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前」上海女作家的回憶
一九七一年，四位胸前別著毛澤東像章的 「老大娘」在人民照相館合影，前排左起郭卓、茹志鵑，後排左起蘇紅、彭新琪風雨百合花——懷念茹志鵑彭新琪五十年代中期，剛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作協《文藝月報》編輯部當編輯的茹志鵑，以她獨特的視角、細膩的筆觸，寫出了感人至深的成名作《百合花》。這篇作品被文壇巨匠茅盾譽為當時讀到的幾十部著作中最使他滿意和感動的一篇。作品清新、俊逸的獨特風格使茹志鵑蜚聲文壇。我和茹志鵑在巨鹿路675號作家協會大樓相識、相處、共事三十年。雖然沒有瀰漫的硝煙，沒有槍林彈雨，但這一時期波譎雲詭形勢變幻莫測，各類人等表演得淋漓盡致，在這樣的環境里，人對人的認識、了解，要勝過平時的幾十年。1970年春節過後不久，我們奉命從松江辰山農村轉移到奉賢塘外上海文化系統「五七」幹校，在軍、工宣隊帶領下，進行「改造學習」。我們在幹校住了一年多。這期間，茹志鵑曾請過幾天假回上海安排小女兒王安憶下鄉插隊的事。按上屆的分配慣例，凡家中第一個孩子下農村插隊的，第二個孩子的去向必然是工礦。安憶的姐姐早一年就到安徽插隊了，還不滿十六歲的安憶本該是響噹噹的「市工」，誰知事隔一年，政策一下子就變成「一片紅」。我回上海休假時，中午買了兩斤市面上最便宜的水果糖去茹志鵑家送給安憶帶下鄉，只見茹志鵑獨自坐在一隻藤椅里，呆愣地望著門前的天井，一臉悵然若失的神情。我心裡一抽，不禁為兩年後自己的獨生女兒將面臨同樣的命運而發怵。「都準備好了?」半天，我終於蹦出一句多餘的問話：「都弄好了。」茹志鵑平靜地說。然後告訴我：安憶實在太小了，還不會安排生活。她特地連夜為安憶縫了一隻小荷包掛在胸前，裡面裝了三十塊錢，作為安憶在農村的花用和回家的路費。回幹校後，茹志鵑除了勞動學習外，又多了一件事，就是給安憶寫信。我和茹志鵑睡上下鋪。靠窗。我睡上鋪。她常在吃過午飯後，坐在自己床鋪前，燃上一支煙，望著裊裊縈繞的煙霧凝思，然後在窗下的一張小桌子上給女兒寫信，而這時，我和寢室里的人都鑽在被窩裡，閉目休息。讀安憶的信，成了茹志鵑重要的生活內容。從信中，茹志鵑了解了安憶在農村的所見所聞所想，茹志鵑就在回信里鼓勵女兒怎樣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周圍世界，去看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並把這些東西寫下來讓別人看見……也許就在這些傾注了慈母心血摯愛的字裡行間，強化了安憶的文學細胞，對安憶後來成長為文壇上異常活躍、不斷創新、頻頻獲獎的作家，起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我和茹志鵑的主要工作還是「修補地球，描繪地球」，改變土壤質量，育秧種菜。她對我說過：我們生活的每一天，就是我們歷史上的每一頁，我們必須寫好自己的每一頁歷史。所以我們幹什麼都很認真。她還有另一項任務，就是批判「文藝黑線」，說是「給出路」政策。我常從上鋪伸出頭去看她寫的批判稿，她是在學習手冊上撕下的零星小紙片上寫草稿的，寫的多是具體事情，沒有火藥味。有時，我從上鋪吱溜一聲滑下來，拿過她的稿子，在結尾，三筆兩筆加上個高昂的尾巴。這些詞句是我1964年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隊，代貧下中農寫批判稿時常常用到的，是我從當時的大報上抄下來的，差不多有一小本，用起來很方便。