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終生的100部教育書籍（12）《中國教育史》講義
12.《中國教育史》
(修訂本)
孫培青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培養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意識，了解中國教育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線索及規律，把握中國教育的國情傳統。借鑒歷史上有用的制度、措施和思想觀念，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更好地為現實教育實踐和理論研究服務，同時擴充自身的知識結構，提高文化素養。中國教育史是研究中國教育發展的歷史狀況、歷史發展線索和規律的學科。時限從原始社會教育產生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前,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界,分為古代和近代兩大階段,各為四章.內容上又可分為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兩大部分。教育制度史講文教政策、教育體制、各類學校設置、教學和管理制度，古代還有與教育密切相關的選士制度。教育思想史是講歷代著名教育家、或者是教育名篇名著中的教育思想理論。
《中國教育史》講義（背誦版）1
發布人：聖才學習網發布日期：2010-06-03 15:24
一、官學制度的建立與「六藝」教育的形成
1、學校萌芽的傳說
（1）時間與歷史條件：
我國的學校萌芽於原始社會末期或奴隸社會初期。學校產生的歷史條件是：
由於青銅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勞動生產有了剩餘，貧富差別、腦力勞動分工初步出現，使一部分人得以脫離生產勞動專門辦教育；
社會事務日漸複雜，需要培養專門人員進行管理；---社會需要
文字的產生為日益繁複的社會知識和自然知識的積累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也造成了產生學校的現實需要。
（二）原始學校的形態
1、舜、虞時期：--萌芽--序；序是我國學校教育最初的形態，標誌著我國教育的萌生。
2、夏朝：--雛形--序、校
3、商朝--發展時期，較為完備---庫、序、學
2、西周的教育制度
（1）「學在官府」
學在官府」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徵。主要體現學術和教育為官方所把持，國家有文字記錄的法制規章、典籍文獻以及祭祀典禮用的禮器全都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無緣接觸到。民間無學術，也就無學校教育可言，只有廣義上的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教育，而此類教育通常都是融合在生產和生活中進行的。西周的政治體制是領主貴族制度，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世襲領地，政府的官職也多是世襲的，史稱「世卿世祿」。在這種體制下，培養統治階級治國人才的學校教育，其對象必然以貴族子弟為主，即所謂「國子」，他們的教育自然由官方來安排。
學在官府具體表現為官師不分和政教合一。官吏既負行政職責，也有教學的任務。比如西周時國學的主持者稱大司樂，負責祭祀和國家典禮，是國家最高禮樂官，同時兼管國學教育事務。大司樂屬下的一些官員，如師氏、保氏、大胥、小胥、樂師等就是國學的教師。此時的教育機構與行政機構尚未分離，教育與政事合一。國學既是施教的場所，又是國家舉行重大禮儀活動的地方，如祭祀、鄉射、獻俘等活動都在國學進行。各級鄉學也是地方舉行鄉飲酒禮、鄉射禮、士人議政、養老尊賢活動的場所。政事活動本身也就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學生在參與政事的過程中接受各種教育。
在「學在官府」體制下，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較為完善的學校教育體制以及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為主體的教育內容。
（2）大學與小學
按學生的年齡與程度可分大學與小學。天子所設的大學，規模較大，有「五學」之稱，即辟雍、成均、上庠、東序、瞽宗。其中辟雍是中心，四面環水。諸侯所設的大學，規模比較簡單，僅有一學，半面臨水，稱「泮宮」。
（3）國學與鄉學
西周學校已有較完備的制度，從設置上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國學，一類是鄉學。國學設於王城及諸侯國都。國學之外，又有鄉學。鄉學是地方學校，按地方行政區劃設立。由於地方區域的大小不等，設學也有不同名稱，如閭塾、黨庠、州序、鄉校等。
（4）家庭教育
父母就是幼兒最初的教師。當時重男輕女的現象非常嚴重。女子在社會上和家庭里都沒有地位，也沒有受學校教育的權利和機會。
3、「六藝」教育
六藝：夏、商、西周時期教育的基本內容。「禮」，後世稱之為周禮，包括周代的典章制度和以孝、銻為核心的道德規範以及各種禮儀。「樂」包括歌詠、舞蹈和演奏樂器等。「禮」和「樂」密切配合，「禮」是外在的政治原則、道德行為規範，是其思想行為準則，具有強制性。「樂」則陶冶人的感情，使強制性的禮轉化為人們內在的道德和精神的需求。「射」即拉弓射箭的技術。「御」即駕馭戰車的技能。「書」是讀書、寫字。「數」是計數。「六藝」體現了文武兼備、諸育兼顧的特點，反映了中華文明發展早期的輝煌。
二、私人講學的興起與傳統教育思想的奠基
1、私人講學的興起與諸子百家私學的發展
（1）私學興起的原因
封建私有制促進了奴隸制解體，「學在官府」的壟斷形式失去了原有的經濟支柱和政治依據；原在周王宮裡的一批有文化知識的人，失去了原來的地位和職守，把原來秘藏於官府中的典籍文物、禮器樂器帶到了民間。出現了「學術文化下移」的趨勢；
養士之風盛行，進一步促進了私學的發展。
（2）私學興起的意義
私學使學校從官府中解放出來，打破了「學在官府」的教育壟斷局面，教育過程與政治活動有所分離，教師成為獨立的職業；
教育內容與社會生活發生了緊密的聯繫；
擴大了教育對象，培養了各類人才；
私學的發展在教育理論和教育經驗方面有輝煌的成就，在中國教育史上有重要貢獻，為百家爭鳴奠定了基礎，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
（3）諸子百家私學的發展
封建製取代奴隸制，大量奴隸的人身得到解放，擴大了士階層的來源。諸侯國之間爭雄加劇，士階層成為各方爭相利用的重要力量，因之養士之風大盛。想成為士就要拜師求學，這就促進了私學的在發展。
（4）百家爭鳴
私學在教學時各自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社會理想、倫理觀念等，形成不同的思想體系，發展成為不同的學派，各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我們常稱之為「諸子百家」。
各家各派之間因立場和解決社會問題上方法的不同，相互鬥爭，相互批評，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百家爭鳴」中教育始終是中心問題之一。不同的學派往往就是不同的教育團體；各家各派又因對教育在社會改造和人性改造等方面作用的不同認識而相互辯論。因此，「百家爭鳴」必然推動教育實踐的活躍、教育思想的繁榮、教育理論的發展。戰國時期，各家各派都重視教育活動，都不同程度的開展教育活動。在各家之中，儒、墨、道、法影響最大。四家之中，儒、墨更被稱為「顯學」，這不僅因為這兩家的學說影響大，也因為這兩家教育活動的規模大。道家和法家雖然在理論上不重視教育，但為了擴大學說的影響，也都有授徒講學活動。
2、齊國的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齊國的一所著名的學府，因位於齊國都城稷下而得名，是戰國百家爭鳴的中心與縮影，也是當時教育史上的重要創造，對中國古代教育、學、文化的發展產生過重大的歷史影響。）
（1）性質：稷下學宮是一所由官家操辦而由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學校。
稷下學宮由齊國官方出資舉辦，始終不改變養士、用士的基本目的。從其主辦者和辦學目的來看，程下學宮是官學。稷下學宮是由養士制度發展演變而成的教育機構，它保持了充分尊重士人之講學，不加干涉與限制的風範，其教學與學術自由，體現出私學的性質。稷下學宮是一所集講學、著述、育才活動為一體併兼有咨政、議政作用的高等學府。
（2）特點：其一，「不治而議論」，即士人並不擔任具體的官職，一般不承擔行政事務，以備統治者諮詢，日常則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因此，稷下學宮實際上起到的是「智囊團」的作用。
其二，自由辯論。稷下學宮採取的是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政策，各家學派在稷下學宮都佔據了一定地位，他們要使自己的學說得到公認，不得不通過公開的辯論，以理服人，這就活躍了思想，繁榮了學術。在學宮所召開的「期會」中，不僅全校教師和四方游士可自由參加，學生也可參加駁難辯論，這種在學術上師生之間的民主平等，有助於擴大眼界，也有利於人才的成長，並對解放和活躍學生思想起了極大的作用。
其三，學無常師。稷下學宮的教學方式十分特殊，在教學中，學生們可以自由聽講，實行遊學自由的方針。當時前來稷下學宮的，既有個別遊學，也有集團遊學的情況。可以隨時請求加入，也隨時可以告退，不受任何限制。學生來到稷下學宮後，則不限於跟一個先生，其它先生講學也可以聽講請教，這種靈活的教學制度，使學生有機會接觸各種學說，打破了學術流派的局限，各家各派在稷下學宮相互批評，又相互吸收，促進了學術發展。
其四，在學生管理上，稷下學宮制定了歷史上第一個學生守則──《弟子職》，全文載於《管子》，從尊敬師長到敬德修業，從飲食起居到衣著儀錶，從課堂授課到課後複習均有嚴格規定。從《弟子職》可以看出稷下學宮對學生管理的總體特點，體現了教學的目的性、計劃性和組織性。這一學則流傳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歷史意義：
促進戰國時期思想學術的發展。
顯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創造精神。
稷下學宮創造了一個出色的教育典範。它所獨創的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辦學形式，集講學、著述、育才與咨政為一體的職能模式，自由講學和自由聽講的教學方式、學術自由和鼓勵爭鳴的辦學方針，尊重優待知識分子的政策，都顯示了它的成功之處。
3、孔丘的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思學的創始人。孔子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將畢生精力奉獻給教育事業的人，在文化教育上的貢獻主要有兩個：第一，編定六經，整理保存了我國古代文化的典集；第二，開創了私人講學之風，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成為我國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
創辦私學與編訂「六經」
約自30歲左右，孔子開始私人講學，向他請教的人越來越多，在魯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50歲左右，孔子當上了魯國的「中都宰」，不久又升為「司寇」。但魯國的政局正處於動蕩不安之中，他只作了3個月的司寇，便被迫離開了魯國，帶著他的學生周遊列國，度過了14年的流亡生活。晚年時重返魯國，專門從事講學和整理古代文獻，直至去世。《論語》二十篇是孔門弟子輯錄的孔子言行錄，也記載著一部分孔子門徒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據。
（2）「庶、富、教」
從教育與政治的關係來看，孔子認為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工作，因為通過教育可以把社會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傳播到民眾之中，這樣就會對政治發生重大影響。有人問孔子為什麼不從政，孔子回答說：「《書》云：『孝乎為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就是說，通過教育把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風氣傳播開來，就會影響政治。
從教育與經濟的關係來看，孔子認為，要治理好一個國家，有了眾多的人口，就要努力發展經濟，使它富足起來，還要加強教育，這就是「庶、富、教」思想。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去，冉有替他駕車。「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段話說明孔子把眾多的人口，富裕的生活和發達的教育，當作立國的三個要素，人口是最基本的，然後就要使之富裕起來，有了物質生活的基礎，還要發展教育，創建精神方面的文明。
從教育與法律的關係來看，孔子認為治理國家不能只靠政令、刑律，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因此，教育比政令、刑律更加重要和有效
（3）「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與教育作用和地位
孔子在論述教育對人的發展作用時，主要引用他人性論的觀點《論語?陽貨》中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是很接近的，後來之所以有較大的差別，是教育和學習的結果。這一觀點是正確的。第一，人的先天素質並無差別，不論貧賤，人生來應該是平等的。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天賦平等的人性論。也為他的「有教無類」提供了依據。第二，他也意識到人的個性差異，這種個性差別主要是由於人們的環境習染各不相同之故，是後天作用於先天的結果，教育是一種特殊的環境影響，力量更大，這就大大地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當然，孔子並未完全擺脫先天決定論的羈絆，仍然認為有少數生而知之的聖人和學而不能的下民不能接受教育。
孔子是第一個從教育與人的發展的關係上論述教育的作用的思想家。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即先天素質本是很接近的，不同的人之所以有較大的差別，是後天之「習」的結果。這一觀點肯定了人不論等級貴賤，生來的天賦素質應該是平等的。這種立足於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論，在西周以前以天生的血緣來決定人的高低貴踐的觀念支配下是不可能有的，也為他實施「有教無類」提供了理論依據。孔子認為個性差別主要是由於人們的後天環境習染各不相同之故，教育是一種特殊的環境影響，力量更大，這就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
（4）「有教無類」與教育對象
孔子認為教育對象應當「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的本意是在教育對象上，無分貴族與平民，不分華夏與華夷諸族都可以入學。
孔子「有教無類」的提出是針對奴隸主階級有教有類而言的，不僅把教育擴展到蠻夷之邦，而且打破了「禮不下庶人」的等級制度，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
（5）「學而優則仕」與教育目的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從理論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的一個重要方面。主張把官職與學習緊密聯繫起來，可見孔子教育的目的是仕途，要培養的是治國安民的賢能之士。
（6）教學內容
以「六藝」為教學內容，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其中他特別注重的思想品質和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作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局限：忽視了自然知識的傳播，鄙視生產勞動的知識技能。
（7）教學方法
孔子認識到教學過程不僅是教師教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學生學的過程，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學原則和方法：
教學三個過程：學--思--行
因材施教
解決教學中統一要求與個別差異的矛盾。實現因材施教的關鍵是對學生要有深刻、全面的了解，準確掌握學生的特點。
啟發誘導
解決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和調動學生積極性間的矛盾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在教學前務必先讓學生認真思考，已經思考相當時間但還想不通，然後可以去啟發他；雖經思考並已有所領會，但未能以適當的言詞表達出來，此時可以去開導他。
3）學思行並重
解決學習與思考或掌握知識與發展思維的矛盾。「學而不思則圈，思而不學則殆。」
4）道德教育
「仁」是最高的道德概念。其道德教育思想體系大體是以「孝悌」為本，以「禮」為規範，以「忠恕」為一貫，以「中庸」為準則。此外還提倡智、勇、信、義等道德。
道德教育原則
立志樂道
「立志」就是要確立人生的遠大理想和宏偉目標，找到前進的動力；「樂道」就是要要決心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政治信心心甘情願為之奉獻。
教育學生正確處理遠大理想與眼前利益的關係，政治理想與物質享受的關係。能經受磨練，有恆心。
克己內省（自省自克）
在處理人際關係時，主張重在嚴格要求自己，約束和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道德規範，他把這稱之為「克已」。
積極開展主觀的思想分析活動，強調自覺地進行思想監督，把被動遵守變成為內在的自覺要求，而不受外來強加的限制，他把這種主觀的思想活動，稱之為內省。
身體力行
道德的認識與道德行為問題。孔子強調的是道德的行動，他提倡身體力行，言行一致。
改過遷善
在處理過失和改過的關係方面，孔子強調改過，他把道德修養過程也看作是改過遷善的過程。
（5）論教師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強調教師要盡職盡責
熱愛學生對學生無私無隱。
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傳。
教學相長。
（6）歷史影響
孔子是我國古代最傑出的和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建樹了豐功偉績，許多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的重要教育思想和經驗，大多可以追朔到孔子。他的貢獻有：創立私學，實行「有教無類」的教育方針，擴大教育對象的範圍，促進文化學術的下移；
他提出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強調要重視教育；他提倡「學而優則仕」，為封建官僚的政治體制準備了條件；他重視古代文化的繼承和整理，進行了教材建設，奠定了後世儒家經典教育體系的基礎；他總結了教育實踐經驗，對教育教學方法有新的創造，他的啟發式教學方法、因材施教原則等都揭示了許多教育教學規律；
倡導尊師愛生，提出了作為一個理想教師的要求；總之，孔子的教育思想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教育遺產，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影響
4、孟軻的教育思想
（1）思孟學派
孟子，名柯，字子輿，戰國時期魯國人，為僅次於孔子的「亞聖」。思孟學派研究孟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資料是《孟子》一書。孟子在政治上的主要主張是勸說統治者施行「仁政」。
（2）「性善論」與教育作用
孟子認為人性生來就是善的，有不學而能的「良能」和不慮而知的「良知」，君子和庶人的區別就在於使保存還是喪失這種「善性」，仁、義、禮、智等道德觀念，就發源於先天就有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但是由於後天接觸的環境不同，有人因各種物慾影響，失去其善性，從而為惡。從「性善論」出發，孟子認為人人都先天具有仁、義、禮、智四個「善端」。但是，僅有這些「善端」是不夠的，必須加以擴充，使之達到完善的境地。相反，由於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人們的「善端」受到破壞，就會成為小人、惡人。因此，教育的作用在於把人天賦的善端加以保持、培養、擴充、發展，或把已經喪失的善端找回來，啟發人們恢復天賦的善良本性，使之成為道德上的「完人。」
