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知徐州時期的文學創作思想

在「道」、「藝」並重的理論指導下,蘇軾的詩詞創作也收穫頗豐,他的《浣溪沙·謝雨》詞五首開創了農村題材的先河,反映了他的平民意識和與民同樂的人文精神。正是這種氣質使得他與眾人的交往真摯而長久,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僅在徐州時期就形成了「黃樓」盛景,引得年少風發的秦少游對他唱出「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的高歌。

蘇軾聲名不斷增高,已然成為全國公認的第一大才子。元豐元年(1078)9月,蘇軾在徐「黃樓」落成,他在慶典期間廣邀的知名學士,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黃樓大聚會,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文壇盛事,引起了整個學術界的高度關注,並很快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學集團,創造了輝煌的文壇盛事,令人矚目的「黃樓」時期享譽全國。後來成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和黃庭堅也在此期間正式投入蘇軾門下,為蘇門「四學士」的最終確立奠定重要基礎。

元豐元年(1078),黃庭堅自京作書投蘇軾,並獻上古風二首。蘇軾讀後對黃氏稱道不已,謂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疏闊者,亦莫得而友也。」蘇軾對這位人品非凡、文才拔萃的投師者表現出無限的欣慰與熱忱,對黃庭堅的人品,他在書簡中作了高度評價,並把他引為自己的知己:「佳谷卧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迴廊。茲時不少暇,俯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就在與黃庭堅交往的這一年,秦觀上京應試路過徐州,造訪蘇軾,臨別作《別子瞻學士》詩一首:「人生異趣各有求,繫風捕影只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徐州英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珠樹三株詎可攀,玉海千尋真莫測。一昨秋風動遠情,便憶鱸魚方洞庭。芝蘭不獨庭中秀,松柏仍當雪後青。故人持節過鄉縣,教以東來償所願。天上麒麟昔漫聞,河東鸑鷟今才見。不將俗物礙天真,北斗已南能幾人? 八磚學士風標遠,五馬使君恩意新。黃塵冥冥日月換,中有盈虛亦何算。據龜食蛤暫相從,請結後期游汗漫。」詩中的「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二句,遂成為千古名句,也成為文壇的千古佳話。字裡行間,充滿了對蘇軾的嚮往之情,並表達了終身追隨的決心。蘇軾對秦觀的熱忱也給予了積極的響應,請秦觀為黃樓作賦。至此,後來有名的「蘇門四學士」大部分已經跟蘇軾建立起了師生加文友的關係。

黃樓聚會也為蘇門「六君子」的形成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六君子」之一的彭城詩人陳師道早在蘇軾密州時期便與蘇軾開始了書信交往,但正式的文學交往到此時期才真正開始。蘇軾到徐不久,陳師道即往拜謁,後黃樓建成,陳師道作《黃樓銘》由衷地表達了對蘇公治水的感激之情,他在序言中寫道:「河決澶, 南傾淮泗,彭城當其沖,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 平地水深丈余。下顧城中,井出脈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壞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

當然,黃樓聚會也吸引了很多的知名人士。如,才氣清俊的詩人王鞏,顏太初之子顏復,杭州詩僧道潛等等享譽文壇的詩人。蘇轍、秦觀雖此時均不在徐州,但都作了《黃樓賦》,陳師道作《黃樓銘》,蘇軾寫下《九日黃樓作》,參寥等人也有詩作,堪稱一場宏大的文壇盛事。

整個「黃樓」時期,蘇軾結交了大批的文人,為蘇門文學集團的最終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除上面提到的知名人士之外,不得不提的便是雲龍山隱士——張天驥,蘇軾思想的轉變正是基於與他的頻繁交往。張天驥,字聖塗,又號雲龍山人,徐州人氏。其父張希甫晚年好道,習「辟穀道引」之術,其母亦信道。張山人受家庭影響早年便絕仕進之念,隱居在雲龍山下,躬耕南畝,侍養雙親。雲龍山叢巒環翠,風景優美。蘇軾常與賓客僚吏登山攬勝,並時常造訪於張山人。張山人隱居之處,環境極為清幽。正如蘇軾在《過雲龍山人張天驥》詩中描寫到的「荒田咽蛩蚓,村巷懸梨棗。下有幽人居,閉門空雀噪。西風高正厲,落葉紛可掃。孤僮卧斜日,病馬放秋草。墟里通有無,垣牆任摧倒。」從這些詩句中不難想像出這位隱居者性情之疏放。