茹志鵑沒有文抄公的習慣，她只會用自己的語言寫稿。她的發言不像是批判稿，經過我的「加工」才有點批判味。1971年9月，幹校工宣隊頭頭通知我，可以離開幹校到教育戰線去報到。經過幾年的「勞動改造」，人是那麼眷念家庭、孩子。茹志鵑比我還高興，她在回上海休假時，特地和郭卓、蘇紅一起在她家辦了一桌豐盛的晚宴歡送我。我們幾乎忘記了生活中的苦難，也不談什麼將來，但心裡好像有了希望，只不知那希望是什麼。那晚我們很快活。晚餐後，我們四位穿得整整齊齊、胸前都別著毛澤東像章的「老大娘」專門到她家附近的人民照相館拍了張合影：我和蘇紅站在後面，茹志鵑和郭卓坐在前面，很有點戰友久別重逢的意味。1977年，《上海文藝》(當年還心有餘悸，不敢用《上海文學》的刊名，怕被說成文藝黑線復辟)復刊在即。我調回編輯部時，茹志鵑早已參加了復刊的籌備工作。她那時非常忙，人少事多，她做得最多的是抓稿件，她親自組稿、審稿、改稿、發稿。巴老劫後復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楊林同志》就是由茹志鵑一手編髮的。鄧友梅的獲獎小說《我們的軍長》更是在她啟發、催逼、幫助下寫出來的。當時為了幫助這位日後寫了不少好作品的著名作家擺脫種種困擾，振作精神，重新拿起筆，茹志鵑一次次不厭其煩地做工作。我還記得，當這篇小說經作者修改寄來後，茹志鵑戴著老花鏡，專心致志地伏案編稿的動人情景。茹志鵑很重視和青年作者的聯繫，當時還在工廠勞動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學作品就是送給茹志鵑看的。一位作協老同事的兒子也經常送稿請茹志鵑指點，而當時那位同事被錯劃「反革命」還在農場服刑。十幾年後，這位同事的兒子以優異成績出國深造，他一說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冊時，是茹志鵑伸出溫暖的手，就激動不已……我總感到，茹志鵑身上有一股正氣，不驕不嬌，無私真誠，對上從不媚顏，對下從不施壓，她表裡如一，嚴於律己，寬厚待人。但有時她有些古板，有些不熟悉的人，誤以為她很驕傲，這是有點冤枉的。編輯部人員逐漸增多以後，茹志鵑才得以抽出時間寫作，她的《剪接錯了的故事》以新的手法寫出了耐人深省的內容，反映出她對幾十年生活的深沉反思。作品一發表，就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獲得了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正當茹志鵑的創作激情更加高漲、創作風格越來越鮮明、文思泉湧、新作不斷，她的《草原上的小路》在積極探討人生價值、在藝術風格新的發展上引人關注，被茅盾稱為由《百合花》般的清新、俊逸「演變為耐咀嚼有回味的靜夜的簫聲」時，組織上決定把作家協會的擔子交給她。我的筆記本上這麼記著：1985年2月16日作協全體人員在大廳開會。於伶主持。王元化、楊振龍宣布上海作協常務副主席為茹志鵑，兼《上海文學》副主編……茹志鵑站起來表態說，自己將儘力而為，要想讓大家滿意，但都滿意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茹志鵑。率真、爽朗、透明，絕無半句豪言壯語，也不開空頭支票。鄧友梅在《阿姐志鵑》一文中寫道：我曾問過她，幹嘛要擔任這工作，這會影響寫作的。她說，我想為年輕人創造點條件，叫他們早點出來，他們有才能但缺少經驗，要有人幫助解決困難才能闖出一條路來，我願意為他們鋪路。