（3）「明人倫」與教育目的
孟子認為辦教育的目的在於「明人倫」。所謂的「人倫」就是五對關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倫理道德為基本教育內容，以「孝悌」為倫理道德基礎的教育。
（4）「大丈夫」的人格理想
孟子，他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首先，「大丈夫」有高尚的氣節。其次，「大丈夫」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浩然之氣。
培養理想人格的途徑主要靠內心修養，大致有以下幾條：
持志養氣
孟子所說的，「持志」就是堅持崇高的志向，一個人有了志向與追求就會有相應的「氣」---精神狀態，志、氣是互為因果的。
動心忍性
就是指意志鍛煉，尤其是在逆境中的磨練。
存心養性
人人都有仁義禮智的善端，要形成實實在在的善性善行要靠存養和擴充。存養的障礙來自人的耳目之欲。要擴充善端就要寡慾，要發揮理性的作用。
反求諸已
當你的行動未得到對方的回應時，就應當首先反躬自問，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後對人做得更到家。凡事必須嚴於律己，時時反省。
（5）「深造自得」的教學思想
孟子認為知識的學習，並非從外而來，必須經過自己主動自覺地努力鑽研，才能徹底領悟。既然萬事萬物的道理都在我心中，那麼只有自求自得，才能深入心通，心有所得，達到運用自如的地步。「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5、荀況的教育思想
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是戰國末期趙國人，儒家荀卿學派的代表人物，研究荀子教育思想最可靠的材料是現存的《荀子》，共32篇，大部分為荀況本人所著。
（1）荀況與「六經」的傳授
荀子重視以儒家經籍為內容的文化知識傳授，對經學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由於荀子的傳經，使先秦儒家經籍得以保存，這就使後世中國封建社會教育有了經典的教科書，為文化、思想定於一尊提供了物質基礎。
（2）「性惡論」與教育作用
「性偽之分」
人性是人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它完全排除任何後天人為的因素。與生俱來的本能是「性」，而後天習得者為「偽」。人的本性是惡的，而人的善德是後天習得的。
「性偽之合」
性與偽是有區別甚至對立的，但是二者也是相互聯繫、相互統一的。通過化性起偽實現性偽之合。
「化性起偽」
教育在人的發展中起著「化性起偽」的作用。教育作用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的主觀能動性，一方面是環境的作用，因而，化性起偽是環境、教育和個體努力的共同結果。
（3）以「大儒」為培養目標
統一的時代需要，理法兼治的政治思想，要求教育培養推行理法的「賢能之士」。他把當時的儒者分為幾個層次：俗儒、雅儒、大儒。大儒是最理想的一類人才，他們不僅知識廣博，而且能以已知推未知，自如應對新事物，自如地治理好國家。教育應當以大儒為培養目標。
（4）以儒經為教學內容
《詩》《書》《禮》《樂》《春秋》，「五經」為教育內容，以《禮》為重點。「禮」是荀子整個教育理論的核心。荀子認為：禮是一切事物的繩墨和一切行為的規範。
（5）「聞見知行」結合的教學方法
荀況：「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而止。」荀子認為聞見、知、行，每個階段都具有充分的意義，由此構成一個完整的過程。
1）聞見
學習的起點、基礎和知識的來源，但是又是有缺陷的，首先，感官不能把握整體與規律，其次，感官常因主客觀因素影響而產生錯覺。
2）知
學習而善於運用思維去把握事物的本質與規律，就能自如的應對事物的變化。
第一，「兼陳萬物而中懸衡」。
第二，「虛一而靜」，「心」是藏與虛、兩與一、動與靜的統一。
心能接受來自外界的知識；但又不能讓已有知識成為成見，妨礙接受新知識。心能辨別差異，同時兼知多種事物；但心一旦專註於此物，就不能被他物干擾思緒。心始終在活動著，但又不能讓無關思考的活動擾亂正常的思緒。
3）行
行就是知識的實踐，是學習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高的階段。將教師視為治國之本。教師參與治理國家是通過一個中介實現的，那就是他的施教。在教師與學生之間，荀況片面強調學生對教師的服從。
（6）論教師。
將教師視為治國之本。教師參與治理國家是通過一個中介實現的，那就是他的施教。在教師與學生之間，荀況片面強調學生對教師的服從。
6、墨家的教育思想
（1）「農與工肆之人」的代表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墨家是兩個最著名的學派。墨家的創始人是墨翟，他出生貧民，是小工業者，同情下層人民，自稱其學說代表「農與工肆之人」的利益，其思想以兼愛、非攻為核心，以尚賢、節用為基本點。研究墨翟和墨家派的資料主要就是《墨子》。
（2）「素絲說」與教育作用
墨家主張通過教育建設一個民眾平等、互助的「兼愛」社會。在他看來可以通過教育使天下人「知義」，從而實現社會的完善。這就是教育的社會作用。
墨子闡述了環境和教育對人性形成的影響，在他看來，先天的人性就如待染的素絲，有什麼樣的環境與教育，就能造就什麼樣的人。
（3）以「兼士」為培養目標
墨子主張教育要培養「兼士」，作為兼士，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墨家講的德行的基本要求就是「兼愛」。兼愛要核心的道德要求，要求兼士必須奉行墨家最高的道德的標準。其宗旨在於造福全社會。
（4）以科技和思維訓練為特色的教育內容
在教育內容上，墨家重視論辯能力的訓練，以便更有效地進行遊說，推行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墨子對論辯術有深入探討，提出「察類明故」的原則，是中國古代邏輯理論的開拓者。墨子還提出了判斷言談是否正確的三條標準，即著名的「三表法」：「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提煉出了各種思維的邏輯方法，將這些邏輯方法應用於各種實際問題的分析、論證、推理。墨家還注意對自然科學、生產技能、軍事知識等技能的訓練。
（5）主動、創造的教育方法
墨子不贊成儒家「叩則鳴，不叩則不鳴」的被動施教的態度，主張「雖不叩必鳴者也」的「強說人」精神。對不來求教者要主動施教，這叫「行說人」。孔子主張「述而不作」，對此，墨翟提出批評，他認為對於古代的好東西應當繼承，但是在今天應當創造出新的東西，是好的東西越來越多。
7、道家的教育思想
道家的創始人是老腆，而使道家真正成為一個學派的是莊周。道家鄙視和否定社會生活，仰慕自然，追求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蕭遙，闡述了富有辯證法的自然主義教育的思想。
（1）「法自然」與教育作用
道家認為人的最佳狀態即非有知識，也非有道德，而是如同嬰兒般的無知無欲、無爭無斗的質樸狀態。社會文明的發展使人異化，摧殘人的天性，背棄自然。
教育應是一個將種人為影響逐個消減的過程，人須注意教育的副作用，教育中要減少人為干預、遵循自然發展，富於啟發。沒有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從根本上否定了教育的作用。
（2）「逍遙」的人格理想
道家認為仁義獻身是以犧牲人的自然發展為代價，於是提出一種「無功」「無名」、物我兩忘的逍遙人格。
（3）提倡懷疑的學習方法
提倡懷疑，不僅僅懷疑自然、懷疑社會，更懷疑「聖人」教條。莊周指出「六經」是前人社會活動的成果，限制今天的腳步。
8、法家的教育實踐與思想
早期法家思想與儒家較一致。使法家與儒家趨於對立的是改革家商鞍，而戰國末的韓非是法家的理論代表。主張以實力和暴力解決個人和社會問題，所以提倡「耕戰」，禁止思學，輕視道德文化，雖取得短暫成效，但卻留下許多教訓。
（1）「人性利己說」與教育作用
法家提出了「人性利己說」，認為人性有這樣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人都有好逸惡勞的特性。第二，人性都有「趨利避害」、「喜利畏罪」的特點。第三，人與人的關係是一種利害關係，離不開「算計之心」。
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就無法指望人自覺為善，得出教育無用的結論。
根據這些理論，韓非確定了教育和社會管理的基本模式：其一，「不務德而務法」，實行法制教育。其二，「信賞必罰」，取信於民。其三，嚴刑厲法，實行懲罰主義教育。
（2）禁詩書與「以法為教」
出於「法制」的目的和統一思想的需要，鼓動統治者，禁私學、燒詩書，壓制言論，以統一思想，並獎勵安心生產和戰鬥的農民和士兵，提出了重農的教育，開了中國專制思想統治的先河。「以法為教」，一切律令條文都由官府統一制定，然後公諸於眾，堅決實施執行。
（3）禁私學與「以吏為師」
法家提出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教育管理模式。
「以吏為師」即由國君直接操法之大權，主持制定律令。讓全體官吏都去作施行法制教育的教師，教民學法。這樣法家的法制教育就得到全面的普及。
9、戰國後期的教育論著
（1）《大學》
《大學》，原是《禮記》里一篇，《禮記》是儒家的經典著作，是儒家學者討論大學教育的一篇篇論文。對大學的教育目的、任務、途徑作了一個總的概括，提出了一個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綱領和程序。
《大學》提出了「三綱領」和「八條目」。「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就是後人所說的《大學》「三綱領」。這是《大學》提出的教育綱領和培養目標。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後世稱之為《大學》的「八條目」，這是實現「三綱領」的具體步驟。
（2）《中庸》
《中庸》也是《禮記》中的一篇，是儒家思孟學派的作品。它主要闡述了先秦儒家人生哲學和修養問題，提出了「中庸之道」：
1）性與教
《中庸》開篇就指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意思是：上天賜給的叫做性，順從和發揚本性叫做道，把道家以修明和推廣，使之實行這就是教。
2）中庸
「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準則。中庸：兩端執其中、中立而不倚、中和。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同時也是一種道德修養、為人處世的準則與方法。
3）自誠明與自明誠，尊德性與道問學
實質就是強調內心修養，以及外在努力學習，二合為一。
4）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這是對求知學習過程的闡述。
（3）《學記》
《學記》也是《禮記》中的一篇，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篇專門論述教育、教學問題的論著，它是先秦時期儒家教育和教學活動的理論總結，它主要論述教育的具體實施，偏重於說明教學過程的各種關係。其作者一般認為是思孟學派，甚至具體到是孟子的學生樂正克。
1）教育作用與教育目的：「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教化人民，養成良好風俗。
《學記》將教育與政治高度結合起來。使教育成為政治的手段。
2）教育制度與學校管理
學制與學年
《學記》把大學教育定為兩段、九年。七年為一段：謂之「小成」；九年合格後，謂之「大成」。
視學與考試
其中，一、三、五、七、九，都有考試，分別是：「視離經辨志」、「視敬業樂群」、「視博習親師」、「視論學取友」、「知類通達，強力爾不返」。體現國家對教育的重視。
3）教育教學的原則
可歸納為：「預、時、遜、摩」，「長善救失」，「啟發誘導」，「藏息相輔」。
「禁於未發之謂預」--預防性原則；「當其可之謂時」--及時施教原則；「不陵節而施之謂遜」--循序漸進原則；「相觀而善之謂摩」--學習觀摩原則；「長善救失」---教師要注意學生的個別差異，幫助他們發揚優點，克服缺點；「啟發誘導」：「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答」；「藏息相輔」：勞逸結合。
（4）《樂記》
《樂記》也是禮記中的一篇，使先秦儒家專門論述樂教的論著。
、所謂的「樂」，並不僅僅是音樂，還包括繪畫、雕刻、建築等造型藝術，甚至是儀仗、打獵等令人快樂的事。
《中國教育史》講義（背誦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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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學獨尊與讀經做官教育模式的初步形成
1、「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確立
漢初統治者總結了秦朝速亡的教訓，摒棄嚴刑酷法，漢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廢除秦代「挾書律」，開放了民間學術活動，奉行主張「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無為而治」十分適合漢初恢復生產、安定社會的需要，但是也容易導致放任自流和政府權威的削弱。到漢武帝時期，國力已基本恢復，統治者已有實力來整頓國政。同時，社會也面臨著新的危機，「無為而治」已經不能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必須採取新的政策。於是，在文教方面，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在《對賢良策》中提出的三大建議，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為確保儒術「獨尊」，採取了以下幾項主要措施：
設五經博士
戰國時就有博士，秦漢承襲此制，也設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冊的咨政議政官員，諸子、術數、方技等都立博士。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經博士。」此後，博士的職位就只有被官方認可的儒家五經大師才能擔任，其他學派雖然沒有像秦代那樣被明令取締，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學術的地位了。這一措施是「獨尊儒術」的集中體現。
建立博士弟子制
博士官因學識淵博，也常常以私人名義授徒講學。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採納丞相公孫弘的建議，由朝廷為五經博士選置弟子，有固定的名額和選拔標準，並享有官方給予的待遇。這就是博士弟子制，這一制度的實行，標誌著漢代太學的建立。自此，學習儒經者日益增多，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風尚。
以儒術取士
漢代自高祖始，就重視選賢任能。武帝時逐步確立了以察舉為主的取士制度。在取士的標準上，則突出強調精通儒術和具有儒家倫理道德修養。察舉最盛的孝廉科，就是選取具備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而明經科則是專取通曉一門儒經的學者。太學生通過考課，通一經者即補為官。以儒術取士，不僅為「獨尊儒術」的推行和落實提供了保證，而且對士子進德修業具有鮮明的導向作用。
視學制度
君主視學自古有之。漢代帝王對其最高學府太學非常重視，有時親臨太學視察或指令要員視察太學。東漢時皇帝視學成為一種制度。視學時要舉行各種隆重的儀式，要召集博士講論五經，有時還要考察學生的學業，還要與師生歡聚。為了弘揚儒學，每次視學皇帝還要聚眾宣講。以上諸項措施都為「獨尊儒術」政策的推行起了保證和促進作用。
漢武帝所採取的文教政策，在本質上與秦始皇是一致的，都是要統一思想，鞏固專制統治，但是手段和措施不同。秦始皇以「禁」為主，以暴力做保障，結果是將士人推向對立，喪失了統治基礎。漢武帝則以「尊」為主，用功名利祿來誘導士人研習儒家經典，從而將思想統一於適應統治階級利益的儒家學說，其手段顯然高出一籌。
獨尊儒術的作用和影響
「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確立，標誌著封建統治階級樹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識形態，這一文教政策此後一直維繫了兩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終結。其對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響，一是確立了教育為治國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禮教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漢代的官方學校體制就是伴隨獨尊儒術而建立的。重教興學成為漢以後歷代的一項基本國策。二是儒家經學成為教育的主體內容。精通儒經的就可以通過選士而作官，取得榮華富貴，從而大大激勵起士人的學習積極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動力。漢代流傳諺語「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王充曾感嘆說：「儒者學，學，儒也。」儒與學已合為一體，從而使儒學絕對控制了教育事業。
2、太學、郡國學與鴻都門學
（1）太學
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朝廷為博士置弟子50人，這是漢代太學建立的標誌。此後太學的規模不斷擴大。昭帝時太學生增至100人，宣帝時達200人，元帝時達1000人，成帝時發展到3000人。東漢質帝時，太學生多達30000人。
漢代太學初建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經博士分經教授，不須有固定的校舍。後來，太學生不斷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國最早大規模地修建大學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當時為太學生修建了能容萬人的校舍。東漢遷都洛陽，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於洛陽南門外重建太學，校內建有寬敞的講堂，還建了博士舍。後因政治動亂，太學一度衰落。順帝時採納左雄等人的建議，修整太學，建造240套房，1850間室，校舍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漢代太學的教師稱為博士，其主要職責是掌經教授。此外，漢代太學博士還提供諮詢，參與議政，或派遣巡訪地方，這是舊時博士官制的延續。博士的首席西漢時稱僕射，東漢時稱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舉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擔任。漢代對太學博士要求很高，選拔也很嚴格，如漢成帝時要求博士要「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所以，當時的博士均為精通儒經的權威學派的名儒。
太學的學生稱「博士弟子」或簡稱「弟子」，東漢時稱「諸生」或「太學生」。太學生的來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選送，只要年滿18歲，相貌舉止端正，其餘就由太常決定了。二是由地方當局選送，則有學習態度、品德表現等具體標準的要求。兩類學生都是以民間子弟為主，其中不少是貧困生，有的還要靠做工來維持生計。西漢末年以後，朝廷多次令官僚貴族子弟入太學讀書，但他們因有依仗父輩作官的前程，故入學積極性普遍不高。東漢還允許參加明經科考試落第者補為太學學生，這一作法為後代所效法。
漢代太學沒有修業年限的規定，教學以自學為主，鼓勵學生自學和相互論辯。博士有時也在大講堂授課，稱「大都授」。太學注重考試，初是一年一考，通過者委以官職，此謂「學選」。東漢時改為兩年一考。考試的辦法謂之策試，類似今天的抽籤考試。策試由主試官根據經義擬出若干試題，量其難易程度分為甲乙兩科，以備選擇。凡由主試者選擇題目令考生回答的稱為對策；由考生抽取題目然後回答的稱為射策。策試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職。不合格者繼續學習，下次再考。這種考試方法具有選拔賢才和督促學生學習的雙重作用。
（2）鴻都門學
漢代由朝廷設立的學校，除太學外，還有專門為皇室宗親子弟開設的宮邸學和為文學、藝術見長者設立的鴻都門學。
