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我來告訴你魯迅是誰（組文）

周海嬰：我來告訴你魯迅是誰我們可能都會同意，幾十年來，中國的歷史連帶歷史上的人物許多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魯迅的被扭曲，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從之前50年「政治話題」到最近20多年的「魯迅爭議」，中國畢竟有所進步了，然而到今天，大多數人卻仍舊無法接近真正的魯迅。周海嬰的逝世更是關上了這一扇能夠一窺魯迅真貌的窗。【網友評論】你所知道的魯迅，只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符號假如魯迅作為一個時代的符號有理由有必要走下去的話，則必須給青年人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意識形態化」掩蓋了真實的魯迅形象以往很多描述魯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畫成了一個喋喋不休、拿著匕首和投槍的戰士形象，形象是雙眉緊蹙嚴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戰鬥化的，沒有個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這麼一個殼，甚至在對這個殼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為思想家、文學家的存在，離開了他作為一個最根本的文學家這樣一個位置。我總覺得這樣的魯迅很空洞，我不認識這樣一個魯迅。以後，中國的現行教育體制也把這個特別「革命化」了的魯迅形象以知識普及的形式傳播給了一代代中國人。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我們中學語文課本里的魯迅形象也還保留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化」的特徵。這個「意識形態化」了的魯迅體現更多的實際上是一種實用價值，而他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則被大大地簡化了。年青一代已經不知道魯迅是誰現在青年的一代已經開始淡忘魯迅了，如果你去問他們「魯迅是誰？」他們就會說「橫眉冷對千夫指」呀，「俯首甘為孺子牛」呀；這都是一個已經「階級鬥爭化」了的魯迅，一個除了用「戰士」這個名詞來說明以外就找不到辭彙來說明的魯迅。魯迅在20世紀所作的工作及其對推動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歷史意義，他們幾乎沒有什麼了解。魯迅更多的成為了一個意識形態的符號，而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什麼才是魯迅的真精神在已經存在的對魯迅的認識和理解中，魯迅的真實形象顯得遙遠而模糊。現在雖然在很多地方可以聽到魯迅，魯迅也還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呈現著，但是這樣的魯迅並不是非常真實的。立人為本的思想魯迅講的個體尊嚴，代表著現代人的價值理念，這種觀念表明每個個體都有充分發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權力，同時，他也完全擁有個人獨立思考的權力，這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人不應該為自己的獨立思考遭受損害，這是一種普世價值理念。而個體意識的覺醒則意味著個體對自我的生存價值的關注與自覺。擁有這種個體意識的人會自覺地要求自己活出一個樣子出來，他會活得很有尊嚴，也很有魅力，所以，一個人有了這樣的意識，他就具有了真正的勇氣，他就可以「橫眉冷對千夫指」了。他也就可以擁有「一個人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這樣一種坦蕩的胸懷了。所以，個體意識著重於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氣度的養成。擁有了個體尊嚴和個體生命的自覺意識，也就擁有了魯迅所說的「自信力」。而這些擁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國的脊樑。獨立思考的精神在擁有深厚封建文化傳統的國度努力傳播新文化的理念，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創新，是需要用勇氣來實踐的一項人類壯舉。魯迅首先是思想家。這是我們一開始就特彆強調的。