茹志鵑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記得這年11月，曹家渡正有一個地段在造房子，她想籌一點資金投進去，可以解決一些同志的住房、寫作問題。還有一次她談起，希望年輕人的班子能儘快搭起來……現在回想，那時有些年輕人被推出來挑重擔，也是她的苦心……當官，並沒有給茹志鵑帶來私利，還給她帶來了很多煩惱。她不會敷衍人，幹什麼都直來直去，她滿足不了一些人的私利要求，引起了很多矛盾，她自己的生活也沒什麼改善。直到去世前，她仍是住在七十年代入住的新式里弄房子里，只一間前樓，一間亭子間，廚房公用。寢室兼客廳及飯廳的前樓，推開窗就可和對面人家在窗口對話；小兒子沒有安排固定的工作，當然也沒有固定收入，生活很不安定。茹志鵑離職以後，一切如舊，她的生活處境沒有任何變化。有同志不理解，問她，你年紀不大，為什麼辭去副主席職，還這麼早辦離休手續，毫不考慮名字「在冊」將會每年增加工資，有福利、出國方便等因素。茹志鵑只是一笑作答。這就是茹志鵑。茹志鵑喜歡孩子。她有一個溫暖幸福健全的家，家裡的第三代更是給了她很大快樂。一次，茹志鵑從外面回家，滿頭大汗，當時還只有六歲的外孫襻襻踮起腳為外婆擦汗，親熱地說：「外婆，我真怕你死。」有什麼比這更暖人心的呢?茹志鵑的眼淚都流了出來。每逢周末，女兒女婿兒子媳婦外孫都回到這間雖不寬敞，但卻充滿生氣、充滿慈愛、親情的屋子裡團聚，每人都能從餐桌上找到自己最喜歡吃的菜，唯獨沒有一隻是專為茹志鵑自己準備的。她曾對我說過，她喜歡看孩子們吃，只要他們吃得高興，比自己吃還要開心……茹志鵑沐浴在親情里，心情很好，她開始寫自傳體長篇，香煙也戒了，氣色明顯好了。可是她對自己的糖尿病、脈管炎、高血壓、心臟病時起時伏毫不在意，這些也沒有引起大家足夠的重視……1998年10月，她突然走了。在茹志鵑同志生平介紹中寫道：她遵紀守法，清正廉潔，艱苦樸素；她為人正派，襟懷坦蕩，光明磊落。存之天下——憶趙丹黃宗英
記得，我已經嫁給阿丹大半年了，有一天，收拾他的破書箱——那是我們結婚時，他的唯一財產。我發現一疊用圖畫紙畫的西洋畫：有人物、舞台裝置圖、鏡頭畫面構圖。我問：「誰畫的?」答：「我。」「你還會畫畫?」「咦?我是美專畢業的呀!」「是嗎?……」那年月，結婚不審查對方歷史，倒也偕老了。趙丹自幼年起就從父習字畫了，吳老作人曾贈他一幅字：「一門歌舞，兩代丹青。」他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入的是國畫系，師從黃賓虹、潘天壽等習畫山水。一張臨摹的工筆手卷，畫了一學期。以後，投身學生運動，在「左聯」領導下從事話劇、電影工作，也就漸漸擱下了畫筆；直到1956年，在拍攝電影《李時珍》外景時，由於優美無倫的黃山景色——大自然的召喚，他又重新拿起畫筆，開始大畫特畫起來。他在家，宣紙一展，即忘掉一切，自嘲為「畫痴」。有一天，我坐在椅子上看書，偶抬頭，只見他左看右看地細細端詳我，我想，這老頭兒今兒個怎麼啦?就朝他笑笑。豈料他舉著筆就直衝沖朝我走過來了，我一躲閃，才發現，原來我是坐在他剛畫好的一幅畫的前邊。這痴子!趙丹最疼愛養子周民，原因之一，是民民不避風險地保存了他的書畫。在那動亂的歲月，他從獄中「解放」出來，第一件大事，就是囑咐我去買顏料、紙墨。以後，每月逢幹校休假四天回家，他就畫個四天四宿，以之為唯一舒心事。那時，我們全家擠住在一間屋裡，書桌小，孩子們還要做功課。他在吃飯的小方桌上畫，有時只得在地上畫、在門背後畫，還怪我們進進出出。