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鄧太后開設宮邸學，令皇室子孫5歲以上40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30餘人入學，親自督察、考試。在這之前，漢明帝還辦過四姓小侯學，「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陰、馬四家的子弟。這種學校是貴族教育的體現。「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
鴻都門學創設於東漢靈帝光和元年（178年），學生是由州、郡、三公推薦的。這所學校不同於其它以儒學為主的官學，它講求辭賦、小說、繪畫、書法等，因校址位於洛陽鴻都門而得此名。鴻都門學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學藝術專科學校，在教育史上具有開專科學校先河的意義。
（3）郡國學
漢代地方官學始創於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風易俗，推行教化，先從郡吏中選派聰慧者十餘人到長安，就學於博士，這可謂最早的委託培養措施。數年後，這些人學成歸來。於是文翁在成都立學，招收屬縣子弟入學，學成者都給予重用，或推薦到朝廷作官。蜀郡從此學風大盛。到漢武帝時，推廣文翁興學的經驗，曾「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頒布地方官學學制。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普遍設學：設在郡國的稱為「學」，設在縣的稱為「校」，設在鄉的稱為「庠」，設在村落（「聚」）的稱為「序」。學、校置經師一人，庠、序置《孝經》師一人。但此項制度並未切實貫徹。漢代地方學校的興辦取決於地方長官的意願，因此地方辦學並不普遍，已辦起來的學校也少有能維持長久的，或者是僅存虛名而已。
3、察舉制度
漢代統治者為了適應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對吏員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選拔統治人才的制度。這套制度包括皇帝徵召、私人薦舉等多種方式，但最制度化的是察舉，即由地方（也包括中央各部門）長官負責考察和舉薦人才，朝廷予以錄用為官。
（1）察舉制度的創立
漢代選士始於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二月，高祖下詔求賢，要求郡守勸勉賢士應詔，並書其行狀、儀容、年紀，以待擢用；郡守若遺賢不舉則免官。漢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五年（前165年）又下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文帝還親自出題策問。所謂「策問」，就是皇帝就時政中的問題提問，令被薦舉者作答。答者要對時政問題進行分析，提出相應的解決問題的主張和建議，是「對策」。對策要封好交皇帝親自拆閱，評定高下，然後酌授官職。察舉作為一種制度，是在漢武帝時期確立下來的。《漢書?武帝紀》載：建元元年（前140年）冬，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董仲舒就是在這次賢良對策中被列為上第的。其後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重選舉取士，於元光元年（前134年）冬，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察舉正式成為一種制度。元封四年（前107年）漢武帝又令諸州歲各舉「秀才」一人。自此，每年州舉「秀才」，郡舉「孝廉」，歷代沿襲，成為固定的選士制度。
（2）察舉的科目
察舉的科目可分為兩大類：一為經常性舉行的科目，稱作常科，一般是每年由州郡長官按規定的名額、標準向朝廷推薦人才；另一類為特科，是皇帝根據需要臨時指定選士標準和名目的科目。
察舉常科中最主要的是孝廉科。各郡每年按人口比例薦舉孝廉，平均20萬人口薦舉1名，不足20萬人口的郡隔年或隔兩年薦舉1名。儒家強調為人立身以孝為本，任官從政以廉為基。可見該科主要選拔德行優良之士，藉此在社會上造成「在家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風尚。但德行的考察難度較大，難免名不符實。到東漢中，對各地薦舉上來的孝廉，朝廷要進行複試，「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變成了筆試儒家經學或公文寫作，以德行為主的選拔標準也就變味了。
察舉常科中還有秀才、明經等科目。秀才（東漢時避劉秀之諱改為茂才）科主要選拔奇才異能或有非常之功的士人，明經科察舉通曉儒經的人才。另外還有選拔12至17歲之間的「博通經典」者的童子科，可見當時已經重視對有特殊才能兒童的培養和任用。
特科因是皇帝臨時決定，科目開設是隨心所欲的，名目眾多。其中最主要的科目、也是最制度化的科目是賢良方正。一般在遇到「災異」或國家有重大問題需要探討時，下詔讓各地薦舉賢良方正，由皇帝親自策問，讓他們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發表對策。對策中皇帝的意，馬上就可以作官或陞官。所以賢良方正在察舉中地位最高。
（3）察舉的流弊
察舉各科設置之初，頗能體現選賢任能的原則，也的確選拔出不少濟世之材。同時極大地促進了講習儒經的社會風氣的形成和教育的發展。當時，民間流行著這樣一句諺語：「遺子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但是察舉的主要特點是以主管官員（地方長官和中央各部門長官）的推薦為前提。而要引起主要官員的注意，「聲望」是很重要的，於是，士人便沽名釣譽，弄虛作假，或者攀附權貴，賄賂請託。因而，士風日下，察舉不實。東漢順帝陽嘉元年（132年），尚書令左雄從察舉最濫的孝廉科著手進行改革，規定孝廉所舉之人，必須在40歲以上，對歲舉的孝廉由朝廷進行考試。儒生考以儒家經典，文吏試以奏章律令。然後在端門進行複試。自此，察舉制由推薦發展為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為選士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探索了新路。
4、董仲舒的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
（1）《對賢良策》與三大文教政策
董仲舒在應對漢武帝的賢良策問時，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提出了獨尊儒術、興太學、重選舉等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議：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認為，為了保證政治法紀的大一統，必須首先統一思想。他是依據《春秋》「大一統」的思想來闡發了這一見解的，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而當時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統一，即所謂「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於是，他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實現思想的統一，即「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絕其道並不一定要取締各種學術，而是不給它們以發展的條件。通過大力尊崇儒學，給予培養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為大多數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學派也就難以與之「並進」了。
興學校以養士，行教化美習俗。
與獨尊儒術相聯繫，董仲舒提出要興辦學校，培養人才。他認為「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興學校的重點是辦好中央的大學，大學是「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他還對如何辦好大學提出意見，要求「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並加強考核選拔，「數考問以盡其材。」在辦好太學的同時，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總是追求物質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樣，如果沒有堤防，就難免造成災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議「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從而達到「教化行而習俗美」的目標。就是說，通過地方辦學，來推廣社會教化，形成良好的社會習俗，對於穩定統治來說具有尤為重要的作用。
重選舉以選用賢才。
董仲舒認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敗壞是同「任子」制、「納資」捐官和累日取貴、積久致官的做法分不開的。他建議選舉賢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議直接推動了漢代察舉制的創立。
董仲舒的上述建議，適應了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發展的需要，被漢武帝採納，不僅促進了漢代思想的統一和文化教育的發展，而且對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論人性與教育作用
人性學說是董仲舒論述教育作用的理論依據。他認為人性是「天」賦予人的一種素質。天有陰陽，人性也相應地包含性與情兩種成分，即：性屬陽，是仁的、善的；情屬陰，是貪的、惡的。而善的成分並非就是善德，它必須通過教育，才能繼續發展成為人的善德，即所謂「性非教化不成」。可見，董仲舒認為人性中兼有善惡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發展人性，使人成為善人。
同時，董仲舒認為，教育的任務應由「承天意」的帝王來承擔。可見，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權力，以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為此，他還提出「性三品說」。他把人性分為「聖人之性」、「中民之性」與「斗筲之性」。所謂「聖人之性」，是天生的「過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後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是無「善質」的，生來就「惡」的，教化無用，只能採用刑罰的手段來處置他們。而「中民之性」，也就是萬民之性，是「有善質而未能善」，必須通過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董仲舒關於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於以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人為對象，主要是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罰」的政治主張提供理論依據，同時又留有推崇聖賢和鎮壓所謂惡人的餘地。
（3）論道德教育
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因為它是董仲舒德治政治思想在教育上的自然延伸，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
1）道德教育的內容
「三綱五常」是董仲舒倫理思想體系的核心，也是他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社會道德教育的中心內容。
2）道德教育的原則和方法：「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強勉行道」；「必仁且智」；「重義輕利」
5、王充的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
（1）對讖緯神學的批判
王充不崇拜權威，懷疑神學化的儒學，廣泛閱讀百家之書，採取批判態度，獨立鑽研。他曾出任郡、縣小吏。但因為為人耿直，不願隨俗附和，索性辭官還家，一生大部分時間在研究和寫作中度過。王充的著作現存的僅有《論衡》一書，是以「疾虛妄」的態度來寫作的，宗旨是「立真偽之平」，即講求真實客觀，反對虛假浮誇。
（2）關於教育作用與培養目標
王充與董仲舒類似，也把人性分為三種：有生來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來就惡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無善無惡，或善惡混雜的人，是中人。但人性的善惡，並非受命於天，而是由自然的「氣」構成的，人性「秉氣有厚薄，故性有善惡」。他認為生來就善或惡的人很少，絕大多數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過教育使之定型。生來就惡的人也可以通過教育使惡為善。總之，在他看來，人的善惡在於教育。因此，他特彆強調統治者應該重視教育，發揮教育在治國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王充理想的培養目標是「鴻儒」。他把人才分為四個層次：第一是「鴻儒」，能獨立思考，著書立說；第二是「文人」，獨立思考能力略遜，但文才尚佳，善於寫一般的奏章公文；第三是「通人」，文筆談不上，但能博覽古今，知識淵博；第四是「儒生」，連博覽也談不上了，只能掌握一門專業（一經），從事教學而已，這是人才的最低檔次，只比沒文化的俗人強一點。可見王充特別推崇研究能力和創新意識，其次是文才，再其次才是知識的淵博程度，最看不起專經傳授的教師。王充譏諷這類人是鸚鵡學舌，就像「門人」、「郵者」一樣，毫無自己的創意成果。這固然是出於他對當時經學教育的強烈不滿，但輕視一般傳授知識的教師，也是片面的。
（3）論學習
1）學知與聞見知識是在學習和積累經驗的基礎上才有的。
2）思考與求是
3）問難與距師
這是對當時儒者「好信師而是古」的盲從、迷信學風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問難」不同於一般不明白時的提問，而是質問。問難的對象沒有限制，甚至可以是聖賢。聖賢也不可能事事正確，也並非每句話都無懈可擊。「距師」，即與師保持距離，也就是不能完全附和老師，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見解。
《中國教育史》講義（背誦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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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封建國家教育體制的完善
1、魏晉南北朝官學的變革
（1）西晉的國子學
西晉時期，在統治階級內部形成一個貴族階層──門閥世族。為了保證他們受教育的特權，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年）在太學之外另立國子學，四年（278年）設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惠帝時規定五品官以上子弟入國子學，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學。此後，各朝中央官學都是國子學與太學並立，以體現「貴族士庶皆需教」的原則。西晉國子學是我國古代於太學之外專為世族子弟設學之始，這是門閥世族享有特權在教育上的反映。
（2）南朝宋的「四館」與總明觀
三國魏明帝置律博士，教授刑律，招收律學弟子。這是我國古代法律分科設學之始。後秦姚興、梁朝武帝也設置「律學」。晉武帝立書博士設弟子員，教習書法。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開設醫學，這是我國醫學專科教育之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醫學專科學校。北魏也曾設醫學博士以教弟子。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下令在京師開設「四學」。據《文獻通考?學校考二》載：文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館。」四館即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四學」，是我國最早的分專業的綜合學校。
2、隋唐時期教育體系的完備
（1）文教政策的探索與穩定
公元589年隋朝滅陳，結束了魏晉南北朝分裂割據的局面，中國再次統一。隋朝如秦，也是一個短命王朝，但在治國方策上頗有建樹，包括在教育方面建立國子監和實行科舉制，為唐代所繼承和發展。唐朝如漢，建立起強大的統一的封建大帝國。封建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得到了空前的繁榮。隋唐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是重振儒術，兼用佛、道。或者說是三教並用，世俗社會政治領域則以儒為主。
（3）政府教育管理機構和體制的確立
為了適應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隋朝設立了國子寺，後又改稱國子監，設祭酒一人總管學校，首次設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機構和首長，教育成為獨立的部門。唐代國子監統轄下屬的各學校，對學校的領導和管理加強。
唐代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相當完備的官學教育體系，是我國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典型。
（4）中央和地方官學體系的完備
1）中央官學
中央官學包括儒學與專門學校兩類，在管理上，「六學一館」組成了中央官學的主幹，由國子監管理。另外的學校是中央的一些事業和行政事務部門結合自己的需要辦的，歸他們管理。
2）地方官學
與此同時，唐代的地方官學也有比較完備的制度。唐代的主要行政單位是州、府、縣，各級單位都根據其大小設立相應規模的地方官學。
3）私學
這一時期私學也較發達，每一種專門的學術都有私人傳授，即補充了官學，也成為科舉制度的教育基礎。
4）教學管理制度周全
規定修業年限，形成旬試、月試、歲試、畢業考試等學業評估檢察體系，還規定了旬假、田假、授衣假等假期制度。
（5）私學發展
這一時期私學也較發達，每一種專門的學術都有私人傳授，即補充了官學，也成為科舉制度的教育基礎。
（6）學校教育發展的特點
3、科舉制度建立
（1）科舉制度的萌芽與確立
科舉制度產生於隋朝，在隋代只不過初具雛形，不居於主導地位，但它取代了九品中正制，為庶族地主參加政權開闢了道路，擴大了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
唐承隋制，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科舉取士制度。唐立國之初，就將人才選拔列入國家重要政事。唐太宗執政時，繼續推動科舉制度的發展。唐高宗以後，科舉取士名額有所增加。武則天開創武舉選拔軍事人才的先例+殿試。到了開元、天寶時期，參加科舉的人愈益增多，科舉制度中大部分考試科目已經形成，考試內容和形式基本確立，科舉制度漸趨成熟和完備。
（2）科舉考試的程序、科目與方法
1）科舉考試的程序
唐代參加科舉的考生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生徒，二是鄉貢。
生徒：由中央地方官學，經過規定的學業考試，選送到尚書審應試的稱為生徒。
鄉貢：不由館學學成的人，自己在周縣報考的，經周縣考試合格選送的。
報考時間是在每年仲冬，考生會集京師，到禮部、戶部遞交履歷和推薦書，辦妥應試手續。第二年二月初春，考生赴尚書省禮部貢院應試。明經、進士考試分三場進行，每場一日。考試合格後，分等級給予及第、出身的資格。秀才、明經、進士。
2）科舉考試的科目
唐代科舉分文科舉和武科舉兩大類。
文科舉又分常科和制科兩種。常科每年定期舉行，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學、童子科等。其中經常舉行的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
3）科舉考試的方法
唐代科舉考試的方法有帖經、墨義、口試、策問、詩賦五種。
（3）科舉制與學校教育的關係
科舉制度是選拔人才的制度，學校教育制度是培養人才的制度。在科舉之產生以前，選士制度和育士制度基本上是脫節的，科舉制的產生將二者結合在一起。學校根據科舉考試的要求來組織教學活動，學校教育成為科舉考試的前提，科舉又是學生做官的必由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說，科舉制的產生刺激了人們學習的積極性，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展。但由於封建社會的弊端，社會只重科舉，不重教育，使學校教育成為科舉制的附庸，導致了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消極。科舉制與學校關係間存在一種相互制約的關係。學校教育的興衰直接影響科舉取士的質量和數量；科舉取士的標準和方法指導著學校教育的內容和方法。