魯迅強調在思想與文化觀念上的創新，是在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基礎上的更高程度的創新。同時，也要看到，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也必須依賴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思想和文化創新的意識。所以，文化和觀念的創新既是基礎性的創新，同時也是主導性的創新。拿來主義魯迅是一個在文化上積極主張拿來的思想家。拿來主義就好像是魯迅精神與人格的眼睛，體現的是他的氣度、視野和眼光。他是一種主動積極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的拿來主義，他的立場是完全中國的。他是腳踩在中國的大地而放眼世界的，一切拿來的東西都是為了我們自身的自強和壯大。所以，他與崇洋媚外是勢不兩立的，也不贊同無選擇的亂拿。韌性的堅守魯迅的韌性，體現的是一種堅守的精神。它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長度，二是強度。所謂長度，就是指每天的工作從不懈怠，所謂強度，就是指每日工作的辛勞與效能。魯迅在他的《野草》中有這樣的句子：「是的，我只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那「前面的聲音」其實也就是他自己內心的聲音，這實際上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實寫照，持之以恆，進之以猛，把堅守貫穿於生命的整個歷程，一個人能夠擁有這樣的人生，就足以令自己欣慰的了。周海嬰的逝世，關上了一扇觸摸真實魯迅的窗。周海嬰一生難走出父親光環從事無線電熱愛攝影來源：中國新聞網2011年04月07日13:33大中小資料圖：周海嬰。 中新社發 武仲林 攝中新網4月7日電　（張中江） 魯迅惟一的兒子周海嬰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終其一生，他都在努力走出父親巨大的光環。然而對大多數人來說，提到周海嬰這個名字，首先跳出來的還是「文豪魯迅之子」，而非「無線電專家」和「攝影家」。名人之子的苦惱：不想活在魯迅光環中一般人知道周海嬰，只曉得他是大文豪魯迅的兒子，對其本人在科技、攝影等領域的建樹，卻了解不多。周海嬰一生都試圖走出自己的路，但「魯迅」之名太過耀眼，以至於到周海嬰去世，新聞媒體還以習慣性在其名之前冠以「魯迅之子」。魯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嬰年僅7歲。坎坷的經歷、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處事格外小心謹慎。他回憶在北大物理系讀書時，同學可以打橋牌、跳交誼舞，他出於好奇，偶爾走去觀看，就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說什麼「魯迅的兒子不好好讀書，只知道打牌跳舞」。作為名人之後，周海嬰對於長久以來人們習慣將他的一切與父親魯迅相聯繫很無奈。他也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不願意在父親的光環下生活。「我們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績，去贏得社會的承認」，周海嬰說。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周海嬰依然喜歡默默無聞、淡泊名利地工作與生活。儘管不想借父親之名，但作為魯迅僅有的一個兒子，周海嬰還是做了不少與紀念、研究魯迅相關的工作。他本人曾著有《魯迅與我七十年》等書。2010年，《魯迅回憶錄》手稿本得以完整面世，周海嬰是該書的主編。他透露，那時的版本是「媽媽執筆，集體創作，上級拍板 」的，有不少違背作者原意，被要求改動的「左」的痕迹。而真正能夠反映真實的魯迅一生的書，就是媽媽被「創作組」改動前的「手稿本」。不做空頭文學家 一生研究無線電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魯迅在遺囑中「希望後代萬不可做空頭文學家」，這一教誨始終貫穿於周海嬰的一生。他的啟蒙教育一向順其自然，不被強迫。小時候，他很喜歡一種叫積鐵成像(也叫小小設計師)的玩具。這是一盒用各種金屬零件組成的玩具。他用這些零件學會了組裝小火車、起重機，裝好了再拆，拆了又裝，魯迅總是在一旁鼓勵他。魯迅去世後，周海嬰用自己儲蓄多年的壓歲錢交納學費，報考南洋無線電夜校，1952年考進北大物理系後開始走上科研道路，最終成為一名無線電專家。他曾擔任過中國電子學會理事，一直從事廣播電視規劃工作。周海嬰從事無線電事業長達55年以上，家中擺滿了所獲的各類榮譽證書。