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寫：黃萬里先生
歷史上的今天——1911年8月20日，黃萬里先生出生於上海市。
他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中國職業教育創始人黃炎培先生的三公子。
他1934年赴美留學，專攻水利水文學。1937年學成歸國，傾畢生心力於中國大江大河的治理。
由於他在一系列治河問題上長期與國家主管部門的觀點相左，是中國水利界一位名符其實的不同「政」見者。
黃萬里先生不止一次地強調分歧所在：幾十年內地治河有一個通病，重視水利工程，忽視水文地理，所有的水利工程都是以治河為基礎的，但不了解河流的地貌與演變，又遑論治河！？
病危之際，他說：我對興建三峽工程的意見，屢屢上書中央，先後六次，屢挫屢上。但願我的話不要言中，否則損失太大了。
一、
1992年3月，我第一次採訪黃萬里先生。
他當時是北京市政協委員，在小組會上他對三峽工程提出了反對意見。但媒體很快接到通知，不準報道。既然會上採訪不方便，我就敲開了他的家門：清華大學九公寓35號。
這個地址很容易獲得，因為在黃萬里先生致中央領導以及相關組織與部門的所有信件上，落款處都有這個地址以及他家的電話號碼。
客廳簡樸，正面牆上掛著何香凝老人1955年寫贈黃炎培先生的一幅墨梅中堂。
留在我印象里，當時他身著一條不多見的有背帶的西式長褲，頗洋氣。
最近的一次「外方」，指的是前水利部長錢正英和她的丈夫——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曾雙雙登門拜訪，顯然帶有向他做工作、希望與他在三峽工程上互相溝通之意。在此之前，黃萬里先生曾得知黃辛白與他有族親，1988年6月25日他在寫給錢正英部長一封7000字的長信中，提到過這一層關係，並稱錢正英為「宗嫂」。
但就是在這封長信里，黃萬里曆數了「解放後水利方面一些顯著的失誤」，洋洋洒洒共九大條，並毫不客氣的說「這未必是部長個人的錯誤，但部長應負總的責任」。結尾寥寥幾句，語重心長： 「拉雜陳言，望諒解初衷，不是對您攻擊，而是敬愛出諸肺腑。」
這次錢黃夫婦的上門造訪，結果可想而知。黃萬里先生個性依然，里外均有稜有角，不懂變通，不會隨俗，慷慨陳詞照舊。
二、
黃萬里先生和我長談3個小時，面對我這個「水利」盲，他在紙上又寫又劃：
他反對三峽工程的理由很簡單，從表面看，與不少泥沙專家的意見雷同，即在泥沙含量多的長江上築壩，庫底泥沙的淤積成為抬高的新河床，終將淤塞重慶港，洪水並將上延到江津合川一帶。但他進一步闡述，提出了一個在以往泥沙論證時絕少被談到的問題，而遠比泥沙的威脅更嚴重。
黃萬里先生警告說：「長江不是泥沙淤積，而是卵石淤積。長江與黃河不同，黃河河底是泥沙，而長江的河底是卵石夾粗砂。如果說泥沙淤積尚可採用某些權宜之計將它們部分衝出庫外，那麼對於卵石淤積目前無計可施，它們一顆也出不了大壩。」
他對長江與黃河不同造床質運動的判斷，是基於對這些江河地貌形成和演變的研究。這位內地資格最老的水文專家不無遺憾地說：「有的人始終不懂，長江上游及其支流的河床是移動的卵石造床質。」
他說，在四川山區可以看到，在冬季天氣晴朗之時，一清到底的水流，不斷驅使著多層的卵石在河床移動，這個運動切割著河谷，使河底形成深V形，這些卵石夾粗砂叫做河床質或推移質。如果降雨，地面徑流將泥沙沖入河內，河水才混濁起來，這些泥沙大部分不沉河底，也不參與河床的演變，它們就是人們能測量到的懸沙，俗稱懸移質。對水庫構成主要威脅的不是懸移質而是推移質，因為大壩築起，就阻止了河床的造床運動。
黃萬里先生強調：移動的卵石河床是三峽築壩的癌症，病變遲早要發生在庫水末端的卵石淤積上，這個淤積會逐步向上游干支流蔓延，抬高兩岸的洪水位，使淹沒頻繁，最終將富饒的四川盆地淪為澤國。
三、
這不是危言聳聽。三十多年前在中國另一條大河黃河上築三門峽水壩時，黃萬里先生就曾預言：這個大壩建成後，黃河潼關以上流域將會出現淤積，並不斷向上游發展，屆時不僅影響三門峽水庫發電，而且給上游沿岸的老百姓生活造成困難。
他向我講述了這段當時被遮蔽的史實：
1956年5月，黃萬里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出了《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全面否定了蘇聯專家關於三門峽水庫的規劃。1957年6月，三門峽工程即將開工，由周恩來總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學者和工程師在北京飯店開會，給蘇聯專家的方案提意見。幾乎所有人異口同聲，贊成三門峽大壩上馬，認為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河就要清水長流了。
不幸而言中。黃河三門峽水庫建成後僅三年，潼關以上的黃河及其支流渭河就被淤塞。後來不得不以6000萬人民幣的代價重新打開當年黃萬里堅持要保留的六個泄水洞。
四、
在這次採訪結束不久，我得知他以一系列的統計數字和計算為基礎，完成了《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原因簡釋》一文，再次警示決策部門，並告知世人。
「作為一個無黨派科技工作者，願竭誠地、負責地、鄭重地提出下列水利方面的意見，請予審核批複：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經濟開發程序的問題、或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所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
