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中國和平崛起台灣功能重要

　　兩岸應合作共同推動中國的和平崛起

　　香港中評社報道，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在《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發表專文《中國和平崛起的兩岸及文化因素》，作者認為：「兩岸雖然分治，但是在中華文化的認同上從未真正的分歧，在中華文化的研究、反思、落實上，台灣反而走的比大陸更快、更深、更實。中國如何和平崛起是個大哉問的大題目，在和平崛起所需要的價值結構上，台灣應該可以扮演其重要，甚而主導的功能，這不僅有助於整個中國的和平崛起，亦有助於中國大陸內部社會的和諧與安定，而這些亦是對外崛起所不可或缺的要求。」，文章內容如下：

　　中國要和平崛起必須要處理兩個問題。一是內部不可以分裂。一個分裂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透過外部的崛起來解決內部的紛爭是走不久的，也不是健康的崛起。另一是必須要讓現有的大國對崛起的中國不會感覺到恐懼與威脅，因此，中國不必要去挑戰西方現有的價值體系，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價值體系走。

　　在我看來，中國的和平崛起必須達到內外兩個目標：對內而言，必須為整個中華民族創造福祉，建立和諧的社會，在和平崛起過程中要同時處理兩岸的和平發展，也應用兩岸共同的力量來幫助整個中國的和平崛起。對外來說，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應該只是近現代史上九個霸權國家崛起的模式，它不應該只是資本主義、以西方文明為唯一價值標準的大國崛起，而應該是能夠為整個人類帶來更美好社會的崛起。在本質上，中國的和平崛起應該是中華文明的崛起。

　　探討中國如何和平崛起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兩岸如何和平發展也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本文只處理其中兩個問題，一、兩岸以什麼樣的方式互動，用什麼樣的路徑和平發展，最能有助中國的崛起；二、兩岸在中華文明的崛起一事上，能夠共同扮演什麼角色，如何讓中華文明豐富西方文明的內涵。

美國不會輕易讓中國大陸崛起

　　在中國大陸崛起的過程中，不能犯下傳統大國透過擴張或崛起來解決內部衝突或矛盾的錯誤。不但要避免製造衝突，還要避免把外部矛盾引向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的矛盾焦點，以確保中國大陸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郭震遠，《中國爭取保持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指導原則：對二十字方針的再認識》，《中國評論》，2013年1月號，頁14）。不過，有些事情是無法避免的，例如與越南、菲律賓的南海主權爭議，以及與日本在東海釣魚島的主權爭端，都觸動著大陸是否要動武的神經。中國大陸要思考的是，西方以美國為首、日本為輔的戰略思考，是否是期待南海或東海成為對中國崛起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實驗場域？中國大陸如何在「衝突」與「戰爭」之間妥善拿捏分寸？

　　近年來，美國已逐漸將軍事、外交與經貿重心移至東亞地區，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具體作為，主要透過「前沿布署外交」，強化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東南亞國家的雙邊安全聯盟，積极參与區域多邊組織，增加貿易與投資，擴大軍事存在，推展民主與「人權」，全面對東亞地區進行權力再平衡的動作，以維持美國東亞地區軍事、經濟與外交上的領導優勢。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再平衡」的戰略，或許還不至於讓它主動發動一場「預防性的戰爭」，畢竟在這個21世紀全球相互依存的時代，誰都經不起一場戰爭的折騰，但是會透過與中國大陸周邊地區的共同合作，對中國大陸產生「遏制」的效果。

　　美國的目的非常清楚，它要透過與中國大陸周邊的合作，讓世界產生兩種不同的戰略認知：第一、讓「中國威脅論」持續在東亞或世界發酵。美國在東亞「再平衡」戰略講的愈多、做的愈多，愈凸顯出中國大陸對周邊的威脅。如果崛起的中國大陸是和平的，美國為何要將過半數的兵力布署在亞洲？因此，美國「再平衡」、「亞太需要穩定」、「要相互節制」等政治話語出現愈多，等於愈強化中國大陸對其周邊形成威脅的印象。在這樣的論述下，不論是黃岩島或釣魚島的行為，都容易被詮釋成為中國大陸企圖改變現狀的一個威脅性作為。