「准攝影家」第一架照相機是借來的如果不是2009年的《鏡匣人間周海嬰80攝影展》，知道周海嬰熱愛攝影的人恐怕會更少些。有人評論說，能夠數出他的攝影成就的人，幾乎都是攝影圈內人。所以，他總是稱自己是「准攝影家」。周海嬰在回憶自己的第一架照相機時說：「有一天母親比較富裕的朋友借給我一隻小方木匣鏡箱，由此我正式開始學習攝影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只有一架照相機。他雖然用過不少機型，但手裡總是只有正在使用的一架。對於兒子痴迷於攝影，母親許廣平非常支持。周海嬰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幾本厚厚的黑卡紙老式相冊珍藏著，都是許廣平幫兒子細心粘貼的，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許廣平還為海嬰的初學攝影簿親筆題字：「雪痕鴻爪」、「大地蹄痕」。1948年，許廣平還將買防寒衣服的錢省下來，給孩子買了台照相機和20個膠捲。這架相機，周海嬰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2009年10月到11月，一生熱愛攝影的周海嬰，在他八十歲生日之際，舉辦了一次個人攝影展。人們在這次展覽上，看到了1948年郭沫若、侯外廬、宦鄉等民主人士搭乘「華中輪」海船，從香港前往東北解放區，到瀋陽後又留下迎接「新政協」的歷史瞬間。周海嬰拍攝的《華中輪抵達東北解放區(丹東)》、《民主人士討論新政協的召開(瀋陽鐵路賓館)》、《黃炎培在火車上致詞(火車上)》等照片被攝影界稱為：見證這段歷史的「孤本」。(責任編不能只有「革命化」的魯迅今年恰逢魯迅誕辰115周年，逝世70周年，全國各地都掀起了紀念魯迅的熱潮。但周海嬰卻表示，對魯迅的認識上在很多方面存在片面性。「一些描述魯迅的文字把他刻畫成一個喋喋不休，拿著匕首和投槍的戰士。形象是緊皺雙眉嚴峻凝重的，沒有個性和生活，而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下一個空殼。甚至在對這個空殼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為思想家、文學家的存在，離開了他作為一個最根本的文學家這樣一個位置。」作為魯迅家人，周海嬰覺得，當文學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被革命性所掩蓋後，魯迅形象很空洞，「我們不認識這樣一個魯迅。」周令飛認為，現行的教育體制已經把這個特別「革命化」的魯迅形象，以知識普及的形式傳播給了一代代人，這個意識形態化了的魯迅形象，更多地體現了一種實用價值，導致魯迅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被大大地簡化。「根據我們的不完全調查，現在青年的一代已經開始淡忘魯迅了，如果你去問他們魯迅是誰？他們就會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都是一個『階級鬥爭化』了的魯迅，一個除了用『戰士』這個名詞來說明以外就找不到另一個辭彙來說明的魯迅。」還原有血有肉的魯迅周海嬰指出，假如魯迅作為一個時代的符號要一直存在下去的話，就必須給青年人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從他的外貌和生活上進行還原。周海嬰回憶說，生活中的魯迅其實是個愛開玩笑、非常幽默和藹的人：「年輕的學生們，可以把魯迅想像為學校中特別想去親近的老師。因為，當年魯迅在北京的大學任教，有非常多的學生都很樂意到他家裡做客。有時候，他們會打打鬧鬧，甚至是爭搶一些小東西。年輕人的這些表現，就常常惹得魯迅哈哈大笑。」而據周海嬰透露，魯迅與夫人許廣平之間，也非常融洽和睦：「魯迅愛抽煙，又愛思考，常常被煙頭燙到手指。我母親發現了以後，曾特意為他買了煙嘴。這樣，父親就再也不會被燙到了。」作為父親，魯迅也是和藹寬容的，「我小時候從來沒有被逼著學這學那，父母親始終讓我自然成長。」四方面揭示魯迅精神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了很多優秀的魯迅研究者，他們著力要「還原歷史中的魯迅」，但由於學術界對魯迅的認識還不統一，因此這項研究還處在一個不斷還原，以趨於接近那個真實的魯迅過程之中。周令飛告訴讀者，身為魯迅家人，他們認為，「還原歷史中的魯迅」應該是追求魯迅的文化價值和精神意義。他指出，魯迅的文化價值和精神意義主要體現在立人為本、獨立思考、拿來主義和韌性的堅守這四個方面。「魯迅屢屢強調的個體尊嚴和個體意識的覺醒是他「立人為本」思想的精髓。擁有了這樣一種自覺意識，才能夠養成一個人的精神氣度。獨立思考則體現在批判精神和創新精神上面。而拿來主義，就好像是魯迅精神與人格的眼睛，體現的是他的氣度、視野和眼光，顯示了他是一個在文化上積極主張拿來的思想家。」