粉碎「四人幫」後，落實政策辦公室讓我看房子，我看到一個鬧中取靜的弄堂，弄堂里是一座座綠屋宇、竹籬笆的二層小樓，有個大陽台，窗前有一棵挺拔婆娑的松樹，就讓阿丹來看房。哪知阿丹走到門口，看到大松樹愣住觀賞半晌，說：「好，這棵樹長得太好了。行啦。」「你還沒看房子哪!」「有這棵樹就行！」我們就這麼搬進了小樓二層，室內家什還沒擺好，阿丹已在一派亂糟糟里，在陽台上攤開紙筆顏料寫生了。松樹的根長在樓下人家的院里，枝葉抱住了我家的陽台和屋子。他興沖沖精描細繪了幾晝夜，畫出一幅《新居窗前松》。做伴三十二載，阿丹只為我畫過兩張畫，寫過一張條幅（許多最親愛的朋友倒也都沒有他的書畫，總覺得來日方長)。一張是解放初期，他從全國第一次文代會開會回來，在筆記本上用鉛筆給我畫了寫生像，題「嬌妻」以贈我。而一幅字，是1979年，我為他寫電影劇本《聞一多》時，他為我寫下聞一多之座右銘：「義所當為，毅然為之。」勉我並自勉。最後一次，是在1980年夏，他已病在床上，尚未確診。一天，我到了醫院，他怪我為什麼來得那麼晚，說：「急壞人啦。」我擔心地問：「檢查報告出來了?」「今天你生日啊，我一大早就給你畫了壽桃，等啊等……」我心裡「咯噔」一下，他這人，除了對藝術外，什麼都馬馬虎虎、糊裡糊塗，今番怎麼會想起我的生日來?一種不祥的預感浮上心頭，心裡禁不住打顫……阿丹於1980年6月27日被確診為胰腺癌。在他已長時期不能進食，靠輸液維持生命的日子裡，他要求醫生只在下午輸液，上午好伏案作畫。他強忍劇痛，忘情地畫了一百多幅畫，分贈醫生、護士、洗衣工人。當他的病已經很危重，上海市委決定把他送往北京治療時，他還說：「還有一位電梯工人的畫，沒完成，不行。」並一定要我選一張早已畫就的送他。他在生命的秋天裡描繪藝術的春天。記得一位工人觀眾，在粉碎「四人幫」後，從四川瀘州——中國名酒產地，給他郵寄來一小瓶酒，二兩吧，還有一個綠瓷杯子。他當即為他畫了一幅畫，題曰：「無緣萬金不落筆，有情杯酒畫干張。」這成了他的名句。他的藏畫不多，在他彌留之際，最惦記的，是要舉辦他自己的畫展。先是在上海的朋友們，去我們家裡找出他十三周歲及學生時期的一幅模擬畫，還有陸陸續續隨攝製組拍攝外景時的寫生畫，為他在公園裡辦了個畫展。觀眾絡繹不絕，海報、新聞郵來時，他很振奮。他認為自己「字比畫好，畫比戲好」。實際上，是他的戲裡有他的畫。他常以繪畫和書法的原理及素養駕馭自己的戲；或奔或走，或舉手、或投足、或顧盼、或背向，畫意盎然，內秀其中。而他的畫里呢，有他的戲，有他的喜怒哀樂，有他的毫不掩飾的疏狂豪放與敏銳細緻，又矛盾又統一的性格。阿丹生前畫了多少畫?我不知道。每有電影代表團出國，沒他，也常帶他的畫作為珍貴禮品；有他，他則攜筆墨紙硯，在代表團將返國時，他總是猛喝咖啡、猛抽煙、還搭著酒，連夜畫畫，留贈主人們。他一生未以書畫易錢，他隨畫隨送人，尤其是小人物向他要畫，他是有求必應的。我看，他大概五分之一的作品是在服務員、護理員、駕駛員……手裡。有人對他說：「你給我畫畫別落款，你死了，我好賣價錢。」他也欣然命筆。有的墨跡沒幹透，就被來客捲走了。有的題款時，還鬧不清來客姓名。「行啊，存之天下吧。」還有一次，某外貿單位去美國開展覽會，向他索畫。我在裡屋聽見他向來人說：「出國展覽，我給你精品。我這輩子可能再也畫不出這麼好的畫。所以，只展覽，不賣，你可得還我，我將來要出畫冊。」來人干應百諾地拿了他六幅書畫精品走了。不料，阿丹去世後，此外貿單位的同志給我寄來六十元展出費，說是書畫已作為珍貴禮品饋贈了。可是，我在芝加哥的朋友給我來信說：「阿丹的畫，以高於當代我國最著名畫家的畫價格售出。外國朋友問：『為什麼這畫標價如此高?』主持者答：『趙丹是中國最優秀的表演藝術家，不是職業畫家，生前畫得不多，沒賣過畫，而且人已亡故……』」有人對我說，你可以上法庭告他們。我才沒工夫上法庭呢，反正賣畫的錢，又不是落個人腰包。再說，也符合趙丹生前之願——人家既肯出高價收藏他的畫，那麼，他的這幾幅精品也就存之天下了。朋友—「敵人」—朋友——記戴厚英歐陽文彬