　　第二、美國反覆暗示中國具有威脅性、企圖改變現狀的論述，將促使中國必須反覆不斷地強調自己是「和平」、「願意接受國際規範」的，如此可以促使中國進入「約束」的國際結構中。而這又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中國「交往」戰略的另一個目標，即讓中國的崛起不能跳脫西方的價值體系。

如何處理兩岸關係

　　在美國的東亞戰略規劃中，美國與日本及韓國有軍事關係，與東南亞國家亦有密切的軍事往來，澳大利亞是美國在亞太理所當然的夥伴，日本是美國在東亞堅實的盟友，韓國需要美國來處理朝鮮的核武等問題，東南亞國家需要美國平衡它們對中國大陸經貿依存可能發生的被制約感，在這些周邊地區中，有一個是對美國戰略價值最高，但是美國又最不確定的朋友，那就是台灣。

　　對於美國來說，自1949年以後，台灣的安全長期依附於美國，也是美國東亞戰略中不可或缺的扈從者，美國不會放棄台灣這個東亞戰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國一方面用「三公報」來約束台灣不可以走向法理台獨，另一方面又用《台灣關係法》來讓台灣有安全保障感；美國一方面鼓勵兩岸和平交流，因為這有助於美國對大陸的交往政策，可以輕鬆地透過台灣，向中國大陸傳達它西方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又賣些武器給台灣，讓台灣也能成為美國遏制中國政策的一環。台灣多元政治立場下的「台獨」或「獨台」主張，也可以被美國運用來牽動中國大陸最敏感的那條神經，也可以作為向大陸索取報償的籌碼。

　　美國的兩岸政策非常清楚，它贊成兩岸和平發展，它不容許看到台灣「獨立」，但是也不樂於看到中國統一。如果中國統一，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布局就缺了一道裂口，甚而全部戰略必須重新規劃。美國希望一個對美國友好的台灣能夠繼續存在，它所期望的是兩岸永久的分治，亦即永久的維持現狀，「分（治）而不（分）離、和（平）而不（統）一」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不過，美國最擔心的也是台灣，由於兩岸同文同種，自2008年以後兩岸進入大交流時代，一旦兩岸解決了政治爭議，兩岸進入大和解時代，美國的東亞戰略就可能出現漏洞。

　　大陸應該了解，兩岸關係對於大陸來說，其實已經不僅是兩岸關係而已，而是涉及到北京是否能夠順利地突破美國在東亞地緣為中國大陸所設置障礙的戰略問題。

　　台灣目前的戰略是政治安全依靠美國，經濟利益與大陸結合，在立場上是維持「不統不獨」，以維持現狀為目標。大陸希望兩岸能夠簽署和平協議，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但是台灣對於美國《台灣關係法》的依賴已經成為所有台灣安全與發展的一部分，大陸如果不能夠在兩岸定位與走向上提供台灣一個可以安心與信任的選擇，在一段時間內，台灣不容易改變其現有的與美國合作的戰略選擇，亦即一方面配合美國「交往政策」，另一方面又執行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

　　北京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已經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這段文字表明了北京已經理解「一國兩制」是統一後，而非統一前兩岸的政治安排。十八大政治報告希望兩岸一起探索找出一個兩岸和平發展期的合情合理政治安排。

確定合情合理的兩岸政治定位是兩岸可否融合的關鍵

　　針對兩岸和平發展期的政治安排。筆者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主張。認為兩岸必須在尊重現狀之下，尋求一個能夠既能顧及現狀，又能有助於走向統一的結構與路徑。目前的法理現狀是：兩岸在主權的宣示上是相互重疊，即均包括對方，兩岸的治權均來自於彼此「憲法」。兩岸若能在此基礎上籤署和平協議，相互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主權，並相互尊重彼此的治權，這個簽署後的和平協議就成為一份兩岸均必須遵守的「憲法」性文件。未來有關軍事互信、國際共同參與、經濟、金融，甚而成立相關共同體的協議，均可以成為兩岸第三憲（一組「憲法」性的文件）的內容。這種兩岸共同建構未來的過程，不再是誰吃掉誰的選擇，才能夠讓台灣安心地與大陸互動。