（4）科舉制度的影響
科舉制在我國封建社會存在了1300多年，說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統一了教學內容，也就統一了人們的思想；給下層人們以從政的機會，緩和了階級矛盾。使選士與育士緊密結合；使選拔人才較為公正客觀。
科舉制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從政個發展歷程看，科舉從隋唐到宋朝，積極作用大於消極作用；到了明清時期，消極作用日趨明顯，最終被社會所淘汰。
其消極作用主要是：國家只重選科取士，而忽略了學校教育；科舉制具有很大的欺騙性；科舉制束縛思想，敗壞學風。
4、顏之推的教育思想
（1）顏之推與《顏氏家訓》
顏之推（531-約595年），字介，梁朝建業（今江蘇南京市）人。他出生於世代經學的仕宦之家，原在梁朝作官，奉命校書。後奔齊，曾主持文林館並主編《鄉覽》，相繼遷中書舍人黃門侍郎。齊亡，入北周為御使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深受重用，不久去世。顏之推自稱「身經三代之悲，一身而三化」。他鑒於當時許多士大夫被誅的慘痛教訓，結合自己立身、處世、治家的經驗，寫成《顏氏家訓》一書，以訓誡他的子孫。《顏氏家訓》是一部比較系統的家庭教育著作，成為後來封建社會家庭教育的重要材料。
（2）論士大夫教育
顏之推主張上自明王聖帝，下至庶人凡子，均須勤奮學習，學習的目的在於「行道以利世」，因此要掌握「應世經務」的真實本領。因此，除必讀儒家的《五經》之外，還應「涉百家之書」，而且要廣泛接觸社會生活，學習各種雜藝：琴、棋、書、畫、數、醫、射、卜等。還要熟悉農業生產知識。他特彆強調要掌握一技之長，以為立身之本，所謂「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他批評當時許多世族子弟不學無術，飽食終日，庸庸碌碌，知識淺薄，夸夸其談，不務實學，脫離實際，「難可以應世經務」。
（3）論家庭教育
1）家庭教育要及早進行
家庭教育本來就是人生最早受到的教育，而早期教育的理論又是開展家庭教育的價值基礎，顏之推正是抓住了這一點。他引用孔子「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的思想作為理論依據，又引俗諺「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作為例證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家庭教育應該包括胎教，，而出生後的教育也要及早進行。「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就是說教育當自嬰兒會看大人臉色的時候開始。因為「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以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人在幼年時單純專一，容易接受教育，而長大以後思想複雜了，就不容易調教了，所以一定要抓住早期教育的最佳時機。而早期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培養兒童良好的行為習慣，包括認真接受父母教育的習慣在內，能夠「使為則為，使止則止」。這個基礎打好了，以後就省心了。
2）要愛與教相結合
家庭教育是由父母對子女實施的，因此最關鍵的是要處理好「愛」與「教」的關係。顏之推批評當時許多家庭的父母對子女「無教而有愛」，一味放縱：「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誡反獎，應呵反笑。」別人提醒他時還不以為然。這樣，孩子就會以為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等到孩子逐漸長大，不良行為也愈加明顯，這時父母才覺察到，開始加以管教。然而已經難以奏效了，反而導致子女的抵觸對抗：「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所以顏之推主張父母對孩子從小就要嚴格要求，勤於教誨，不能溺愛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莊重嚴肅，但不能過於嚴厲，要嚴慈有度，所謂「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懼而生孝」。
5、韓愈的教育思想
（1）「性三品說」與教育作用
1）性三品：
第一、他提出性與情的問題，認為人有性有情，性是先天具有的，情是後天習染的，性和情二者之間完全相應。
第二，性和情皆分三品，性有五德，情有七情。上品之性為善性；中品之性可善可惡、尚未定型；下品之性為惡性。
第三、性可移，但性的品級不可移。上、中品之人可受教育，下品之人只能以刑罰制之，而三品之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內，是「不移」的。
2）教育的作用
從性三品說出發，韓愈認為上、中品之人可受教育，下品之人，氣質太壞，只能以刑罰制之。因此，對於不同的人性，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盡一致的。對上品之人，教育能使其先天具有的仁義善性得到發揚光大。對可善可惡的中品之人，教育對這部分人的人性改造起著重要的作用。至於下品之人，他們天生是順情而行的，教育對他們人性的變化起不了作用。
韓愈還提出，由於人天生包含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內容，教育就應把這種道德發揚開了，儒家經典是最好的教育內容。
評價：韓愈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在促進人性變化中的極積作用，另一方面又認為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人性三品不可變，教育只能在品味內發揮作用，這種人性論不但為封建制度的等級性做了合理的論證，而且也為決大多數的人接受封建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論依據。
（2）關於人才培養和選拔思想
首先，他重視人才的培養，要求整頓國學改革招生制度擴大招生範圍。同時，重視人才的選拔，要求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
（3）論尊師重道
1）教師的意義：尊師即衛道。儒學之所以衰弱到難以與佛、道相抗衡的地步，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於教師這一擔負傳播儒家思想重任的角色已經失去了往日神聖的使命感
2）教師的任務：傳道、授業、解惑
3）以「道」為求師的標準。誰先有「道」，誰就是教師；誰有專「業」學問，誰就是教師。
4）建立合理的師生關係。
《中國教育史》講義（背誦版）4
發布人：聖才學習網發布日期：2010-06-03 15:22
五、理學教育思想和學校的改革與發展
1、科舉制度的演變與官學的改革
（1）科舉制度的演變
科舉考試製度形成於唐代，到宋代則大大強化。
首先是科舉地位的提高。唐代科舉還只是為寒門子弟打開取得作官資格的一條門縫而已，取士名額少，取中的還要通過吏部考核才能作官。到宋代，科舉及第的進士不僅享有顯耀，而且立即就可以作官，而且陞官較快，尤其是取中高第者。據統計，宋仁宗一朝共舉行13屆科舉，取中一甲（狀元、榜眼、探花）者共39人，後來官職沒有達到公卿的，只有5人。這樣，科舉就成為作官的正途，乃至原來對科舉不屑一顧的官僚權貴子弟，凡有文化水平的也熱衷於應舉了。
其次是科舉取士規模的擴展。宋初每屆取士人數與唐代大體相同，不過二三十人。宋太宗即位後，開始大幅度增加錄取名額，太平興國二年（977年）殿試，進士及第109人，諸科及第207人，此後，每屆大體維持在三四百名的錄取規模上。
取士規模終究是有限的，對那些多次應試不中者，朝廷又開闢了特奏名的科目，降低考試難度，以予照顧。如果還考不上，等達到足夠的年頭，一般是經歷15屆以上的應試後，朝廷就乾脆賞給一個相當於科舉某種出身的稱號。要知道宋代自仁宗以後，科舉已確定三年一屆，能熬過這麼多年，不死也是年老力衰了。所以這種作法可以將讀書人畢生束縛在書本中和考場上，不使他們絕望而萌生異志，確實有效地維護了封建王朝的穩定。
第三是考試內容的改革。有鑒於唐代科舉的帖經、墨義完全是考死記硬背儒經，而詩賦考試又與治國實際關係不大，到王安石變法時，廢除帖經、墨義、詩賦等傳統科目，改試經義，經義是論述儒經某一內容的小論文，既考察考生對儒家經典的掌握理解，又考察考生的文筆水平。為了加強評閱的客觀性，王安石還編製了經義式，作為標準格式。不過詩賦畢竟是士大夫文人的基本素養的體現，後來採用詩賦考試還是經義考試幾經反覆，經義最終還是佔了上風。
科舉考試、取士的比較周密的規章制度，也是在宋代建立的。通過維護科舉的公正性、客觀性，防止權貴操縱取士，來保證中央集權。主要改進措施如下：
1、廢止門生稱謂及公薦制。門生稱謂和公薦是唐代科舉的舊習，助長了科舉的徇私舞弊和官場的拉幫結派，加劇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紛爭，也不利於政權的鞏固。宋太祖即位後不久，廢止權臣向考官推薦考生的特權，並詔令考生今後不得再呼考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所有考中的進士，都算是天子的門生。
2、實行殿試製度，將選士大權直接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殿試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終決定性考試。在唐武則天時曾一度做過，到宋代開寶六年（973年）正式實行殿試，並作為一項制度確定下來。
3、改善考官任用制度。唐代科舉考試主考官基本是固定由禮部侍郎擔任，這不僅造成了禮部權力的專擅，而且也有利於營私舞弊。宋代實行權知制度，主考官不再由固定的官員擔任，而是臨時委派，考官在受命之後，要立即進駐貢院，隔絕與外間的聯繫，稱為鎖院，這樣防止了串通作弊。除主考官之外，還要另行委派若干副考官，稱為同知，以加強對考官的監督和相互制約。
4、對與考官有親屬或其他親近關係的考生實行別頭試，即另行開場考試，考官與考題也另行安排。目的在於制約人情影響。
5、對試卷實行彌封（糊名）、謄錄製度。考生交卷後，先由彌封人員將考生的姓名密封起來，再由謄錄人員將試卷內容原封不動地謄錄出來，將謄錄的試卷交給閱卷人評閱。這樣，閱卷人就無從知道試卷是何人所作，判卷也就比較客觀了。
通過上述的調整改革，擴大了科舉考試的影響和覆蓋面，科舉考試製度更加成熟健全，進一步加強了統治者對於科舉考試的絕對控制和國家權力部門整體監控的程度，限制了權貴子弟徇私舞弊、朝中權臣把持科場的特權，庶族與平民子弟通過科舉跨入仕途的數量日益增多，在統治階層中逐步形成了一個庶族官僚集團，從而為宋代政治和文化教育的運行注入了強大的生機。但是濫取的現象也不可避免，並導致教育更多地受到科舉的操縱。
（2）學校淪為科舉附庸
宋代的學校教育制度是在三次興學過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就總的格局來看，宋代的學校教育制度仍大體沿用唐制，形成以國子監、太學為核心的中央官學和州縣學校為主體的地方官學兩大系統。
（一）中央官學
國子監。是國家管理學校的主要機構，又是國家的最高學府。官員七品以上子弟可入國子學，較之唐代有所放寬。國子監北宋前期設判監事二人，總管監事；直講八人，講授經術；此外有丞簿和專管刻書之責的書庫官和監門官各一人。元豐以後，改設祭酒一人，分掌各項事務。
太學。招收八品官員以下的子弟和庶民的俊秀者，設立後，取代國子監成為國家最高學府，在王安石興學時太學實行三舍法。太學人數時有增減，最盛時期在崇寧元年，上捨生200人，內捨生600人，外捨生3000人。校舍建築相當完備。課程內容，基本以《五經》為教材，南宋中期逐漸增入程朱語錄及《四書》。太學設博士十人，擔負教授經術和訓導的責任。考試之法，主要有私試、公試兩種。私試一月進行一次，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季月試策，由學官主持；公試一年舉行一次，初場考經義，次場考策論。
宋代中央官學尚設有若干專門學校，分別由國子監和各職能部門統轄。
律學。宋初於國子學中置教授法律的博士。熙寧六年（1073年）單獨設置，隸屬於國子監。入學資格為命官和舉人。分斷案及律令兩科，習古今刑書，新頒條令第。
算學。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建立，隸屬於太史局，學生定額210人。入學資格為命官和庶人。學習《九章》、《周髀》、《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演算法及天文等。此外須兼習一小經，願修大經者聽便。
書學。徽宗時立，由翰林書藝局管轄。習篆、隸、草三體字，兼習《說文》、《爾雅》、《論語》、《孟子》，自願修習大經。
畫學。徽宗時立，由翰林圖畫局管轄。學生分「士流」與「雜流」。宋代的畫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美術專業學校，學生除習繪畫外，須習《說文》、《爾雅》、《方言》、《釋名》四種書。「士流」須兼選習一大經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
醫學。宋初設立。初屬太常寺，神宗時隸屬於提舉判局。後改屬國子監，後又改隸太醫局。醫學分為方脈科、針科、瘍科。方脈科的教材以《素問》、《難經》、《脈經》為大經；以《巢氏病源》、《龍樹論》、《千金翼》為小經。針、瘍二科的教材，除去脈經另增三部針灸經。
武學。仁宗時立，不久即停廢。神宗時重又建立。學生以百員為額，習諸家兵法，弓矢騎射等術。南宋亦設武學。
（二）地方官學
宋代地方官學有州（府軍監）學和縣學兩級。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開始詔諸州、府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允許設置縣學。崇寧元年（1102年）要求所有州、縣一律置學。崇寧三年確定「增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各學教官稱教授，州學二人，縣學一人。教學內容主要是經義和詩賦。宋代地方官學在學校管理方面稍有改進，主要是：（1）設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長官。崇寧二年（1103年）置各路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校，每年前往各州縣巡視一次，考查教師之優劣及學生的勤惰。（2）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通令全國各學一律採用「三舍法」，由縣學生選考升入州學，州學生可貢入太學。（3）撥給學田，保障經費。仁宗即位初，即詔賜兗州學田。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詔諸州給學田以贍士，從而為地方官學的持續發展提供了經濟保障。
（3）宋代「興文教」政策
宋初的統治者強調「文治」，推行了「興文教」的政策。
1）重視科舉，重用士人
2）「三次興學」，廣設學校
3）尊孔崇儒，提倡佛道
（4）北宋三次興學與「三舍法」
第一次興學：范仲淹在宋仁宗慶曆四年主持的，史稱「慶曆興學」。
第一，令州縣立學。
第二，改革科舉考試內容，去掉帖經和墨義，著重策論和經學
第三，振興太學。
將胡瑗的「蘇湖教學法」引進太學，創立了分科教學以及學科的畢修與選修的制度，體現了對當時教育流於形式的批判。
第二次興學：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寧年間主持的，史稱「熙寧興學」。第一，改革太學，創立「三舍法」。
第二，擴建和整頓地方官學。
第三，恢復與創立武學、律學、醫學等專門學校，以培養具有一技之長的人才。
第三，編撰《三經新義》，作為統一教材。
第三次興學：蔡京在宋徽宗崇寧年間主持的，史稱「崇寧興學」。第一，全國普遍設立地方學校。
第二，建立縣、州、太學三級相聯繫的學制系統。
第三，擴建太學。
第四，恢復設立醫學，創立算學、書學、畫學等專科學校。畫學----中國古代唯一舉辦過的專門的美術學院。
第五，罷科舉，改由學校取士。
三舍法是在太學內部建立起嚴格的升舍考試製度，對學生考檢和選拔力求做到平時行藝與考試成績相結合，學習優劣與對他們的任職、使用結合，這有利於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提高太學教學質量，同時又把上舍考試與科舉考試結合起來，融養士與取士於太學，無疑提高了太學的地位。總之，三舍法是中國古代大學管理制度上的一項創新，他不僅對宋朝的學校教育產生了積極作用，而用對後來元、明、清的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將太學生員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個等級，生員依學業程度，通過考核，依次升舍。初入學為外捨生，相當於預科生或旁聽生。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平時有品行（「行」）和學業（「藝」）的考察記錄，每月由任課教師舉行「私試」，每年由學校舉行「公試」，外捨生考試和平時行藝合格者可依次升入內舍。內捨生，每兩年由政府派員與學校會同舉行上舍試，考試和平時行藝合格者可依次升入上舍。上捨生中學行卓異者，可由太學主判直接推薦做官，等於科舉及第。其他人根據學業成績，可分別得到免發解、免省試的待遇，等於減少了部分科舉考試的程序。王安石的長遠目標是逐漸讓「三舍法」取代科舉考試。
（5）「蘇湖教法」
「蘇湖教學法」，是胡緩在主持湖州學時創立的一種新的教學制度。
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主張「明體達用」，其內容是在學校內設立經義齋和治事齋，創行「分齋教學」制度。
經義齋主要學習《六經》經義，以培養高級統治人才為目標；---明體
治事齋分為治兵、治民、水利、歷算等科，旨在培養具有專長的技術和管理人才。----達用
在「蘇湖教學法」中，學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學其他科，創立分科教學和學科的必修、選修制度。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
（6）積分法
"積分法"是累積計算學生全年學業成績的方法，「積分法」作為一種學生學業考核方法，始於宋代，到元代趨於完善。
（7）「五等黜陟法」
考試成績評定為五等，根據成績對生員的身份進行黜陟。黜陟：指人才的進退，官吏的升降。
（8）「監生歷事」
監生到監外「歷練政事」或稱實習歷事，這是一項培養官吏的重要措施。此制是洪武年間為滿足當時官吏不足的需要而創立的，規定凡是在監十餘年者，派到六部諸司歷練政事，諸司教習政事，並考察其勤惰。歷練3個月，進行考核，勤謹者送歷部備案待選。
（8）社學
社學和義學也屬於啟蒙教育機構，均起源於宋，元，一般為地方社會所創辦、社學屬於社會鄉里設置的基礎學校，雖是官方通令辦的，實際上還是群眾自辦的。
2、書院的發展
（1）書院的產生與發展
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它以私人創辦和組織為主，將圖書的收藏、校對與教學、研究合為一體，是相對獨立於官學之外的民間性學術研究和教育機構。
書院始於唐代，當時其性質相當於皇家圖書館。唐末五代戰亂學者，隱居山林講學，吸引了一些士子前來求學，書院開始具有講學授徒的功能。但唐末五代的書院數量少，規模不大，故其影響有限。
宋代書院興盛：由於唐末五代官學衰落，學校不修，學者求學而又沒有適當的求學之所，因而選擇了創建書院這種教學形式，來滿足世人求學的需要。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北宋科舉取士規模日益擴大，而宋初官學卻長期處於低迷不振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書院應運而生，起到了填補官學空白的作用，作為廣大士子提供讀書求學的場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術，鼓勵民間辦學。
第三，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
第四，印刷術的應用，使書籍變得極為便利，是促成宋代書院興旺發展的重要基礎
（2）《白鹿洞書院揭示》與書院教育宗旨
白鹿洞書院，原為唐後期李勃兄弟隱居讀書處。南宋時期朱熹修復，徵集圖書，籌措經費，並親任洞主，親自掌教。制定《白鹿洞書院揭示》作為書院的學規和教育宗旨，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教育目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為治學順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為修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接物之要。