至於「韌性的堅守」，則被周令飛視作魯迅精神的手和足。「要做到韌性的堅守，就要面對三個東西：暴力、權力和軟暴力，應該說，魯迅對來自這三個方面的壓力是做好了足夠的精神準備的。所以，他從來沒有被暴力和權力屈服過。更沒有被軟暴力所腐化和動搖。」提議設立「普及魯迅元年」周海嬰表示，此次上海書展的場外講座，是「魯迅的第二、三代鼓起勇氣，在魯迅走後70年來第一次說出我們的想法，發出我們的聲音，第一次表達我們作為魯迅的兒子和孫子對父親和祖父的理解和認識。」他認為，魯迅是經過一個世紀的大浪淘沙所產生的中華民族現代文化精神和脊樑的象徵，「我們在2006年策划了一系列紀念活動，以紀念魯迅逝世70年，我們提議將2006年作為『普及魯迅元年』，希望以此作為新的起點，把這一工作持續、有效、深入地開展下去。」有獎評新聞【來源：中央電視台】人物專訪：周海嬰2006年10月7日上午，78歲的周海嬰與他的夫人馬希雲在魯迅去世70周年的前夕來到了位於魯迅公園的魯迅先生墓地。周海嬰：像呢？周海嬰夫人：像遮在裡頭了。周海嬰：那像遮在裡頭了。他可能修吧。差12天50年，魯迅的墓。靈柩從萬國公墓遷到這裡，時間太快了。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中國最富有戰爭性的作家魯迅，在他上海大陸新村九號的寓所里病逝。周海嬰：因為平時每天早上我醒也有自然醒的，也有帶領我的許媽叫醒我。那麼叫醒我總是，小孩子睡醒總是，快點穿衣服快點什麼。是吧？「要上學了，快點！」但是那天並沒有催促我，而且就是說她叫弟弟 ， 她說弟弟你今天別上學了。那我覺得很奇怪，今天也不是放假、禮拜六、禮拜天，那個時候禮拜六還上課呢。禮拜天嘛。我覺得為什麼不讓我上學，她說你不要問了，你別下去，你穿上衣服不要下去。她越是說我不要下去我就越覺得奇怪什麼事情不要我下去？那我就自己趕緊穿好衣服就下去。到了門口已經有人站著了，有些人在屋裡頭有些人在外面站著。那我只能衝進去，衝進去就看到好多人站在裡邊。那麼小孩子當然第一個眼睛是看自己母親，跑到母親那的話就看見床那我父親躺在那。那我母親就拽著我。當然沒有讓我過去，那麼她拉著我，我一看到就明白了，我沒有爸爸了！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魯迅生前的一些好友紛紛趕了過來。周海嬰：那麼那時候進進出出的人很多，當然我也不去記他，也不去看他。那麼使我感覺很深的就是突然聽見樓梯那個非常響的腳步聲。因為我父親去世別人來知道魯迅去世了，大先生去世當然是輕輕地走，怕驚動死的人，他也是個禮貌。他是一個非常大聲的腳步，「嗙嗙嗙」上來，速度很快，一下子衝到我父親床前面，就撲在床前面。看到他非常壯的一個漢子，東北漢子。當然東北漢子是現在感覺了，以前就那時候覺得。原來是肖軍，撲上去以後，戴了一頂呢帽，就滾到床邊上大哭：「先生先生」過了一會兒，來了一位日本的雕像家，給魯迅做起了面模。這個面模是石膏的面模，做完以後就拓成一個石膏的這個頭像面像。那這個呢，現在還掛在上海魯迅紀念館。而且他做的時候因為是石膏，所以在這個面模上把我父親的鬍子、眉毛粘下來。當時看到粘下來鬍子、眉毛我很心痛。為什麼呢？因為他拿下來面模還給我媽媽看一下，我在旁邊也看到，所以我當時覺得：怎麼把我父親的這個眉毛和鬍子生生地把它拔了下來？魯迅去世時，他的嘴裡並沒有帶上假牙，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兩腮凹陷的面模，與魯迅先生生前的模樣相比，還是有很大區別的。1929年9月26日，魯迅與許廣平的孩子周海嬰在上海出世。在這本周海嬰所寫的《魯迅與我七十年》的書里，文章的第一句話是這樣寫的，我是意外降臨於人世的，原因是母親和父親避孕失敗。周海嬰：現在大家都不很理解了：現在最希望大家結婚以後，或者是兩個人是吧？有一個他的結晶。這是他們的這個願望。這是現在的時代的，但是那個時代顛沛流離呀，也不像現在大家要買所房子。那時候就是租房子來住，所以本身組成一個家庭之後他要考慮是不是能不能夠撫養自己的孩子。經濟上更重要的就是這個社會條件。我父親和母親，有時候我父親感覺到自己生命都沒有把握，那撫養一個孩子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作為父母，總是要盡他的責任嘛，生養、教育、成長，他們覺得在當時的環境是沒有這個把握，也就是說是覺得是很危險的。所以他們就不打算有孩子。因此我的出生意外就意外在這個方面，他沒有預算到那麼早有個孩子。從1925年3月起，魯迅與許廣平通過書信建立了戀愛關係。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魯迅遭到了北洋軍閥政府的通緝。於是，他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魯迅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1927年10月輾轉到上海，魯迅與許廣平開始正式同居。