戴厚英(右)與本文作者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戴厚英可能是最奇特的一個。除了她的個性奇特，還有我和她的關係奇特。說她的個性奇特，是因為她兼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性格。因此有人把她描繪成魔鬼，有人把她想像成天使。正因為這樣，我和她的關係就有了複雜而反覆的變化。1960年上海作家協會召開會員大會，大張旗鼓地批判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文學。會議連開四十九天。在會上打衝鋒的是幾個大學生，他們義正辭嚴地對人們心目中長期崇敬的世界文學大師及其經典作品大加撻伐。沖在最前列的就是戴厚英，人稱「小鋼炮」。有些老作家彷彿被推上了被告席。我參加作協的時間還不長，處於旁聽者的地位。然而我是在這些文學大師的影響下走上文學道路的，再加上我在單位里已因「思想嚴重右傾」受到批判和處分，承認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因此「小鋼炮」的每一發「炮彈」彷彿都打在我身上。會前會後偶爾與她相遇，只覺得她走起路來昂首挺胸的姿勢都令人生畏，我唯有敬而遠之。想不到以後會和她成為朋友。事有湊巧。1964年華東話劇匯演時，我和戴厚英都被借調到匯演辦公室的宣傳組工作，而且因為經常要看戲到深夜，還要回辦公室寫彙報、編簡報，只好睡在辦公室里，天天抬頭不見低頭見。這時她已是作協文學研究所的筆杆子，發表過不少批判毒草的文章，成為文藝理論界引人矚目的「新生力量」。說實話，我和她朝夕相處，開頭真有點害怕。但是很快就發現她工作積極，待人熱情，對一些劇目的看法也和我相近，談起來頗有共同語言。特別是她的性格爽朗，胸無城府，高興時放聲大笑，痛苦時傷心落淚。當時我單身撫養女兒，有時把女兒帶到辦公室來睡。她知道我家庭破裂的情況後，非常同情。她告訴我，她和丈夫青梅竹馬、情投意合，只因分居兩地，婚姻也出現危機。她要求調回家鄉，去安徽工作，組織上又不批准。說著說著就流淚不止。我安慰她說，組織是為她好，她在上海工作有發展前途。她說她寧可到鄉下教書，但求夫妻團聚。相似的命運一下子使我們接近起來。話劇匯演後不久，我從《新民晚報》調到作協《萌芽》編輯部，和她分屬兩個部門，工作的性質不同，接觸的機會並不多。只因她單身住在機關里，我的住處離機關近，有時去她那裡串門，知道她也有一個女兒，因為無法照顧，送到家鄉交給母親撫養了。我常見她為思念女兒而痛苦，為無法盡到母親的責任而內疚，說著說著就忍不住哭泣。想不到「小鋼炮」還是個賢妻良母，更想不到兩年之後我會直接受到「小鋼炮」猛烈的襲擊。「文革」開始，我理所當然地「靠邊」，成了革命的對象。機關群眾紛紛成立造反組織時，文研所的青年們帶頭組織了「戰惡風戰鬥隊」，戴厚英當上了隊長。「小鋼炮」的能量更充分地調動起來，無論是對「牛鬼蛇神」進行批鬥，還是和對立派展開辯論，都有一種所向無敵的氣概。各派聯合奪權後，戴厚英也曾經進入領導班子。無論形勢如何變化，她總把我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視同仁，似乎我們之間沒有存在過什麼友誼。