《白鹿洞書院揭示》，是朱熹為了培養封建統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學教育方針和大學生守則。集儒家經典成語。總的來說，它要人們遵循封建倫理道德。
（3）東林書院與書院講會
東林書院，由東林學派領袖顧憲成等復創。其特點是，將學術與政治結合，另一特色就是定期舉行學術會講。
講會制度的歷史意義：講會制度在官學中是沒有的，書院通過講會把書院的講學活動擴展為地區性的學術活動，許多學派的學者，不遠千里到這裡來宣揚自己的學說或者與其他學派交流主張，取長補短，這就促進了思想的流動和思想的發展。
（5）詁經精舍
話經精舍和學海堂是清朝後期阮元，先後辦於杭州西湖和廣州越秀山，其宗旨是追求漢代考據學說。書院重品學輕功名，不習科舉應試之學，而以經吏、小學、天文、地理、算學為業；學生則根據自己的天賦和喜好選擇學習內容；注重學生參與研究，對整理、研究、保存文化遺產和學術發展做出了貢獻。
（6）學海堂與書院學術研究
著名學者阮元創辦的杭州詁經精舍和廣東學海堂，就是當時訓詁考據學研究與教學的重點場所。「專勉實學」是兩所書院的教學宗旨，注重扎紮實實做學問，編撰出版了1400卷的巨著《皇清經解》。還出版了《沽經精舍文集》和《學海堂集》，體現了治學的巨大成果。
（7）書院教育的特點
1）教學與研究相結合
2）教學形式多樣：自學、教師講授、師生之間的疑難解答、學友之間的相互切磋、講會。
3）教學上實行門戶開放
4）學習以個人鑽研為主
5）師生關係融洽
書院產生的意義：書院的產生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書院擴大了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的類型，起到了彌補官學不足的作用，書院提倡自由講學，注重討論，學述風氣濃厚，開闢了新的學風，成為推動教育和學術發展的重要動力，另外在辦學管理領域也創造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
3、私塾與蒙學教材
（1）私塾的發展與種類
私塾為民間私人所辦，是對兒童和青少年進行啟蒙和基礎教育的教育組織，主要承擔識字、寫字、閱讀、作文和封建道德教育。其前身可追溯到漢代的書館，唐宋時期十分普遍，中國古代社會中後期國家的基礎教育主要由其承擔。
種類：（1）宦官和殷實人家聘教師在家中教子弟的家塾；（2）教書先生自辦的學館；（3）私人或社會團體所辦的具有公益性質的義塾；（4）由村民聯合聘教師教子弟的村學。
（2）蒙學教材的發展、種類和特點
最早見載的為西周時代的《史擒篇》，《蒼頗篇》是秦代蒙學識字讀本，是秦始皇統一文字的範本。漢代則有影響較大的有《急就篇》。
唐宋是啟蒙教材繁榮發展時期，形成豐富的數量與種類：
以識字為主的綜合性教材，集識字、知識和道德教育為一體，如「三、白、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作者：南北朝期間梁朝的周嗣興）；
訓誡類，如朱熹的《小學》、《童蒙須知》等；
歷史的《蒙求》、《十七史蒙求》；
詩歌類：朱熹的《訓蒙詩》、和《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等。
特點：符合中國語言文字的規律和兒童少年學習本國語言文字的規律。
4、朱熹的教育思想
（1）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
朱熹，字元晦，生於福建，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家，一生主要從事學術活動和教育事業。他還編撰了很多書籍，其中影響最廣、最深的是《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或《四書》），包括《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
（2）「明天理，滅人慾」與教育作用
「明天理，滅人慾」與教育作用
宇宙萬物是由「理」和「氣」兩種因素構成的。「理」是精神性的範疇，是創造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物質性的範疇，是構成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人和萬物一樣，是理與氣結合而成的，人性的主流，稟受於「理」的部分，就是「天命之性」。天命之性是純然至善的，是超越個體而普遍存在的。理和氣結合在一起，就體現為「氣質之性」。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清明至善即為天理，昏濁不善則為人慾。聖人之性清明至善，不教而自善。賢人之性次於聖人，通過教育也可達到「無異於聖人」的地步。中人之性則善惡混雜，界於君子和小人之間，「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
此外，朱熹還認為人心也與人性有關，就一般人的內心而言，都有「人心」和「道心」兩種成分。「道心」體現天理，「人心」體現人慾，道心是被包在人心裏面的。教育的作用就在於「存天理，滅人慾」，使「人心」服從「道心」。這個過程也就是「明人倫」的過程。
（3）論「大學」和「小學」教育
朱熹，對小學和大學的教育階段劃分及教育內容作了系統論述。人生8歲入小學，15歲入大學。小學和大學是不可割裂的兩個學習階段，即都是為了體認天理的，只是內容程度有所不同：小學是為大學打基礎，大學是小學的深化。
朱熹強調要從兒童幼小時，就要進行良好的道德行為的訓練。小學「學事」，最好是從具體的行為訓練著手，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教育與生長發育融為一體。他編寫《小學》一書。又撰有《童蒙須知》，對兒童日常生活中應該遵守的禮儀、行為一一作了具體規範。
大學要「明理」，就是要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步驟，達到「明明德」、「止於至善」的目的。大學的教材主要是《四書》和《五經》。
（4）「朱子讀書法」。
1）循序漸進。
意思：首先，學習的過程應該根據難易知識程度確定次序，其次，持之以恆的治學精神，再次，在讀具體的書上要按照篇章的順序扎紮實實一步一步前進。
2）熟讀精思。
3）虛心涵泳。
意思：讀書必須以虛心的態度去體會聖賢的用心和寓意，來不得半點主觀臆斷或任意發揮。
4）切己體察。
意思：讀書不僅是要獲取知識尋求意理，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到自身體養的提高上。
思想體現：儒家提倡「求朱已」的思想體現。
5）著緊用力。
6）居敬持志。
評價：朱子讀書法是古代最有影響的讀書方法論；六條均反映了讀書學習的基本規律和要求，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局限性在於不重視書本與實驗的結合。
5、王守仁的教育思想
（1）「致良知」與教育作用
王陽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心學」為基礎的。他認為萬事萬物都是靠心的認識而存在。萬事萬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所以他不承認有客觀存在的「理」，認為「心即理」，萬事萬物及其運行規律，以至道德規範，都是由心派生出來的。
心的本體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因為天理純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物慾、邪念所蒙蔽。除掉物慾、邪念，為善去惡，從而恢複本心，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教育的作用。王陽明不同意朱熹「格物窮理」的主張，認為認識「理」，從本質上說，不是外求的過程，而是體驗「吾心之良知」。
（2）「隨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則
知識和道德增長的教育過程，本質上是幫助「心」展開、發育的過程。教育須如養育嬰兒一樣，隨其發育成熟「漸漸盈科而進」；也如種樹，樹抽芽、發乾、生枝、省也均有其本身規律，「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說教育的功勞就是隨時擴充，掌握住「勿助勿忘」的分寸。
（3）教學內容
「六經」不過是人「心」的展開過程的記載，其作用無非是幫助人明白和發展「心」中的「理」。所以，王守仁認為，讀書不能迷信書中的東西，認為「《六經》皆史」而已。
讀經的目的是要通過體認經書的理，來啟發自己的良知。
（4）論兒童教育
王守仁認為兒童階段人私慾尚少，良知容易體認，所以兒童教育更應抓好。
王陽明對當時束縛兒童、摧殘兒童的教育進行了尖銳的抨擊。認為當時的兒童教育，對兒童一味要求約束而不知正面引導。
有鑒於兒童教育中的嚴重問題，王陽明提出教育應適應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強調一定要注意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保護兒童的學習積極性。強調兒童的教育要循序漸進，注意教育活動的多樣化。
六、理學教育思想的批判與反思
1、理學教育思想的批判
批評傳統的政治和專制主義把學校作為宣傳其思想的工具；指出科舉束縛人性、廢棄學校；批判理學教育，內容上只教文字，方法上只教「習靜」，道德上書本至上、不教授實用技藝。提出「實德實才」的人格理想和教育目標，講究治學必須「經世致用」；提出「當務之急，俱宜練習」的社會實用標準，將「役夫之道」列為學校教育的內容；講究學必著行，把知識轉化為行動，反對空談道德。
2、黃宗羲的「公其非是於學校」
黃宗羲（1610一1695），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學者尊稱為南雷先生、梨洲先生。浙江餘姚黃竹浦人。他是中國明清之際偉大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教育家，提出了開啟近代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之先河的啟蒙主義教育思想，並同顧炎武開創了清初經世致用的學風。
《學校》（1663），是黃宗羲最有代表性的教育論著，也是清初最有影響的教育著作之一。《學校》原為《明夷待訪錄》書中的一部分，因其論述了學校的政治作用，歷來被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所推崇，流傳甚廣，故其影響自清初至今不衰。《明夷待訪錄》是黃宗羲中年的一部力作。成書於清康熙二年（1663）。這部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之大成的民主政論名著，比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發表早一個世紀。《明夷》是《周易》卦名，象徵火入地中，昏主在上，明臣在下面不敢顯露其明智，智慧之士處於患難困境。「待訪」即期待明君來訪，共議天下大事，進行社會改革。《明夷待訪錄》全書分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等13個部分，共21篇。它從政治、法律、教育、選官等各個方面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出社會改革理想，闡發民主啟蒙思想。《學校》在闡述教育問題時，提出了以學校為議政機關的思想，設想了一整套限制君權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學校》中，黃宗羲指出，學校不僅僅是養士的教育機關，而且是國家議政的政治場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天下是非的評判，國家政事的處理。不能只有皇帝一人說了算，而要聽從學校的公議，學校是高於君主的決定政治是非的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治理天下的設施都將出於學校。學校有議政輔政的作用，政府的各級官吏必須受學校的監督，而在校學生即未來的官吏，亦應在學校中得到實際的民主政治的訓練。所以，學校除了通過傳遞學術文化以培養經世致用的實用人才之外，還應當培養天下人民的議政能力，以奠定民主政治制度之基礎
3、顏元的教育思想
（1）顏元與漳南書院
顏元，是明末清初傑出的教育家，實學代表，提倡實學和實用的教育。
（2）「實德實才」的培養目標
顏元十分重視人才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把人才視為是治國安民的根本。
顏元不僅重視人才，而且進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朝廷，政之本也；學校，人才之本也，無人纔則無政事矣」，正確地揭示了學校、人才、治國三者之間的關係，突出了學校教育的重要地位。顏元對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主張學校應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即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經世致用人才。
教育目標的評價：顏元的這種主張雖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這是顏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視人材對治國的重要作用，強調人材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這些都是正確的，同時他提出的「實才實德之士」的目標，顯然已衝破了理學教育的桎梏，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社會要求新型的人材，在當時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3）「六齋」與「實學」的教育內容
在教育內容上，顏元提倡以「六藝」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為教育內容。「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說；「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藝。「六德」為智、仁、聖、義、忠、和；「六行」為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這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顏元所謂的「實學」。晚年，顏元曾按自己的教育思想規劃漳南書院，
書院的六齋及各齋的教育內容為：
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
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五子兵法，並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
經史齋：課《十三經》、歷代史、浩制、章奏、詩文等科；
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
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
帖括齋：課八股舉業。
顏元思想總體評價：顏元思想的進步主要是體現在，分齋教學，這種教育學法不同於「理學」，內容也大大超出了「六藝」，把許多自然科學的知識提到了封建教育的內容當中，已經蘊含著近代課程設置的萌芽，這是顏元對中國古代教育理論最大的貢獻
（4）「習行」的教學方法
強調「實行」教學法，這是顏元關於教學方法的一個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張。
他所說的「習行」教學法，就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聯繫實際，要堅持練習和躬行實踐。
顏元重視「習行」教學法，一方面同他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的直接原因是為了反對理學。
但是，顏元強調「習行」，並非排斥通過讀和講學習書本知識。
顏元所說的「習行」，雖然忽視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但他強調接觸實際，重視練習，是教學法理論和實踐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具有進步意義。
《中國教育史》講義（背誦版）5
發布人：聖才學習網發布日期：2010-06-03 15:21
七、近代教育的起步
1、教會學校在中國的舉辦
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利用不平等條約，獲取了在華辦學進行教育滲透的特權。自傳教士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開設的第一所學校）後，繼之又在五個通商口岸辦了一大批教會學校。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教會學校由沿海的通商口岸向內地延伸，具統計，1860-1875年，教會學校總數約800所，學生約20000人，其中，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約有350所，學生約6000人，其餘均為天主教會開設。
教會學校的教學內容：宗教、外語、西學、儒家經典。
教會學校的性質：是西方殖民擴張的產物，帶有強烈的殖民性，是中國半殖民地的國家地位在教育上的表現。
2、洋務學堂的興辦
（1）洋務學堂的舉辦、類別和特點
洋務學堂是洋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於培養洋務運動所需要的翻譯、外交、工程技術、水路軍事等多方面的專門人才，教學內容以所謂「西文」與「西藝」為主。洋務學堂的舉辦是隨著洋務運動的展開而開始的，從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創辦的洋務學堂約有30餘所，其主要類型包括：
1）外國語（「方言」）學堂，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新疆俄文館等；
2）軍事（「武備」）學堂，如福建船政學堂、上海江南製造局操炮學堂、廣東實學館及廣東水陸師學堂等；
3）技術實業學堂，如福州電報學堂、天津電報學堂、天津西醫學堂、山海關鐵路學堂等。
（2）京師同文館
京師同文館最初是作為外語學校設立的，是近代中國被動開放的產物。迫於外交需要，1862年6月京師同文館正式開學。是第一所洋務學堂，是我國最早的官辦新式學校。創立之初，是專修外國語的學校，學生都是從滿族親貴中選取的十三、四歲的少年。初創時只有英文館，1866年增加天文算學館，講習天文、算學，自此，同文館變為綜合性學校，學習年限為八年。在同文館的課程中，外語居於首位，漢文經學貫穿始終，特別重視對學生封建道德習慣的培養，還向學生灌輸殖民主義思想，帝國主義以宗教麻痹學生。在學校管理上，因經費由英國操縱的海關撥款門管理權由外國控制。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停辦。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
開創的意義：同文館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性，是清政府在教育上和外國資本主義結合的產物，是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教育的開端，具有新的辦學形式，而且使科學教育正式列入中國教育之中，教育向前邁了一步。
（3）福建船政學堂
福建船政學堂又稱「求是堂藝局」或「福州船政學堂」，是福建船政局的組成部分。1866年底，左宗堂在《詳議創設船政章程折》里確定學校的名稱為「求是堂藝局」，並擬定《藝局章程》八條，對有關假日制度、生活待遇等都作了詳細規定。
1872年前後，船政學堂達到興盛期。1913年從船政局中析出，改組為三個獨立的學校；前學堂改組為福州製造學校；後學堂改組為福州海軍學校，直屬民國政府海軍部；「藝圃」改組為藝術學校。
福建船政學堂從開辦到改組，歷時半個世紀，是洋務學堂中持續時間最久的一所。它在我國近代海軍事業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國海軍人才的搖籃。
3、留學教育的起步
（1）幼童留美
幼童留美始於1872年，最早提出建議的是容宏。1871年9月，曾國藩、李鴻章等在容宏「教育計劃」的基礎上，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擬選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計劃120名赴美留學，15年後每年回華30名。經清政府批准，命候補知府劉翰清總理滬局事宜，並在沿海各地挑選聰穎幼童。1872年8月11日，第一期30名幼童經上海預備學校培訓後，在監督容宏、陳蘭彬帶領下赴美，1873年6月、1874年11月、1875年10月第二、三、四期各30名幼童也按計划出發。然而，由於諸多矛盾，這些幼童並沒有按計劃完成學業，而是在1881年下半年分三批被撤回。