許廣平生孩子時已經33歲了，當時難產，醫生問魯迅，保大人還是保孩子，魯迅的回答是保大人，好在後來母子雙雙平安。孩子的出生還是給年近五十的魯迅帶來了莫大的欣慰。周海嬰：我父親他把我取名為小紅象，因為他和我母親倆人互相通信過程當中有用那個白象作為他們的互相之間的愛稱。那麼白象是很，象大家知道，象都是皮膚是黑的，白象是非常名貴的。那麼我是一個小紅象，生下來孩子皮膚是紅的，那麼就叫我小紅象。所以這是一個愛稱。有了愛稱後，魯迅還給孩子起了正名。周海嬰：因為我父親在上海住了十年，他對上海也有感情。那麼在上海這個得到我這個孩子，在上海出生，那麼就取一個上海的海字。嬰呢？剛才前面講到這個小紅象是個嬰兒，那麼上海的孩子——海嬰。是這麼樣取的。而且他當時還跟我母親說，如果孩子長大，他不喜歡這個名字的話，可以改。可是呢，我覺得很有紀念意義，所以我就沒有改，一直用到現在。魯迅喜歡夜間寫作，所以早晨一般起得很晚。小海嬰知道父親在起床後有抽煙的習慣，於是他早晨就會輕手輕腳地來到父親床前，在小茶几上取出一支煙插入短煙嘴裡，然後便大功告成般地離開，懷著極大的滿足感上幼兒園去了。等到放學回家後，如果父親沒有提及此事，沒有誇上他兩句，他就會故意去問父親，今天發現煙嘴裡有什麼了嗎？在周海嬰的記憶中，幼年裡還有一件開心的事情，那就是與父親一起去看電影。周海嬰：他有時候去看電影，因為他沒有什麼消遣，電影都是晚上去也比較安全。坐了個計程車，打個的了——現在叫打的去了，看個電影。凡是他覺得這個片子對孩子沒有什麼刺激，沒有什麼使得小孩會今後有什麼後果的話，那他有時候帶我去。那麼看電影當然很高興，那麼還有就是說夏天，這個上海的夏天，那時候連電風扇也沒有，別說空調了。那麼我是滿身都是痱子，那麼生了痱子呢我父親就讓我躺在床上，他調那個痱子藥水給我塗。那麼給我塗的時候，我母親在旁邊扇扇子，那我自然很高興了。魯迅曾經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他很討厭上海30年代留聲機的聲響，尤其是在閉目構思的時候。但在1935年5月9日，魯迅在他的日記中寫到，下午為海嬰買留聲機一具 ，22元。這期間就因為小海嬰嫌送來的留聲機不夠大，不滿意，魯迅一連給他換了三次，於是引來了一些人的看法。周海嬰：因為我需要那個唱機是什麼形狀、大小、高矮，那麼他答應了我。那麼應該，從小孩心目當中，他應該買來的東西是符合我的要求，但是他委託的人買來的那個唱機，開始是一個廉價品我們現在大街上可以知道的，有一些是便宜的東西，或者是等外品，那我當然不滿意。我不滿意我父親覺得合理，那麼他就要求替換。現在不是外頭買東西都是無條件退貨嗎？一個禮拜無條件退貨，一樣的道理，所以並不是嬌慣。老來得子，魯迅自然是對小海嬰厚愛有加，面對一些人的非議，魯迅顯得很坦然，為此，他還寫下了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的詩句。上學後，背書是小海嬰比較頭疼的事。周海嬰：我父親背書非常快，所以他在私塾裡面念書，別的同學沒有背出他就背出來了。我這個人很愚笨，我自己記得在小學背書的時候，尤其古文，別人背出來我還沒有背出來。什麼《桃花源記》，還有一些唐詩等等，因為覺得對自己距離太遠，所以背不出和那個有關係。有些內容我不背也記住了，有些課文、 有些學習的內容。尤其我是後來搞自然科技，科技的東西我不去背也就記住了。你說現在，比如說我是搞無線電業務的嘛，無線電很複雜，線路圖，你現在讓我閉著眼睛畫我都能夠畫出來，哪怕現在十一二歲的圖我現在還能畫出來，所以和自己的這個愛好有關係。對於後代的成長，魯迅採取的是順其自然。周海嬰：他就是讓我自由發展，他並沒有約束我。因此的話，我在學校里雖然考第一名，但是他並沒有給我「加菜」。什麼叫「加菜」呢？你回家讓我另外再背古文，背書做一些什麼作業，凡是你學校做完了。「功課做完了嗎？」我媽媽也問我，父親當然也問一句「做完了嗎？」「做完了。」做完成就讓我玩。魯迅習慣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寫文章，有時候遇到貓不停地叫喚，他常常會往樓下扔一個裝香煙用的空鐵盒子。到了第二天，小海嬰又會把這個空鐵盒子撿回來放回原處，以便父親再次使用。魯迅給人寫回信一般都是在下午。回信時，他會根據寫信的對象來選擇信箋。魯迅非常喜歡美，也喜歡藝術，所以他買了很多信箋，這些信箋是根據收信對象的不同而有所選擇的使用。有意思的是，他選信箋寫信的時間通常是小海嬰放學回家的時候。周海嬰：這個時候我看見我父親寫信，拿信箋，我就很積極地幫他挑選。那我是以我孩子的這個審美觀來選擇信箋，但是這個信箋，它的花卉、它的內容和我父親願意回複信的這個對象不一樣。這個對象不一樣的話那麼我父親就很為難了，你怎麼選一個什麼，或者是選一個牡丹花信箋寫給一個不太認識的朋友，那就不太好了。所以我父親就說，跟我商量：「是不是再換一張？」那麼互相兩個人就在最後的平衡，平衡到最後大家妥協了，那麼他就拿那個信箋來寫。