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現代化

　　古風教授的新著《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存活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在學術盲區與學術前沿的交叉地帶里進行深度發掘，提出了「存活」的新概念，開發出「存活在現代文論中的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新現象，創構了「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存活論」的新理論，是一本具有原創性的好書。

　　首先，該書破解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現代化的難題，提出了「存活」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觀點。

　　一般認為，中國傳統文學到了近代就走向衰落，進入現代社會後就基本上消亡了。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命運基本上也是如此，也消亡了。這大概是當今學界絕大多數人的看法。該書作者對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新看法。他認為，進入現代社會後，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只是被「邊緣化」了，但並沒有消亡，還有一些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存活」了下來，那「存活」在現代文論之中。因此，該書提出了「存活」的新概念。所謂「存活」，「主要指中國傳統文論的一些話語被『隱性傳承』了下來，以及在現代文論和批評中使用情況」(該書第13頁)。作者通過大量的文獻調查和數據分析，為我們提供了傳統文論話語「存活」的基本數據，即「目前大約有134個傳統文論話語還存活在現代文論與批評之中」，其中「常用話語大約有56個」(該書第73－74頁)。與現代文論中引進的「外國文論話語533個，其中常用文論話語大約有162個」(該書第43頁)相比，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確實是被「邊緣化」了，但是它們仍然還「存活」著。回顧以往的文學和文論研究，「存活」確實是一個新概念。「存活」概念的提出，其理論意義非常重要。它解決了傳統文論話語現代化的理論前提。因為若是傳統文論話語已然消亡，那麼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現代化也就是個偽命題了。這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理論問題。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既然傳統文論話語「存活」於現代文論中，那麼，它是採用什麼方式傳承至今的呢？對此，作者又提出了「隱性傳承」的新概念。所謂「隱性傳承」，是指傳統文論話語是以隱蔽的方式傳承下來的，這是傳統文論話語的「存活」方式，也是傳統文論話語「在現代語境中的實際處境和存活策略」。顯然，僅僅是存活，傳統文論話語的理論資源還不能發揮為現代文論提供有力支撐的作用，以建構獨具特色的中國現代文論。所以，作者接著提出了「傳統再生機制」的新觀點。這樣就完善了「存活說」的理論內涵，即在確證傳統文論話語「存活」的基礎上，尋求其存活的具體路徑和方式，並進而探尋其在現代文論中的利用範式和價值。從這個角度來說，該書釐清了傳統文論話語研究的邏輯進路，破解了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現代化的理論難題。

　　其次，該書以文獻調查和數據分析的新方法，開發出「存活在現代文論中的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新現象。

　　長期以來，學界大都只是將傳統文論話語作為「古代文論」的學科來研究，幾乎都沒有超出「古代」的時間範圍，當然更不可能去考慮現代文論話語和古代文論話語之間的關係問題了。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傳統文論話語在現代文論中的「存活」問題。該書作者就是很敏銳地發現和提出了這個問題，並開發出「存活在現代文論中的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文藝學新現象。

　　毫無疑問，以數理、概率和頻次統計的方法，來對傳統文論話語在現代的存活狀況進行調查和分析，這是頗有說服力的。「存活」現象的發掘，正是基於該書中所涉及的三個調查報告：即20世紀外國文論話語引進狀況調查報告、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邊緣化狀況調查報告和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存活狀況調查報告。近百年來，中國現代文論文獻浩如瀚海，要從這些文獻資料中析出外國文論話語和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分布情況，是極其困難的。所以，作者按照在一定時期內影響力較大、較有代表性的文論文獻中進行「取樣」調查，在很大程度上對「存活」現象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調查論證。譬如在「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的存活狀況調查報告」中，作者以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為調查的時間閾限，從文論教材、文論論文、文論工具書和文論綜合研究等方面，選取了代表性的文論文獻進行調查，得出了傳統文論話語「存活」的基本數據。同時，還具體論述了其在本體論、創作論、文體論、修辭論、風格論、鑒賞論等方面的分布狀況。應該說，作者通過這種方法，找到了傳統文論話語「存活」的證據，完成了從「存活」概念到「存活」現象的邏輯過渡。

　　再次，該書在通變的視野中尋求中國傳統文論話語現代化的路徑，建構了「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存活論」的新理論。

　　一直以來，由於傳統文論與現代文論的疏離，使古代文論研究日益走向學科的自我封閉。作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打通傳統文論與現代文論的學科隔離，在「現代轉換」中尋求生存和發展。「現代轉換包括『轉』與『換』兩個方面。所謂『轉』，就是《周易》所說的『通』，就是繼承傳統；所謂『換』，就是《周易》所說的『變』，就是創新。」中國傳統文論的轉換，「只能是在中國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上，進行中國古代文論傳統本身的調整、更新和轉化。即從現代文論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用當代的眼光和意識，對古代文論進行辨析、選擇、闡釋和創新，從而化古為今，建構一種新型的中國文論。」(該書第141－142頁)很顯然，該書作者敏銳地把握住了關鍵問題，即「轉換」乃是求「通變」，「通」是本質，也即貫穿傳統文論話語發展的內在脈絡，是民族性之所在；「變」是目的，乃是圍繞建立自主的文學理論這一中心目標而進行的自我改革。

　　接著，作者又選取「文學」、「言志」、「意境」、「美」等重要範疇，在微觀層面進行深入拓展，以引證宏觀研究，完成了「存活論」的理論創構。從這個角度來說，撇開該書精當的論述，以及對當代文論發展的深切關注和對其未來命運的激情展望等，單就其對於「存活論」的理論創構而言，就是對於中國文論研究的重大貢獻。它不僅揭示了傳統文論話語「存活」著的事實，而且為我們如何理解「傳統文學」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傳統文學」不是局限於「書面」上的古代文學，更不能將「傳統文學」等同於「古代文學」。因為，傳統文學的一些內容元素和形式元素還會「存活」到現代文學中來。所以，「存活論」的提出，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於「傳統」的觀念。它的學術意義遠遠超出了「傳統文論」的範圍，對於中國文學史、中國文論史和中國美學史的研究，甚至對於整個「傳統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普遍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