有一次，大概是毛主席的幹部政策下達之後，我和其他幾個幹部得以從「牛鬼」的隊伍里區別出來，向革命群眾交代問題，檢討錯誤，當時給我們的印象是「解放」有望。不料折騰了一陣，仍然被趕回「牛棚」。向我們宣布這個決定的是戴厚英。她先宣讀了一串名字，我聽她念到我的名字時，心裡忐忑不安，等待著她宣布我的命運。結果等來一聲怒吼：「歸隊!」這一聲確實如同雷震，把我的一線希望震得粉碎。我明白她不是代表她自己，而是代表造反組織來宣布這個決定的。但那一聲吼似乎含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久久地在我耳邊震響。但是我並不恨戴厚英。我們沒有私仇。儘管她對我不講情面，也是當時的形勢使然，並沒有無中生有，亂揭亂批。當然不能說她毫無私心，她自己就承認她的私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畏懼，二是發泄。因為看到父親和同學被打成右派，唯恐自己同樣如此，而表現得寧左勿右。尤其對於打人問題，她曾經表示深深的自責。她說她不贊成武鬥，但看到別的造反派打人時她不敢制止，怕人家說她是「老保」。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何況，當我被明確屬於內部矛盾、獲得「解放」後，戴厚英又和我恢復了友誼。我認為她這樣做是真誠的。1969年我們下幹校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戴厚英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受到審查，成了革命對象。揭發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戴厚英的惡名，立即傳遍了文化界。她走到哪裡，都有許多陌生而驚訝的眼光追隨著她。她照樣昂首挺胸，若無其事地走來走去。外單位有些沒見過她的人，在大字報前面邊看邊議論，互相打聽這人是男是女，怎麼這樣厲害。這事若擱在別人身上，只怕是避之唯恐不及。戴厚英偏偏迎上去自我介紹：「是女的，就是我。」反倒把議論她的那幾個人嚇跑了。她的這一舉動馬上被人作為笑談的話題，也有人認為不可思議。此事傳到領導運動的工、軍宣隊那裡，又成了她態度惡劣的罪狀之一。我明白這是她不認賬的表現。我看到某些揭發我的不實之詞，心裡也不認賬，只是不敢表現出來。這是我和她性格不同的地方。她的這種性格，使她多吃了不少苦，招來了許多不解和誤解。運動結束時，沒有結論，其實就是結論。戴厚英回到群眾中來了，一切恢復常態。她毫不掩飾對我的關懷，全不顧人家說她望風轉舵。有人疑惑不解：歐陽怎麼不恨戴厚英?我認為，她過去整人，是當了別人的「炮筒」；後來被整，促使她重新審視自己走過的道路。她現在對我友好是出於真誠，這還不夠嗎?我們在幹校時，校部傳達過一項領導意圖：可能讓我們從幹校直接轉移到二線，不再返回上海，要我們做好思想準備，把上海的家安排好。那年頭，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只有一個女兒，年紀還小，只得託人帶往重慶，交給我妹妹照顧。於是，我回上海休假時，家中就只剩我一個人。每次休假前班組裡發電影票時，戴厚英總要建議分給我一張。即使只有一張票，她也要堅持分給我，因為我是獨自一個人。有一次我留在幹校值班，她留下和我做伴。那幾天偌大的幹校空空蕩蕩，我們一起在河浜里游泳，儘管河水渾得像泥漿，她卻像孩子似的游得興緻勃勃，在水中歡笑嬉戲。