由於上述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以前一直未曾公開過，竟導致了後來一些魯迅的研究者通過信箋來考證魯迅與某人的關係時發生了誤讀的現象。通過這些豐富的信箋，我們或許從中可以感受到魯迅先生的個人情懷。魯迅愛孩子，但從不嬌慣。真的遇到小海嬰淘氣時，他會用報紙捲起來打他兩下。魯迅在給母親的信中曾經說到，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在許多人的印象里，魯迅平時總是穿著中式長褂，一臉嚴峻。其實在現實生活中，魯迅也不是什麼時候都崩著那麼緊的。周海嬰：我父親的毛衣呢，她（母親）手工織的。那麼這件毛衣的顏色、色彩、它的造型，加上我父親穿在身上拍照片的這種，很寬鬆的這種形態。那麼在我父親所有照片裡面，母親覺得這張照片能夠表現我父親的那麼一個他的這個神態。所以過去老是有人說魯迅是喜歡罵人，很兇，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從很多現在批露的魯迅的照片可以看出來，魯迅是非常慈愛的一個老師，一個老先生。當然，現在看五十多歲並不老，可是在那個時候五十多歲就相當於現在六七十歲了。所以我問過很多人，有人說魯迅發脾氣，罵人。問了比如說我的小叔叔周建人，他說我沒有看到你父親發過脾氣，也沒有罵人。生活中的魯迅是很講情調的。人們往往記住了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樣子，其實現實生活中他還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另一面。1933年，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和夫人楊志華秘密來到上海，得到了魯迅的幫助。周海嬰：瞿秋白當時有肺病，那麼他和他的夫人楊之華住在一個地方，生活非常拮据。在那麼經濟困難的情況底下，我父親考慮這個瞿秋白有他的自尊心，他是黨的領袖，那麼就和我母親商量，他把他要編的一本《魯迅雜感選集》交給瞿秋白，請瞿秋白出版。就等於說贈送給瞿秋白這一本書的版權、稿費。那麼瞿秋白寫了一篇序，當然這篇序是很好的，大家很讚揚瞿秋白寫這本書的序，這個序就是對魯迅的評價魯迅也很贊同。那麼這麼一本書叫《魯迅雜感選集》，在1933年上海出版，寫是寫成青光出版社出，可是呢實際上這個並不是在北京印刷出版的，是在上海。因為怕國民黨來追查這本書。那麼這本書的經濟收入全部給了瞿秋白。瞿秋白的到來給小海嬰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給了自己許多鐵質的小玩具。1934年10月，肖軍和蕭紅由青島成船到上海。他們在上海舉目無親，就給魯迅寫了信。很快就得到了回信，11月30日他們倆在內山書店第一次見到魯迅先生。蕭紅把《生死場》的原稿交給了魯迅。周海嬰：東北的作家到上海來。蕭紅寫了她的《生死場》。蕭紅因為那時候很年輕，當時經濟也困難，字寫得很小很密給魯迅看。她想給魯迅看看就可以了，有可能會出版，可是魯迅他在蕭紅寫的手稿底下襯託了拍子。他一句一句一個字一個字標點符號都看，整本書看完，然後還推薦出版。蕭紅的《生死場》因為反映了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被審查之後不準出版。魯迅自己出錢出版了這部小說，並親自為之寫序，說這是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的一幅力透紙背的圖畫。雖然有了孩子，有了舒適的家庭，魯迅並沒有放棄他一貫的戰鬥。從1930年起，魯迅先後參加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進步組織，反抗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政治迫害。周海嬰：我父親的手稿改動非常少。他差不多是一氣呵成，沒有什麼寫完以後刪刪改改，很多字跡都是看不清楚，很清晰的，而且他從來不重抄一遍這篇文章就完成了。但是現在我也在這說明一下，有幾篇是我母親抄過的。抄過的原因因為魯迅的這個筆跡已經被國民黨檢查人員都很熟悉了，只好用我母親重新抄過的稿子去發表。當然也不是用魯迅這個名字了。我父親用了幾十個筆名，所以現在大家雖然看到很多文章都是魯迅魯迅魯迅，但實際上當時發表的時候不是魯迅，用別的名稱改來改去，躲避這個國民黨當時的檢查人員他的檢查。所以可以說是一個夾縫當中的這麼一個生存。魯迅原名周樹人，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對人吃人的制度進行猛烈的揭露和抨擊，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後，魯迅參加新青年雜誌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最前列，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偉大起首。