意義：這些青年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學到了近代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術知識，成為一批新型知識分子。
（2）派遣留歐
留歐學生的派遣始於船政大臣沈葆禎的建議，並以船政學堂的學生居多。1873年12月，由於外國技術人員和教師按合同期滿即將回國，福建船政局就面臨如何發展的問題，沈葆禎建議選派優秀學生留歐，獲得同意，但由於諸多原因未能實施。
1876年，魏瀚、陳兆翱隨法國工程師日意格赴法，並留在法國學習，他們實際上是我國近代官派留歐的前導。
1877年1月，李鴻章等奏請派遣福建船政學堂學生留歐，並將議定的《選派船政生徒出洋肄業章程》附呈朝廷照準執行。依據此章程，
第一屆留歐學生經過三年的學習，於1880年左右先後回國。在他們即將回國之前的1879年11月，沈葆禎領銜奏請續派，1881年底，第二屆留歐學生由香港出發分赴英、法、德三國。1886年，因船政大臣裴蔭森奏請，清政府又派遣了33（其中1名未能成行）名學生赴歐留學，是為第三屆留歐學生。這三屆學生從1879年陸續回國。
意義：規模雖小，但它卻是中國教育走向世界教育中最名副其實的一步，就引進西學而言，沒有比這更徹底的途徑了。
4、「中體西用」思想與張之洞的《勸學篇》
（1）「中體西用」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洋務運動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場對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過程，因此，這就不可避免的引出一個如何處理「西學」（「新學」）與「中學」（「舊學」）關係的問題。針對此問題洋務派與守舊派展開了論爭，為了應付守舊派的攻擊，洋務派採取的典型方案就是「中體西用」，認為在突出「中學」的主導地位的前提下，應該肯定「西學」的輔助作用和器用價值。
實際上，早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就有人用「主輔」、「本末」、「體用」這些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概念範疇來表達「中學」與「西學」兩者應該何為主導，何為從屬的觀點了。但直到1898年春張之洞撰成《勸學篇》，圍繞「舊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旨，進行了集中闡述，「中體西用」才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
並且提倡「中體西用」的也並不都是洋務派任務，但在洋務派運動時期多附從洋務派，為洋務派提供思想理論。「中體西用」是洋務實踐活動的基本方針，體現在洋務教育活動的各個環節。
（2）張之洞與《勸學篇》
張之洞，清末維持封建的重臣，是洋務派的代表任務。
他的教育活動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整頓封建傳統教育；二是興辦洋務教育；三是制定和推行新教育制度。1898年，發表《勸學篇》，全面闡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觀點。
《勸學篇》分內篇和外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通篇主旨歸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學也稱舊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綱名教。西學也稱新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
中西學的關係：「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用偏廢。」「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
（3）「中體西用」的歷史作用和局限
1、「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對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在「中體西用」思想的指導下，創立和發展近代學校教育，改革了傳統教育只重儒學的教育內容，增加了自然科學知識，發展了中國近代科學技術教育，培養了中國第一批不同於封建士大夫的一代新人，對中國教育的發展無疑起到了促進作用。
2、阻抑了維新思想更廣泛的傳播，不利於近代剛剛開始的思想啟蒙運動。
3、中體西用是在沒有克服中、西學之間固有的內在矛盾的情況下的直接嫁接，必然會引起兩者之間的排異性反應。
八、近代教育體系的建立
1、維新派的教育實踐
（1）興辦學堂
維新性質的學堂包括兩類：
一類是維新運動的代表人物為培養維新骨幹、傳播維新思想而設立的學堂。
另一類是在辦學類型與模式、招生對象、教學內容等某個或某些方面對洋務辦學觀念有所突破，領風氣之先的學堂。
（2）興辦學會與發行報刊
《萬國公報》（後更名為《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
2、「百日維新」中的教育改革
（1）創辦京師大學堂
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菜在《請推廣學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設立京師大學堂的建議，此後，康有為、王鵬運等也多次奏請開辦京師大學堂，但因一些大臣的反對未能實施。1898年，在光緒皇帝的嚴令督促下，總理衙門委託由梁啟超起草了《京師大學堂章程》，並於
設立的意義：京師大學堂的設立，早在百日維新前就有議論，後由梁啟超參考日本和西方的學制，起草《京師大學堂章程》，以「培養非常之才，以備他日特達之用」為宗旨，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他不僅要管理自身還要成為各省學堂的表率，而且還有統轄各省學堂的大權，民國初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
（2）改革科舉制度
3、康有為的教育思想
（1）維新運動中的教育改革主張
1）廢八股考試，改試策論，等學校普遍開設後，再廢科舉
康有為認為八股取士，導致讀書人不研究現實，不研究各國情形，也放棄了真正的中國傳統學問。指出清政府在軍事上的失利源於八股。
2）大力創辦學校，改變傳統的教育內容，傳授科學技術，培養新型人才。
此外，為了更好更快地學習西學，康有為還提出了派遣留學生、翻譯西書等建議。
（2）《大同書》的教育理想
主張廢除私有制和等級制，論述了他所理想的學制體系，包括人本院、育嬰院、小學院、中學院、大學院。倡導「公養」、「公教」，每個社會成員都有權享受教育，皆為公費。重視學齡前教育，主張男女教育平等，指出對兒童應實行德、智、體、美諸方面的教育等，在當時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對傳統封建教育是一很大的衝擊。
4、梁啟超的教育思想
（1）「開民智」、「伸民權」與教育作用
梁啟超認為國勢的強弱隨著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而轉移，並明確地將「開民智」與「伸民權」聯繫起來，揭示了專制與愚民、民主與科學的內在聯繫。他的「開民智」實具有科學與民主啟蒙的內涵。後來梁啟超覺察到「民智」和「民權」並不能劃等號，因此他提出教育應該有宗旨。
（2）培養「新民」的教育目的
梁啟超的教育目的是培養新民，新民必須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質，諸如國家思想、權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險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氣、毅力等。可以看出這種新民正是具有資產階級政治信仰、思想觀念、道德修養和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知識技能的新國民。
（3）論學制
梁啟超借鑒西方心理學研究成果，列出了一份《教育期區分表》，將受教育者劃分為5歲以下（幼兒期--家庭教育與幼稚園期），6-13歲（兒童期--小學校期），14-21歲（少年期--中學校期），22-25歲（成人期--大學校期）四個年齡階段，分別介紹了各個年齡階段的學生在身體、智、情、意、自觀力（自我意識）等方面的發展情況和基本特徵。
根據學生身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來確定學制的不同階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最早系統介紹和倡導這一理論的人。
（4）論師範教育、女子教育和兒童教育
梁啟超於1896年在《時務報》上發表《變法通議?論師範》，這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是首次以專文論述師範教育。在文章中，梁啟超對新舊學堂中的教師狀況進行了分析，指出當時。中國急需普遍設立中、西學兼習的新式學堂，但不能依靠這些人，根本的解決辦法是設立師範學校，培養符合時代要求的教師。
在師範學堂的具體設置方法和課程安排上，他主張參照日本並結合中國的國情，同時設立小學和師範學堂，師範學堂的學生同時兼任小學堂的教習，以後逐步提高師範生的程度。課程包括「六經」大義、歷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國情狀、格致專門等基礎學科。
重視女子教育也是梁啟超維新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他從女子自養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實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指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賦權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還指出女子教育的發展水平反映了國勢的強弱。
梁啟超倡導對中國兒童教育進行改革。他指出西人強調由淺入深，由易到難，循序漸進，而在中國則與之反；西人重視理解，而在中國注重識記；西人注意直觀教學，實物教學，而在中國只注重言語文字。他建議中國應從編寫兒童教學用書入手對兒童教育進行改革。
5、嚴復的教育思想
（1）「鼓民力」、「開民智」、「興民德」的「三育論」
嚴復是中國近代從德智體三要素出發構建教育目標模式的第一人，他在《原強》中首次闡發了他的「三育論」。所謂「鼓民力」就是提倡體育；「開民智」就是要全面開發人民的智慧，其核心是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取士和訓話辭章之學，講求西學；「興民德」主要是從改變傳統德育內容，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倫理道德，培養人民忠愛國家的觀念意識。
（2）「體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觀
1）倡導對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說要一體學習，但走了「全盤西化」的激進道路。
2）對西學的整體性和發展性的認識。他把近代科學按從基礎到應用的層次劃分為三類：玄學、玄著學、著學，認為這三類學科連成一體。還認為西學是一個發展的體系。
3）後來嚴復改變了以前「全盤西化」的傾向，提出了要構建一種融會中西，兼備體用的新文化體系的設想。
設想各階段的教學內容和方法應該是：
小學階段以十分之九的時間學習「中學」，教學目的是使學生能，粗通經義史事。教學法應「減其記誦之功，益以講解之業」。
中學階段主要教授西學，並且一切功課皆用洋文授課。
高等學堂，只設西學教習，不設中學教習。
6、清末新政時期的教育改革
（1）「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的頒布
1902年，在管學大臣張百熙的主持下擬定了一系列學制系統文件，
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制定的全國性學制系統---最早頒布，具體規定了各級各類學堂的性質、培養目標，入學條件、在學年限、課程設置和相互銜接關係。
壬寅學制雖經正式公布，但並未實行，第二年，光緒《奏定學堂章程》，1904年1月頒布執行，該學制稱癸卯學制。---「最早被實施」
癸卯學制縱的方面把整個學程分為三段七級，第一段為初等教育，分為蒙養院四年，初等小學五年，高等小學四年，共三級十三年；第二階段為中等教育，僅設中學堂一級，五年；第三階段為高等教育，分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三年，分科大學堂三年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級十一年到十二年。兒童從七歲入學，到通儒院畢業，共計二十六年。橫的方面除直系各學堂外，另有師範教育及實業教育兩個系統。
（2）廢科舉，興學堂
科舉制度從改革到廢除共經歷了改革科舉內容、遞減科舉中額、到完全廢止三個步驟。終於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下詔「立停科舉以廣學校」。鄉試、會試一律停考，各省歲科考試也隨即停考，至此，共實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考試，終告廢除。
（3）建立教育行政體制
1905年，中央成立了學部，並將原來的國子監併入學部，學部的最高長官叫尚書。
1906年各省設提學使司，專管全省教育事務。
府廳州縣設勸學所，下分若干學區，每區設勸學員，具體管理學務。
（4）制定教育宗旨
中國近代教育宗旨的正式頒布是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
由學部明定教育宗旨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
7、清末的留學教育
這一時期因新政的實施，留學教育再掀熱潮，以日本和美國為主。
（1）留日教育
（2）「庚款興學」與留美教育
即由列強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用於在中國興辦教育事業。始於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山西處理庚子事件善後事宜，提議將山西省應攤派的賠款銀50萬兩用於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使官商士庶子弟肄習，不再受迷惑」。因此於1902年建立山西大學堂，經費由賠款開支，學校大權由李提摩太掌管，直到辛亥革命後方收回。退還庚款的總倡導者是美國。1908年，美國政府決定將應得的賠款的一半，即1078萬多美元「退還」中國，作為派遣留學生赴美之用，並在北京創辦了一所留學預備學校，即清華學堂。經費使用由美國派員監督。隨後其他列強也退還部分賠款，以這筆資金建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用於給在華文化團體開展活動的資助。「庚款興學」反映了列強在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浪潮下，更加重視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影響滲透的趨向。
《中國教育史》講義（背誦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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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近代教育體制的改革
1、民國初年的教育改革
（1）制定教育方針
1912年7月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談論並通過了新的教育方針，
（2）頒布學制
1912年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該學制系統框架，因當年為壬子年，所以又稱作壬子學制。壬子學制與癸卯學制相比的近步：
1）縮短了三到四年的學習年限；
2）取消畢業獎勵初升，消除了科舉制度的陰影；
3）女子教育取得一定地位，開創男女同校；
4）課程上增加了自然科學和生產技能的訓練；
5）教育更加聯繫兒童實際，適合兒童身心發展特點。
壬子學制公布後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陸續公布了《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大學校令》、《實業學校令》等一系列法令規程，這些法令規程使壬子學制更加充實和具體，二者綜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全面完整的學制系統，稱為「壬子癸丑學制」。
（3）頒布課程標準。
廢止了癸卯學制中的「讀經講經」課，突出近代學科和資本主義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但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採取了批判繼承的態度；關注對學生的美感和情感教育，注意課程的應用性、平民化和首腦協調發展的特色。
2、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與實踐
（1）「五育並舉」的教育方針
五育包括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其中，前三者偏於現象世界之觀念，隸屬於政治教育；後二者以追求實體世界之觀念為目的，為超軼政治之教育。
（2）改革北京大學的教育實踐
1、抱定宗旨、改變校風
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就是明確大學宗旨，並為師生創造研究高深學問的條件和氛圍。
第一，改變學生的觀念：（1）抱定宗旨：學校及研究高深學問之地；（2）砥礪德行；（3）敬愛師長。
第二，整頓教師隊伍，延聘積學熱心的教員：蔡元培在教師聘任上採取「學詣」第一的原則。
第三，發展研究，廣積圖書，引導師生研究興趣：大學不僅是傳授知識的機關，而且是要創新知識，推動學術進步的場所。他率先在國內大學中設立了各科研究所，並注意豐富圖書館藏書。
第四，砥礪德行，培養正當興趣：要求學生砥礪德行，敬愛師長，並成立了各種學生組織以培養學生興趣。
2、貫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原則
大學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學問，但並不是研究某一家或者某一派的學問，更不是研究某些人指定的學問。這一原則在教師的聘用上得到充分體現，同時也是辦理北京大學的基本指導思想。這一原則體現了蔡元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在當時具有衝破封建專制思想的作用，是積極進步的。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第一，成立全校最高立法和權力機構：評議會
第二，成立全校最高行政執行機構：行政會議
第三，建立全校教務傳導機構：教務會議及教務處
第四，建立主管全校人事和事務工作的機構：總務處
第五，成立各學門教務管理機構：教授會
4、學科與教學體制改革
在學科與教學體制改革上，蔡元培採取了以下措施：
擴充文理，改變「輕學而重術」的思想；溝通文理，廢科設系；改年級製為選科制（學分制）。
（3）教育獨立思想
蔡元培認為教育與政黨之間，宗教之間存在這矛盾，因此教育應該獨立，教育獨立主要包括了以下內容：教育經費獨立，教育總長不得因政局的變動而頻繁變動；教育學術和內容獨立，教育方針應保持穩定，不受政治的干擾；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
3、新文化運動時期和20年代的教育思潮與教育改革運動
（1）平民教育思潮
由於政治立場、思想傾向等的不同，平民教育運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部分：
①一部分以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的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為代表。
他們認為平民教育必須符合勞動人民謀求自身解放的根本利益，應該與破除階級統治的革命鬥爭同時進行。要真正解決平民教育問題，必須先解決經濟和政治制度問題，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條件下，工農勞苦大眾才能獲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
為此，1919年鄧中夏發起組織了「平民教育講演團」及負責籌備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這些都是平民教育運動的實踐。
