，和休姆用分析的方式把因果性批駁掉，根本是不同的。因此，我們對於一個學說，應該從頭到尾仔細地了解其思路之來龍去脈，千萬不可胡亂混淆。
所以顯然地，現在英美的分析哲學只是最狹義的分析哲學，他們認為他們說的只是一種方法，不代表任何主張；但事實上它不只是一種方法，它本身就是個主張或圈套。而壞也就壞在他們的主張（teaching, doctrine）上，因為如果把分析哲學只當作方法看，那麼就沒有任何色彩，這我是贊成的；但是分析哲學家們喜歡說他們所說的道理是訴諸普通語言（ordinary language），我常問什麼是普通語言？什麼不是普通語言？語言是隨著個人的生活而表現，所以幼兒園的小孩有他們之間溝通的兒語，而我們經常聽不懂。又禪宗的法師平常在挑水砍柴時所說的話，你說它只是禪師的語言，難道它就不是普通的語言嗎？禪師們日常生活中用的就是這些語言，為什麼不是普通語言呢？
或則你說我們現在說的話是哲學語言（philosophical language），但這也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總得用它，你能說它不是普通語言（ordinary language）？那麼什麼是普通語言呢？這是很難劃界限的，既然難以劃分，那又為什麼一定要限定在此呢？好比你說「上帝」神秘得很，這是屬於神學；但是牧師和教徒天天都提到上帝，這到底是不是屬於普通語言的範圍呢？所以我們對某些層次的語言，不可以存著偏見，輕易就把它化掉；必須完全敞開地加以分析，才能確實把握住真正的義涵。
有些人說後期的維根斯坦已經有這種開朗的氣象，他承認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意義；此種看法，比他早期的思想較為開明、寬容。如此一來，他們也承認教徒在祈禱上帝時，「上帝」本身有其意義，而不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詞語。但維根斯坦只是寬容地承認，他並沒有積極地對宗教作正面的建立。而康德卻因為他的僕人相信上帝，才把上帝的存在救住了；「上帝」對他的僕人而言，就是屬於普通語言，是僕人每天生活必定用到的詞語。康德對於宗教的態度是：他不但是承認宗教，而且還要進一步從學問或理性上肯定宗教、建立宗教。這在維根斯坦則沒有，他只是寬容地承認宗教，但這有什麼意義呢？
由此可知分析哲學家所說的，事實上是最狹義的分析，他們並沒有把分析只當作一個方法來表現。假定純粹當方法表現時，不管你用的是什麼語言，一樣都可以分析。就是老子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注九）這也是一種語言，你先不管贊成或不贊成，至少要把這句話講清楚，好讓人明白什麼叫「道可道，非常道。」因為這也是一個句子，一種語言，應該先把這個語言的意義表示清楚，然後再來下判斷。自己先還沒弄清楚，馬上就下判斷，動不動就說人家meaningless，或說人家沒有表達清楚；其實並不是人家表達不清楚，而是你自己沒有確實了解，沒有弄清楚人家所說的。
現在講分析哲學的人，常常犯這種毛病，也就是把主觀方面的不了解，當作客觀方面的不清楚，這是不公平的。譬如有些分析哲學家引用黑格爾的一些話，他們根本沒了解黑格爾所說的意義，就說黑格爾的學說是模糊不清的（ambiguous）。其實這也是很胡塗的判斷。還有一些研究歷史考據的，最討厭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他們認為歷史這麼複雜，怎麼能用三句話語就概括了呢？黑格爾說希臘、羅馬時代的文化是「一部分人是自由的」（some men are free）；而中國文化則是「一人是自由的」（one man is free），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最後到了日耳曼時代，則是「一切人是自由的」（all men are free）。但研究歷史考據者則認為，歷史這麼複雜，怎麼能用這三句話就概括了呢？所以認為黑格爾所說的沒什麼道理。其實先不要說這三句話能不能概括，先看這三句話的意義，你到底明不明白呢？如果能了解這三句話的意義，那麼用這三句話來概括也沒什麼不可以。所以用「美的自由」（beautiful freedom）或「主觀自由」（subjective freedom）來概括某一階段的文化程度，也是可以的，並不見得是完全沒意義，這與歷史的複雜性有什麼妨礙呢？
所以，把分析真正只當作方法看，是分析的解放，也就是從邏輯分析、語言分析等分析哲學中解放出來。而我現在所說的分別說與非分別說，就是解放意義下的分別說與非分別說，這是廣義的分析哲學。廣義的分析是指一種方法而不是任何立場，如果要講立場則是決定於講佛性、般若或是講上帝之處。但是，不論講什麼立場，首先必須把字義分析清楚，這只是一種分析的方法，而不含有任何立場，這就是解放出來的、廣義的分析方法。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