在那個想吶喊都不能如願的年代，出於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的現實關懷意識，魯迅的內心往往是難以做到平靜的，有時他也會生氣，他生氣時的舉動一般人是想像不到的。周海嬰：他生氣的原因我不清楚，當然和這個時代有關係，當時環境有關係或者某一件事情使得他是覺得他很或者是很怨恨，或者是很無奈，或者是很氣憤，或者很惱怒，或者和我母親還有點小的摩擦。當然這個我不會知道的。我今天也不可能說出這個原因，但是他的行動，後來我媽媽也告訴我，說你爸爸當時就很生氣，躺在陽台上。她說我勸也勸不動他，她說後來你也不知道你爸爸是為什麼生氣，什麼原因躺在這個陽台上。你就覺得很有趣，你就躺在他旁邊學著他的樣子。他仰面朝天躺著，你也這麼躺著。她說你爸爸回來看著你，無奈何，他就說了一聲小狗屁，他起來了，我也起來了。夜正長，路也正長，現實的黑暗盛滿了魯迅的內心，也剝奪了他的安適與悠閑、憤怒與絕望的抵抗，使他時時處在爭取光明的苦鬥之中。而此時，魯迅的病體也愈加難以支撐他繼續往前走了。周海嬰：我父親年輕的時候，按現在說是一種有點像兵役制那種。因為他學過海軍，學過陸軍。這個年輕的時候學海軍，很高的桅杆都能爬，而且騎馬。在日本還學過柔道，就是日本柔道。所以應該說他身體是有一定的鍛煉，後來當然沒有什麼鍛煉了。那麼這種身體狀態底下加上肺結核的侵蝕，他是衰弱下去，這是沒有錯的。這個衰弱的原因就是沒有好好地按照肺結核來對症治療。我不說對症下藥，因為那個時期，1935、1934年沒有有效地治療結核病的葯。但是這裡面就有一個什麼問題，就是說有個日本醫生叫須藤，這須藤醫生他替我父親一直看病看到他去世。多少日子呢？接近兩年，150次。在看了兩年150次的這麼治療的過程當中，在我父親去世前不到半年，他還沒有下診斷說我父親有肺結核。這時宋慶齡覺得應該請一位有名的醫生來診斷一下，於是她就請來了一位美國的醫生來給魯迅進行診斷。周海嬰：來了以後鄧醫生沒有帶這種先進的醫療設備。那時候大家知道是聽診器，敲診。他憑他的行醫的經驗，聽診器敲診，他已經說魯迅的肺結核已經比較重了。而且呢，存活的時間不會太長。但是他說，根據他提出來的治療辦法，請中國醫生找他，讓中國醫生找他，他告訴中國醫生給魯迅怎麼一個治療，療養。他說肯定還可以多活很多年，所以他認為魯迅的病不是很危險的，雖然肺結核是很重，但是還不至於很快就去世。在這之後，魯迅就到另外一個醫院去拍了一張X光胸片，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當年留下來的那張胸片，拍片結果和鄧醫生所診斷的是一樣的，他得的是結核病。周海嬰：這個時候這個須藤醫生才承認魯迅有肺結核，那麼在診斷了肺結核之後須藤醫生也並沒有按照肺結核來治療。那麼大家會提出一個問題來了，30年代既然沒有特效藥，那麼肺結核是不是這個沒有治療的辦法？就像現在癌症一樣？完全不是這樣。那個時候肺結核也有很多辦法，你比如說空氣，打空氣針，就是在結核的病灶的附近打空氣，壓迫這個肺子位置，使得這個病灶收縮。還有呢就是這個休養啊、調整啊，就是對症來進行治療。1936年6月5日至6月30日起坐都變得很困難的魯迅連一貫寫的日記都不能堅持寫了，有關的書信也不能回復了，於是，魯迅請人給他刻了一枚帶有「生病」二字的圖章。周海嬰：那個圖章不是太大，像一般普通的印章的兩倍這麼寬度的。這個圖章什麼用處呢？就是說有些信件要退的話，那麼我母親或者誰當時你寫的時候有時候來不及，郵遞員在門口等著，這個信什麼什麼。因為過去有這個規定的，有的挂號信要麼你收，要麼你退，那麼要退的信的話，你要蓋了一個章，把這封信退回去。「生病」兩個字就表示收信人是生病。那麼寄信的人他心裡就知道這封信投遞不了的原因，因為是收件人生病，那麼有時候我也替做這件事情，這個事情就覺得對小孩來說是很有趣的嘛。1936年8月，病情愈加嚴重的魯迅在家人的陪同下又一次來到了醫院。周海嬰：我父親抽積水的時候是我母親也陪著去，所以我在跟了去以後就看見我父親就坐在，相當於這麼一個木頭椅子，也不是沙發也不是有很軟的。那麼他坐在那以後，衣服撩起來，有一個橡皮管子。這個橡皮管子大家就可以知道，相當於現在這個聽診器，現在這個聽診器，現在聽診器這麼寬的，這麼粗的。這麼一個橡皮管從他的這個肋旁就拖到地下一個廣口瓶，那個廣口瓶裡面已經有小半罐那個橘黃色的液體，就是他的胸水。那麼這個管子的液體慢慢一滴一滴滴下來，因為它沒有壓力，就靠自然的這個胸腔的壓力把這個胸水排出來。1936年9月，魯迅的病已經很重了。5號那天，他在一篇名為《死》的文章中說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到就是這樣吧，但要趕快做。我們似乎由「趕快」一詞中可以看出魯迅本人已經隱隱約約地聞到了死亡了氣味。周海嬰：《死》裡面有一段遺囑，他就是說死了就拉倒，埋了就不要做紀念，忘了我自己生活。他後面有一句就是說，孩子長大，若無才能，沒有才能，那麼就可以找一些小的事情做做。