②另一部分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代表。
他們在杜威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下，把平民教育視為救國和改良社會的主要手段，希望通過平民教育來實現平民（民主）政治。
為此，北高師師生於1919年組織了平民教育社；朱其慧、陶行知、晏陽初於1923年組織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
（2）工讀主義教育思潮
以工兼學、勤工儉學、工人求學、學生做工、工學結合、工學並進，培養樸素工作和艱苦求學的精神，以求消除體腦差別。
①北高師學生1919年發起組織工學會。
基本觀點：倡導工學主義
②少年中國學會成員王光沂發起組織北京工讀互助團。（無政府主義者）
將工讀視為實現新組織、新生活、新社會的有效手段。本著互助合作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將工讀互助團辦成。
③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提出了工人和農民的工讀問題，同時也支持青年學生的工讀互助實驗，尤其號召知識青年到工農中去，初步提出了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的思想。
④純粹的工讀主義者，他們把工讀單純看作是解決青年失學問題的好方法。
（3）職業教育思潮
職業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實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發展演變而來。在對職業教育概念的最早闡述上，涉及授人一技之長和促進實業發展這二點職業教育思潮的基本內涵。早期主張實用主義教育的人士大多轉而提倡職業教育，思潮逐步形成。1917年黃炎培發起組織中國近代第一個研究倡導實驗和推選職業教育的專門機構：中華職業教育社，進一步從理論上探討、在實踐中推選職業教育，思潮過到高潮。
（4）實用主義教育思潮
形成思潮的原因：杜威的思想適應了中國國內希望社會改良的要求和教育救國、教育改革的主張。其中，「社會的改良全賴學校」的觀點和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兒童中心正符合了教育救國和改革傳統教育的需要。
（5）勤工儉學運動
1912年吳稚暉、蔡元培等在北京發起「留法儉學會」並設預備學校。1915年蔡元培等人在法國創立「勤工儉學會」，明確提出「勤於工作，儉於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為宗旨。在華工教育中創造了半工半讀的教育形式，產生最初的工讀主義教育思想。1919看至1920年底，留法勤工儉學達到高潮。早期共產主義者是此階段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主要發起組織和參加者。至此，勤工儉學運動的內容與性質都發生了變化，從通過勤工與儉學以維持學業，提高到以儉學與勤工相結合，探索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出路的認識高度。
（6）科學教育思潮
①以任鴻雋為代表的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誌。
認為科學教育的基本內涵是物質上之知識的傳授以及應用科學方法於教育研究和對人科學精神、科學態度的訓練。
②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通過文化反思倡導科學啟蒙，主張以理性態度看待中國傳統教育，建設未來教育。
③以胡適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將科學的方法理解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以之為解決一切學術和社會問題的有效方法，是一種較為具體的科學教育主張。
（7）國家主義教育思潮
於20世紀20年代初在中國興起，其內涵為：①以教育為國家的工具；②教育是國家的任務。其主旨在於以國家為中心，反對社會革命，通過加強國家觀念的教育來實現國家的統一與獨立。1923年曾琦李磺在法成立「國家主義青年團」，余家菊和李磺合著《國家主義的教育》，標誌著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重振。
（8）學校教學改革與實驗
受實用主義教育和科學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初，當時在西方國家流行的以反傳統為旗號、以兒童活動為中心的各種教學法相繼傳入中國，並都有熱衷者嘗試作引進課堂的實驗。
4、教會教育的擴張與收回教育權運動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傳教士獲得在內地傳教的權利，教會學校迅速擴大，北京也出現了教會學校，如1864年建立的育英學堂和貝滿女學堂。到70年代，已有少量教會中學出現，如山東登州文會館，前身是1864年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創辦的蒙養學堂，1877年升格。教會學校的招生對象，也由主要收容貧窮子弟轉向注重吸收富家子弟特別是新興買辦階級子弟入學。19世紀末，隨著列強對華侵略的加深，教會學校更加發展，到1899年增至2000所左右，學生達4萬人以上。一些學校後升格為大學，比較著名的有蘇州的博習書院（1901年改為東吳大學），上海的聖約翰書院（1905年改為聖約翰大學），廣州的格致書院（1916年改為嶺南大學），還有杭州之江大學、武昌華中大學（1910年）、南京金陵大學（1910年）和金陵女子大學（1915年）、北京燕京大學（1916年）等。天主教會辦的大學，著名的有上海的震旦大學（1903年）和北京的輔仁大學（1925年）。民國初年，中國國立大學只有北京大學、山西大學和北洋大學3所，私立大學有5所，而教會大學有14所，可見當時中國高層次教育事業的優勢為外國人所把握。
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雜誌》第四卷第3期上發表《教育獨立議》，極力主張教育脫離政黨與宗教而獨立，率先舉起反基督教教育的大旗。
1923年9月，余家菊在《少年中國》月刊上發表《教會教育問題》一文，率先提出了「收回教育權」的口號，要求對教會學校「施行學校註冊法」。在社會各界特別是教育界和學生界引起強烈反響。
1924年6月，「廣州學生收回教育權運動委員會」宣告成立。
7月，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會，討論外人在華設學和收回教育權問題。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開封召開年會，通過《教育實行與宗教分離》和《請取締外人在中國設立學校》。
1924年，收回教育權運動達到高潮，全國各地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教會學生紛紛退學，一些知名學者也振臂吶喊，聲援學生運動。政府迫於壓力，也採取了一些實際行動，1925年5月，浙江省發出通令，禁止全省所有學校宣傳宗教。
5、1922年「新學制」
（1）七項標準
適應社會進化需要；發揚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實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於普及；多留各地伸縮餘地。
（2）學制體系與特點。
由於該學制採用的是美國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又稱「六三三學制」。
新學制的特點：
①根據學齡兒童的身心發展規律，劃分教育階段；六三三學制中各教育階段基本上是依據我國青少年身心發展特點來劃分的，這在我國近代史上是第一次；
②初等階段教育趨於合理，更加務實；
③中等教育是改制的核心；
④新學制增加了職業教育；（其中最顯著的特點是兼顧升學和就業）
⑤師範教育方面種類增多，程度提高；
⑥高等教育階段縮短年限，取消大學預科。
缺陷：脫離中國實際，照搬了美國的模式。
十、南京國民政府的教育
1、教育宗旨與教育方針的變遷
（1）黨化教育
1924年，模仿蘇俄「以黨治國」模式，強調政治上一切舉措都以黨綱為依據，教育也不例外。1926年7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通過《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闡述了「黨化教育」的涵義，所謂「黨化教育」，就是在國民黨指導之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眾化」、「科學化」、「社會化」，即把教育方針建立在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國民黨的「黨義」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組學校課程，不僅造就各種專門人才，尤其要使學生走出學校後都能做黨的工作。
（2）「三民主義」教育宗旨
1928年，中華民國大學院第一次全國會議通過的《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說明書》，解釋三民主義教育「就是以實現三民主義為目的的教育，就是各級教育行政機關的設施，各種教育機關的設備和各種教學科目，都是以實現三民主義為目的的教育」。
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並由國民政府正式公布之的「三民主義」教育宗旨為：「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髮展，以促進世界大同。」至此，「三民主義」教育宗旨終告形成。
（3）「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教育方針
抗日戰爭爆發後的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來「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教育方針，頒布了「一切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的《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領》一方面採取了一些戰時的教育應急措施，另一方面強調維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
這一方針政策是一項並不短視的重要決策，它即顧及了教育為抗戰服務的近期任務，也考慮了教育為戰後國家建設重建和發展的遠期目標，使得教育事業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仍能苦苦支撐，並在大後方西南、西北地區還有所發展。
2、教育制度改革
（1）大學院和大學區制的試行
1927年6月，國民黨教育行政委員會，仿照法國教育行政制度，中央設中華民國大學院主觀全國教育，地方試行大學區，取代民國以來中央政府設教育部、各省設教育廳的教育行政制度。任命蔡元培為大學院院長，公布了《中華民國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機關，隸屬國民政府，管理全國學術和教育行政事宜。
同時，通過了《大學區組織條例》，次年公布。規定全國各地按教育、經濟、交通等狀況劃分為若干個大學區，每區設大學1所，大學設校長1人負責大學區內一切學術和教育行政事務。大學區下設高等教育處、普通教育處、擴充教育處等。大學區的最高審議機構是評議會。
（2）「戊辰學制」的頒行
1928年中華民國大學院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以1922年學製為基礎並略加修改，提出《整理中華民國學校系統案》，即「戊辰學制」。「戊辰學制」分組織和系統兩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1）根據本國國情；（2）適應民生需要；（三）增高教育效率；（四）提高學科標準；（5）謀個性之發展；（6）使教育易於普及；（7）留地方伸縮之可能等七項原則，第二部分為學校系統。
3、學校教育發展
（1）初等教育
三個階段：1927-1937年是初等教育的穩定和發展時期，教育建設實行法制化；抗日戰爭時期，時局動蕩中仍能維持一定發展；抗戰勝利後，受到扼殺。
（2）中等教育
三個發展階段：在統治的最初十年里，通過一系列中等教育法規的頒布，保證了中等教育的發展。抗戰時期由於採取「抗戰救國」方針，中學數量增長較快。抗戰勝利後，全國中學的數量達到最高點。
（3）高等教育
國民黨政府時期的高等教育，前十年可以說是穩步發展，逐步定型。抗日戰爭爆發後的一般時期里開始下挫，但到抗戰勝利後，大學學校和學生數量都達到最高點。
（4）抗戰時期的學校西遷
抗日戰爭時期，為保存國家教育實力，國民政府將沿海地區不少著名大學西遷，高等教育的基本不僅得以保存，還獲得了一定發展。使抗戰時期中國的高等教育呈發展態勢，學校和學生數比戰前有較大增長。
4、學校教育的管理措施
（1）訓育制度
訓育制度是國民黨政府在學校里進行常規政治思想教育、進行管理的基本組織形式。國民黨政府在中、高等學校都設有訓育處或訓導處，由訓導長或訓育主任一人負責，他們必須是國民黨員。他們在訓育員的輔助下，領導各年級組的導師，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工作。訓育員或者導師除了對學生的品德、生活進行訓導以外，還經常接受國民黨黨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交給的任務，在抗戰以前特別注意在學生中做反共宣傳、即所謂揭露「共匪罪惡」的宣傳。他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嚴密控制學生的思想和行為，「考查學生所閱刊物及友類平時之言論行為，以便偵悉其對本黨之態度及其生活與思想。
（2）中小學校的童子軍訓練
童子軍是一種使兒童少年接受軍事化教育訓練的組織形式，於民國初年傳入我國。1926年3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由中央青年部組織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委員會，統轄廣州革命政府區域內的童子軍組織和教育活動。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中央青年部撤銷，於國民黨中央訓練部下設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1928年5月，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童子軍總章》，規定凡12-18歲之青少年皆須入伍受童子軍訓練。1933年10月，中國童子軍總會籌備處公布《中國童子軍總章》，其中規定：中國童子軍「以忠孝仁愛和平為訓練之最高原則」，以「智、仁、勇」為教育目標。1934年11月1日，中國童子軍總會正式成立，蔣介石為會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7月31日，中國童子軍總部頒布《童子軍戰時服務大綱》，對童子軍的組織和訓練更為加強。同年11月，教育部公布《中國童子軍戰時後方服務訓練辦法大綱》，強調童子軍活動為戰時需要服務。
（3）高中以上學生的軍訓
1927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通過的《國民政府教育方針草案》提出了「各學校要增設軍事訓練」。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炮轟濟南，製造了「五冊」慘案。激於民族義憤，大學院下令全國專門學校一律增加軍事教育課程，1929年1月，教育部頒發《修正高中以上學校軍事教育方案》，規定高中以上學校軍事科每學年三學分兩年共六學分，1933年3月，蔣介石下令國民政府軍政部、教育部、訓練總監部：梵谷中以上學校學生軍訓不合格者，不得補考、投考大學。這就將軍訓作為完成學業和升學的必要條件。
（4）中學畢業會考
國民黨教育部於1932年5月公布「中小學學生畢業會考暫行規程」，規定：「各省縣市教育行政機關為整齊小學初級中學，高級中學普通科學生畢業程度及增進教學效率起見，對所屬各中小學應屆畢業生經原校考查及格之學生舉行會考。」1932年12月公布「中學學生畢業會考規程」，對會考辦法，作了詳細的規定。1934年4月又公布「師範學校學生畢業會考規程」。嚴令實行。實行會考制度，使畢業班的學生在短時期內連續進行三次考試，畢業考試及格後，准參加畢業會考，畢業會考及格取得畢業資格，才准予參加升學考試，這就迫使學生為個人前途，埋頭功課，應付考試。
《中國教育史》講義（背誦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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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教育
1、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形成
（1）蘇維埃文化教育總方針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在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明確提出了蘇維埃政權的教育方針：「工農勞苦群眾，不論男子和女子，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教育」。
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更具體、明確地表述了蘇區教育的根本方針：「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大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在於使廣大的勞苦群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2）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方針政策
1）「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政策
隨著戰爭形式的發展深入，一方面要面對日寇瘋狂進攻，另一方面要考慮未來的發展，需要團結更多的社會力量加入到抗戰中來，尤其需要依靠知識分子的力量，通過文化教育工作開展支援戰爭。1939年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中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戰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化為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統一戰線，黨的群眾公眾路線具體化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針政策。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吸引了大批知識青年、著名文化學術界人士，具體反映了在教育工作中堅持統一戰線的影響。
2）「幹部教育第一，國民教育第二」的政策
1941年，林伯渠明確提出「幹部教育第一，國民教育第二」的政策。「幹部教育第一」政策的提出是出於民族解放戰爭的需要、根據地文化教育的實際狀況和黨的未來事業發展的準備。
3）「實行生產勞動」的教育政策
抗日根據地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實行生產勞動」的政策，一方面是出於抗戰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於對青年教育的需要。
4）「民辦公助」的政策
「民辦公助」就要充分發揮民間辦學的積極性，充分尊重民眾對學校學制、教育內容的需求，同時，也強調通過公助的形式加強對學校的指導和管理。
（3）「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方針
毛澤東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既是文化的方針，也是教育的方針。
所謂「民族的」，是指新民主主義教育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尊嚴，帶有民族特性的教育。它不一概排除外國教育，也不「全盤西化」，而是取其精華，棄之糟粕。具有民族的形式和特點而與新民主主義的內容相結合，即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
所謂「科學的」，是指新民主主義教育是反對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與實踐統一。它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對中國古代和近代教育既不一概否定，也不因循守舊，而是剔除封建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華。