在這些信件中除了《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原因簡釋》外，還有他經過實地勘測、調查研究而撰寫的兩篇論文《論降水、川流與水資源的關係》、《論黃淮海河的治理與淮北平原的整體開發》，都是對國家治理江河戰略決策的建設性意見。他還要求中央決策層給他半個小時的時間，聽他陳述為什麼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三峽工程上馬以後，他又曾三次上書中央領導。
但是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無消息。
黃萬里先生扼腕長嘆：「可惜今天談論長江三峽高壩，連當年議論三門峽大壩時的七天公開辯論也沒有了。」
五、
黃萬里先生命運多舛。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當然與他批評三門峽水庫規劃方案有關，那時候誰反對蘇聯誰就是右派。但直接的導火索卻是一篇刊載在《新清華》上的3000字小文「花叢小語」。他自幼喜愛文史，寫得一手好文章，作的一手好詩詞。這次卻因文獲罪。在四十六歲的壯年，他被剝奪了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
1964年，黃萬里先生曾有摘掉右派帽子的機會。毛澤東在一次與黃炎培的會面中說：「你兒子黃萬里的詩詞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希望黃萬里寫個檢查，可以順勢「摘帽」。而黃萬里上書毛澤東，說三門峽問題其實並無什麼高深學問，而1957年三門峽70人會上，除我之外無其他人敢講真話。請問「國家養仕多年，這是為什麼？」
1978年2月，黃萬里先生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他幾乎是清華大學最後的一位。
1987年黃萬里先生患癌症，動了第一次手術。在此之後的14年里，先後動了四次手術，但他始終醉心於江河的研究，發表文章，給學生講課，向有關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
1998年長江大洪水後，八十七歲高齡的黃萬里非常不安，當年7月25日，他給水利系領導寫信，要求重上講台，他在信中說：「萬里離休多年，雖仍不斷發表論文，並積累著作，總覺支取全薪，愧對國家人民。擬請本學期開始重新講課，只授一課：《水經論叢》。每周講兩小時，分兩次，專對研究生(博士生等)及教師。內容皆為本人的創作，歡迎群眾批評討論，內含當今亟待研究的水利學各項課題。將寫出講義，最後成書。」接著他列出各篇各章要點，他說：我們必須考慮另用浚河、疏水等方法。這些正是治河的問題，而我系偏偏又沒有這門課。當前用的治理江河的方法是不合適的。他要以此彌補過去教學的不足。
登台上課那天，黃萬里先生為了表示自己對教師職業的敬重，特地穿了一套整潔的白色西裝。這門課一直持續到2001年，當他最後一次走上講台時，還是穿著自己最喜愛的白西裝，但回到家中時已經站立不住了。
六、
2001年8月，我記得那年的夏天很熱很長，樹蔭之中蟬鳴不已。我百歲高齡的外婆在清華大學校醫院住院，我每天早晚都去探望。有一天，這層病房突然熱鬧起來，緊靠東頭的一個房間人進人出，門口擺著幾個大花籃，花籃緞帶上寫著祝黃萬里先生90誕辰等字樣，於是我知道黃萬里先生住進了這間病房。
我去他的病房看望過幾次，他的情況不好，經常在昏迷中。前來探望的同事以及親朋好友都說，這位老先生大難不死，身患癌症，四次開刀，不久前還給研究生講新課呢。8月20日大家為他舉行了90壽辰祝賀會，有100多人參加，老先生很高興，但祝賀會結束就住進醫院了。
他的小女兒黃肖路是我中學的同學，從美國趕回來了，和媽媽、哥哥姐姐輪流看護爸爸。我們在病房的走廊里經常碰面，詢問情況她總是無言地搖搖頭。有一次她告訴我，爸爸清醒過來曾向媽媽要了筆紙，寫了一句話：務須加強武漢一帶的堤坊。「這是遺囑嗎？」她有些困惑。我想起在採訪中黃萬里先生強烈表達的對中國水利事業的關注，不勝唏噓，這當然是他的遺囑。
8月27日下午三時,在90歲生日後的第七天，黃萬里先生在昏迷中與世長辭。當天傍晚我到醫院去的時候，那間病房已經騰挪一空，冷清乾淨得好像從來沒有人住過。
我在門前佇立，為我心中最敬佩的一位有風骨的中國知識分子默哀。
9月里收到黃肖路的一封簡訊和一本棕紅封面的《黃萬里詩文選》。信中說：「今把我父親的詩文選送你一本，我多半是周日一早返美。本書印發太倉促，有許多錯別字，請原諒。」
這是一本沒有書號、沒有出版社、沒有定價、沒有發行單位的「四無」出版物。據說還有一本也是同事們出錢出力編印的《黃萬里文集》，收錄了他關於黃河、長江的論文，只印了五百冊，趕在他90歲生日時面世了。在最後的告別儀式上，那些未能參加生日聚會的同事親朋和學生，把所剩不多的《文集》一本不留地帶走了。
我看到對黃萬里先生一個很恰當的評價：
他不是院士，因為院士都是國家授予的，但他是真正的科學家，這是真理授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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