就是說沒有才能你找小事情做做，他也不在意。不是說我的孩子就一定將來如何了不起，後面他說不要做空頭的文學家、美術家。意思就說美術家、文學家可以做，如果有才能可以做，或者做別的，但是空頭的不能做。從魯迅的遺囑中，我們讀到了他的淡泊與實際。周海嬰：我小時候，這個到七歲快的時候，在客廳裡頭玩，和小朋友把客廳的大門關上了。客廳大門指的是客廳有內外兩個屋，然後我就推這門，使勁推，推推推，手一滑，就把那塊小的玻璃推碎了。因為客廳的門玻璃還是比較薄的。然後把我的手從這，可以看得出來還有疤，這個很厲害的疤。那麼推碎了以後就流血了，流血了以後我父親聽到這個聲音嘛，玻璃碎了門啪一下子就下來了，下來看到我的手都是血，那麼他就用紗布、葯替我包紮。包紮以後我的手上就是纏著一個紗布，所以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曾經和我母親有一張照片，那張照片我手還包著紗布，那就是我父親在他去世之前20多天曾經給我包紮。可是包紮完以後他就走了。也許是已經意識到死亡離自己不遠了，還有許多事情等著自己趕快做。就在1936年，為了推動中國版畫事業的發展，魯迅幫助編輯出版了德國版畫家珂勒惠支的版畫專集，並設計了該書的封面。在魯迅的影響下，許多熱血青年紛紛以版畫作為革命的武器，青年畫家胡一川把自己創作的《到前線去》的版畫作品寄給魯迅後，即動身去了延安。這張與青年木刻愛好者在一起交流的合影是魯迅先生生前的最後一次留影。此後過了12天，他就離開了人世。1936年10月19日早晨10時，魯迅的遺體被送到萬國殯儀館，殯儀館的弔唁大廳、走廊都掛滿了輓聯，直到大廳外的空地上都拉著繩子，掛滿了雪白的挽幛。前來弔唁的有工人、學生、小販、報童、人力車夫、學者。在三天公開的弔唁中，有近萬人前往瞻仰魯迅的遺容。21日下午3時，在萬國殯儀館舉行大殮。22日下午開始出殯，出殯前，萬國殯儀館門前早已站著長長的隊伍，出殯時，由治喪委員會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和巴金、肖軍幾位作家扶柩上了靈車。蔡元培主持了在萬國公墓舉行的葬禮。在哀樂聲中，由宋慶齡、沈鈞儒將一面白綢上綉著「民族魂」的旗子覆蓋在靈柩上，人們在暮色中默哀，告別。由於時間匆忙，魯迅下葬時，他的墓碑還沒有做好。周海嬰：我媽媽當時就告訴我，她說海嬰你把這幾個字寫一寫，我先寫個樣子給你。因為你描紅的話，我小學一年級這個墓字大概也不會寫，學了，沒寫過。先生也會的，之也會了，魯迅這兩個字也知道了，之墓的墓也不會了。我媽媽就把它寫了，寫了以後她說你寫了最合適，別人寫不合適。後來才知道，因為怕當時的時事環境的，誰寫字都要受牽連，兒子寫字，兒子寫的父親的字在我父親的碑上當然沒有責任，沒有追究的這麼一個需要。那麼我就寫了好幾遍魯迅先生之墓。所以第一個的墓碑上面的字是我七歲零兩個月寫的。人們之所以稱魯迅為民族魂，是因為他在20世紀中國從封建專制向現代化文明轉型的歷史時期，敦促幾千年來被禁錮的中國人衝出思想的牢籠，獲得精神的解放。抗戰期間，魯迅先生的墓碑曾經遭到了破壞。有意思的是，後來秩序穩定後，又有人無聲無息的燒制了一塊和原來一樣的瓷製畫像，重新嵌在了魯迅的墓碑上。1947年9月，許廣平對魯迅先生的墓地進行了擴建改造，魯迅的弟弟周建人書寫了碑文。1956年10月，在魯迅先生逝世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為魯迅先生建造新墓。10月14日舉行了隆重的遷葬儀式。在一座具有民族風格的照壁式大墓碑上，毛澤東親筆題寫了六個字「魯迅先生之墓」。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國新文化的方向。70年過去了，今天，在上海魯迅紀念館的出口處，陳列著各式各樣曾經出版過的魯迅著作。魯迅在他的一生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千多萬字的文化遺產。早年的魯迅棄醫從文，寄希望通過文字來療治國人的思想，正如魯迅在他的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中所寫的那樣，「夜正長，路也正長」，魯迅似乎總是處在無如不憂患的病中。怒向刀叢覓小詩的魯迅曾經在演講中這樣說到「知識分子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1936年10月19凌晨5點25分，魯迅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臨終前，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對醫生說的，他說「我的病如此嚴重了嗎？」。(責任編輯：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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