所謂「大眾的」，是指新民主主義教育是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的，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教育，因而又是民主的。它把革命幹部和群眾的教育互相區別和聯繫，把普及和提高互相區別和聯繫，是人民大眾的有力武器，是革命總戰線中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
2、幹部教育
（1）幹部在職培訓
這種教育形式開展得最早，目的在於提高在職幹部水平或訓練某種專業人員，主要通過幹部訓練班、在職幹部學校實施。
（2）幹部學校教育
1）高級幹部學校
高級幹部學校主要是培養黨政高級幹部，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幹部學校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蘇維埃大學、紅軍大學等。
2）中層幹部學校
中層幹部學校是為各個部門培養中層幹部，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幹部學校有中央農業學校、中央列寧師範學校、高爾基戲劇學校等。
（3）「抗大」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是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直接領導和關懷下創建和發展起來的一所培養抗日軍政幹部的學校，是抗日根據地幹部學校的典型。
1）抗大概況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中共中央決定續辦紅軍大學，1936年6月，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在陝北瓦窯堡成立，1937年1月改名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遷延安。從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到抗大，總校先後辦了8期，同時還辦了12所抗大分校，培養了20多萬軍政幹部。
2）抗大的教育方針
抗大的教育方針是1938年3月5日，毛澤東為抗大第三期同學會成立的題詞，即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便一定能夠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
所謂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
所謂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是指生活上的艱苦樸素，工作中的刻苦勤奮，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
所謂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指掌握和運用游擊戰的方法，與侵略者展開持久戰。
3）抗大的政治思想教育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學習理論，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其次，學習中共黨內鬥爭的文件，提高黨性意識；其三，開展群眾性的自我教育；其四，嚴格的組織紀律要求。
4）抗大學風
最重要的是：理論聯繫實際。
陝北公學：成立於1937年，在延安。對青年進行抗戰必要理論和實踐的學習和訓練。宗旨：三分政治七分軍事。
3、群眾教育
群眾教育的形式多樣、生動活潑，尤其是經過整風運動和整學，社會教育糾正了以往脫離邊區實際的傾向，取得很大發展。其組織形式主要有冬學、民校（民眾學校）、夜校、半日校、識字班（組）、讀報組，以及劇團、俱樂部、救亡室等，其中冬校和民校適應分散的農村群眾和生活實際，是最受歡迎、最普遍、最廣泛的社會教育形式。在興辦冬學、培養師資的同時，各根據地還積極組織編印了課本，如《識字課本》、《日用雜誌》、《莊稼雜字》等。
4、普通教育
（1）根據地的小學教育
1）發展歷程
抗日根據地的小學教育基本延續蘇區的制度，學制五年，前三年為初小，後兩年為高小。抗戰初期，各根據地初小較多，高小較少。民主政權建立後，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陝甘寧邊區還廢除了國民黨的42種稅捐，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在文化上翻身有了要求，也有了條件。在陝甘寧邊區大力發展教育，且成績斐然。
抗日根據地的小學教育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延安整風之前，陝甘寧邊區的小學教育反覆較大。抗戰開始後，由於大批知識青年和文化人士的到來，推進了根據地教育的發展，但也帶來了「舊型正規化」思想。其後，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教育發展走向了極端。由於後來的糾正，小學教育的發展才得以繼續健康發展。
2）辦學形式「游擊小學」、「兩面小學」、「聯合小學」等形式。
3）教育內容
抗日根據地小學教育內容十分注意適應戰爭的需要。邊區小學的課程，初小設國語、算術、常識、美術、音樂、勞作、體育。高小增加政治、自然、歷史、地理、。勞作以生產勞動為主，體育以軍事訓練為主。在《邊區小學教育實施綱要》中，社會活動、生產勞動均為正式課程。有些條件差的根據地，初小隻設國語、算術兩門。
（2）解放區中小學教育的正規化
1946年春，陝甘寧邊區召開中等教育會議，討論研究了學校正規化的問題，山東解放區也召開全省第二次教育會議，討論了該問題，但不久，由於國民黨的進攻，教育的正規化變得舉步維艱。
到了1948年，隨著華北和東北大部分地區和許多大中型城市獲得解放，解放全中國的態勢已經形成，教育的正規化又重新提上日程。
1948年7月，華北解放區的太行行署、冀中行署分別召開會議，教育正軌化意向露出端倪。之後，東北行政委員會第三次教育會議、華北中等教育會議、山東解放區第三次全省教育會議相繼召開，都討論了教育正規化問題。東北教育會議對東北的解放區的學製做出了明確規定：小學六年，四二分段；中學六年，三三分段，高中可視地方情形實行分科制，師範四年，簡易師範兩年。並要求加重文化課的比重，還對學校管理、教學方法、教師待遇等做出了相應規定。華北、山東解放區的教育會議也做出了精神大致一致的規定。對此中共中央也及時做出了反應。以後，各解放區在研究中等教育正規化的同時，也參照中等教育改革精神，對小學教育的正軌化進行了醞釀和探索。
解放戰爭期間從教育糾偏起，經各解放地區著手教育正軌化的工作，普通中小學有很大發展。
（3）解放區高等教育的整頓與建設
第一，辦抗大式訓練班；第二，解放區原有的大學進一步正軌化；第三，創辦新大學。
5、革命根據地教育的基本經驗
（三）現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論與實踐
1、楊賢江與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
（1）論教育本質
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闡明教育的本質，是楊賢江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對當代教育理論的一大貢獻。在新教育大綱中他說：「教育為『觀念形態的勞動領域之一』，即社會的上層建築之一。」建立於經濟基礎之上，取決於經濟基礎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在承認教育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同時，也不否認教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手段，教育具有雙重屬性。
楊賢江通過對教育進化的考察對教育本質演變作了具體的分析。教育起源--私有制產生後的變質---未來社會回復其本義。
（2）「全人生指導」與青年教育
（1）對青年問題的分析
產生青年問題的原因：一是青年期是身心發生顯著而重要變化的時期；二是社會動蕩劇變更易導致青年問題。
（2）全人生的指導
全人生指導是指對青年進行全面關心、教育和引導，既要關心他們的文化知識，又要對他們生活中的各種實際問題進行正確的指點和疏導，使之德、智、體諸方面都能得以健康成長，成為一個「完成的人」，以適應社會的改進。
指導青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是楊賢江青年教育思想的核心。
主張青年要干預政治，投身革命。
強調青年必須學習，學習是青年的權利與義務。
楊賢江對青年生活的指導性意見----完滿的青年生活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第一，健康生活（體育生活）
第二，勞動生活（職業生活）
第三，公民生活（社會生活）
第四，文化生活（學藝生活）
具有正確生活態度的青年所應有的特徵是：活動性、奮鬥性、多趣性、認真性。
宗旨是：要有強健的體魄和精神，要有工作的知識的技能，要有服務人群的理想和才幹，要有豐富的風尚和習慣。
2、黃炎培的職業教育實踐
（1）職業教育的探索
①癸卯學制頒行後，普通教育發展速度遠高於實業教育，二者比例極不相稱。
②一戰期間，民族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各種技術和管理人員嚴重短缺。
③1917年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後發表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標誌著黃炎培為代表的職業教育思潮的形成。
④黃炎培早期職業教育思想更多以解決個人生計問題為重，認為職業教育的要旨有三：「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世界、國家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⑤20看年代起提出「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的職業教育目的。20年代中後期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的觀念。認為辦職業教育必須聯絡和溝通所有教育界和職業界，參與全社會的活動和發展，更多地探尋了職業教育外部環境的適應問題。
（2）職業教育思想體系
①職業教育的作用和地位
第一，職業教育的理論價值：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第二，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作用：有助於解決中國最大最急需解決的生計問題。
第三，在整個教育體制中的地位：一貫的、整個的、正統的
②職業教育的目的：
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
③職業教育的方針
第一，社會化。內涵包括辦學宗旨的社會化；培養目標社會化；辦學組織的社會化；辦學方式的社會化。
第二，科學化。
④職業教育的教學原則：
手腦並用、做學合一、理論與實際並行、知識與技能並重
⑤職業道德教育：敬業樂群
3、晏陽初的鄉村教育實驗
（1）「四大教育」與「三大方式」
「四大教育」：
①以文藝教育攻愚，培養知識力
②以生計教育攻窮，培養生產力
③以衛生教育攻弱，培養強健力
④以公民教育攻私，培養團結力
三大方式：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家庭式教育
（2）「化農民」與「農民化」
晏陽初提出「農民科學化，科學簡單化」的平民教育目標。並認為欲化農民，須先農民化，即徹底地與廣大農民打成一片。
評價：作為一個教育救國論者，所提出的中國農村四大問題只看到了社會現象的表層，沒能認識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封建殘餘的剝削，才是造成它的根源，否認了社會問題的根源是階級剝削和壓迫。把鄉村建設作為一種社會改革運動，其實上是一個不徹底的資本主義運動，結果以失敗告終。
但其可取之處在於其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理論有中國特色，確實給實驗區人民帶來了一定的實惠。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打破了狹隘的教育觀念。
4、梁漱溟的鄉村教育建設
（1）鄉村建設和鄉村教育理論
所謂鄉村建設，是一種力圖在保存既有社會的基礎上，通過鄉村教育的方法，由鄉村建設引發社會工商業發展，實現經濟改造和社會改造。
①中國問題的癥結
中國社會自始自終走著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表現為遇事安分、知足、寡慾、攝生，取一種向自身內求「調和持中」的有理智、有意識的態度。中國的問題就是文化的失調。
②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鄉村建設
第一，從社會歷史看，中國不存在經濟意義上的階級對立，不會產生階級對抗。因此社會革命在中國已不可能，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鄉村建設。
第二，從社會現狀看，中國社會是鄉村社會；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在鄉村，中國如要從頭建設，必須一點一滴從鄉村建設起。
③鄉村建設與鄉村教育
鄉村建設就以鄉村教育為方法，而鄉村教育以鄉村建設為目標。
一方面，解決中國文化失調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改造其實是個教育的過程。所以鄉村建設是納社會運動於教育之中，以教育完成社會改造。
（2）鄉村教育的實施
①鄉農學校的設立：以教育的力量替代行政的力量。
②鄉農學校的教育內容：所有教育內容強調服務於鄉村建設，密切適合農村生產生活的需要。
評價：鄉村建設理論和鄉村教育思想本質上是一種中國知識分子通過改造中國農村來改良中國社會的理想，是在探索拯救中國的第三條道路，但是否認階級鬥爭，體現了消極的一面，可取之處在於認識到中國問題是農村問題，立足於文化傳統來思考中國社會的改造，對農村有一定的貢獻。
5、陳鶴琴的「活教育」探索
（1）兒童教育和「活教育」實驗
陳鶴琴重視兒童教育，研究總結兒童生理心理發展的基本特徵，明確提出了「活教育」主張。
1940年，陳鶴琴來到江西泰和，籌建省立實驗幼稚師範學校，並附設小學和幼稚園以及校辦農場，開展「活教育」實驗。1941年1月創辦《活教育》雜誌，標誌著有全國影響的「活教育」理論的形成和「活教育」運動的開始。1942年初，幼師附設嬰兒園，1943年春，幼師改為國立幼稚師範學校，並增設專科部，至此，「活教育」實驗形成了包括專科部、幼師部、小學部、幼稚園、嬰兒園五個部門的幼兒教育體系。
（2）「活教育」思想體系
①「活教育」的目的論
「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其中，「做人」是「活教育」最為一般意義的目的。
「做中國人」意味著要愛護這塊生養自己的土地，愛自己國家長期延續的光榮歷史，愛與自己共命運的同胞。
對於「做現代中國人」，陳鶴琴則賦予它五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有健全的身體」；第二，「要有建設的能力」；第三，「要有創造的能力」；第四，「要能夠合作」；第五，「要服務」。
②「活教育」的課程論
「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即讓兒童在與自然、社會的直接接觸中，在親身觀察中獲取經驗和知識。儘管陳鶴琴主張從自然和社會中直接獲取知識，但他並非絕對強調經驗，決然否定書本。陳鶴琴又具體將活教育課程分為五類：兒童健康活動、兒童社會活動、兒童自然活動、兒童藝術活動、兒童文學活動。
③「活教育」的教學論
「做中教，做中學，做中求進步」是「活教育」教學方法的基本原則。
依據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原理及自己的經驗，提出了17條「活教育」的教學原則
此外，陳鶴琴還歸納出「活教育」教學的四個步驟，即：實驗觀察、閱讀思考、創作發表和批評研討。
6、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與實踐
（1）「生活教育」實踐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內容。對這一理論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我們對他的教育活動及思想的理解和認識，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我們當今教育事業的發展與進步。在陶行知的教育生涯中，生活即教育是他畢生所追求的。在他的教育行動、理論中，到處都體現了這一點。陶行知認為，生活、實踐是教育的生命線。凡是成功的教育都必須來自生活、實踐並始終與生活、實踐保持密切聯繫；陶行知十分重視實踐的作用，並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陶行知注重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與人民的生活實際相結合。
（2）曉庄學校
中華教育改進社創辦的新型學校。原名試驗鄉村師範學校。1927年3月15日創立，校址在中國江蘇南京神策門（後改和平門）外勞山下的農村曉庄。後又陸續增設曉庄中心小學、中心幼稚園和民眾夜校、曉庄醫院、鄉村救火會等社會文化教育機構，遂於1928年2月改名為曉庄學校。陶行知任校長。辦學宗旨是「要造就好的鄉村教師去辦理好的鄉村學校」，通過改造鄉村教育進而改造農村。目標是「培養鄉村人民兒童所敬愛的導師」。要具有「健康的體魄，農人的身手，科學的頭腦，藝術的興味，改造社會的精神」。是「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曉庄辦學的理論就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教育方法，叫做生活法，即「教學做合一」。它的全部課程，就是全部生活。共有5門：①中心小學生活教學做。②中心小學行政教學做。③師範學校第一院院務教學做。④征服天然環境教學做。⑤改造社會環境教學做。曉庄的教師均稱指導員，他們與學生共教、共學、共做、共生活。曉庄學校先後招生共有一百幾十名。
（3）山海工學團
1932年陶行知草擬了《鄉村工學團試驗初步計劃說明書》，提出工學團要把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實施六大訓練，即：普通的軍事訓練、生產訓練、科學訓練、識字訓練、民權訓練和生活訓練。同年，他在上海與寶山之間籌辦了山海工學團。山海工學團包括青年工學團（青年夜校後改為共和茶園）、兒童工學團（兒童識字班）、婦女工學團、棉花工學團、養魚工學團和山海木工場等。
（4）「小先生制」
即把失學兒童組織起來，採取大的教小的，會的教不會的辦法，叫自動工學團。。學習內容主要是陶行知編的《老少通千字課》。此外工學團還修路、築魚池的堤，辦紅廟信用兼營合作社。
（5）育才學校
（6）「生活教育」理論體系
①生活教育理論的形成
受啟發於裴斯泰洛齊，直接影響於杜威教育思想。1927年在曉庄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其內涵為：「從定義上說；生活教育是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從生活與教育的關係上說；是生活決定教育。從效力上說；教育要通過生活才能發生力量而成為真正的教育。」
②生活即教育：這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
第一，生活含有教育的意義。
第二，實際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第三，生活決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
③社會即學校
第一，指「社會含有學校的意味」或者說「以社會為學校」。
第二，指「學校含有社會的意味」。
評價：社會即學校擴大了學校的內涵和作用，對傳統的學校觀、教育觀有所改變，使勞苦大眾能夠受到起碼的教育，滲透普及民眾教育的苦心。
④教學做合一
第一，要求「在勞力上勞心」。
第二，因為「行是知之始」。
第三，要求「有教先學」和「有學有教」。即：教人者先教自己，有學到知識就要去教別人。
第四，是對注入式教學法的否定。
評價：在教學做合一方法論原則下，相應對課程教材也提出改造意見，以培植學生的生活能力為追求，遵循學生的需要和可能，由此破除以學科知識為原則的課程傳統，談到了實踐的重要性，但卻忽似了間接知識的積累。
⑤生活教育的六個特點：生活的、行動的、大眾的、前進的、世界的、有歷史聯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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