　　「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結構，透過統合（即大陸所說的「一體化」）機制，兩岸可以在一些政策與事務上「共同治理」，這對於兩岸截長補短，共同為兩岸人民創造福祉有莫大幫助。

　　筆者又以「反對分離、接受分治、推動統合、共議統一」做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應有路徑。當兩岸和平協議簽署時，代表著兩岸的真正大和解，也是兩岸政治關係再進一步深化的開始。在中國大陸的崛起過程中，這將是關鍵性的一大步，美國無法再利用台灣來「遏制」或「圍堵」中國大陸。另一方面，北京能夠和平處理與台北的關係，對於北京在國際間去除「威脅者」的形象，以及改變周邊國家看待中國大陸的態度，也會有正面的功效。

　　能夠妥善處理自己內部的事，特別是在化解了分離主義的可能性後，一個大國才可以真正稱得上是崛起。整個中國的崛起不應該只是大陸單獨的崛起，而是兩岸一起崛起，兩岸問題的解決不是在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強權後才解決，而是兩岸透過統合共同創造整個中國的和平崛起。

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主導了世界

　　毫無疑問地，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主導了全世界，而這也是西方得以主導當前國際秩序一個重要的知識與精神內涵。中國想要崛起，就必須要認真面對，如何與西方價值體系對話，而不是全盤否定或接受，也必須向西方證明，哪些地方，中華文化是有益世界的文明。如果我們以文明復興為目標理想，那麼以台灣對中華文化的理解與實踐，台灣應該可以在整個中國「文明崛起」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華文化曾經受到西方的肯定。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認為中國的儒教是一個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他推崇孔子，「全然不以先知自認，絕不認為自己受神的啟示，他根本不傳播新的宗教，不求助於魔力」。（《伏爾泰全集》第七集，第330—331頁）。

　　狄德羅（DenisDiderot,1713-1784)見解類似，在他主編的《百科全書》關於「中國」的一段，認為從先秦至明末的中國哲學，其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別欣賞儒教「只須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國平天下」。

　　歐洲啟蒙思想家還從歷史中看到了以倫理道德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文化力量。萬里長城未能阻止異族入侵，而入主中原的異族無一不被漢族所同化。啟蒙思想家認為，這種「世界上僅見的現象」，原因在於中國所特有的倫理型文化強大的生命力。伏爾泰寫道：「這是一個巨大的證明，體現了理性與才智對盲目和野蠻的力量具有自然的優越性」。（《伏爾泰全集》第一卷，第680頁）。

　　中國哲學宗教色彩淡薄，而倫理準則滲透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這一特質引起歐洲思想家的廣泛注意。法國啟蒙學者霍爾巴赫（Barond"Holbach,1723—1789）認為，「倫理與政治是相互關聯的，二者不可分離，否則便會出現危險」。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倫理道德緊緊相聯的國家只有中國」。（霍爾巴赫：《社會體系》，第174頁）。德國哲人萊布尼茨（GottfriedW.Leibniz,1646-1716）也說道：「如果請一個聰明人當裁判員，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麼我相信，他會把金蘋果送給中國人的。就我們的目前情況而論，道德的敗壞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因此，我幾乎覺得需要請中國的傳教士來到這裡，把自然神教的目的與實踐教給我們，正如我們給他們派了教士去傳授啟示的神學那樣」。

　　這些西方先哲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頌揚，逐漸淹沒在西方的船堅炮利中。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結合，讓西方人的基督教價值信仰成為強者的哲學、勇者的論述、唯一的真理。當中國開始衰弱並成為列強的次殖民地後，中國的哲學思想也就成為落後的代名詞，甚而成為衰敗的代罪羔羊。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少數文學精英讚揚中國文化所倡導的「兼愛」與「非攻」，但是在那個帝國主義的年代，即使是中國人，也有不少人將中華文化視為腐朽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