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古思今說朋黨 古人有啥新看法

所謂「朋黨」，按《辭海》的解釋，原本指一些人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結，朋比為奸；後來泛指士大夫結黨，即結成利益集團。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古代官場，士大夫結黨是常事，發生朋黨之爭也是常事。東漢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黨爭、宋代的元祐黨案、明代的東林黨案便是其犖犖大者。這種黨派門戶之爭，不能說全無清濁是非之分，但互相攻伐的結果，往往是敵對的雙方都難免意氣用事，置國家社會利益於不顧，使政局變得日益混亂，政治變得益發腐敗。所以，不論所取何義，中國歷史上的「朋黨」問題都暴露了封建專制的陰暗一角。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者及其吹鼓手都提倡以禮儀教化為治，因而形成了講「德」治而不講法制的傳統。但在政治運作中，由於硬性的制度約束不健全，光靠軟性的道德教化來約束人，不能說一點效果沒有，但局限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那個時候，生產力很不發達，倉廩不實，腰包未鼓，人們的各種需要很難得到滿足。此時，光講一個人要知禮節、守禮節，不要有非分之想，顯然有唱高調之嫌，不合常情；倒是見利起意或見利忘義，時不時突破道德的底線去鑽制度的空子比較正常，也更合常理。求諸實際，官員們在替皇家辦事的過程中，為壓制甚至打擊政敵，獲取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的最大化，難免要常常利用同門、同鄉、同年等多種關係，結成各種利益集團，各類「朋黨」也就因此產生了。當各種利益攪和得如一團亂麻時，朋黨之爭也就日趨激烈，而朝政也日漸脫離正軌，走上邪途。儘管最高統治者也可能採取嚴厲措施以剷除朋黨，如唐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但由於歷代王朝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難以擺脫播龍種下跳蚤的怪圈，以至繼任者駕馭政治的能力越來越差，因而，朝政不僅難以因打擊朋黨而得到扭轉，反而因按倒葫蘆起來瓢的效應而益發腐爛下去。而且，一個王朝的壽命越長，朋黨問題就越是盤根錯節，就越可能在這種擾攘不息的政爭中走向盡頭。回顧歷史，漢、唐、宋、明，概莫能外。有趣的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的這種官僚政治中，歷朝歷代都有很多飽讀詩書、浸淫於儒家政治倫理的士大夫，他們不僅對前朝「朋黨」問題的為害之烈有深刻認識，而且對當朝「朋黨」問題也特別敏感，甚至神經過敏，到處捕風捉影，誣陷好人。他們多認為，「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誷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於是，就難免要以一副憂心忡忡的姿態提醒君上「塞朋黨之門」，「禁朋黨以厲百姓」。應該說，他們的動機是為了皇權永固，朝政清明；他們的目的是要防微杜漸，甚至未雨綢繆，這原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是常常搞過了頭，無中生有，無限上綱，甚至拿「朋黨」作整人的幌子，弄得滿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而君上一旦誤入這一圈套，雷霆大發，打擊的就是一大片，而且往往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君子遭殃小人得志。結果呢？必然就是正士遠離權力中心，抱道君子齒冷心寒，朝綱日漸紊亂，朝政日漸腐敗。如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主張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新政甫行，就遭遇到這樣的怪事：以呂夷簡、夏竦為首的保守派官員極力反對改革，反對新政，但他們並不直接攻擊新政，而是攻擊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殺手鐧就是誣衊范仲淹和歐陽修、尹洙、余靖等人結為「朋黨」。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黨」的帽子，就萬事休矣，因而氣得大文豪歐陽修牙根痒痒，立馬作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朋黨論》予以回擊。他的這篇《朋黨論》雄文，今天讀來，仍有深長意味。與常人朝結黨營私方面去看「朋黨」問題不同，歐陽修對「朋黨」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對「以同道為朋」的君子朋不必緊張，對「以同利為朋」的小人朋就不必客氣。為什麼？因為明道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所以，他提出，「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倘能如此，不僅不會引發朋黨問題，導致朝綱紊亂、朝政失序，而且還將達到「天下治矣」的目標。他所提出的「君子朋」與「小人朋」、「真朋」與「偽朋」的問題確實發人深思，只不過要王朝末期的君王退偽朋、用真朋，實在是太難了。明代自萬曆中葉以來，也是黨爭不斷。東林黨與宣黨、昆黨、齊黨、楚黨、浙黨互相傾軋，終於導致天啟年間閹黨專政的局面。夏允彝在論及明末朋黨之爭時，慨乎言之：「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始終，迄於敗亡者。以聰明偉傑之士為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顧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為黨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興，後出者愈不如前。」崇禎帝即位後，果斷地處理了閹黨逆案，似乎給晚明政治帶來了一線希望。遺憾的是，他雖然打擊了閹黨，穩住了陣腳，但並沒有能夠從朋黨的陰影中走出來，也沒有把大明政權從黨爭的陰影中拯救出來。崇禎帝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所以用人不專，獎懲隨意，朝令夕更，這就弄得官員們手足無措，動輒得咎。那些懷抱修齊治平理想的士大夫只好收拾起自己的那份責任感、使命感，首鼠兩端，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尸位素餐之徒就更是斯文掃地，結黨營私，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唯知緊緊地守護著自己的那點小利益。如此這般，無論是中朝的宦官，還是外朝的士大夫，結黨的活動不但沒有中斷，反而變本加厲，更甚於前。無怪乎崇禎帝看到這般情景也要喟然長嘆：「諸臣但知黨同伐異，便己肥家。」其時的大明政權，外有後金的強大威脅，內有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真是危如累卵，而與大明政權休戚相關的肉食官員們卻忙於結黨，忙於窩裡斗，沒有幾人真正為大明政權的存亡操心，崇禎帝又缺乏挽大廈於將傾的膽識、手段與能力，亡國的命運也就如影隨形，跟定他了。政治權力理當用來為天下謀利益謀福祉，但在不講法制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權力一眨眼就由公器變成了私器，變成了假公濟私、損公肥私的工具，上述朋黨現象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由公到私的這種演變，難怪在中國走出中世紀的新文化運動中，民主、自由和科學是那般受到現代中國人的頂禮膜拜。（摘自《光明日報》 棠溪）實習生丨李瑩瑩編輯丨凌陳微信用戶如何查閱及分享點擊右上角→發送給朋友點擊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或騰訊微博點擊右上角→複製鏈接，可發送到電腦上查看如何訂閱人民網微信添加朋友→查找微信公眾賬號：人民網添加朋友→搜號碼：people_rmw點擊右上角→查看公共賬號→添加關注↓↓↓點擊「閱讀原文」鏈接，查閱更多內容，喜歡此文請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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