有一次休假，正值春節，她邀我和另一個單身朋友到她的小屋裡去，和她一起過節，分享她親手做的菜。雖然大家都窮，做不出什麼美味佳肴，但那份情意就夠暖人心的了。她不是黨員，因為出身不好，要求入黨沒被批准。整黨期間曾經吸收她參加黨小組擴大會。開會的時候，她突然得到丈夫再次堅決要求離婚的來信。她拆閱後當場掩面痛哭，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愕然。主持會議的工、軍宣隊自然大為不滿。我雖然理解她的心情，也認為她哭的不是地方，非但引不起同情，反而招來不良的後果。可她就是這麼個人。她哭，是因為心裡難受，非哭出來不可，後果在所不計。事後我才知道，她明知丈夫已有外遇，為了挽救婚姻，甚至同意丈夫和他的情人一起生活，只要瞞住女兒，不讓孩子受到傷害。作為一個女人，她又是多麼軟弱!她的屈辱的努力，終告失敗，可以想像，這事對她的打擊多麼沉重。何況，她在愛情上遭受的打擊，還不止這一次。她和聞捷之間以悲劇告終的生死戀，已有不少人寫過文章，她自己寫下的《心中的墳》也已出版，我就不必多說了。「四人幫」粉碎後，她調到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遷出了作協。我和她見面的機會少了。沒想到我和她會不約而同地寫起小說來。她是為了傾訴自己的痛苦，發泄內心的情感。我是為了撥亂反正，把「文革」中被顛倒的三十年代某些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後來聽文藝出版社的朋友說，她的第一部小說《詩人之死》出版受阻，她跑到出版社向丁景唐總編輯大吵大鬧，大發脾氣，原來支持她的同志也認為她太過分了。我知道這事老丁做不得主，曾經找機會勸她不要四處樹敵。她說：你誰也不敢得罪，還不是照樣挨整?一句話噎得我無言以對。前幾年聽到一個意外的消息，說戴厚英信佛了。我簡直無法相信，這樣一個敢想敢做、敢哭敢笑的人，會皈依佛門。1996年初，她送我一本《性格——命運——我的故事》，在扉頁上題了兩行字：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年8月，傳來令人震驚的噩耗：戴厚英在寓所慘遭殺害。事情來得如此突然，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記得我讀完《性格——命運——我的故事》之後，還給戴厚英打過電話，問她什麼時候寫出下卷?她坦言下卷要涉及不少人，比較麻煩，不過總會寫的。我又問：我能等到嗎?她發出一陣我所熟悉的爽朗的笑聲，說：但願如此，我努力吧!曾幾何時，言猶在耳，而斯人已逝。此書寫了她前四十年的經歷，她在序文中說：「看手相的人說，我可能活到八十五歲，那麼以後還有四十年好寫了。但是人有旦夕禍福，我怕我活不到那把年紀。即使活到了，說不定回頭一看，儘是空虛，全無了寫作的興趣。因此，我不會等到八十歲才寫下卷的。」沒想到她不幸而言中，飛來橫禍使她連「耳順」的境界也未能進入。她那充滿激情的長歌，召喚人性的疾呼，終成絕響。從她贈書到被害，時間不過半年多。她題贈的兩句話，竟成了她留給我的遺言。我該怎樣理解其中的含義呢?《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語》上海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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