熙寧十年秋,黃河決口,張山人因舊居被沖毀而遷居到地勢較高的雲龍山東麓。他畜有二鶴「甚馴而善飛」。為了放鶴、招鶴之便,張山人便在雲龍山頂修建了一座草亭,名曰「放鶴亭」。蘇軾為之作《放鶴亭記》,從衛懿公因好鶴而亡國及劉伶、阮籍之徒以嗜酒而留名後世談起,大大發揮了一番隱者之樂勝過「南面之君」的議論。他的這首傳誦千古的名篇使得張天驥和徐州同時不朽。更為後人留下了一段奇談。

蘇軾在與張天驥的頻繁交往中,漸漸吸納了道家思想,達到了一種新的境界,此時的蘇軾已超越了密州時期的由執著的「致君堯舜」發展到「超然」、「自達」,由單純的儒家思想進而為儒、釋、道的高度融合的思想境界,而且達到了更高一層的天人合一、「寓意於物」,「物我相得」的新境界。他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開始嚮往「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的生活方式,甚至時常「醉中走上黃茅崗,滿崗亂石如群羊。崗頭醉倒石作床,仰看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他醉卧路邊,以石為床,隨意的投身到大自然當中,確實達到了道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境界。這對他後期的思想影響深遠,乃至他的《前赤壁賦》也流露出「物與我皆無盡」的思想。當然,愛國愛民思想也一直伴他左右,和此時期的「超然」、「物我相得」思想一起形成他的精神支柱,成為他日後逆境中的精神力量。因此,蘇軾與張天驥的交往值得發掘和研究,蘇軾「黃樓」時期的建樹是他一生中難得的體驗與經歷,更成為他日後面對大風大浪的精神力量。

蘇軾在徐州期間政績顯赫,為徐州人民安居樂業創造了安定的環境,他還以他特有的方式為徐州的風土民情作了宣傳和傳承,為徐州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古迹,他用他的生花妙筆生動地描繪了彭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篇《放鶴亭記》,使得雲龍山上的放鶴亭成為千古名亭,徐州重要的文化古迹;一曲《永遇樂》,使得徐州燕子樓更為引人矚目;一首《九日黃樓作》,使得抗洪勝利的標誌性建築物永放光輝;兩首《百步洪》,讓世人見識了徐州曾經的著名景點;一篇《徐州蓮花漏銘》,讓古代著名的記時器重見天日……當然,他的詩文不光是文采飛揚,書法成就也不可小窺,現存的19幅徐州期間的作品,均為國寶級的珍品。如:「遠遊庵銘」(《致吳復古信札》),是精整的小楷,純粹「二王」風韻;「讀孟郊詩二首帖」,有「東晉風味」;「表忠觀碑」,是他中年時期的傑出的楷書作品;「北游帖」,是為他日後書法技巧和審美傾向改變所做的準備。熙寧末年,蘇軾重要的詩集《眉山集》問世,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徐州時期對蘇軾的整個人生來說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在徐州之前的四十年,蘇軾是一個匆匆過客,他各處任職,個人的才能未得到過充分的展示。只有在徐州期間,他才「第一次成為行動的人物」。他之前的文學創作在思想和藝術上處於一種分離的狀態,只有徐州期間才達到了完美的統一,綻放出成熟的魅力。總之,蘇軾在徐州期間,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創作方面,都出現了一種新的局面。這與徐州地區濃厚的文化氛圍是分不開的。徐州古屬宋、楚,距道家的發源地也不遠,漢代又長期為楚王國的封地。所以,無論道家思想的浸染還是大漢文化的熏陶,都為蘇軾思想與創作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更為重要的是,正是思想上的這種升華,才為不久之後所遭遇的「烏台詩案」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動力。而他在徐州時期創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更為他成為一代文豪奠定了基礎。他在徐州開創的「黃樓」盛世,不僅是對他行政能力的肯定,也為蘇門文學集團的形成打下堅實的基礎,為宋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作者系徐州師範大學戲劇戲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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