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在海內外中國人中欣起 強調社會公正(圖)

新左派在海內外中國人中欣起 強調社會公正(圖)這位思路清晰的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教授王紹光是「新左派」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他們的矛頭指向收入增長不均，並認為國家注重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該揉入實施財富再分配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而這一政策目前恰恰開始出現。新左派目前主要還是一個鬆散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通過在刊物和網路上發表文章，來不斷地吸引公眾注意，給當局施加壓力並影響中共領導層的決定。不少新左派有留學西方的經歷，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他們不是持不同政見者，也沒受到政治流放，他們呼籲在「體制內」進行改革。但他們並不是「領導的筆杆子」。今天的新左派學者是「批判性的知識分子」。按照西方的說法，他們可以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在公眾事務上公開發表意見的知識分子。 　　新左派觀點的影響力正在向中國思想、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拓展。1989年6月前，中國知識分子為黨內的改革派提供了主要的社會支持，而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國家官僚體制內。在80年代，中國的政治舞台通常分為兩個陣營：改革派和保守派。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持相同的觀點——支持改革開放，認同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觀，相信這些與五四運動精神一脈相承。在1979-1989的第一輪改革開放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共同支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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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一系列事件導致知識階層發生分化。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生動地展示了全球化的危險。突然間，資本主義變得並不能萬無一失地確保繁榮富強。進而，在1999年，北約「誤炸」了中國在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在普通市民和遊行的學生中激起了憤慨。中國的新左派採取了強硬的民族主義姿態，而自由派則為潮起的民族主義而憂心不已。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平等不斷加劇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貧富的兩極化震動了新左派，他們決心維護貧困層的利益，要求改變改革的方向，主張國家採用強有力的力量保護貧困層。　　新左派認為，中國捲入全球化已經導致了資本主義毫無制約地在中國蔓延。他們聲稱，中國的社會問題不是別的，就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過的西方傳染病和市場傳染病。新左派相信這些問題的根源主要在外部，其根源是全球化、國際資本和市場經濟。在全球化問題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義大軍。 　　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也是近年來的討論熱點。新左派強調經濟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計代價的經濟增長。他們認為，徹底地背離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收入再分配理念是無情的、不道德的。 有關產權改革的爭執也激發了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的辯論。私有化過程中伴隨著國有資產流失，這已備受指責，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融教授郎咸平使用會計方法以及知名企業如海爾、TCL和科隆的數據，展示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一些新左派很快給領導層寫信，呼籲調查郎咸平所指控的問題；最終中國證監會發現確有違規行為。 　　當然，新左派也各有不同，有的相對溫和，有的則激進得多。有的強調國家的角色和民族主義，有的重視社會公正，還有一些強調毛主義的實踐。而且新左派觀點的影響力也正在向中國思想、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拓展。2007年，在接受《遠東經濟評論》記者雷思莉·虎克採訪時，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教授王紹光表示，中國正處在一個「引爆點（tippingpoint）」上。「我稱之為『大轉變（great transformation）』，」他解釋說，「除了經濟政策外，中國如今第一次有了社會政策。」他說，因為社會和經濟是深深交織在一起的，所以在經濟改革之前並沒有必要擁有一個獨立的社會政策。　　這位思路清晰的前耶魯大學教授是「新左派」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他們的矛頭指向收入增長不均，並認為國家注重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該揉入實施財富再分配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而這一政策目前恰恰開始出現。「在社會主義時代，經濟和社會是嵌在一起的，後來彼此剝離，如今正重新嵌到一起，」王紹光說，「在衛生保健和教育領域，尤其可見。」他解釋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那段快速經濟改革時期，政府從諸如衛生保健和教育這些領域的撤出導致了巨大的不公平，現在就要開始填補這些不公。標籤: 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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